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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从强健中华民族的体魄与精神起步
在肇基于地球的认知体系中，说到我们生存的这个蓝色星球上最重要的事物，应该是人类的诞生与成长历程。
从进化论的角度阐述，因为有了地球，才有了人类——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亦可视之为人类的母亲。作为对地球母亲的回报，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人物、部落、民族及其组成的社会、国家，以古往今来的文明创造与贡献，彰显着各自存在的价值。
说到中华文明，中国人是自豪的。
按照我们曾经熟悉的说法，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人类历史上诞生过的“四大文明”，中国居其一，而且是文明之源流唯一未曾中断的泱泱大国。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由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创造中的高级文明。
在人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华文明曾占据人类社会的主流。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时期的中国是何等气派！“为了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古代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人是何等崇高！甚至在明朝初期，我们还有郑和七下西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波狂澜，若履平地”的伟大航海壮举。
为什么一俟近代，泱泱中华却落得一败于西洋，再败于东洋，天朝大国丧权辱国，任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曾经光耀世间的中华文明黯淡于人类主流社会之外，东方礼仪之邦的亿兆百姓沦为“东亚病夫”，仰人鼻息、看人脸色以苟活？
对这一近代百年历史，当今中国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清醒地指出——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文明史。悠久的历史，呈现一些规律性的历史看点，由此形成后世一些规律性的历史看法，譬如：2000年的历史看西安，500年的历史看北京，100多年来的近代历史看上海。
是说也，道出了上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具备的典型性。以此观之，“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的历史阐述，在上海也就具有了代表性。
说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深重苦难，不仅见诸于侵华战争的杀戮与掠夺、主权和国土的沦丧，更为卑劣的是东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人格的侮辱和蔑视——“东亚病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些，最直接地呈现在近代的上海。
从人类思维的深层看，这种意识行径卑劣的侮辱和蔑视，是对一个民族从体魄到精神两个层面所能承受的底线的挑战，应对挑战，成败与否，攸关“保国强种”还是“亡国灭种”之截然相反的两个不同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彼时的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时刻。
天欲坠，赖以柱其间。当此之际，谁人能从体魄与精神上起振一个民族的勇力与雄心，挽狂澜于既倒，拯中华于危难之时？
从宏观的层面上讲，是无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中华赤子，是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中华儿女。
从具象的层面上讲，是对社会有影响的、为历史所肯定的时代风云人物。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以霍元甲为代表的精武人及其凝炼而成的精武精神、精武文化——“爱国，修身，正义，助人”，在中国大陆、在海外华人世界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起振了中华民族“保国强种”的勇力和信心！
在1909年的上海，津门大侠、后为中国精武体操学校（上海精武体育会前身）总教练的霍元甲，以身为中国人的自豪之心，雄视天下，昭告世界——
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以天下健者一试！
自封“天下无敌”的西洋大力士连番闻风逃遁；日本技击馆10多名柔道高手纷纷跌伤败阵，在英雄浩气、勇健无敌的霍元甲面前，“东亚病夫”被击成历史的碎片。
在近代上海租界内，有一外滩公园，门口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此为中华同胞的奇耻大辱！
为扬我中华民族志气，由上海精武会创始人陈公哲倡导，1920年初春，一座“精武公园”在倍开尔路精武会舍旁10余亩空地上正式落成，公园门口特书一行大字：“凡属人类苟能守文明通则者，咸准入园游玩”。对照外滩公园辱华字样，国人睹之，无不拍手称颂，以此大长了中华志气。
野蛮的征服，总是被文明的征服所征服。上海精武公园的创立，可以被视为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礼仪传统的中华民族对西方社会上的一堂生动的文明教育课。
孙中山，中华伟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在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国家图强方面，亦多高深、精辟论述。
对上海精武会，孙中山先生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1916年5月，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上海精武体育会创始人之一的陈其美（字英士）遇刺身亡。同年11月5日，孙中山先生悄然来到十六铺凤鸣茶楼，说明来意：“英士遇刺，我却身处日本无法回国祭奠。如今袁世凯已死，局势渐稳，听闻精武在此地举行典礼，英士生前亦为精武人，故特来观礼。”
精武会负责人陈公哲当即请孙中山登台演讲，孙中山欣然应允，慷慨陈词：“自从枪炮传入中国之后，许多国人放弃技击术。但技击有益于身体，即使长枪大炮也有失恃之日，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
时逾三载，1919年，恰逢上海精武体育会成立10周年之际，孙中山先生再次莅临精武体育会，特为题词“尚武精神”，并应约为即将出版的《精武本纪》作序——
精武体育会成立既十年，其成绩甚多。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和平之一基础。 在这篇序文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从振兴民族的高度肯定了精武的历史地位，将精武体育提升到了“强种保国”、维护世界和平的高度。
由此可见，在民族衰弱、国家危难的时期，精武人开展的爱国行动，精武体育会倡导的爱国精神，对致力于救亡图强、期盼民族复兴的近代中国来说，有着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重大意义。
这一意义，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精核相辅相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中国梦”的提出，确定了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支撑。
精武，一洗中华民族“东亚病夫”的百年耻辱
20世纪最初10年，是中国历史千年一变的重大转折期，满清王朝日薄西山，垂垂将亡，新生的力量将蓬勃兴起，拯救中华于危亡之中。起振精神，抗御外侮，成为那一时期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追溯上海精武体育会百年历史，国人首先铭记的是这样一幕开篇场景——
1909年冬，上海北四川路52号阿波罗影戏院。窗外寒风呼啸，夹杂着落叶、尘土的西北风阵阵扬起，满目萧条，窗内人声鼎沸，混合着欢呼、喝彩的叫喊声接二连三，好不热闹。
此时，影戏院内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举重健美表演。场地四周，一群身着长衫的束辫男人，前后簇拥着将看台团团围住。场地中央，一位身材魁梧、金发碧眼、自封为“天下无敌”的西洋大力士，一次次地将台上的杠铃举过头顶。窗外的风声和着窗内的尖叫声顿时响彻全场。这位西洋大力士名叫奥皮音，得意忘形的他指着台下的长辫子男人，叫嚣着要与这帮没用的“东亚病夫”一较高低。
奥皮音的辱华言行犹如一个爆破点，迅速激起了华人的爱国义愤。
这一时期的上海，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一批爱国的有识之士在沪从事推翻“清王朝”的最后斗争。同盟会的骨干力量陈其美、农劲荪等人随即邀请当时已名震津门的霍元甲到沪与奥皮音较量，以杀洋人嚣张气焰，为中国人争气。
霍元甲（1869-1910） 字俊卿，天津静海人。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兼武术总教练。霍元甲出身武术世家，自幼随父习武，练就一身独门武功，身手了得，津门无人不晓。
说起霍元甲，不得不提及农劲荪。霍元甲初到天津立足时，在码头扛大包为生，后来遇到了开淮庆药栈的农劲荪才有了一个固定的栖息之所。曾留学日本的农劲荪慧眼识英雄，执意留霍元甲在药栈帮工，两人意气相投遂成挚友。农劲荪时常给霍元甲讲述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的故事，霍元甲逐渐由一介“莽夫”转变为有节有义的爱国青年。
1909年12月，接到比武邀请的霍元甲即刻携徒弟刘振声起身南下。到沪后，由陈公哲做翻译，向奥皮音提出双方立下生死状比武。随后，陈其美、农劲荪等发起人募集巨款，租借了位于上海静安寺的张氏味莼园（沪人简称张园）用于搭建比武擂台。
比武当天，原定于下午4时开始的比赛，奥皮音迟迟没有露面，后来得知他托辞去了外埠，比武日期遂改至次年春天。最终，这场与洋人的较量变成了国内高手的武术表演，一时间，张园内观众近千，霍元甲技压群雄，艺惊四座。
1910年初《时报》刊登了霍元甲在张园设擂比武的广告：“中国大力士霍元甲君为北省拳术之冠。去年在敝园演技三日，无不称赞。”4月，霍元甲第二次到沪赴约，又在张园摆下擂台，奥皮音再次爽约，不战而遁。4月23日的《时报》随即刊登了一则比武改期的广告：“前与英国大力士定于14日比武，伊因有要事至今未到，故不能比，待到时再定期奉告可也。”
自此，霍元甲声名大噪，威震沪上。
历史上，那些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的人物，往往随着时间的积淀、升华，演绎成为传奇的故事、动人的史诗。
1983年，香港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在中国大陆播出，一曲荡气回肠的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让和平年代的国人再次回想起什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什么是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哪个愿臣虏自认
因为畏缩与忍让
人家骄气日盛
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秀丽叠彩峰岭
问我国家哪像染病
冲开血路挥手上吧
要致力国家中兴
岂让国土再遭践踏
个个负起使命
……
霍元甲是幸运的，生逢中华民族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危亡之际，在民族志士的襄助之下，凭着一身正气、盖世武功，何惧洋人，奋勇应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威震中外，成一代民族英雄。
霍元甲是不幸的，生逢东西方列强横行中华之乱世，拳脚虽刚，筋骨虽硬，战东瀛浪人易如反掌，怎奈其用心险恶，暗遭毒害。那时，上海精武体操学校成立仅70天，身为总教练的霍元甲壮志未酬，英年长逝。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在霍元甲开创的精武精神感召下，后来的精武人不断续写着击败洋人狂妄挑战、振兴民族意志、强健民族精神的中华“正气歌”。
佟忠义，字良臣，满族，河北沧州人，1937年任上海精武体育会摔角教练，是享誉中外的著名武术家，与王子平并称为“沧州二杰”。有“摔角大王”的美誉。
佟忠义年轻时，随二哥佟忠诚到奉天以保镖为业，开办佟记镖局。当时，佟记镖局誉满关内外，绿林中人无不敬让三分。行走江湖间，佟忠义曾寻访名师，博采众家之长，成功地将祖传擒拿、蒙古族摔角和六合拳法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佟派技击术。
上世纪20年代，沦为日本人势力范围的上海虹口区聚居着许多日侨。一日，一个包括多名日本柔术国手和武士在内的“献艺团”在四川北路的昆山花园摆擂，并且夸口“天下无敌”。 当日， 佟忠义和他的几名弟子也正好在场，看到日本人口出狂言，顿时义愤填膺，飞身跃上擂台，向日本“献艺团”叫阵。日本人知道来者非等闲之辈，遂派出最顶尖的选手与佟忠义较量。日本高手想以势压人，一上来便如饿虎扑食般地冲向佟忠义。但见佟忠义神情自若，一个转身避其锋芒，然后抓住机会，连摔日本高手两跤。一时间，台下的观众掌声雷动，纷纷为佟忠义叫好，令日本“献艺团”威风扫地，颜面尽失，只得灰溜溜地草草收场，狼狈离沪。
上世纪40年代，西洋拳击界仍然看不起中国人，耻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提出要与中国武术界进行对抗赛。以著名武术家王子平、蔡桂勤为首的武林前辈决定应战。
蔡桂勤有一独子，名叫蔡龙云，4岁起便跟随父亲习武，9岁时拳术已经相当精熟，迎面三脚、八步连环、罗汉十八手等难度很大的功夫练得有模有样，祖传华拳、十二套拳路更是打得醇厚刚猛、飘逸俊美。老一辈武术家曾如此称赞蔡龙云的华拳：“动如奔獭，静如潜鱼，进如风雨，退若山岳”。
听说要与外国人打擂，压抑在蔡龙云心头的怒火和激情顿时爆发出来，他立即向父亲请战。由于是独生子，他的母亲起初不赞成他登台打擂。无奈之下，蔡龙云只能请求父亲解围，在父亲的耐心劝导下，舐犊情深的母亲终于点头答应。
王子平、蔡桂勤等人最终挑选出八名选手代表中国武术对抗西洋拳击。在这八名选手中，蔡龙云年龄最小，仅15岁。
1943年11月13日，中国武术和西洋拳击对抗赛在上海回力球场（现卢湾体育馆）举行，当天的门票一抢而空。抽签结果，与蔡龙云交手的是西洋拳击界赫赫有名的俄籍拳师马索洛夫。
有道是：自古英雄出少年。随着一声锣响，外籍裁判示意双方选手走到拳台中央。少年蔡龙云本不懂西洋拳比赛规矩，更不知道赛前双方还要互相致意，因此刚一靠近对手就挥手给了对手一记猛拳，马索洛夫毫无准备，一下子被打懵了，半天没缓过神来，惹得全场一片哄笑。
比赛开始的锣声一响，马索洛夫就像一头下山猛虎扑向蔡龙云，并且施以一系列凶狠的直拳。蔡龙云左右躲闪，冷静地寻找对手破绽。凭着精湛的华拳功底，蔡龙云拳脚并施，气势如虹，猛若蛟龙，在短短两个半回合内，13次将马索洛夫击倒。当裁判宣布蔡龙云获胜时，场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败下阵来的马索洛夫并不服气。在他的挑唆下，1946年9月2日，美国重量级黑人拳手鲁塞尔与蔡龙云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打擂。尽管鲁塞尔人高马大，但还是在第四个回合被蔡龙云击倒，俯首称臣。
接连打败洋人拳击高手，为少年蔡龙云赢得英武威名。蔡龙云后来担任上海精武体育总会荣誉委员、全国武术协会副主席。当时，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曾挥毫赋诗一首，以赞蔡龙云：
少林拳击世莫当，动迅静定力蕴藏。
蔡君得之制强梁，柔非终柔刚需刚。
刚者先折柔转强，妙门洞辟唯东方。
技与道合乃有此，一洗东亚病夫耻。
历史前行，壮哉精武！因为“精武”，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擎起了一面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国威的旗帜！
近代以来，正是有了霍元甲、佟忠义、蔡龙云、李小龙等一大批面对洋人侮辱挑战而战无不胜的精武英雄的涌现，中华民族一洗“东亚病夫”的耻名，与“从此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傲立世界民族之林。
进而言之：今天，站在一个新的百年的起始点，回首逝去的百年风云，人们会发现精武的发展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紧密关联。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每一个重要关口，总有精武人的身影和呐喊，精武发展的历史折射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步履和痕迹。民族的觉醒、民族的尊严、民族的大义和民族的复兴，不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和灵魂，也是精武人的精神皈依。
2012年11月29日，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子，因为一段发自北京、传遍世界的时代最强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成为镌刻在中华史册上丹青有誉的一日。
人间正道是沧桑。历经百年磨难，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站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一人类文明的圣殿，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可以自信地向世界宣布——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精武引起的历史反思——
为什么要强壮中华民族的体魄与精神？
一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其实是一部思想影响的历史。
中华人文思想与五千年文明相偕行。滥觞于炎、黄、尧、舜、禹诸帝的人文神话，历经夏商两代传承，再经奠定中国古典文明、礼仪之邦的西周王朝哺育、涵养，而灿烂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我们知道，在司马迁撰写《史记》及其之前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的五个世纪，东西方世界各以一个“百家争鸣”和“古希腊、泛希腊化、古罗马文明”，塑造了古代人类社会两个文明辉煌并峙的高峰。
对西方文明第一个高峰，西方历史学家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
在古代世界的所有民族中，其文化最鲜明地反映西方社会精神的范例是希腊人。这些民族中没有一个如此强烈地专注于自由，如此坚定地信仰人类成就的崇高。希腊人将人类赞颂为宇宙中最了不起的创造物，他们拒不屈从于祭司或暴君的指令。他们的态度基本是世俗的和理性主义的。他们高扬自由探索的精神，使知识高于信仰。主要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的文化发展到古代世界所注定要达到的最高阶段。
而同时代的中华文明也毫不逊色，由《道德经》、《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等一系列先秦典籍及其代表人物，组成了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最耀眼的名词——“百家争鸣”。
按照历史学家的解释，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列国林立，诸侯纷争。春秋五霸，勃兴忽亡；战国七雄，合纵连横。“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之说，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一邦之兴衰，一役之胜负，往往因人而殊异，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历史上，人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发挥到了极致。荀子所谓“人定胜天”的哲学论断，并非如后世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单纯指“人的力量一定能战胜自然”，而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精神力量的最大肯定。
综观中西方历史，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荀子的这一哲学论断并非历史孤证。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亦认为，“虽然我们要服从自然的威力，然而我们仍然有自由的意志，并且在某种程度之内我们乃是我们自己命运的主人。”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华夏文明历经炎黄二帝、尧舜禹三代圣君、夏商周王朝两千多年孕育、培植，思想、文化的种子和花蕾已到了破土而出、迎风绽放的时期。
鹰扬凤翙，有赖长天大地之无羁。得庆幸的是，那时各个流派的思想和文化的代言人所处的环境，又恰恰是在周王朝衰微之后，新的统一的社会政治秩序尚未确立的天下大乱之际，华夏大地整体宽松的政治环境（列国并峙，也没有办法不宽松），为各阶层人士提供了纵横无羁、俊才星驰的社会大舞台。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概念还只是略现雏形的春秋战国数百年时间里，虽然经济谈不上发达，物质谈不上丰厚，从事精神活动的条件堪称简陋，而且还始终伴随着战乱频仍、攻城掠地、杀伐不绝的世事飘摇、社会动荡，但是，那时各国各阶层人士的人身是自由的，思想是自由的，朝秦暮楚，原非贬义；恃才奔走，但求施用。布衣一朝为卿相，举世不以为奇；漆园小吏竟圣贤，朝野不以为疑。有德才者不乏景仰之众，身怀韬略者何愁用武之地。
所以，作为孔子之后儒学最大的传承与发扬者的亚圣孟子，在倡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生理想与修为的同时，还敢于发出雄视万古的英伟豪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鸣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天下英雄，舍我其谁！”
百家争鸣，俨然是中国古代史上一部最著名的思想、文化大戏，高蹈于这一舞台上的各类人物及其思想至今星光熠熠，成为中华历史航线上一个个恒久的坐标，成为中华民族汲取不尽的文明智库。
但是，这部大戏的闭幕式却出乎世人意料的惨烈、悲情——
先有秦始皇和李斯“坑儒”、“焚书”：460多位有身份的儒家学者被坑杀；大批收藏于民间的诗、书、百家之类史册典籍被焚烧，“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遂使“百家争鸣”从先秦文明的顶峰跌入凄风愁惨的谷底。
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德国诗人海涅的警世格言：“烧书之人，必有害人之心”。
后有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
在西汉王朝现实政治中，尽管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人物更具实权，但非儒家则大势已去，“外儒内法”，法家人物也要顶戴儒家衣冠方能登场亮相，得以施展才干。而基于“天人感应”、“受命于天”理论创造出的“三纲五常”，此后成为维护中国历代封建皇朝统治最得心应手的法器。
主要是基于上述两项“思想的创造”，西汉儒者一代宗师董仲舒几近“完美”地为“百家争鸣”画上了句号。
就这样，因为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华历史篇章里一个思想上百家争鸣、政治上纵横无羁、精神上朝气蓬勃的民族，离我们渐行渐远，禁锢人的精神和意识的封建专制政体，成为中国及其影响下的东方古代社会的主流。
公元3世纪，国祚延续四百余年的两汉帝国分崩离析，乱世烟尘中，竟然飘来一个超迈尘廛、千古风雅的名词：魏晋风度。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魏晋风度，玄谈风行；竹林七贤，高标士林。“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称名士”，固然令后世文人向风慕义，然于治乱无助，于生民无益，岂可久乎？
文人名士风度之间，亦不乏风骨傲世者。曹子建以“不自雕励，任性而行”弃政，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而为文坛领袖，赓续者自相砥砺，高标浊世，蓬莱文章建安骨，晋代衣冠足风流，遂使魏晋社会于丛生乱象中映现异彩神光，至今影响中华士林，标榜文人傲骨。
谈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当然还绕不开南北朝时期一朵文学与思想交融的奇葩——《桃花源记》。
晋室东渡，偏安江左，六朝如梦鸟空啼；中原板荡，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百姓几无宁日。当此天下纷乱之际，一介文人陶渊明抑郁心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作记以寓志，“设想甚奇，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桃花源记》遂成为道家始祖老子倡导的“小国寡民”的升级版，成为一千多年来中国封建时代众多国民心目中的理想国，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厌尘网而慕淳风”的精神港湾，成为“乌托邦”在中国的代名词。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这是一个经历了东汉覆亡、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东晋南北朝分裂、强大的隋王朝昙花一现之后，驱散笼罩在中华大地上四百年战争频仍、政局纷乱的迷雾，融汇并举东亚乃至东西方各民族血性、精神和文明，再造乾坤海晏河清的大一统王朝。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大唐帝国胸襟之博大，千载独步。一册流传天下最广的诗集——《唐诗三百首》和几本常见的唐诗选编，足以淋漓尽致地映现大唐帝国一派包举宇内、吞吐八荒的精神特征。
一个精神强大的王朝，其学术思想领域也堪称百花齐放、健康茁壮。
大唐王朝以“李”姓取天下，为彰显李氏祖宗天授其尊、渊远泽长，奉老子（姓李名耳）为圣祖玄元皇帝，道家鱼跃龙门，遂晋升为大唐帝国显教，其无为而治之说，化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平之世、贞观盛世。
至于真正的显学，依然非儒教莫属。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明经学者历时五年修撰完结180卷《五经义训》（后易名《五经正义》），唐太宗特下诏褒奖：“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 《五经正义》和随后颜师古修订的五经《定本》，对维护大唐帝国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作用极大。清代文人皮锡瑞评价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尊此本。……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现当代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评述：“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业，很有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一……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还有佛教。自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东汉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西来佛教在中国塞北、中原、江南大地如风畅行。进入唐代，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佛法东西贯通，成佛界壮举、盛事，大乘佛教遂光大于东亚。
是以大唐帝国时代，儒、释、道三者兼容并蓄，五经正义，经学一统；三藏译经，贯通中西；轻徭薄赋，黄老为用，皆灿然于世，成就斐然。但就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而言，则纯以气度和精神胜，广于融汇，丰赡逾昔，而少创造之功。一旦帝国王朝衰微、瓦解，则恢弘气度、博大精神亦随之渐行渐远，后代王朝不得不另觅治国之道、治民之术。
一国一族的思想改造，再次成为朝野纲纪。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文化雍容的贵族时代，这就是继大唐帝国时代之后国力虽弱而经济、文化再攀高峰的北、南两宋王朝。
在两宋王朝的和平年代，据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器物论断，举凡簪缨之族、耕读之家、市井之民，其幸福指数在农业和手工业文明的封建时代是最高的，以至于今天熟悉中国历史的日本人对这一时代亦赞赏有加，心向往之。
北宋开国之初，虽有宋太祖、宋太宗的雄心北伐，却终止于宋真宗的澶渊之盟，无奈金帛相送。后代王朝统治者、决策者一句“不可轻启外衅”，表露其主导思想的怯懦、对外国策的收敛。
在这样的国策、思想主导下，北、南两宋王朝虽然承袭了汉、唐王朝的衣钵，却无一不是国土萎缩，国力孱弱，在大多数时期，皆惊憷于北方“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的骁勇豪强，一副“霜禽欲下先偷眼”的怯懦心理，夫何敢轻言外战？纵然有李纲、韩世忠、岳飞之类挽狂澜于既倒、匡扶社稷于一旦的英雄人物，犹不能幸免于被北方少数民族连番征服而覆亡的厄运。
以此设想，自立朝以来始终深陷于外患危机的大宋王朝，其实最需要的便是强壮一个民族的不可战胜的精神。
精神，由思想而来。且看两宋王朝的思想状态。
公元960年，赵匡胤借陈桥驿兵变，取北周政权而代之。这位由禁卫大将军（殿前都指挥使）登上皇位的宋太祖，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点拨，幡然领悟：强盛一时的大唐帝国之所以灭亡，实因掌握兵权的边关、藩镇军阀尾大不掉，割据、谋乱、篡政而致。开国第二年，赵匡胤即以“杯酒释兵权”计谋，解除簇拥他“黄袍加身”的一班职业军人的兵权武部，再以人间荣华富贵，消磨其勇气，泯灭其斗志。
出于这一统治思想，终其两宋王朝311年历史，将帅指挥权与军队一直分离，临阵调配，顾此失彼，从未有过一支长期稳固的强大国防军，或曰钢铁长城（这也是抗金名将岳飞因为拥有一支自己的铁军“岳家军”而招致被杀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抗御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的战争中，两宋王朝多是战则败，败则和，和则苟安。
比“杯酒释兵权”危害更大的，则是王朝智库——两宋理学家顺应朝廷收敛的军事和外交国策而倡导的内敛的学术思想。
与此前中国历代王朝相比，北南两宋王朝给予文人的待遇是最优渥的，各级官僚几乎皆由科举取士产生，后人为之营造了一个形象的名词：士大夫的乐园。台湾学者柏杨在其《中国人史纲》中载述了一段通俗史实：
考试制度到了宋王朝，才开始真正地严格起来。考试及格人士所受到的重视比唐朝更甚，当进士考试及格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汴京（开封）就好像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到的欢迎也不过如此。”
在这座“士大夫的乐园”里，活跃着不断涌现的文人高官，北宋的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震古烁今的人物，皆是赵宋皇朝偃武修文政策缔结的硕果。而更多的则是文章圣手、学问名士、思想大家。唐宋八大家，北宋占据其六。先秦以后历代思想巨子，于两宋为盛，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每一个名字，都意味着开山立派，仰若思想界的泰山北斗！
今天看来，这些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思想大家，给当时的两宋王朝和后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且看这些思想大家竭其全副智慧、毕其一生精力所创立的理论学说，无论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和程颐的洛学、邵雍的象数学、朱熹的闽学，还是陆九渊及其后继者王阳明的心学，所谓“太极为本、圣人与天地和其德”、“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格物致知”、“此心同此理”、“知行合一”……看似上穷天理、下通伦常，影响达于明、清乃至民国数百年，但说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和影响力，只要与先秦两相比较，即可分出高下：百家争鸣，朝气蓬勃、缤纷灿烂；宋明理学，日薄西山，穷途之究。
所以，儒学自孔子显名于世间，孟子扬榷大端，迄于近代未见其衰，但其内里已渐变渐衰，儒士贤达未见其领袖群伦兼济天下，党同伐异示弱于外自是看家本领。不若法家，先有李悝变法于魏，遂使魏文侯在战国之初雄强一时；中有商鞅变法于秦，遂使秦孝公以一秦之力而强于山东六国；后有韩非子为李斯所困，著《说难》、《孤愤》，秦王嬴政得其精核，而能横扫六合，一匡天下。以此考绩，作为儒学的演绎者，这些朱明理学大家所标榜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旦付诸现实，便成了疏于事功，对危难之世无补无救的“一派空言”，更谈不上秦汉法家那些通过变法图强使中华历史上拥有声威远扬的秦汉帝国的旷世功勋。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姜夔《扬州慢》）。随后的历史结局便顺理成章：整体上思想虚华、精神孱弱的两宋、大明王朝，连番被思想简朴而精力强悍的北方少数民族掀翻在地。旧江山浑是新愁，惟余神州陆沉、山河失色之空叹。 今天和今后的国人还应该记住南宋王朝另一则往事：就在文天祥视死如归之前半个多世纪，公元13世纪初，长江以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依然给南宋带来巨大压力；西北贺兰山下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依然迫使南宋朝廷每年输送巨额银两绢帛。更大隐患则来自漠北的斡难河畔——成吉思汗已翦除异己，整肃诸部，创建蒙古帝国，正蓄势待发，即将如狂飙突起，横扫欧亚大陆！
而这时，南宋王朝一代思想宗师陆九渊又在干什么呢？
《陆九渊集》36卷，有一段颇为形象的文字，记述陆九渊的思虑行迹、显名隆誉：
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座，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
“观书，抚琴，徐步观瀑，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望之如神”，彼时的学界领袖陆九渊，不闻江北金兵骑火，不识塞上蒙古风云，宛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人，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看天下士子归心，悠哉游哉地演绎着南宋版的孔稚圭《北山移文》，可曾预料，仅仅过了半个多世纪，对知识分子优渥有加的南宋皇族携20万宁死不屈的朝臣与军民，上演了一幕崖山投海、流血漂橹的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
理学，中国哲学发展史一条支脉；哲学的本质，在于研究辩证的关系、发展的规律，举凡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无不在其求索搜罗、宏论精研的视界之内，其于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先知、前瞻，也在诸类学科中颖然为翘楚。从陆九渊结茅象山讲学盛况，仅过半个多世纪，南宋王朝即沉沦于南国崖海的结局来看，所谓“听者无不感动起兴”的心学，既谈不上预知未来，更谈不上挽狂澜于既倒。
下迄明朝中叶，陆九渊的心学流派涌现出一位文韬武略均堪大用的后继者——王守仁。此公又以“王阳明”三字扬名世间。遍览大明王朝276年历史，兼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栋梁之才，惟王阳明一人而已。观其剿灭宁王朱宸濠叛乱一役，几近完美；考其承继陆九渊、吴与弼、陈献章诸家而创阳明心学，渊然深湛。
王阳明一生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命途多舛，数度置于死地，只因“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方能转危为安，而以南赣巡抚、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新建伯等高官厚爵显名于大明朝野。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王阳明均秉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优秀传统，深怀忧患意识，认为“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数十年上下而求索，终于为封建王朝的社稷安危炮制了一剂良方：主观唯心论的阳明心学。
在王阳明看来，宇宙一切事物皆产生于人心，是人心发生的意念活动的结果，没有人心便没有客观事物，所以，心是宇宙的本体，“心之本体，即天理也”。由此，王阳明得出这样的结论——
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殚精竭虑地以“心之本体”、“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内容缔构自我心学体系，王阳明把先师孟子倡导的儒家最高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演绎成为类似佛教禅宗的修行：只须对应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人生修为、修养，即可修得万世太平的正果。
现实却并非如王阳明所愿。
一方面将中国思想界导入“孝、忠、信、仁”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使国民丧失对封建制度和纲常伦理的改造、挑战之信念、勇气；一方面在“体认良知”的“静”和“实现良知”的“动”之关系上难以厘清、廓清矛盾，自圆其说，所以，作为明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最终未能为大明及后代封建王朝寻找到一条安定天下、匡扶社稷的出路。
也是基于上述原因，虽然有明一代思想大家纷纭辈出，从明初的宋濂、方孝孺、薛瑄、吴与弼、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何心隐、李贽、罗钦顺、王廷相、黄绾、吴廷翰、吕绅，到晚明的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黄道周，可谓盛况空前，甚至像王艮这种灶籍出身，做过小商贩，以布衣终老的草民，也能成为泰州学派的开山鼻祖。此情此景，差可与先秦“百家争鸣”媲美了。与“百家争鸣”不同的是，前者缔造出了一个精神强大、国势昂扬的华夏民族，而后者——王阳明的“致良知”也好，刘宗周的“慎独”也好，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好，这样一帮学究天地、清风操节、道行天下的彬彬君子——中华知识界和思想界的精英代表，虽然给中国社会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规范，以至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讲到明朝时，也予以高度评价：“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仁义理智信）之一”。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主导当时华夏思想的理学，始终未能起振、扭转大明王朝200多年政治黑暗腐败、国民精神羸弱之积弊。一旦后金政权崛起于白山黑水，便验证了中国民间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语：“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其结果是关外满清部族仅凭8万骑兵，驱使12万蒙古联军、汉八旗，踏遍华夏万里锦绣山河。
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科举制中的八股取士，带着自我束缚的精神枷锁和镣铐，宋、明两大中原王朝步履蹒跚、气度萎靡，面对崛起于北方漠野、山泽的强悍劲敌，始终不能像汉、唐帝国那样上下齐心，聚全国之力抗而逐之、抚之、灭之，最终，结局相似地走向命运无法逆转的死胡同。
继蒙元帝国征霸中华97年之后，拥趸亿兆国民的大明王朝再次全境陆沉于数百万部族的遐荒边民，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古往今来，国人但知孔子临川流而长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却少人知孔子另一段更精深的劝诫之论语：“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陆域如此，再看海洋。
从理论上讲，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东向海洋的海疆大国，迄于今日，依然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海域辽阔，海疆富饶，建设“海洋强国”的雄心，正基于此。
值得反思的是：今天，当我们望洋兴叹于蓝色大海彼岸的旷阔富庶、异彩诱人时，可曾反思，以地理大发现时代中华明、清帝国远胜于西方诸强的综合国力，为什么拥有广大海外领地、创建海外属国的不是当时领先的中国人，而是相对滞后的西方人？
历史上，从东晋高僧法显取道太平洋、印度洋返归祖国，到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敢精神，不乏征服海洋的伟大意志，不乏纵横海洋的成功范例，近600年来，却主动放弃海洋的意识，朝廷闭关锁国，国民望洋兴叹，难道仅仅是因为明中期以后倭寇在中国沿海的侵扰？仅仅是因为散布在南洋一带华人反清复明势力的存在导致“片帆不得出海”？还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出了问题，在“灭人欲，存天理”的思想理论影响下，丧失了汉唐帝国迎风远扬的开拓、进取精神？
事实上，自大唐帝国以后，我们的中原王朝整体上就已经在思想上失去了征伐四方的信念，在精神上失去了战而胜之的勇气。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以“野蛮其体魄，健康其精神”激励同侪，这何尝不是对“东亚病夫”的矫枉过正！
“东方睡狮”已觉醒：精武的诞生与精武精神的发扬光大
在动物世界，雄狮以其“力”与“美”或曰“体魄”与“精神”完美组合的英雄主义形象，而为人类所推崇、赞扬。
狮子，不产于中国大地，却自古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之一，舞狮之风盛行，亦彰显了我们这个文质彬彬的东方礼仪之邦“兼济天下”的英雄主义气概！
是以两汉时代，在抗击匈奴、锻造出一个铁骨铮铮的大汉民族的同时，一条延绵数万里的丝绸之路，俨然成为东西方文明双向汇流的史诗之路。与之同步，在汉武大帝雄视八荒的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逞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歌咏声中，大汉帝国声威远扬。
四百年后，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为期许、为襟怀的大唐帝国，在其初唐、中唐、盛唐之际，亦因文治武功、广于融汇，将封建时代的中华文明推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极致。
亦由此，后来的大清帝国虽然不复有汉唐帝国煊赫声势，但是，直面东西方利益和文明的冲突，在看待中国时，西方一些明世者依然心存余悸。
1819年，大英帝国勋爵阿美士德出使清廷，折返回国途中，经停大西洋圣赫勒拿岛，拜会囚禁于此的拿破仑。据说，这位“法兰西雄狮”说出了一段当今许多中国人知晓的传世名言：“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他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
而另一段类似的言论，则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颇有些陌生。
19世纪下半叶，由清政府雇佣，执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权柄的英国人赫德以略带调侃的口吻评述——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此时，历史上那个曾经“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的大清帝国气数将尽。日暮途穷，风雨飘摇中的紫禁晚照不再辉煌、威仪，金戈铁马变作迷途羔羊，一任列强肆意宰割；锦绣河山变作飘摇桑叶，一任列强蚕食鲸吞。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已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只是，赫德这位在中国“混”得最为实惠的洋买办未曾深究、深省，尽管走过无数崎岖弯路，经历无数痛苦磨难，以勤劳、勇敢、智慧为其本质的中华民族，不可能永远甘心于屈辱，沉溺于黑暗深渊。
进入20世纪，寰宇风云突变，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民族或部族，多面临深刻而巨大的时代变革。
在东方，值此世纪递嬗之际，历经效仿日英等近现代国家维新政体的“戊戌变法”与“预备立宪”失败，20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辛亥革命爆发。公元1912年，大清帝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中华大地上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终结。
在此前后，近代崛起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得振兴中华觉醒意识之先，革命潮流如春潮涌动，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其美等人乘势提出“希望十年之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经众人商议，决定创办中国精武体操学校，由农劲荪任会长，霍元甲任武术教练，主持日常技击训练并研习军事。
1910年6月，这批尚武、爱国的忠勇之士以霍元甲的名义在《时报》上刊登了建会消息。1910年7月7日，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在上海闸北王家宅正式成立，是为中国第一个民间体育团体。
始建于民族危难之际的精武会，可谓创业艰难、命途多舛。成立仅70天，总教练霍元甲便身患不明病因，溘然长逝。为延续精武事业，号称“精武三公司”的骨干学员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三人戮力同心，慷慨捐资，并将精武体操学校更名为精武体育会，确立宗旨，制定章程，统一会标，使精武会摆脱困境，走出低谷。
如果说，83版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是当代华人对精武精神的总结和提升，那么，创作于1918年的精武体育会会歌《精武颂》，则是那一时代精武追求和精武精神的真实展现——
国不强兮招毁灭
人不强兮难自立
振我精神锻我筋骨
充我知能坚我体魄
百练此身如钢铁
任何威武不能屈 大家齐努力
厉行三达（体、智、德）德（勇、智、仁）
起民疲，培国脉
大家齐努力
发扬精武式
卫国魂，尽天职
精武的追求、精武的精神，感召着赤心未泯的国人。1919年夏天，一位自称隐名氏的神秘人物来到位于提篮桥倍开尔路73号的上海精武体育会，交给陈公哲一件大箱子，二话不说，悄然离去。
开启此箱，满是白花花的银元，即便富贵如陈公哲者也为之动容。箱中还附有信函一封，书曰：“精武能为社会谋幸福而无权利思想，故以此三万银元为赠。原执事扩而充之，以期造福全国。”
陈公哲当即召集精武主要干事，慨然言道：“隐名氏捐此三万银元，乃期吾精武造福全国，我们切不可只为精武体育会着想。上海租界内有一外滩公园，门口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此乃我华夏同胞的奇耻大辱！鄙人提议用此笔资金来建造一座‘精武公园’，以扬我华人志气。”
听罢陈公哲的提议，在场的精武干事们无不拍手称好，纷纷献计献策，筹措建造精武公园事宜。
以这三万银元为投资，上海精武体育会购得精武会舍旁10多亩空地。1920年初春，精武公园正式落成，公园门口大书一幅醒目的告示：“凡属人类苟能守文明通则者，咸准入园游玩”。此告示与外滩公园的辱华字样可谓是针锋相对，实令西方列强无地自容。
精武公园建成后，陈公哲又将其夫人卢雪英女士的三十两金器首饰熔铸于铜，铸成了一口黄钟悬于公园内，目的在于“唤醒黄魂，注重武术”，强我国人之体魄。
壮哉，精武人！一座精武公园，在中国历史上树起了一座爱国主义的不朽丰碑。
自上海精武体育会迁入倍开尔路新会舍后，局面渐开，事业蓬勃发展。
1918年，精武之风传播广东。精武体育会中许多成员，包括陈公哲、卢炜昌均为广东人，乡人所系，故土难舍，因而广东精武体育会的筹建得到当地有识人士鼎力支持。此后，中国南方的广东、汉口、厦门、南宁、南浔 、香港、澳门等地相继成立了精武会。精武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开来，影响力辐射至华人聚集的南洋一带。
1919年，广东精武体育会收到南洋侨商的信函，言明南洋一带华人对精武体育会仰慕已久，特邀精武人来马来西亚访问。恰巧，上海精武体育会干事罗啸璈正在广州筹划重建坤维女子学校，见此邀请，便只身前往马来西亚。
一个月过后，罗啸璈返沪，不顾舟车劳顿，一下轮船就直奔倍开尔路而去。在精武体育会，罗啸璈向众人谈起在马来西亚的见闻，抑制不住欣喜地讲述：“吾初至吉隆波，还思索与人如何宣扬体育强国。岂料当地侨胞甚爱国术，侨商代表曹尧辉当面表演自学的精武潭腿。吾观之，不甚感慨。”
言至激动时刻，罗啸璈健步跨到房间中央，面向南方大声说道：“若欲南洋各埠早日成立精武，我等必须亲自前往，以遂侨胞仰慕之殷。”
1920年8月17日，随着游轮起锚汽笛声响，上海精武体育会正式派出的陈公哲、罗啸璈、陈士超、叶书田、黎惠僧五人开始出访南洋之行，史称精武“五特使”。他们带着《精武本纪》、精武章程等书籍，以及精武自拍的影片，先后造访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精武“五特使”在南洋各地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及现代体育，还深入学校工厂演讲、传授武术、播放精武电影，所到之处反响热烈。更值一提的是，“五特使”还联谊当地的华侨组织，为中国北方旱灾及南方水灾筹集善款。
此次精武“五特使”行程历时73天，先后造访南洋四国九城，将中华文化和精武精神遍播南洋。随后，南洋各地的精武会纷纷建立。
南洋建立精武会之初，师资奇缺，上海精武体育会许多教员纷纷奔赴南洋相助，其中就包括霍元甲之子霍东阁。
1923年6月，霍东阁孤身一人来到印尼泗水（今苏腊巴亚）。一日，泗水当地正在筹款集会，霍东阁受邀上台，打了一套霍家拳，赢得满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之后，霍东阁又表演了精武潭腿，更是引起轰动。自此，霍东阁在南洋名声大震，他也以此为契机，耗时数年，陆续建立起泗水、吧城等精武体育会。
霍东阁将自己的后半生都交给了南洋精武会。创业之时，霍东阁历经波折，有时甚至遭外国人暗算。据霍家后人回忆，一次，霍东阁在表演汽车碾身时，外国司机有意加害，驾驶十轮大卡车反复从他身上辗过（原本规定只能辗一次），导致他身体多处内伤。偏偏此时又“恰巧”冒出一个外国拳师前来“请教”。霍东阁想起先父被陷害的情景，顿时怒火冲膺，不顾伤势，带着新仇旧恨把这个心怀鬼意的洋人打得落荒而逃。
借助中国古典文体评说，这真是：睡狮渐已醒，五使下南洋。中华扬国威，域外睦邦亲。霍氏耀泗水，精武传四海。
而在记者看来，1920年精武“五特使”南洋之行，是中华对外交流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文明创举。放眼世界，中华文明的发展、传承能够有条件融入世界文化，精武精神和精武文化就是很好的代表。在孙中山先生“尚武精神”题词和“保国强种”序文的感召下凝结而成的精武精神“爱国、修身、正义、助人”八字，与人类普世价值和谐共通，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是可以接受的。
亦因此，近百年来，精武的影响辐射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建有50多个精武体育会，精武早已成为海外华人心系祖国的一条感情纽带，成为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从这个意义上讲，精武精神、精武文化的传播，对中华文明有再造之功。
上海：一座领先全国的近代化城市，成就“精武”大业
近代以来，精武以打败洋人、壮我国威而声震遐迩。
从《1910-2010精武本纪·序言》的表述中看，精武却不以“拳脚”逞强，而是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为精神、文化内涵擅胜，跨越中国传统武术领域之鱼龙混杂、莫衷一是的初级阶段，厘清科学、文明、进步之关系与形式，从而赢得中外各界一致赞誉、推崇。 秉承武术精华，脱颖于传统，大义行天下，精武的成功与格局，离不开一座城市——上海。而上海的名字，是和中国近代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夫上海，中国古代历史难觅其名，元代设上海县，明清两代渐成贸易大港和漕粮转运中心，但在1842年开埠以前，人口不过20余万，除了海运、贸易，并无多少值得夸耀的资本。近代100多年间，上海突然从一个并不惹人注目的中等城市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都市，人口猛增至500多万，租界及其周围的新城区现代化色彩强烈，很多涉及上海的图片、电影，都以海关钟楼、外滩大厦、浦江巨轮为上海标志。20世纪以后，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步伐更加迅速，其城市设施、工业和交通规模、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民主政治思想的传播等诸多方面，均居全国首位，成为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
是以在20世纪上半叶，上海这座昔日亚洲首屈一指的东方国际大都市，引领着中国近代化风气之先。这一点，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区域表现得最为典型。
在上海，虹口是一个很特别的行政区域，面积不大，只有20多平方公里，但这里却是近代上海的奠基之地，是近现代中国海派文化与左翼文化的发祥之地。
“上海”之名，即起源于虹口。
“虹口”一名，因虹口港而来，是上海也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上海开埠前，虹口地区除了江湾镇、虹安镇、虹口镇等集镇外，多系农田渔村，境内以虬江为界，南属上海县，北属宝山县。今日的虹口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东北部，南连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与浦东新区、黄浦区隔水相望，西与闸北区相连，东北与杨浦、宝山区接壤，自近代开埠以来，始终是上海重要的航运、商贸和物资集散地，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历百载而不衰。
历史上的虹口区，境内为东海之滨一片滩涂之地，有多达50条河道港汊。早年曾为吴淞江下游水道的下海浦，是当地船民、渔民出海的要道。清乾隆年间，为供奉海神、保佑平安而修建的下海庙，香火兴盛，至今遗存。而位于“下海浦”之上的广阔陆地，则被称为“上海”。
上海开埠以后，下海浦之上的“上海”地域迁入者日众，逐渐成为“五方会聚，华洋杂处”的市井都会。这就是近现代上海的由来。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虽然上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新石器时代，两汉魏晋时期曾以“华亭晓鹤”、“松江之鲈”名扬天下，但与“海”联系起来的上海，则见诸于唐玄宗开元初年，沿今宝山、川沙一带修筑捍海塘。元朝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设置上海县，境内吴淞江以南地区改辖上海县。明朝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巡抚海瑞主持吴淞江整治，吴淞江下游完全改入今天的苏州河水道。
进入中国近代历史，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炮舰进攻吴淞口。次年11月17日，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1843年11月17日，上海被开辟为商埠。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准许美国人在五口通商。1845年6月17日，美国圣公会中国布道区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一行10人抵沪，驻扎虹口地区布道，并以极低廉的价格在虹口境内沿黄浦江边（今塘沽路大明路转角附近）“永租”53亩土地，在头坝之北的芦苇地建造了圣公会救主堂、屋舍，1848年，又在虹口地区沿江一带私自设立8万平方米的“美侨居留地”，由此拉开了近代上海的历史帷幕。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虹口以“文化”驰名中外。那些诞生在虹口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成了开创海派文化先河的一个个文化坐标——
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何伯森在靶子路（今武进路）创立英华书馆。1887年，英国人韦廉臣在熙华德路（今长治路25号）创办同文书会（1894年改名广学会），后迁址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今四川北路多伦路），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印刷出版发行机构，出版天文、史地、辞书、哲学、宗教等类书籍。
1889年1月，同文书会创办《成童画报》，由墨海书馆发行，此为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之一，后改名《福幼报》；1月31日，同文书会出版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1897年，清末维新派杂志《新学报》创办，社址在北四川路仁智里13弄。
1908年12月22日，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乍浦路112号（今388号虹口文化娱乐厅处）建立虹口活动影戏院，这是中国第一家正式电影院。
1912年，由张聿光、乌始光和刘海粟集资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在乍浦路开学。后来，中华艺术大学、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野风画会、上海艺术剧社、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太阳社、大道剧社、劳动大学等文化机构纷纷入驻虹口。
192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创办，社址在北四川路851号。翌年，开始出版《良友》，是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画报。
1927年，沈雁冰来沪，入住横浜路景云里11号。9月，开始创作中篇小说《幻灭》、《动摇》和《追求》三部曲，发表时用“茅盾”笔名。10月3日，鲁迅夫妇由广州来沪，入住横浜路景云里23号，与茅盾、叶圣陶、周建人为邻。11月，郭沫若从香港来沪，住在今多伦路201弄89号撰写论文《英雄树》，次年元旦发表于《创造月刊》一卷八期。
1928年6月20日，鲁迅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文学月刊创刊，以发表翻译作品为主。11月，鲁迅、柔石等人发起组织朝花社，《朝花周刊》、《朝花旬刊》编辑部设在横浜路景云里，以“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为目的，是我国最早介绍版画的艺术团体。茅盾、鲁迅、叶圣陶、郭沫若、周建人、冯雪峰、夏衍、丁玲、沈尹默、蒋光慈等人众多有影响的作品几乎都是在虹口完成的。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成立。
……
业兴于斯，蔚为大观。众多的名人故居，海上旧里，文博街市，休闲社区，遂使虹口成为海派文化的策源地、进步文化的发祥地、文化名人的集聚地。“过河（苏州河）去看文明戏”，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人的一句口头禅。 人类文明的近代化，又是一个科学与民主普及的过程。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传统与近代化的交融也展现得最为充分。
华界和租界，是近代上海城市的两大组成部分。19世纪60年代外国租界兴盛以后，上海城市重心移至租界。租界先进的市政设施和市政管理不断为华界效仿，南市马路工程局、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皆由此而起。
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如是说：租界是城市自治的模范。循此说法，又可以引申出另一观点：上海的近代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经营的新模式下进行的，上海许多近代化的民主思想、近代城市的管理方式，直至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技术等，都是从外国引进的，继而经过上海人的学习、理解、创新，又增进了上海人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新能力。
虹口区域内，有上海最大的公共租界，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之文化汇聚，遂领上海近现代化风气之先。
1916年，上海精武体操会迁入倍开尔路73号，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1924年再迁入横浜桥路福德里（现虹口区四川北路1702弄34号），成永久会址。可以说，精武事业的健康成长、发展壮大，正得益于“虹口”这片中国近代化交融、文化集聚的沃土。
在这样一方激荡着科学、民主、开放、文明气氛的环境下，诞生、壮大了有别于传统武林坐山守洞、门派纷争的上海精武体育会和精武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的国内学术界，给予“精武”这样的评语和寄语——
“精武体育”洗刷了中华民族成为“东亚病夫”的耻辱，在孙中山先生“尚武精神”题词的感召下，建立起来的“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族的觉醒、民族的尊严、民族的大义和民族的复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和灵魂。强身健体，乃文乃武，修己身，秉正义，乐助人，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斗志，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2013年8月17日，“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俞可平教授致辞指出：两个“百年目标”，一个“中国梦”，都离不开法治。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进步。
民主、法治，人类文明社会之基石。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为宗旨、为信仰、为当今人类文明共识的精武精神，可以为民族之魂、圆中国梦。
是故，立于国内的精武人、精武会，可以赢得中国民主革命领袖者的首肯、赞誉——1919年，上海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孙中山撰写序文，从振兴民族、推进世界和平的高度肯定了精武的历史地位：
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和平之一基础。
是故，传之国外的精武人、精武会，可以赢得西方主流社会领导者的恭敬、致礼——2010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函致美国精武体育会，祝贺精武百年纪念：
特殊的问候——来自美国总统奥巴马
值此“功夫世界武术锦标赛”与“精武百年纪念日”之际
白宫 华盛顿2010年6月7日
在这特殊的时刻，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愿。
要在武术上有所成就，需要律己、专注和勤奋的精神。我相信拥有这样的精神，你们在生活中也一定获益匪浅。祝愿你们的未来一切都好。
见证“精武”：有一种精神，跨越沧海桑田
百年精武，跨越沧海桑田，荣载民族历史。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人类的一面镜子。
今天的国人，对上海精武会的认识，大都来自香港电影公司拍摄的《霍元甲》、《陈真》、《精武门》等系列影视片，旧上海十里洋场，华洋武人精彩对决的场面，在让观众大饱眼福的同时，感受着中国功夫的厉害！
难道，真实的精武人、精武会只是这样一班赳赳武夫打打杀杀的喧闹场景？若如此，所谓“精武”，与中国传统武术的“少林”、“武当”有什么区别？
回溯历史，正本清源，区别逐一映现。
譬如，上海精武体育会成立的最初设想，是1910年封建的大清王朝灭亡在即，为“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所需，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其美提出“希望十年之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从而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学校。
再譬如，上海精武体育会的主导者、运作者，不是什么名山宝刹的绝学法师、神仙洞府的得道高人，或是热衷于独家秘笈、武林争霸的江湖中人，而是接受过科学、民主、开放思想启蒙和懂得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运行的社会闻达之人。这其中，就包括“精武三公司”的陈公哲、卢炜昌。
陈公哲，广东中山人。中国同盟会会员，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第一届董事，精武创立初期主持日常工作，其父陈升堂是上海粤瑞祥五金行老板，家境殷实。陈公哲10岁开始便进入正规的现代书馆学习，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后子承父业。陈公哲业师众多，造诣出众，于书法、绘画无不精通，音乐、京剧、摄影无不涉猎，英文、法语堪为行家，并有著述传世。
与陈公哲一样，卢炜昌也是广东中山人，同为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第一届董事，陈公哲离任后，较长时期主持精武日常工作。卢炜昌曾就读于上海堡黎英文书院，之后在上海德国礼和洋行当英文秘书。陈公哲在经济上给予卢炜昌巨大的支特，特开新瑞祥五金号以安置之，并任命卢炜昌为经理，使他拒绝向洋人折腰，而全神关注于精武事业。卢炜昌身躯伟岸，秉性沉毅，对中国刚派武术很有研究。
在这样的新派人物主导下，上海精武体育会自然有一派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气象。
对于上海精武体育总会，《1910-2010精武本纪·序言》作了准确表述——
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民间体育社团，它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宗旨成为精武重要的文化内涵。一百年来的发展，精武已经成为我国最具有广泛性、最具有影响力的大众体育健身的社会形态。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将精武提升到振兴民族的高度，而无世间质疑之杂声。
在中国现代史上，精武人“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做了一次大胆尝试——走出国门，参与奥运，让世界了解中国。
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
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势力不断滋长，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欧亚大陆，但这都无法阻挡中国人对奥运会的热情。
当时，侵华日军组建“满洲国”代表团参赛，招致举国愤怒。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临时决定组建一支69人的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其中包括上海精武体育会的符保卢、陈宝球、翁康延三人，他们将角逐撑杆跳高、铅球和举重等比赛。为振国威，中华体育协会还委托上海精武体育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一支国术表演队赴会表演。
消息传出，全国各地数百名武林人士纷纷来到上海精武体育会，欲为国争光。精武慧眼独具，公正无私地选拔出9名武者，其中就有像张文广这样的高手。他是解放后中国最早的武术九段之一。
1936年6月14日，上海精武体育会宴请中国代表团，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欢送仪式为中国健儿壮行。
1936年6月26日l2时30分，赴柏林参赛的中国奥运代表团，乘坐意大利邮船“康梯浮地”号起锚，离开了上海黄埔港。
中国代表团一路风浪颠簸，7月20日，邮船终于抵达威尼斯，而后代表团又换乘火车，终于在23日风尘仆仆到达柏林，此时距离奥运会开幕仅有8天。
此次中国代表团的奥运之行注定是惨淡的，28天的旅途劳顿让大多运动员体力消耗殆尽。开赛不久，中国代表团就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来自精武的符保卢突出重围，晋级撑杆跳高的决赛。他也成为了中国选手晋级奥运会决赛圈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符保卢的撑杆是向他国选手借来的（由于经费原因，他无法携带自己的撑杆来柏林），这根撑杆对于身高将近1.9米的符保卢来说短了不少，而且竿子的一端已经碎裂开叉。最终，符保卢在决赛中只跳出3.8米的成绩（在国内比赛时，他一般能跳到4米以上），名落孙山。
据史料记载，虽然中国代表团成绩不佳，可由上海精武体育会选拔出的国术表演队却在柏林大放异彩。这些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起初倍受冷遇，可在之后的表演中，他们用高超的武艺征服了所有观众，谢幕数次仍掌声雷动。表演结束后，柏林市长翘起大拇指说道：“真是了不起，想不到中国竟然有如此奇迹般的民间体育！”当晚，市长专门举行了隆重的招待宴会，并在结束之后用专车送他们回旅馆。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借机侵占平津，接着又将魔爪伸向了上海，伸向了全中国。当国家处于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上海精武体育会挺身而出，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据史料记载，精武体育会中有许多会员投入到了抗战的第一线。奥运骁将、精武会员符保卢就是其中之一。从柏林回国后第二年，符保卢考入南京国体专校进修。但是抗战爆发后，南京屡遭轰炸，学校被迫关闭。符保卢义愤填膺，弃学加入空军。由于其体质极佳，又曾学过驾驶，经过短时间的训练后就被编入轰炸机大队护航编队，在对日作战中多次击落日军飞机。
后来，符保卢又加入中美联合飞虎队，投身中国大西南抗日战场，立志消灭更多的日寇。在一次驾驶新式战斗机P-40训练中，因机械故障，符保卢不幸坠机身亡。为纪念抗日空战，中国台湾曾经拍摄电影《笕桥英烈传》，其人物原型就取自精武英烈符保卢和空战英雄高志航。
一部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是以列夫·托尔斯泰仅凭一部煌煌力作《战争与和平》，即可成为俄罗斯和世界的文学巨匠。
战争年代，那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人，可以被我们称之为“民族英雄”。
和平年代，那些无私奉献、为国拼搏、虽败犹荣的人，是否也可以被我们相对应地称之为“民族骄傲”呢？
答案是肯定的。比如符保卢，既可称之为中华的“民族骄傲”，亦可以称之为中华的“民族英雄”。
今天的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斩将搴旗、摘金折桂，已是寻常易事，中国亦因此成为世界公认的体育大国，但缺乏的却是像符保卢这样的以国家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精武英雄，更缺少的则是诸如“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
今天的中国体育界，在实现“更高、更快”的竞技目标的同时，是否已将“重在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在国民群众中推而广之？
吴清，上海市虹口区区委书记，重铸当今精武事业的力推者。这位如今坐镇精武发祥地的留英归国博士，对精武精神、精武文化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亦多自己的认知和见解——
今天的我们，确实是应该向当年的精武学习。在那个困难的时期，精武不仅仅提出了“爱国，修身，正义，助人”这样民族先进性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有很多人为之献身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比那个时候好多了，国家的地位也不一样了，我们的物质基础也强多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在精神上就比那个时候更强了呢？不敢说。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弘扬精武的精神，弘扬这份正气。这种浩然正气，首先要有责任，再一个是自信。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份责任和自信是不是都够了呢？
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但是精神没有上去，这更需要我们去反思。我们始终要有忧患和危机意识，要居安思危，今天什么都好过的时候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危险。如果今天我们不齐心力争，都沉迷于物质追求，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精武提出的不仅仅是爱国，修身也不单单是锻炼身体。修身实际上也是修心，我们是不是向内真的修心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股正气在心里？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他人，帮助我们的国家？
当然，这也不是说那个时候比我们这个时代强，那个时候也是挺惨的，国民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也是比较混乱的；也不是说今天的势头比那个时候坏，总体来说比那个时候要好。但是，这个好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比较容易懈怠，也确实是我们今天的精神发展可能没跟上物质的发展。这个判断我觉得基本上是成立的，因为我们物质发展了，我们的体质和精神上才应该赶上来；我们的物质现代化了，精神上更需要现代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精神上现代化还是远远不够的。 从精武的发展来看，当时既弘扬了爱国的主题，传承了祖先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引进了近代化器物、制度方面的一些东西和一些练习方式、技术层面的东西。同时，精武还提出了爱国的主题，弘扬正气，向内修身。这里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简单地来看，它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深层地来看，它包含着一些值得总结、提炼的哲学命题。研究、借鉴精武精神、精武文化，对我们来说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
“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永远也不会错。今天研究精武、弘扬精武、发展精武，对我们真的很重要。不仅仅是把遗产拿出来翻一翻、展示给别人的问题，实际上是真的要把它用起来，影响我们的思想状态，影响我们人的现代化、精神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挺重要的课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新一轮改革开放之风劲吹浦江两岸，上海呈一派繁华竞秀之姿：长桥飞虹，广厦瑰丽，楼塔耸云，华灯星灿……此轮20余年的现代化建设，让上海再次跻身国际大都市之列。
新的时代，必有新的城市精神。今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城市价值取向：公正，包容，诚信，责任。
作为精武的发祥地，2007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精武体育”列入上海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那么，从昔日的精武精神“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之中，我们还能学到什么？
乃文乃武，广于融汇；精武无门，有容乃大
在千年流传、门派纷纭的中华武术领域，百年精武堪称后起之秀，脱颖群伦。
武林千姿百态，何以“精武”为中外各界广泛推崇，风景这边独好？很多人对这一独特的“精武现象”不得其解。
作为现任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会长、世界精武联谊会会长，虹口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颜建平的一番阐释，有助于世人领悟百年精武的成功所在。
颜建平分析认为——
1910年，在陈其美、农劲荪、陈公哲等倡导下，由霍元甲担任总教练的上海精武体操学校诞生。霍元甲虽是天津人，但却在上海精武会中成为北拳的代表人物。那么，为什么会在上海虹口产生精武会？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近代以来的爱国人士多在虹口待过，像鲁迅等左联人士，是革命者经常活动的地方。其次，这里是“五洋杂处”之地，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日本人都有。同时，这里还是民族工业的发源地，民族资本家以无偿财力支持爱国人士，因此有发展精武会的基础和条件。
那时，正值战火纷飞的时代，陈其美等人提出，成立精武会的目标是“希望十年之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随后，孙中山先生又提倡“强国保种”的精武精神。可见，精武会产生的历史条件就是爱国。与其他传统武术流派相比，精武会的爱国背景非常鲜明，核心价值更加凸显。
孙中山先生所作的《精武本纪》序文，精辟提及了精武会几大要旨——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振起体育之技击术；强种保国；致力于世界平和。这些，可以被视为是对传统中国武术的发扬和超越。
精武是一面旗帜，在精武精神“爱国、修身、正义、助人”八个字的感召之下，对任何民族的国家人民都是可以达到共享的。
精武精神，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髓。精武会不是单纯的技艺组织，还是一种文化象征。单独的技艺在中国只是一个特色，并未取得世界的普遍认可，这就导致其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之一，所以，精武精神显得弥足珍贵。
现在，有些报道常常会说到“精武”，其中包括香港拍的“精武门”系列电影。其实，精武是没有门派之分的，武术倒是有门派之别。
精武会首先是一个会，是精武精神的一个物质载体，其核心首先是爱国主义，是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中诞生的。
自精武体操学校建立之日起，就摒弃了历史上传统武术一门一派的流传形式，破除“因袭宗法，师徒秘传”的陋习，提出各派同源的观点，“以国术为根本，不争门户短长”，熔各派武术于一炉，将各流派各门户的武术都“落户”精武，云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众多武林高手。赵连和、张富猷、霍元卿、陈维贤、孙赞轩、孙玉峰、罗光玉、霍东阁、陈子正、吴鉴泉等各派武术名家，络绎拥趸上海精武体育会大纛之下。其中，在精武传授的拳术就有 54种，对手拳术19种，独习兵器6种，对手兵器38种之多。
上海精武体育会还拥有自己的会歌、会徽、会旗。会旗上缀黄、蓝、红三星。黄星在下，代表体育：体要其健，强身健体，以承担重任；蓝星当中，代表智商：智要其博，充实智力，以明辨是非；红星于上，代表德育：德要其重，修心养性，以求人格完美。
体、智、德三者兼备者，必为业界楷模。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择师而教，践行见益，精武不虚其名。
在教学形式上，精武体育会创立了一种新的武术训练教学方法，开办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规定一定的学习内容，两年为一期，考核合格者，颁发毕业证书。高级班毕业后可委任为技击或国操教练。参加运动会的统一服装上，凡襟缀三星者为六年毕业学员，双星者为四年毕业，单星者为两年毕业，无星者为初级修业学员。在武术教学的教材上，贯彻“南宗、北派并蓄兼收”，“熔各派于一炉”。编制“精武基本十套”，即潭腿、功力拳、节拳、大战拳、套拳、接潭腿、单刀串枪、群羊棍、八卦刀、五虎枪，成为精武武术的基本教材，凡精武会员“必须熟悉此十种，方及他技”。
南派、北派、短拳、长拳，罔不具备，即使教师不能沟通南北，而学员是南北混成，久而久之，自成一种融合南北，取精用弘之技术。
精武体育会还建有运动会（技击大会） 制度，每隔一年或二年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运动会，把“精武十套”编配口令，在运动会上进行会操或表演，这都成为推动精武武术的有效形式，有利普及，促进提高。
为弘扬武术，精武体育会先后出版了功力拳、潭腿精义、合战、达摩剑、十字战、五虎枪、潭腿挂图、降龙棒、潭腿十二路全图、少林宗法、少林拳术图说、硬捶挂图、太极浅说、武铎等书籍。这批武术书籍图文并茂，不仅使精武武术动作要领都达到准确、规范，而且对普及精武武术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上海精武体育会是最早将西方现代体育观念和训练方法引入国内，借以改造传统体育的民间社团。
自迁入倍开尔路新址后，随着上海租界的建立，西方经济的入侵，文化的渗透，近代体育开始在沪地传播。本着“以体育居先，体育复以武术为主，参以时代各种运动”的精神和满足会员的需要，精武体育会逐步开展足球、篮球、台球、羽毛球、乒乓球、单杠、木马、飞镖、跳高、跳远、哑铃、平台、秋千、举重、拉弓、射箭、袖镖、飞锤、捻石、骑马、溜冰、狩猎、田径等现代体育。
上海精武体育会是最早在体育界提出“无文不能行远”、倡导乃文乃武的民间社团。精武的文化，继承历史传统，结合时代特点，内容丰富，有临池（书法）、图画、国语、摄影、粤乐、铜乐、弦乐、京剧，还有影戏、医学、旅游、雄辩（辩论）等。
改革开放以后，1984年、1989年，上海精武体育会相继举办了精武成立75周年和80周年纪念庆典活动，同海内外的精武友会同仁取得联络、相互交流。
在1990年，1992年和1994年，上海精武体育会相继举办了第一至第三届世界精武武术邀请赛，更使各国各地精武友会萌生发起成立世界精武体育会联谊机构，把常设秘书处设在中国上海精武体育会。1990年12月17日，上海精武体育会改名为上海精武体育总会。
2008年，第十届精武武术文化大会期间，在马来西亚怡保举行的世界精武友会会长会议上，一致同意将世界精武体育会联谊机构的名称正式改为世界精武联谊会。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共39个精武友会成员单位，通过了世界精武联谊会章程，选出上海、天津、马来西亚、瑞士、美国、英伦等7个友会组成世界精武联谊会执委会，每两年由各成员会轮流举办一次“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
2009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精武联谊会执委会上选出上海、马来西亚、天津精武会为联谊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秘书处常设在上海精武体育总会。
2010年适逢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成立100周年，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主办的“精武百年庆典”活动在上海虹口体育馆举行。海内外17个国家和地区，34个精武友会，387名精武同仁应邀参加庆典大会和第十一届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世界精武论坛等系列活动，共襄盛举。
在精武体育的发祥地虹口区，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执行会长华东平、副会长世界精武联谊会秘书长薛海荣向记者坦露心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文化的振兴，必须大力宣传精武精神，尤其是在多元价值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精武‘爱国、修身、正义、助人’八字精神就有很多的共同点，精武精神是集大成者，有核心价值，是无形之门，能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化。怎样不断地推动精武会的发展，尤其是将上海精武会做得更好，承担起世界精武联谊会秘书处的责任，是我们当前的紧要任务之一。”
心之所系，职责所在，一系列重塑精武的筹谋、擘划从纸上蓝图变为现实成果。
2002年4月30日，精武新会所“精武大厦”落成，它是上海精武会址（即原精武中央大会堂）的房基上再征地动迁而建的。扩建后的“精武大厦”，南临东宝兴路，西临四川北路，占地面积34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楼高28层，裙楼部分外形仍保留原格局，为进一步开展上海精武会会务活动，保护和传承精武文化遗产提供了场所，使精武事业有序向前发展。
2007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精武体育”列入上海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永久的传承，2008年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制定了五年的保护计划，举办了“中国文化遗产日暨精武体育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全市中小幼学校、公园、社区辅导点设立39个“精武体育”示范基地。
2009年，上海精武体育赛事公司与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倡议，以中华武术为基础，推广综合搏击运动，成立“世界精武·英雄汇”赛事联盟，打造职业化的“世界精武·英雄汇”综合搏击赛事。得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英伦、荷兰、天津等精武友会的积极响应。
2014年，将迎来世界精武联谊会两年一届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作为东道主，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提出了发展新构想——
通过“十个一”：一面旗帜——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一首歌——精武之歌；一本书——精武百年本纪；一套操——精武武术操；一条路——精武会路；一个站——地铁精武会站；一座馆——精武博物馆；一台戏——精武魂；一所学校——青少年精武体育文化活动中心；一个公园——精武公园的建设，拯救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展示虹口深厚多元文化底蕴，提升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在全国乃至世界体育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实现申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夙愿。
2013年，一份《传承精武精神，复兴中华文化，振兴上海精武总会可行性分析报告》摆上桌面，思辨析述，廓清大端，有眼底风云、居高声远之境界——
世界政治舞台上，外交活动向来是官方与民间并举。从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可知，体育活动一向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交往与外交活动形式之一。中国除了乒乓体育运动外，武术从来都是国家名片之一。与此同时，广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精武会，是开展精武体育交流的良好基石，也是各个精武会员开展民间交流的客观要求，其本身国际化元素易于被广泛的国际社会所接受。在加强武技武德交流的同时，开展合理合适的外交活动，是国家外事活动的重要补充与重要拓展。同时，精武总会支持各国精武体育会进行社团与社团间的接触与互通，可以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国家文化战略拓宽，传达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增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交流与促进，更易于达成外交目的和文化输出与文化兴邦的战略。
“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人类之所共识，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需要精武，世界需要精武。
在肇基于地球的认知体系中，说到我们生存的这个蓝色星球上最重要的事物，应该是人类的诞生与成长历程。
从进化论的角度阐述，因为有了地球，才有了人类——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亦可视之为人类的母亲。作为对地球母亲的回报，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人物、部落、民族及其组成的社会、国家，以古往今来的文明创造与贡献，彰显着各自存在的价值。
说到中华文明，中国人是自豪的。
按照我们曾经熟悉的说法，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人类历史上诞生过的“四大文明”，中国居其一，而且是文明之源流唯一未曾中断的泱泱大国。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由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创造中的高级文明。
在人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华文明曾占据人类社会的主流。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时期的中国是何等气派！“为了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古代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人是何等崇高！甚至在明朝初期，我们还有郑和七下西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波狂澜，若履平地”的伟大航海壮举。
为什么一俟近代，泱泱中华却落得一败于西洋，再败于东洋，天朝大国丧权辱国，任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曾经光耀世间的中华文明黯淡于人类主流社会之外，东方礼仪之邦的亿兆百姓沦为“东亚病夫”，仰人鼻息、看人脸色以苟活？
对这一近代百年历史，当今中国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2年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清醒地指出——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文明史。悠久的历史，呈现一些规律性的历史看点，由此形成后世一些规律性的历史看法，譬如：2000年的历史看西安，500年的历史看北京，100多年来的近代历史看上海。
是说也，道出了上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具备的典型性。以此观之，“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的历史阐述，在上海也就具有了代表性。
说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深重苦难，不仅见诸于侵华战争的杀戮与掠夺、主权和国土的沦丧，更为卑劣的是东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人格的侮辱和蔑视——“东亚病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些，最直接地呈现在近代的上海。
从人类思维的深层看，这种意识行径卑劣的侮辱和蔑视，是对一个民族从体魄到精神两个层面所能承受的底线的挑战，应对挑战，成败与否，攸关“保国强种”还是“亡国灭种”之截然相反的两个不同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彼时的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时刻。
天欲坠，赖以柱其间。当此之际，谁人能从体魄与精神上起振一个民族的勇力与雄心，挽狂澜于既倒，拯中华于危难之时？
从宏观的层面上讲，是无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中华赤子，是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中华儿女。
从具象的层面上讲，是对社会有影响的、为历史所肯定的时代风云人物。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以霍元甲为代表的精武人及其凝炼而成的精武精神、精武文化——“爱国，修身，正义，助人”，在中国大陆、在海外华人世界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起振了中华民族“保国强种”的勇力和信心！
在1909年的上海，津门大侠、后为中国精武体操学校（上海精武体育会前身）总教练的霍元甲，以身为中国人的自豪之心，雄视天下，昭告世界——
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以天下健者一试！
自封“天下无敌”的西洋大力士连番闻风逃遁；日本技击馆10多名柔道高手纷纷跌伤败阵，在英雄浩气、勇健无敌的霍元甲面前，“东亚病夫”被击成历史的碎片。
在近代上海租界内，有一外滩公园，门口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此为中华同胞的奇耻大辱！
为扬我中华民族志气，由上海精武会创始人陈公哲倡导，1920年初春，一座“精武公园”在倍开尔路精武会舍旁10余亩空地上正式落成，公园门口特书一行大字：“凡属人类苟能守文明通则者，咸准入园游玩”。对照外滩公园辱华字样，国人睹之，无不拍手称颂，以此大长了中华志气。
野蛮的征服，总是被文明的征服所征服。上海精武公园的创立，可以被视为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礼仪传统的中华民族对西方社会上的一堂生动的文明教育课。
孙中山，中华伟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在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国家图强方面，亦多高深、精辟论述。
对上海精武会，孙中山先生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1916年5月，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上海精武体育会创始人之一的陈其美（字英士）遇刺身亡。同年11月5日，孙中山先生悄然来到十六铺凤鸣茶楼，说明来意：“英士遇刺，我却身处日本无法回国祭奠。如今袁世凯已死，局势渐稳，听闻精武在此地举行典礼，英士生前亦为精武人，故特来观礼。”
精武会负责人陈公哲当即请孙中山登台演讲，孙中山欣然应允，慷慨陈词：“自从枪炮传入中国之后，许多国人放弃技击术。但技击有益于身体，即使长枪大炮也有失恃之日，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
时逾三载，1919年，恰逢上海精武体育会成立10周年之际，孙中山先生再次莅临精武体育会，特为题词“尚武精神”，并应约为即将出版的《精武本纪》作序——
精武体育会成立既十年，其成绩甚多。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和平之一基础。 在这篇序文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从振兴民族的高度肯定了精武的历史地位，将精武体育提升到了“强种保国”、维护世界和平的高度。
由此可见，在民族衰弱、国家危难的时期，精武人开展的爱国行动，精武体育会倡导的爱国精神，对致力于救亡图强、期盼民族复兴的近代中国来说，有着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重大意义。
这一意义，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精核相辅相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中国梦”的提出，确定了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支撑。
精武，一洗中华民族“东亚病夫”的百年耻辱
20世纪最初10年，是中国历史千年一变的重大转折期，满清王朝日薄西山，垂垂将亡，新生的力量将蓬勃兴起，拯救中华于危亡之中。起振精神，抗御外侮，成为那一时期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追溯上海精武体育会百年历史，国人首先铭记的是这样一幕开篇场景——
1909年冬，上海北四川路52号阿波罗影戏院。窗外寒风呼啸，夹杂着落叶、尘土的西北风阵阵扬起，满目萧条，窗内人声鼎沸，混合着欢呼、喝彩的叫喊声接二连三，好不热闹。
此时，影戏院内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举重健美表演。场地四周，一群身着长衫的束辫男人，前后簇拥着将看台团团围住。场地中央，一位身材魁梧、金发碧眼、自封为“天下无敌”的西洋大力士，一次次地将台上的杠铃举过头顶。窗外的风声和着窗内的尖叫声顿时响彻全场。这位西洋大力士名叫奥皮音，得意忘形的他指着台下的长辫子男人，叫嚣着要与这帮没用的“东亚病夫”一较高低。
奥皮音的辱华言行犹如一个爆破点，迅速激起了华人的爱国义愤。
这一时期的上海，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一批爱国的有识之士在沪从事推翻“清王朝”的最后斗争。同盟会的骨干力量陈其美、农劲荪等人随即邀请当时已名震津门的霍元甲到沪与奥皮音较量，以杀洋人嚣张气焰，为中国人争气。
霍元甲（1869-1910） 字俊卿，天津静海人。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兼武术总教练。霍元甲出身武术世家，自幼随父习武，练就一身独门武功，身手了得，津门无人不晓。
说起霍元甲，不得不提及农劲荪。霍元甲初到天津立足时，在码头扛大包为生，后来遇到了开淮庆药栈的农劲荪才有了一个固定的栖息之所。曾留学日本的农劲荪慧眼识英雄，执意留霍元甲在药栈帮工，两人意气相投遂成挚友。农劲荪时常给霍元甲讲述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的故事，霍元甲逐渐由一介“莽夫”转变为有节有义的爱国青年。
1909年12月，接到比武邀请的霍元甲即刻携徒弟刘振声起身南下。到沪后，由陈公哲做翻译，向奥皮音提出双方立下生死状比武。随后，陈其美、农劲荪等发起人募集巨款，租借了位于上海静安寺的张氏味莼园（沪人简称张园）用于搭建比武擂台。
比武当天，原定于下午4时开始的比赛，奥皮音迟迟没有露面，后来得知他托辞去了外埠，比武日期遂改至次年春天。最终，这场与洋人的较量变成了国内高手的武术表演，一时间，张园内观众近千，霍元甲技压群雄，艺惊四座。
1910年初《时报》刊登了霍元甲在张园设擂比武的广告：“中国大力士霍元甲君为北省拳术之冠。去年在敝园演技三日，无不称赞。”4月，霍元甲第二次到沪赴约，又在张园摆下擂台，奥皮音再次爽约，不战而遁。4月23日的《时报》随即刊登了一则比武改期的广告：“前与英国大力士定于14日比武，伊因有要事至今未到，故不能比，待到时再定期奉告可也。”
自此，霍元甲声名大噪，威震沪上。
历史上，那些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的人物，往往随着时间的积淀、升华，演绎成为传奇的故事、动人的史诗。
1983年，香港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在中国大陆播出，一曲荡气回肠的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让和平年代的国人再次回想起什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什么是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哪个愿臣虏自认
因为畏缩与忍让
人家骄气日盛
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秀丽叠彩峰岭
问我国家哪像染病
冲开血路挥手上吧
要致力国家中兴
岂让国土再遭践踏
个个负起使命
……
霍元甲是幸运的，生逢中华民族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危亡之际，在民族志士的襄助之下，凭着一身正气、盖世武功，何惧洋人，奋勇应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威震中外，成一代民族英雄。
霍元甲是不幸的，生逢东西方列强横行中华之乱世，拳脚虽刚，筋骨虽硬，战东瀛浪人易如反掌，怎奈其用心险恶，暗遭毒害。那时，上海精武体操学校成立仅70天，身为总教练的霍元甲壮志未酬，英年长逝。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在霍元甲开创的精武精神感召下，后来的精武人不断续写着击败洋人狂妄挑战、振兴民族意志、强健民族精神的中华“正气歌”。
佟忠义，字良臣，满族，河北沧州人，1937年任上海精武体育会摔角教练，是享誉中外的著名武术家，与王子平并称为“沧州二杰”。有“摔角大王”的美誉。
佟忠义年轻时，随二哥佟忠诚到奉天以保镖为业，开办佟记镖局。当时，佟记镖局誉满关内外，绿林中人无不敬让三分。行走江湖间，佟忠义曾寻访名师，博采众家之长，成功地将祖传擒拿、蒙古族摔角和六合拳法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佟派技击术。
上世纪20年代，沦为日本人势力范围的上海虹口区聚居着许多日侨。一日，一个包括多名日本柔术国手和武士在内的“献艺团”在四川北路的昆山花园摆擂，并且夸口“天下无敌”。 当日， 佟忠义和他的几名弟子也正好在场，看到日本人口出狂言，顿时义愤填膺，飞身跃上擂台，向日本“献艺团”叫阵。日本人知道来者非等闲之辈，遂派出最顶尖的选手与佟忠义较量。日本高手想以势压人，一上来便如饿虎扑食般地冲向佟忠义。但见佟忠义神情自若，一个转身避其锋芒，然后抓住机会，连摔日本高手两跤。一时间，台下的观众掌声雷动，纷纷为佟忠义叫好，令日本“献艺团”威风扫地，颜面尽失，只得灰溜溜地草草收场，狼狈离沪。
上世纪40年代，西洋拳击界仍然看不起中国人，耻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提出要与中国武术界进行对抗赛。以著名武术家王子平、蔡桂勤为首的武林前辈决定应战。
蔡桂勤有一独子，名叫蔡龙云，4岁起便跟随父亲习武，9岁时拳术已经相当精熟，迎面三脚、八步连环、罗汉十八手等难度很大的功夫练得有模有样，祖传华拳、十二套拳路更是打得醇厚刚猛、飘逸俊美。老一辈武术家曾如此称赞蔡龙云的华拳：“动如奔獭，静如潜鱼，进如风雨，退若山岳”。
听说要与外国人打擂，压抑在蔡龙云心头的怒火和激情顿时爆发出来，他立即向父亲请战。由于是独生子，他的母亲起初不赞成他登台打擂。无奈之下，蔡龙云只能请求父亲解围，在父亲的耐心劝导下，舐犊情深的母亲终于点头答应。
王子平、蔡桂勤等人最终挑选出八名选手代表中国武术对抗西洋拳击。在这八名选手中，蔡龙云年龄最小，仅15岁。
1943年11月13日，中国武术和西洋拳击对抗赛在上海回力球场（现卢湾体育馆）举行，当天的门票一抢而空。抽签结果，与蔡龙云交手的是西洋拳击界赫赫有名的俄籍拳师马索洛夫。
有道是：自古英雄出少年。随着一声锣响，外籍裁判示意双方选手走到拳台中央。少年蔡龙云本不懂西洋拳比赛规矩，更不知道赛前双方还要互相致意，因此刚一靠近对手就挥手给了对手一记猛拳，马索洛夫毫无准备，一下子被打懵了，半天没缓过神来，惹得全场一片哄笑。
比赛开始的锣声一响，马索洛夫就像一头下山猛虎扑向蔡龙云，并且施以一系列凶狠的直拳。蔡龙云左右躲闪，冷静地寻找对手破绽。凭着精湛的华拳功底，蔡龙云拳脚并施，气势如虹，猛若蛟龙，在短短两个半回合内，13次将马索洛夫击倒。当裁判宣布蔡龙云获胜时，场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败下阵来的马索洛夫并不服气。在他的挑唆下，1946年9月2日，美国重量级黑人拳手鲁塞尔与蔡龙云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打擂。尽管鲁塞尔人高马大，但还是在第四个回合被蔡龙云击倒，俯首称臣。
接连打败洋人拳击高手，为少年蔡龙云赢得英武威名。蔡龙云后来担任上海精武体育总会荣誉委员、全国武术协会副主席。当时，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曾挥毫赋诗一首，以赞蔡龙云：
少林拳击世莫当，动迅静定力蕴藏。
蔡君得之制强梁，柔非终柔刚需刚。
刚者先折柔转强，妙门洞辟唯东方。
技与道合乃有此，一洗东亚病夫耻。
历史前行，壮哉精武！因为“精武”，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擎起了一面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国威的旗帜！
近代以来，正是有了霍元甲、佟忠义、蔡龙云、李小龙等一大批面对洋人侮辱挑战而战无不胜的精武英雄的涌现，中华民族一洗“东亚病夫”的耻名，与“从此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傲立世界民族之林。
进而言之：今天，站在一个新的百年的起始点，回首逝去的百年风云，人们会发现精武的发展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紧密关联。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每一个重要关口，总有精武人的身影和呐喊，精武发展的历史折射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步履和痕迹。民族的觉醒、民族的尊严、民族的大义和民族的复兴，不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和灵魂，也是精武人的精神皈依。
2012年11月29日，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子，因为一段发自北京、传遍世界的时代最强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成为镌刻在中华史册上丹青有誉的一日。
人间正道是沧桑。历经百年磨难，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站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一人类文明的圣殿，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可以自信地向世界宣布——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精武引起的历史反思——
为什么要强壮中华民族的体魄与精神？
一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其实是一部思想影响的历史。
中华人文思想与五千年文明相偕行。滥觞于炎、黄、尧、舜、禹诸帝的人文神话，历经夏商两代传承，再经奠定中国古典文明、礼仪之邦的西周王朝哺育、涵养，而灿烂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我们知道，在司马迁撰写《史记》及其之前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的五个世纪，东西方世界各以一个“百家争鸣”和“古希腊、泛希腊化、古罗马文明”，塑造了古代人类社会两个文明辉煌并峙的高峰。
对西方文明第一个高峰，西方历史学家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
在古代世界的所有民族中，其文化最鲜明地反映西方社会精神的范例是希腊人。这些民族中没有一个如此强烈地专注于自由，如此坚定地信仰人类成就的崇高。希腊人将人类赞颂为宇宙中最了不起的创造物，他们拒不屈从于祭司或暴君的指令。他们的态度基本是世俗的和理性主义的。他们高扬自由探索的精神，使知识高于信仰。主要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的文化发展到古代世界所注定要达到的最高阶段。
而同时代的中华文明也毫不逊色，由《道德经》、《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等一系列先秦典籍及其代表人物，组成了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最耀眼的名词——“百家争鸣”。
按照历史学家的解释，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列国林立，诸侯纷争。春秋五霸，勃兴忽亡；战国七雄，合纵连横。“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之说，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一邦之兴衰，一役之胜负，往往因人而殊异，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历史上，人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发挥到了极致。荀子所谓“人定胜天”的哲学论断，并非如后世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单纯指“人的力量一定能战胜自然”，而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精神力量的最大肯定。
综观中西方历史，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荀子的这一哲学论断并非历史孤证。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亦认为，“虽然我们要服从自然的威力，然而我们仍然有自由的意志，并且在某种程度之内我们乃是我们自己命运的主人。”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华夏文明历经炎黄二帝、尧舜禹三代圣君、夏商周王朝两千多年孕育、培植，思想、文化的种子和花蕾已到了破土而出、迎风绽放的时期。
鹰扬凤翙，有赖长天大地之无羁。得庆幸的是，那时各个流派的思想和文化的代言人所处的环境，又恰恰是在周王朝衰微之后，新的统一的社会政治秩序尚未确立的天下大乱之际，华夏大地整体宽松的政治环境（列国并峙，也没有办法不宽松），为各阶层人士提供了纵横无羁、俊才星驰的社会大舞台。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概念还只是略现雏形的春秋战国数百年时间里，虽然经济谈不上发达，物质谈不上丰厚，从事精神活动的条件堪称简陋，而且还始终伴随着战乱频仍、攻城掠地、杀伐不绝的世事飘摇、社会动荡，但是，那时各国各阶层人士的人身是自由的，思想是自由的，朝秦暮楚，原非贬义；恃才奔走，但求施用。布衣一朝为卿相，举世不以为奇；漆园小吏竟圣贤，朝野不以为疑。有德才者不乏景仰之众，身怀韬略者何愁用武之地。
所以，作为孔子之后儒学最大的传承与发扬者的亚圣孟子，在倡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生理想与修为的同时，还敢于发出雄视万古的英伟豪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鸣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天下英雄，舍我其谁！”
百家争鸣，俨然是中国古代史上一部最著名的思想、文化大戏，高蹈于这一舞台上的各类人物及其思想至今星光熠熠，成为中华历史航线上一个个恒久的坐标，成为中华民族汲取不尽的文明智库。
但是，这部大戏的闭幕式却出乎世人意料的惨烈、悲情——
先有秦始皇和李斯“坑儒”、“焚书”：460多位有身份的儒家学者被坑杀；大批收藏于民间的诗、书、百家之类史册典籍被焚烧，“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遂使“百家争鸣”从先秦文明的顶峰跌入凄风愁惨的谷底。
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德国诗人海涅的警世格言：“烧书之人，必有害人之心”。
后有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
在西汉王朝现实政治中，尽管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人物更具实权，但非儒家则大势已去，“外儒内法”，法家人物也要顶戴儒家衣冠方能登场亮相，得以施展才干。而基于“天人感应”、“受命于天”理论创造出的“三纲五常”，此后成为维护中国历代封建皇朝统治最得心应手的法器。
主要是基于上述两项“思想的创造”，西汉儒者一代宗师董仲舒几近“完美”地为“百家争鸣”画上了句号。
就这样，因为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华历史篇章里一个思想上百家争鸣、政治上纵横无羁、精神上朝气蓬勃的民族，离我们渐行渐远，禁锢人的精神和意识的封建专制政体，成为中国及其影响下的东方古代社会的主流。
公元3世纪，国祚延续四百余年的两汉帝国分崩离析，乱世烟尘中，竟然飘来一个超迈尘廛、千古风雅的名词：魏晋风度。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魏晋风度，玄谈风行；竹林七贤，高标士林。“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称名士”，固然令后世文人向风慕义，然于治乱无助，于生民无益，岂可久乎？
文人名士风度之间，亦不乏风骨傲世者。曹子建以“不自雕励，任性而行”弃政，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而为文坛领袖，赓续者自相砥砺，高标浊世，蓬莱文章建安骨，晋代衣冠足风流，遂使魏晋社会于丛生乱象中映现异彩神光，至今影响中华士林，标榜文人傲骨。
谈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当然还绕不开南北朝时期一朵文学与思想交融的奇葩——《桃花源记》。
晋室东渡，偏安江左，六朝如梦鸟空啼；中原板荡，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百姓几无宁日。当此天下纷乱之际，一介文人陶渊明抑郁心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作记以寓志，“设想甚奇，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桃花源记》遂成为道家始祖老子倡导的“小国寡民”的升级版，成为一千多年来中国封建时代众多国民心目中的理想国，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厌尘网而慕淳风”的精神港湾，成为“乌托邦”在中国的代名词。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这是一个经历了东汉覆亡、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东晋南北朝分裂、强大的隋王朝昙花一现之后，驱散笼罩在中华大地上四百年战争频仍、政局纷乱的迷雾，融汇并举东亚乃至东西方各民族血性、精神和文明，再造乾坤海晏河清的大一统王朝。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大唐帝国胸襟之博大，千载独步。一册流传天下最广的诗集——《唐诗三百首》和几本常见的唐诗选编，足以淋漓尽致地映现大唐帝国一派包举宇内、吞吐八荒的精神特征。
一个精神强大的王朝，其学术思想领域也堪称百花齐放、健康茁壮。
大唐王朝以“李”姓取天下，为彰显李氏祖宗天授其尊、渊远泽长，奉老子（姓李名耳）为圣祖玄元皇帝，道家鱼跃龙门，遂晋升为大唐帝国显教，其无为而治之说，化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平之世、贞观盛世。
至于真正的显学，依然非儒教莫属。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明经学者历时五年修撰完结180卷《五经义训》（后易名《五经正义》），唐太宗特下诏褒奖：“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 《五经正义》和随后颜师古修订的五经《定本》，对维护大唐帝国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作用极大。清代文人皮锡瑞评价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尊此本。……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现当代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评述：“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业，很有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一……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还有佛教。自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东汉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西来佛教在中国塞北、中原、江南大地如风畅行。进入唐代，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佛法东西贯通，成佛界壮举、盛事，大乘佛教遂光大于东亚。
是以大唐帝国时代，儒、释、道三者兼容并蓄，五经正义，经学一统；三藏译经，贯通中西；轻徭薄赋，黄老为用，皆灿然于世，成就斐然。但就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而言，则纯以气度和精神胜，广于融汇，丰赡逾昔，而少创造之功。一旦帝国王朝衰微、瓦解，则恢弘气度、博大精神亦随之渐行渐远，后代王朝不得不另觅治国之道、治民之术。
一国一族的思想改造，再次成为朝野纲纪。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文化雍容的贵族时代，这就是继大唐帝国时代之后国力虽弱而经济、文化再攀高峰的北、南两宋王朝。
在两宋王朝的和平年代，据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器物论断，举凡簪缨之族、耕读之家、市井之民，其幸福指数在农业和手工业文明的封建时代是最高的，以至于今天熟悉中国历史的日本人对这一时代亦赞赏有加，心向往之。
北宋开国之初，虽有宋太祖、宋太宗的雄心北伐，却终止于宋真宗的澶渊之盟，无奈金帛相送。后代王朝统治者、决策者一句“不可轻启外衅”，表露其主导思想的怯懦、对外国策的收敛。
在这样的国策、思想主导下，北、南两宋王朝虽然承袭了汉、唐王朝的衣钵，却无一不是国土萎缩，国力孱弱，在大多数时期，皆惊憷于北方“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的骁勇豪强，一副“霜禽欲下先偷眼”的怯懦心理，夫何敢轻言外战？纵然有李纲、韩世忠、岳飞之类挽狂澜于既倒、匡扶社稷于一旦的英雄人物，犹不能幸免于被北方少数民族连番征服而覆亡的厄运。
以此设想，自立朝以来始终深陷于外患危机的大宋王朝，其实最需要的便是强壮一个民族的不可战胜的精神。
精神，由思想而来。且看两宋王朝的思想状态。
公元960年，赵匡胤借陈桥驿兵变，取北周政权而代之。这位由禁卫大将军（殿前都指挥使）登上皇位的宋太祖，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点拨，幡然领悟：强盛一时的大唐帝国之所以灭亡，实因掌握兵权的边关、藩镇军阀尾大不掉，割据、谋乱、篡政而致。开国第二年，赵匡胤即以“杯酒释兵权”计谋，解除簇拥他“黄袍加身”的一班职业军人的兵权武部，再以人间荣华富贵，消磨其勇气，泯灭其斗志。
出于这一统治思想，终其两宋王朝311年历史，将帅指挥权与军队一直分离，临阵调配，顾此失彼，从未有过一支长期稳固的强大国防军，或曰钢铁长城（这也是抗金名将岳飞因为拥有一支自己的铁军“岳家军”而招致被杀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抗御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的战争中，两宋王朝多是战则败，败则和，和则苟安。
比“杯酒释兵权”危害更大的，则是王朝智库——两宋理学家顺应朝廷收敛的军事和外交国策而倡导的内敛的学术思想。
与此前中国历代王朝相比，北南两宋王朝给予文人的待遇是最优渥的，各级官僚几乎皆由科举取士产生，后人为之营造了一个形象的名词：士大夫的乐园。台湾学者柏杨在其《中国人史纲》中载述了一段通俗史实：
考试制度到了宋王朝，才开始真正地严格起来。考试及格人士所受到的重视比唐朝更甚，当进士考试及格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汴京（开封）就好像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到的欢迎也不过如此。”
在这座“士大夫的乐园”里，活跃着不断涌现的文人高官，北宋的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震古烁今的人物，皆是赵宋皇朝偃武修文政策缔结的硕果。而更多的则是文章圣手、学问名士、思想大家。唐宋八大家，北宋占据其六。先秦以后历代思想巨子，于两宋为盛，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每一个名字，都意味着开山立派，仰若思想界的泰山北斗！
今天看来，这些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思想大家，给当时的两宋王朝和后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且看这些思想大家竭其全副智慧、毕其一生精力所创立的理论学说，无论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和程颐的洛学、邵雍的象数学、朱熹的闽学，还是陆九渊及其后继者王阳明的心学，所谓“太极为本、圣人与天地和其德”、“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格物致知”、“此心同此理”、“知行合一”……看似上穷天理、下通伦常，影响达于明、清乃至民国数百年，但说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和影响力，只要与先秦两相比较，即可分出高下：百家争鸣，朝气蓬勃、缤纷灿烂；宋明理学，日薄西山，穷途之究。
所以，儒学自孔子显名于世间，孟子扬榷大端，迄于近代未见其衰，但其内里已渐变渐衰，儒士贤达未见其领袖群伦兼济天下，党同伐异示弱于外自是看家本领。不若法家，先有李悝变法于魏，遂使魏文侯在战国之初雄强一时；中有商鞅变法于秦，遂使秦孝公以一秦之力而强于山东六国；后有韩非子为李斯所困，著《说难》、《孤愤》，秦王嬴政得其精核，而能横扫六合，一匡天下。以此考绩，作为儒学的演绎者，这些朱明理学大家所标榜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旦付诸现实，便成了疏于事功，对危难之世无补无救的“一派空言”，更谈不上秦汉法家那些通过变法图强使中华历史上拥有声威远扬的秦汉帝国的旷世功勋。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姜夔《扬州慢》）。随后的历史结局便顺理成章：整体上思想虚华、精神孱弱的两宋、大明王朝，连番被思想简朴而精力强悍的北方少数民族掀翻在地。旧江山浑是新愁，惟余神州陆沉、山河失色之空叹。 今天和今后的国人还应该记住南宋王朝另一则往事：就在文天祥视死如归之前半个多世纪，公元13世纪初，长江以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依然给南宋带来巨大压力；西北贺兰山下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依然迫使南宋朝廷每年输送巨额银两绢帛。更大隐患则来自漠北的斡难河畔——成吉思汗已翦除异己，整肃诸部，创建蒙古帝国，正蓄势待发，即将如狂飙突起，横扫欧亚大陆！
而这时，南宋王朝一代思想宗师陆九渊又在干什么呢？
《陆九渊集》36卷，有一段颇为形象的文字，记述陆九渊的思虑行迹、显名隆誉：
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座，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
“观书，抚琴，徐步观瀑，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望之如神”，彼时的学界领袖陆九渊，不闻江北金兵骑火，不识塞上蒙古风云，宛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人，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看天下士子归心，悠哉游哉地演绎着南宋版的孔稚圭《北山移文》，可曾预料，仅仅过了半个多世纪，对知识分子优渥有加的南宋皇族携20万宁死不屈的朝臣与军民，上演了一幕崖山投海、流血漂橹的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
理学，中国哲学发展史一条支脉；哲学的本质，在于研究辩证的关系、发展的规律，举凡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无不在其求索搜罗、宏论精研的视界之内，其于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先知、前瞻，也在诸类学科中颖然为翘楚。从陆九渊结茅象山讲学盛况，仅过半个多世纪，南宋王朝即沉沦于南国崖海的结局来看，所谓“听者无不感动起兴”的心学，既谈不上预知未来，更谈不上挽狂澜于既倒。
下迄明朝中叶，陆九渊的心学流派涌现出一位文韬武略均堪大用的后继者——王守仁。此公又以“王阳明”三字扬名世间。遍览大明王朝276年历史，兼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栋梁之才，惟王阳明一人而已。观其剿灭宁王朱宸濠叛乱一役，几近完美；考其承继陆九渊、吴与弼、陈献章诸家而创阳明心学，渊然深湛。
王阳明一生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命途多舛，数度置于死地，只因“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方能转危为安，而以南赣巡抚、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新建伯等高官厚爵显名于大明朝野。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王阳明均秉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优秀传统，深怀忧患意识，认为“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数十年上下而求索，终于为封建王朝的社稷安危炮制了一剂良方：主观唯心论的阳明心学。
在王阳明看来，宇宙一切事物皆产生于人心，是人心发生的意念活动的结果，没有人心便没有客观事物，所以，心是宇宙的本体，“心之本体，即天理也”。由此，王阳明得出这样的结论——
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殚精竭虑地以“心之本体”、“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内容缔构自我心学体系，王阳明把先师孟子倡导的儒家最高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演绎成为类似佛教禅宗的修行：只须对应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人生修为、修养，即可修得万世太平的正果。
现实却并非如王阳明所愿。
一方面将中国思想界导入“孝、忠、信、仁”直至“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使国民丧失对封建制度和纲常伦理的改造、挑战之信念、勇气；一方面在“体认良知”的“静”和“实现良知”的“动”之关系上难以厘清、廓清矛盾，自圆其说，所以，作为明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最终未能为大明及后代封建王朝寻找到一条安定天下、匡扶社稷的出路。
也是基于上述原因，虽然有明一代思想大家纷纭辈出，从明初的宋濂、方孝孺、薛瑄、吴与弼、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何心隐、李贽、罗钦顺、王廷相、黄绾、吴廷翰、吕绅，到晚明的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黄道周，可谓盛况空前，甚至像王艮这种灶籍出身，做过小商贩，以布衣终老的草民，也能成为泰州学派的开山鼻祖。此情此景，差可与先秦“百家争鸣”媲美了。与“百家争鸣”不同的是，前者缔造出了一个精神强大、国势昂扬的华夏民族，而后者——王阳明的“致良知”也好，刘宗周的“慎独”也好，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好，这样一帮学究天地、清风操节、道行天下的彬彬君子——中华知识界和思想界的精英代表，虽然给中国社会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规范，以至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讲到明朝时，也予以高度评价：“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仁义理智信）之一”。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主导当时华夏思想的理学，始终未能起振、扭转大明王朝200多年政治黑暗腐败、国民精神羸弱之积弊。一旦后金政权崛起于白山黑水，便验证了中国民间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语：“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其结果是关外满清部族仅凭8万骑兵，驱使12万蒙古联军、汉八旗，踏遍华夏万里锦绣山河。
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科举制中的八股取士，带着自我束缚的精神枷锁和镣铐，宋、明两大中原王朝步履蹒跚、气度萎靡，面对崛起于北方漠野、山泽的强悍劲敌，始终不能像汉、唐帝国那样上下齐心，聚全国之力抗而逐之、抚之、灭之，最终，结局相似地走向命运无法逆转的死胡同。
继蒙元帝国征霸中华97年之后，拥趸亿兆国民的大明王朝再次全境陆沉于数百万部族的遐荒边民，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古往今来，国人但知孔子临川流而长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却少人知孔子另一段更精深的劝诫之论语：“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陆域如此，再看海洋。
从理论上讲，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东向海洋的海疆大国，迄于今日，依然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海域辽阔，海疆富饶，建设“海洋强国”的雄心，正基于此。
值得反思的是：今天，当我们望洋兴叹于蓝色大海彼岸的旷阔富庶、异彩诱人时，可曾反思，以地理大发现时代中华明、清帝国远胜于西方诸强的综合国力，为什么拥有广大海外领地、创建海外属国的不是当时领先的中国人，而是相对滞后的西方人？
历史上，从东晋高僧法显取道太平洋、印度洋返归祖国，到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敢精神，不乏征服海洋的伟大意志，不乏纵横海洋的成功范例，近600年来，却主动放弃海洋的意识，朝廷闭关锁国，国民望洋兴叹，难道仅仅是因为明中期以后倭寇在中国沿海的侵扰？仅仅是因为散布在南洋一带华人反清复明势力的存在导致“片帆不得出海”？还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出了问题，在“灭人欲，存天理”的思想理论影响下，丧失了汉唐帝国迎风远扬的开拓、进取精神？
事实上，自大唐帝国以后，我们的中原王朝整体上就已经在思想上失去了征伐四方的信念，在精神上失去了战而胜之的勇气。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以“野蛮其体魄，健康其精神”激励同侪，这何尝不是对“东亚病夫”的矫枉过正！
“东方睡狮”已觉醒：精武的诞生与精武精神的发扬光大
在动物世界，雄狮以其“力”与“美”或曰“体魄”与“精神”完美组合的英雄主义形象，而为人类所推崇、赞扬。
狮子，不产于中国大地，却自古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之一，舞狮之风盛行，亦彰显了我们这个文质彬彬的东方礼仪之邦“兼济天下”的英雄主义气概！
是以两汉时代，在抗击匈奴、锻造出一个铁骨铮铮的大汉民族的同时，一条延绵数万里的丝绸之路，俨然成为东西方文明双向汇流的史诗之路。与之同步，在汉武大帝雄视八荒的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逞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歌咏声中，大汉帝国声威远扬。
四百年后，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为期许、为襟怀的大唐帝国，在其初唐、中唐、盛唐之际，亦因文治武功、广于融汇，将封建时代的中华文明推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极致。
亦由此，后来的大清帝国虽然不复有汉唐帝国煊赫声势，但是，直面东西方利益和文明的冲突，在看待中国时，西方一些明世者依然心存余悸。
1819年，大英帝国勋爵阿美士德出使清廷，折返回国途中，经停大西洋圣赫勒拿岛，拜会囚禁于此的拿破仑。据说，这位“法兰西雄狮”说出了一段当今许多中国人知晓的传世名言：“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他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
而另一段类似的言论，则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颇有些陌生。
19世纪下半叶，由清政府雇佣，执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权柄的英国人赫德以略带调侃的口吻评述——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此时，历史上那个曾经“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的大清帝国气数将尽。日暮途穷，风雨飘摇中的紫禁晚照不再辉煌、威仪，金戈铁马变作迷途羔羊，一任列强肆意宰割；锦绣河山变作飘摇桑叶，一任列强蚕食鲸吞。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已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只是，赫德这位在中国“混”得最为实惠的洋买办未曾深究、深省，尽管走过无数崎岖弯路，经历无数痛苦磨难，以勤劳、勇敢、智慧为其本质的中华民族，不可能永远甘心于屈辱，沉溺于黑暗深渊。
进入20世纪，寰宇风云突变，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民族或部族，多面临深刻而巨大的时代变革。
在东方，值此世纪递嬗之际，历经效仿日英等近现代国家维新政体的“戊戌变法”与“预备立宪”失败，20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辛亥革命爆发。公元1912年，大清帝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中华大地上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终结。
在此前后，近代崛起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得振兴中华觉醒意识之先，革命潮流如春潮涌动，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其美等人乘势提出“希望十年之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经众人商议，决定创办中国精武体操学校，由农劲荪任会长，霍元甲任武术教练，主持日常技击训练并研习军事。
1910年6月，这批尚武、爱国的忠勇之士以霍元甲的名义在《时报》上刊登了建会消息。1910年7月7日，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在上海闸北王家宅正式成立，是为中国第一个民间体育团体。
始建于民族危难之际的精武会，可谓创业艰难、命途多舛。成立仅70天，总教练霍元甲便身患不明病因，溘然长逝。为延续精武事业，号称“精武三公司”的骨干学员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三人戮力同心，慷慨捐资，并将精武体操学校更名为精武体育会，确立宗旨，制定章程，统一会标，使精武会摆脱困境，走出低谷。
如果说，83版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是当代华人对精武精神的总结和提升，那么，创作于1918年的精武体育会会歌《精武颂》，则是那一时代精武追求和精武精神的真实展现——
国不强兮招毁灭
人不强兮难自立
振我精神锻我筋骨
充我知能坚我体魄
百练此身如钢铁
任何威武不能屈 大家齐努力
厉行三达（体、智、德）德（勇、智、仁）
起民疲，培国脉
大家齐努力
发扬精武式
卫国魂，尽天职
精武的追求、精武的精神，感召着赤心未泯的国人。1919年夏天，一位自称隐名氏的神秘人物来到位于提篮桥倍开尔路73号的上海精武体育会，交给陈公哲一件大箱子，二话不说，悄然离去。
开启此箱，满是白花花的银元，即便富贵如陈公哲者也为之动容。箱中还附有信函一封，书曰：“精武能为社会谋幸福而无权利思想，故以此三万银元为赠。原执事扩而充之，以期造福全国。”
陈公哲当即召集精武主要干事，慨然言道：“隐名氏捐此三万银元，乃期吾精武造福全国，我们切不可只为精武体育会着想。上海租界内有一外滩公园，门口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此乃我华夏同胞的奇耻大辱！鄙人提议用此笔资金来建造一座‘精武公园’，以扬我华人志气。”
听罢陈公哲的提议，在场的精武干事们无不拍手称好，纷纷献计献策，筹措建造精武公园事宜。
以这三万银元为投资，上海精武体育会购得精武会舍旁10多亩空地。1920年初春，精武公园正式落成，公园门口大书一幅醒目的告示：“凡属人类苟能守文明通则者，咸准入园游玩”。此告示与外滩公园的辱华字样可谓是针锋相对，实令西方列强无地自容。
精武公园建成后，陈公哲又将其夫人卢雪英女士的三十两金器首饰熔铸于铜，铸成了一口黄钟悬于公园内，目的在于“唤醒黄魂，注重武术”，强我国人之体魄。
壮哉，精武人！一座精武公园，在中国历史上树起了一座爱国主义的不朽丰碑。
自上海精武体育会迁入倍开尔路新会舍后，局面渐开，事业蓬勃发展。
1918年，精武之风传播广东。精武体育会中许多成员，包括陈公哲、卢炜昌均为广东人，乡人所系，故土难舍，因而广东精武体育会的筹建得到当地有识人士鼎力支持。此后，中国南方的广东、汉口、厦门、南宁、南浔 、香港、澳门等地相继成立了精武会。精武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开来，影响力辐射至华人聚集的南洋一带。
1919年，广东精武体育会收到南洋侨商的信函，言明南洋一带华人对精武体育会仰慕已久，特邀精武人来马来西亚访问。恰巧，上海精武体育会干事罗啸璈正在广州筹划重建坤维女子学校，见此邀请，便只身前往马来西亚。
一个月过后，罗啸璈返沪，不顾舟车劳顿，一下轮船就直奔倍开尔路而去。在精武体育会，罗啸璈向众人谈起在马来西亚的见闻，抑制不住欣喜地讲述：“吾初至吉隆波，还思索与人如何宣扬体育强国。岂料当地侨胞甚爱国术，侨商代表曹尧辉当面表演自学的精武潭腿。吾观之，不甚感慨。”
言至激动时刻，罗啸璈健步跨到房间中央，面向南方大声说道：“若欲南洋各埠早日成立精武，我等必须亲自前往，以遂侨胞仰慕之殷。”
1920年8月17日，随着游轮起锚汽笛声响，上海精武体育会正式派出的陈公哲、罗啸璈、陈士超、叶书田、黎惠僧五人开始出访南洋之行，史称精武“五特使”。他们带着《精武本纪》、精武章程等书籍，以及精武自拍的影片，先后造访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精武“五特使”在南洋各地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及现代体育，还深入学校工厂演讲、传授武术、播放精武电影，所到之处反响热烈。更值一提的是，“五特使”还联谊当地的华侨组织，为中国北方旱灾及南方水灾筹集善款。
此次精武“五特使”行程历时73天，先后造访南洋四国九城，将中华文化和精武精神遍播南洋。随后，南洋各地的精武会纷纷建立。
南洋建立精武会之初，师资奇缺，上海精武体育会许多教员纷纷奔赴南洋相助，其中就包括霍元甲之子霍东阁。
1923年6月，霍东阁孤身一人来到印尼泗水（今苏腊巴亚）。一日，泗水当地正在筹款集会，霍东阁受邀上台，打了一套霍家拳，赢得满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之后，霍东阁又表演了精武潭腿，更是引起轰动。自此，霍东阁在南洋名声大震，他也以此为契机，耗时数年，陆续建立起泗水、吧城等精武体育会。
霍东阁将自己的后半生都交给了南洋精武会。创业之时，霍东阁历经波折，有时甚至遭外国人暗算。据霍家后人回忆，一次，霍东阁在表演汽车碾身时，外国司机有意加害，驾驶十轮大卡车反复从他身上辗过（原本规定只能辗一次），导致他身体多处内伤。偏偏此时又“恰巧”冒出一个外国拳师前来“请教”。霍东阁想起先父被陷害的情景，顿时怒火冲膺，不顾伤势，带着新仇旧恨把这个心怀鬼意的洋人打得落荒而逃。
借助中国古典文体评说，这真是：睡狮渐已醒，五使下南洋。中华扬国威，域外睦邦亲。霍氏耀泗水，精武传四海。
而在记者看来，1920年精武“五特使”南洋之行，是中华对外交流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文明创举。放眼世界，中华文明的发展、传承能够有条件融入世界文化，精武精神和精武文化就是很好的代表。在孙中山先生“尚武精神”题词和“保国强种”序文的感召下凝结而成的精武精神“爱国、修身、正义、助人”八字，与人类普世价值和谐共通，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是可以接受的。
亦因此，近百年来，精武的影响辐射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建有50多个精武体育会，精武早已成为海外华人心系祖国的一条感情纽带，成为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从这个意义上讲，精武精神、精武文化的传播，对中华文明有再造之功。
上海：一座领先全国的近代化城市，成就“精武”大业
近代以来，精武以打败洋人、壮我国威而声震遐迩。
从《1910-2010精武本纪·序言》的表述中看，精武却不以“拳脚”逞强，而是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为精神、文化内涵擅胜，跨越中国传统武术领域之鱼龙混杂、莫衷一是的初级阶段，厘清科学、文明、进步之关系与形式，从而赢得中外各界一致赞誉、推崇。 秉承武术精华，脱颖于传统，大义行天下，精武的成功与格局，离不开一座城市——上海。而上海的名字，是和中国近代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夫上海，中国古代历史难觅其名，元代设上海县，明清两代渐成贸易大港和漕粮转运中心，但在1842年开埠以前，人口不过20余万，除了海运、贸易，并无多少值得夸耀的资本。近代100多年间，上海突然从一个并不惹人注目的中等城市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都市，人口猛增至500多万，租界及其周围的新城区现代化色彩强烈，很多涉及上海的图片、电影，都以海关钟楼、外滩大厦、浦江巨轮为上海标志。20世纪以后，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步伐更加迅速，其城市设施、工业和交通规模、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民主政治思想的传播等诸多方面，均居全国首位，成为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
是以在20世纪上半叶，上海这座昔日亚洲首屈一指的东方国际大都市，引领着中国近代化风气之先。这一点，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区域表现得最为典型。
在上海，虹口是一个很特别的行政区域，面积不大，只有20多平方公里，但这里却是近代上海的奠基之地，是近现代中国海派文化与左翼文化的发祥之地。
“上海”之名，即起源于虹口。
“虹口”一名，因虹口港而来，是上海也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上海开埠前，虹口地区除了江湾镇、虹安镇、虹口镇等集镇外，多系农田渔村，境内以虬江为界，南属上海县，北属宝山县。今日的虹口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东北部，南连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与浦东新区、黄浦区隔水相望，西与闸北区相连，东北与杨浦、宝山区接壤，自近代开埠以来，始终是上海重要的航运、商贸和物资集散地，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历百载而不衰。
历史上的虹口区，境内为东海之滨一片滩涂之地，有多达50条河道港汊。早年曾为吴淞江下游水道的下海浦，是当地船民、渔民出海的要道。清乾隆年间，为供奉海神、保佑平安而修建的下海庙，香火兴盛，至今遗存。而位于“下海浦”之上的广阔陆地，则被称为“上海”。
上海开埠以后，下海浦之上的“上海”地域迁入者日众，逐渐成为“五方会聚，华洋杂处”的市井都会。这就是近现代上海的由来。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虽然上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新石器时代，两汉魏晋时期曾以“华亭晓鹤”、“松江之鲈”名扬天下，但与“海”联系起来的上海，则见诸于唐玄宗开元初年，沿今宝山、川沙一带修筑捍海塘。元朝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设置上海县，境内吴淞江以南地区改辖上海县。明朝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巡抚海瑞主持吴淞江整治，吴淞江下游完全改入今天的苏州河水道。
进入中国近代历史，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炮舰进攻吴淞口。次年11月17日，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1843年11月17日，上海被开辟为商埠。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准许美国人在五口通商。1845年6月17日，美国圣公会中国布道区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一行10人抵沪，驻扎虹口地区布道，并以极低廉的价格在虹口境内沿黄浦江边（今塘沽路大明路转角附近）“永租”53亩土地，在头坝之北的芦苇地建造了圣公会救主堂、屋舍，1848年，又在虹口地区沿江一带私自设立8万平方米的“美侨居留地”，由此拉开了近代上海的历史帷幕。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虹口以“文化”驰名中外。那些诞生在虹口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成了开创海派文化先河的一个个文化坐标——
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何伯森在靶子路（今武进路）创立英华书馆。1887年，英国人韦廉臣在熙华德路（今长治路25号）创办同文书会（1894年改名广学会），后迁址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今四川北路多伦路），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印刷出版发行机构，出版天文、史地、辞书、哲学、宗教等类书籍。
1889年1月，同文书会创办《成童画报》，由墨海书馆发行，此为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之一，后改名《福幼报》；1月31日，同文书会出版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1897年，清末维新派杂志《新学报》创办，社址在北四川路仁智里13弄。
1908年12月22日，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乍浦路112号（今388号虹口文化娱乐厅处）建立虹口活动影戏院，这是中国第一家正式电影院。
1912年，由张聿光、乌始光和刘海粟集资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在乍浦路开学。后来，中华艺术大学、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野风画会、上海艺术剧社、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太阳社、大道剧社、劳动大学等文化机构纷纷入驻虹口。
192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创办，社址在北四川路851号。翌年，开始出版《良友》，是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画报。
1927年，沈雁冰来沪，入住横浜路景云里11号。9月，开始创作中篇小说《幻灭》、《动摇》和《追求》三部曲，发表时用“茅盾”笔名。10月3日，鲁迅夫妇由广州来沪，入住横浜路景云里23号，与茅盾、叶圣陶、周建人为邻。11月，郭沫若从香港来沪，住在今多伦路201弄89号撰写论文《英雄树》，次年元旦发表于《创造月刊》一卷八期。
1928年6月20日，鲁迅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文学月刊创刊，以发表翻译作品为主。11月，鲁迅、柔石等人发起组织朝花社，《朝花周刊》、《朝花旬刊》编辑部设在横浜路景云里，以“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为目的，是我国最早介绍版画的艺术团体。茅盾、鲁迅、叶圣陶、郭沫若、周建人、冯雪峰、夏衍、丁玲、沈尹默、蒋光慈等人众多有影响的作品几乎都是在虹口完成的。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成立。
……
业兴于斯，蔚为大观。众多的名人故居，海上旧里，文博街市，休闲社区，遂使虹口成为海派文化的策源地、进步文化的发祥地、文化名人的集聚地。“过河（苏州河）去看文明戏”，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人的一句口头禅。 人类文明的近代化，又是一个科学与民主普及的过程。当时的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传统与近代化的交融也展现得最为充分。
华界和租界，是近代上海城市的两大组成部分。19世纪60年代外国租界兴盛以后，上海城市重心移至租界。租界先进的市政设施和市政管理不断为华界效仿，南市马路工程局、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皆由此而起。
孙中山先生曾多次如是说：租界是城市自治的模范。循此说法，又可以引申出另一观点：上海的近代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经营的新模式下进行的，上海许多近代化的民主思想、近代城市的管理方式，直至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技术等，都是从外国引进的，继而经过上海人的学习、理解、创新，又增进了上海人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新能力。
虹口区域内，有上海最大的公共租界，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之文化汇聚，遂领上海近现代化风气之先。
1916年，上海精武体操会迁入倍开尔路73号，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1924年再迁入横浜桥路福德里（现虹口区四川北路1702弄34号），成永久会址。可以说，精武事业的健康成长、发展壮大，正得益于“虹口”这片中国近代化交融、文化集聚的沃土。
在这样一方激荡着科学、民主、开放、文明气氛的环境下，诞生、壮大了有别于传统武林坐山守洞、门派纷争的上海精武体育会和精武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的国内学术界，给予“精武”这样的评语和寄语——
“精武体育”洗刷了中华民族成为“东亚病夫”的耻辱，在孙中山先生“尚武精神”题词的感召下，建立起来的“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族的觉醒、民族的尊严、民族的大义和民族的复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和灵魂。强身健体，乃文乃武，修己身，秉正义，乐助人，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斗志，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2013年8月17日，“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俞可平教授致辞指出：两个“百年目标”，一个“中国梦”，都离不开法治。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进步。
民主、法治，人类文明社会之基石。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为宗旨、为信仰、为当今人类文明共识的精武精神，可以为民族之魂、圆中国梦。
是故，立于国内的精武人、精武会，可以赢得中国民主革命领袖者的首肯、赞誉——1919年，上海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孙中山撰写序文，从振兴民族、推进世界和平的高度肯定了精武的历史地位：
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和平之一基础。
是故，传之国外的精武人、精武会，可以赢得西方主流社会领导者的恭敬、致礼——2010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函致美国精武体育会，祝贺精武百年纪念：
特殊的问候——来自美国总统奥巴马
值此“功夫世界武术锦标赛”与“精武百年纪念日”之际
白宫 华盛顿2010年6月7日
在这特殊的时刻，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愿。
要在武术上有所成就，需要律己、专注和勤奋的精神。我相信拥有这样的精神，你们在生活中也一定获益匪浅。祝愿你们的未来一切都好。
见证“精武”：有一种精神，跨越沧海桑田
百年精武，跨越沧海桑田，荣载民族历史。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人类的一面镜子。
今天的国人，对上海精武会的认识，大都来自香港电影公司拍摄的《霍元甲》、《陈真》、《精武门》等系列影视片，旧上海十里洋场，华洋武人精彩对决的场面，在让观众大饱眼福的同时，感受着中国功夫的厉害！
难道，真实的精武人、精武会只是这样一班赳赳武夫打打杀杀的喧闹场景？若如此，所谓“精武”，与中国传统武术的“少林”、“武当”有什么区别？
回溯历史，正本清源，区别逐一映现。
譬如，上海精武体育会成立的最初设想，是1910年封建的大清王朝灭亡在即，为“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所需，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其美提出“希望十年之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从而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学校。
再譬如，上海精武体育会的主导者、运作者，不是什么名山宝刹的绝学法师、神仙洞府的得道高人，或是热衷于独家秘笈、武林争霸的江湖中人，而是接受过科学、民主、开放思想启蒙和懂得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运行的社会闻达之人。这其中，就包括“精武三公司”的陈公哲、卢炜昌。
陈公哲，广东中山人。中国同盟会会员，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第一届董事，精武创立初期主持日常工作，其父陈升堂是上海粤瑞祥五金行老板，家境殷实。陈公哲10岁开始便进入正规的现代书馆学习，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后子承父业。陈公哲业师众多，造诣出众，于书法、绘画无不精通，音乐、京剧、摄影无不涉猎，英文、法语堪为行家，并有著述传世。
与陈公哲一样，卢炜昌也是广东中山人，同为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第一届董事，陈公哲离任后，较长时期主持精武日常工作。卢炜昌曾就读于上海堡黎英文书院，之后在上海德国礼和洋行当英文秘书。陈公哲在经济上给予卢炜昌巨大的支特，特开新瑞祥五金号以安置之，并任命卢炜昌为经理，使他拒绝向洋人折腰，而全神关注于精武事业。卢炜昌身躯伟岸，秉性沉毅，对中国刚派武术很有研究。
在这样的新派人物主导下，上海精武体育会自然有一派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气象。
对于上海精武体育总会，《1910-2010精武本纪·序言》作了准确表述——
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民间体育社团，它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宗旨成为精武重要的文化内涵。一百年来的发展，精武已经成为我国最具有广泛性、最具有影响力的大众体育健身的社会形态。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将精武提升到振兴民族的高度，而无世间质疑之杂声。
在中国现代史上，精武人“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做了一次大胆尝试——走出国门，参与奥运，让世界了解中国。
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
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势力不断滋长，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欧亚大陆，但这都无法阻挡中国人对奥运会的热情。
当时，侵华日军组建“满洲国”代表团参赛，招致举国愤怒。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临时决定组建一支69人的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其中包括上海精武体育会的符保卢、陈宝球、翁康延三人，他们将角逐撑杆跳高、铅球和举重等比赛。为振国威，中华体育协会还委托上海精武体育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一支国术表演队赴会表演。
消息传出，全国各地数百名武林人士纷纷来到上海精武体育会，欲为国争光。精武慧眼独具，公正无私地选拔出9名武者，其中就有像张文广这样的高手。他是解放后中国最早的武术九段之一。
1936年6月14日，上海精武体育会宴请中国代表团，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欢送仪式为中国健儿壮行。
1936年6月26日l2时30分，赴柏林参赛的中国奥运代表团，乘坐意大利邮船“康梯浮地”号起锚，离开了上海黄埔港。
中国代表团一路风浪颠簸，7月20日，邮船终于抵达威尼斯，而后代表团又换乘火车，终于在23日风尘仆仆到达柏林，此时距离奥运会开幕仅有8天。
此次中国代表团的奥运之行注定是惨淡的，28天的旅途劳顿让大多运动员体力消耗殆尽。开赛不久，中国代表团就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来自精武的符保卢突出重围，晋级撑杆跳高的决赛。他也成为了中国选手晋级奥运会决赛圈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符保卢的撑杆是向他国选手借来的（由于经费原因，他无法携带自己的撑杆来柏林），这根撑杆对于身高将近1.9米的符保卢来说短了不少，而且竿子的一端已经碎裂开叉。最终，符保卢在决赛中只跳出3.8米的成绩（在国内比赛时，他一般能跳到4米以上），名落孙山。
据史料记载，虽然中国代表团成绩不佳，可由上海精武体育会选拔出的国术表演队却在柏林大放异彩。这些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起初倍受冷遇，可在之后的表演中，他们用高超的武艺征服了所有观众，谢幕数次仍掌声雷动。表演结束后，柏林市长翘起大拇指说道：“真是了不起，想不到中国竟然有如此奇迹般的民间体育！”当晚，市长专门举行了隆重的招待宴会，并在结束之后用专车送他们回旅馆。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借机侵占平津，接着又将魔爪伸向了上海，伸向了全中国。当国家处于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上海精武体育会挺身而出，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据史料记载，精武体育会中有许多会员投入到了抗战的第一线。奥运骁将、精武会员符保卢就是其中之一。从柏林回国后第二年，符保卢考入南京国体专校进修。但是抗战爆发后，南京屡遭轰炸，学校被迫关闭。符保卢义愤填膺，弃学加入空军。由于其体质极佳，又曾学过驾驶，经过短时间的训练后就被编入轰炸机大队护航编队，在对日作战中多次击落日军飞机。
后来，符保卢又加入中美联合飞虎队，投身中国大西南抗日战场，立志消灭更多的日寇。在一次驾驶新式战斗机P-40训练中，因机械故障，符保卢不幸坠机身亡。为纪念抗日空战，中国台湾曾经拍摄电影《笕桥英烈传》，其人物原型就取自精武英烈符保卢和空战英雄高志航。
一部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是以列夫·托尔斯泰仅凭一部煌煌力作《战争与和平》，即可成为俄罗斯和世界的文学巨匠。
战争年代，那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人，可以被我们称之为“民族英雄”。
和平年代，那些无私奉献、为国拼搏、虽败犹荣的人，是否也可以被我们相对应地称之为“民族骄傲”呢？
答案是肯定的。比如符保卢，既可称之为中华的“民族骄傲”，亦可以称之为中华的“民族英雄”。
今天的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斩将搴旗、摘金折桂，已是寻常易事，中国亦因此成为世界公认的体育大国，但缺乏的却是像符保卢这样的以国家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精武英雄，更缺少的则是诸如“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
今天的中国体育界，在实现“更高、更快”的竞技目标的同时，是否已将“重在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在国民群众中推而广之？
吴清，上海市虹口区区委书记，重铸当今精武事业的力推者。这位如今坐镇精武发祥地的留英归国博士，对精武精神、精武文化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亦多自己的认知和见解——
今天的我们，确实是应该向当年的精武学习。在那个困难的时期，精武不仅仅提出了“爱国，修身，正义，助人”这样民族先进性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有很多人为之献身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比那个时候好多了，国家的地位也不一样了，我们的物质基础也强多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在精神上就比那个时候更强了呢？不敢说。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弘扬精武的精神，弘扬这份正气。这种浩然正气，首先要有责任，再一个是自信。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份责任和自信是不是都够了呢？
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但是精神没有上去，这更需要我们去反思。我们始终要有忧患和危机意识，要居安思危，今天什么都好过的时候依然存在相当大的危险。如果今天我们不齐心力争，都沉迷于物质追求，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精武提出的不仅仅是爱国，修身也不单单是锻炼身体。修身实际上也是修心，我们是不是向内真的修心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股正气在心里？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他人，帮助我们的国家？
当然，这也不是说那个时候比我们这个时代强，那个时候也是挺惨的，国民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也是比较混乱的；也不是说今天的势头比那个时候坏，总体来说比那个时候要好。但是，这个好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比较容易懈怠，也确实是我们今天的精神发展可能没跟上物质的发展。这个判断我觉得基本上是成立的，因为我们物质发展了，我们的体质和精神上才应该赶上来；我们的物质现代化了，精神上更需要现代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精神上现代化还是远远不够的。 从精武的发展来看，当时既弘扬了爱国的主题，传承了祖先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引进了近代化器物、制度方面的一些东西和一些练习方式、技术层面的东西。同时，精武还提出了爱国的主题，弘扬正气，向内修身。这里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简单地来看，它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深层地来看，它包含着一些值得总结、提炼的哲学命题。研究、借鉴精武精神、精武文化，对我们来说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
“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精神永远也不会错。今天研究精武、弘扬精武、发展精武，对我们真的很重要。不仅仅是把遗产拿出来翻一翻、展示给别人的问题，实际上是真的要把它用起来，影响我们的思想状态，影响我们人的现代化、精神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挺重要的课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新一轮改革开放之风劲吹浦江两岸，上海呈一派繁华竞秀之姿：长桥飞虹，广厦瑰丽，楼塔耸云，华灯星灿……此轮20余年的现代化建设，让上海再次跻身国际大都市之列。
新的时代，必有新的城市精神。今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城市价值取向：公正，包容，诚信，责任。
作为精武的发祥地，2007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精武体育”列入上海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那么，从昔日的精武精神“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之中，我们还能学到什么？
乃文乃武，广于融汇；精武无门，有容乃大
在千年流传、门派纷纭的中华武术领域，百年精武堪称后起之秀，脱颖群伦。
武林千姿百态，何以“精武”为中外各界广泛推崇，风景这边独好？很多人对这一独特的“精武现象”不得其解。
作为现任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会长、世界精武联谊会会长，虹口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颜建平的一番阐释，有助于世人领悟百年精武的成功所在。
颜建平分析认为——
1910年，在陈其美、农劲荪、陈公哲等倡导下，由霍元甲担任总教练的上海精武体操学校诞生。霍元甲虽是天津人，但却在上海精武会中成为北拳的代表人物。那么，为什么会在上海虹口产生精武会？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近代以来的爱国人士多在虹口待过，像鲁迅等左联人士，是革命者经常活动的地方。其次，这里是“五洋杂处”之地，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日本人都有。同时，这里还是民族工业的发源地，民族资本家以无偿财力支持爱国人士，因此有发展精武会的基础和条件。
那时，正值战火纷飞的时代，陈其美等人提出，成立精武会的目标是“希望十年之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随后，孙中山先生又提倡“强国保种”的精武精神。可见，精武会产生的历史条件就是爱国。与其他传统武术流派相比，精武会的爱国背景非常鲜明，核心价值更加凸显。
孙中山先生所作的《精武本纪》序文，精辟提及了精武会几大要旨——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振起体育之技击术；强种保国；致力于世界平和。这些，可以被视为是对传统中国武术的发扬和超越。
精武是一面旗帜，在精武精神“爱国、修身、正义、助人”八个字的感召之下，对任何民族的国家人民都是可以达到共享的。
精武精神，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髓。精武会不是单纯的技艺组织，还是一种文化象征。单独的技艺在中国只是一个特色，并未取得世界的普遍认可，这就导致其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之一，所以，精武精神显得弥足珍贵。
现在，有些报道常常会说到“精武”，其中包括香港拍的“精武门”系列电影。其实，精武是没有门派之分的，武术倒是有门派之别。
精武会首先是一个会，是精武精神的一个物质载体，其核心首先是爱国主义，是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中诞生的。
自精武体操学校建立之日起，就摒弃了历史上传统武术一门一派的流传形式，破除“因袭宗法，师徒秘传”的陋习，提出各派同源的观点，“以国术为根本，不争门户短长”，熔各派武术于一炉，将各流派各门户的武术都“落户”精武，云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众多武林高手。赵连和、张富猷、霍元卿、陈维贤、孙赞轩、孙玉峰、罗光玉、霍东阁、陈子正、吴鉴泉等各派武术名家，络绎拥趸上海精武体育会大纛之下。其中，在精武传授的拳术就有 54种，对手拳术19种，独习兵器6种，对手兵器38种之多。
上海精武体育会还拥有自己的会歌、会徽、会旗。会旗上缀黄、蓝、红三星。黄星在下，代表体育：体要其健，强身健体，以承担重任；蓝星当中，代表智商：智要其博，充实智力，以明辨是非；红星于上，代表德育：德要其重，修心养性，以求人格完美。
体、智、德三者兼备者，必为业界楷模。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择师而教，践行见益，精武不虚其名。
在教学形式上，精武体育会创立了一种新的武术训练教学方法，开办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规定一定的学习内容，两年为一期，考核合格者，颁发毕业证书。高级班毕业后可委任为技击或国操教练。参加运动会的统一服装上，凡襟缀三星者为六年毕业学员，双星者为四年毕业，单星者为两年毕业，无星者为初级修业学员。在武术教学的教材上，贯彻“南宗、北派并蓄兼收”，“熔各派于一炉”。编制“精武基本十套”，即潭腿、功力拳、节拳、大战拳、套拳、接潭腿、单刀串枪、群羊棍、八卦刀、五虎枪，成为精武武术的基本教材，凡精武会员“必须熟悉此十种，方及他技”。
南派、北派、短拳、长拳，罔不具备，即使教师不能沟通南北，而学员是南北混成，久而久之，自成一种融合南北，取精用弘之技术。
精武体育会还建有运动会（技击大会） 制度，每隔一年或二年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运动会，把“精武十套”编配口令，在运动会上进行会操或表演，这都成为推动精武武术的有效形式，有利普及，促进提高。
为弘扬武术，精武体育会先后出版了功力拳、潭腿精义、合战、达摩剑、十字战、五虎枪、潭腿挂图、降龙棒、潭腿十二路全图、少林宗法、少林拳术图说、硬捶挂图、太极浅说、武铎等书籍。这批武术书籍图文并茂，不仅使精武武术动作要领都达到准确、规范，而且对普及精武武术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上海精武体育会是最早将西方现代体育观念和训练方法引入国内，借以改造传统体育的民间社团。
自迁入倍开尔路新址后，随着上海租界的建立，西方经济的入侵，文化的渗透，近代体育开始在沪地传播。本着“以体育居先，体育复以武术为主，参以时代各种运动”的精神和满足会员的需要，精武体育会逐步开展足球、篮球、台球、羽毛球、乒乓球、单杠、木马、飞镖、跳高、跳远、哑铃、平台、秋千、举重、拉弓、射箭、袖镖、飞锤、捻石、骑马、溜冰、狩猎、田径等现代体育。
上海精武体育会是最早在体育界提出“无文不能行远”、倡导乃文乃武的民间社团。精武的文化，继承历史传统，结合时代特点，内容丰富，有临池（书法）、图画、国语、摄影、粤乐、铜乐、弦乐、京剧，还有影戏、医学、旅游、雄辩（辩论）等。
改革开放以后，1984年、1989年，上海精武体育会相继举办了精武成立75周年和80周年纪念庆典活动，同海内外的精武友会同仁取得联络、相互交流。
在1990年，1992年和1994年，上海精武体育会相继举办了第一至第三届世界精武武术邀请赛，更使各国各地精武友会萌生发起成立世界精武体育会联谊机构，把常设秘书处设在中国上海精武体育会。1990年12月17日，上海精武体育会改名为上海精武体育总会。
2008年，第十届精武武术文化大会期间，在马来西亚怡保举行的世界精武友会会长会议上，一致同意将世界精武体育会联谊机构的名称正式改为世界精武联谊会。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共39个精武友会成员单位，通过了世界精武联谊会章程，选出上海、天津、马来西亚、瑞士、美国、英伦等7个友会组成世界精武联谊会执委会，每两年由各成员会轮流举办一次“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
2009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精武联谊会执委会上选出上海、马来西亚、天津精武会为联谊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秘书处常设在上海精武体育总会。
2010年适逢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成立100周年，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主办的“精武百年庆典”活动在上海虹口体育馆举行。海内外17个国家和地区，34个精武友会，387名精武同仁应邀参加庆典大会和第十一届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世界精武论坛等系列活动，共襄盛举。
在精武体育的发祥地虹口区，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执行会长华东平、副会长世界精武联谊会秘书长薛海荣向记者坦露心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文化的振兴，必须大力宣传精武精神，尤其是在多元价值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精武‘爱国、修身、正义、助人’八字精神就有很多的共同点，精武精神是集大成者，有核心价值，是无形之门，能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化。怎样不断地推动精武会的发展，尤其是将上海精武会做得更好，承担起世界精武联谊会秘书处的责任，是我们当前的紧要任务之一。”
心之所系，职责所在，一系列重塑精武的筹谋、擘划从纸上蓝图变为现实成果。
2002年4月30日，精武新会所“精武大厦”落成，它是上海精武会址（即原精武中央大会堂）的房基上再征地动迁而建的。扩建后的“精武大厦”，南临东宝兴路，西临四川北路，占地面积34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楼高28层，裙楼部分外形仍保留原格局，为进一步开展上海精武会会务活动，保护和传承精武文化遗产提供了场所，使精武事业有序向前发展。
2007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精武体育”列入上海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永久的传承，2008年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制定了五年的保护计划，举办了“中国文化遗产日暨精武体育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全市中小幼学校、公园、社区辅导点设立39个“精武体育”示范基地。
2009年，上海精武体育赛事公司与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倡议，以中华武术为基础，推广综合搏击运动，成立“世界精武·英雄汇”赛事联盟，打造职业化的“世界精武·英雄汇”综合搏击赛事。得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英伦、荷兰、天津等精武友会的积极响应。
2014年，将迎来世界精武联谊会两年一届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作为东道主，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提出了发展新构想——
通过“十个一”：一面旗帜——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一首歌——精武之歌；一本书——精武百年本纪；一套操——精武武术操；一条路——精武会路；一个站——地铁精武会站；一座馆——精武博物馆；一台戏——精武魂；一所学校——青少年精武体育文化活动中心；一个公园——精武公园的建设，拯救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展示虹口深厚多元文化底蕴，提升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在全国乃至世界体育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实现申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夙愿。
2013年，一份《传承精武精神，复兴中华文化，振兴上海精武总会可行性分析报告》摆上桌面，思辨析述，廓清大端，有眼底风云、居高声远之境界——
世界政治舞台上，外交活动向来是官方与民间并举。从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可知，体育活动一向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交往与外交活动形式之一。中国除了乒乓体育运动外，武术从来都是国家名片之一。与此同时，广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精武会，是开展精武体育交流的良好基石，也是各个精武会员开展民间交流的客观要求，其本身国际化元素易于被广泛的国际社会所接受。在加强武技武德交流的同时，开展合理合适的外交活动，是国家外事活动的重要补充与重要拓展。同时，精武总会支持各国精武体育会进行社团与社团间的接触与互通，可以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国家文化战略拓宽，传达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增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交流与促进，更易于达成外交目的和文化输出与文化兴邦的战略。
“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人类之所共识，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需要精武，世界需要精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