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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道多要点儿了
戏写出来了，没钱排。王小力就说他认识王朔。当时廖一梅也正好在给王朔写剧本，还算比较熟，我就去找王朔，上来就跟他说：“听说你最近特有钱？”那会儿他和叶大鹰弄了一个“北京实事文化咨询公司”，叶大鹰是董事长，王朔是总经理，弄了挺多钱。当时听说他要弄 300个电影、电视剧、话剧什么的，整个一大工业，特牛 B。我心想，要不我也凑个热闹。我跟他说我要排一个话剧，而王朔完全没看过我之前的作品，我就跟他一通忽悠：年轻人，8个演员，上来就说“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没情节，特来劲，牛 B什么的。末了王朔说：“哟，你这戏跟别的戏不一样啊！”我说：“那当然！肯定完全不一样！”王朔又问我：“你这戏能有什么影响么？ ”因为当时话剧市场还不讲究回收、盈利这回事儿，我又一通忽悠。王朔就说：“行。你要多少钱？”我咬了一下后槽牙，说：“5万。”心里想着，我先要 5万，他要是给我 2万我也够了。结果王朔说：“行。就 5万。 ”我都惊着了，早知道还不如多要点儿。
5万块钱在 1994年真算可以了。我们就开始做道具、排练，做各种准备，心情那个愉悦啊！我们心里还算计好怎么回收了，至少回收一部分，先还给王朔。但当时民间不允许有自己的演出，我们就挂靠了一个北京市政府的一个什么机构，结果我还被骗了！那个人让我给他 1000块钱，说能帮我报批手续什么的，结果他也没给我报成。我现在都忘了那人叫什么了，反正《我爱 XXX》最后就没有公开演出成。我们在美术馆附近找了个小地方，自己演了 6场。
我说了，他就信了；他信了，我就干了
最后 6场全演完了，当时的制作人兼编剧王小力给每个演员发了 100块钱，我们这些创作人员一分钱都没有。最后一天演完了我们就在美术馆附近找了家小饭馆吃了顿家常菜，喝着酒，唱着歌，特高兴。这 5万块钱花了戏没公演成，我也没觉得对不起王朔，我就觉得哥们儿我做了一个特牛 B的戏，洋洋得意。但其实我内心特别感激王朔。在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时刻，一个人，他没看过我的戏，也不知道这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小混蛋，但我说了，他就信了，他信了，我就干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爱 XXX》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当时我一直崇尚一种新的戏剧，《我爱 XXX》是我在追求我的新的戏剧道路上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给了我自信，它告诉我我可以做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谁都看不懂的，甚至我自己都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戏；它告诉我：“孟京辉，你这辈子可以胡来，没有人伤着你，好多人还会帮助你，你还牛了 B了。”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之后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胡来，之前我做点儿小努力还得拘谨着；现在呢，我不胡来，还有谁敢胡来？！
王朔当年也来看了，他也觉得特好，虽然没公演成。这次重排王朔不来看，但我还是会告诉他这事儿，我还打算录个像给他看。不过那 5万块钱我是到现在也没还他呢，他也没问过。
跟所有的戏彻底不一样
我记得当时我突然发现，如果一个人一直说“我爱我爱我爱我爱……”一直说，说烦了，“我爱”不就成了“我 CAO”，或者“我去你大爷的”、“我別扯淡了”，语言的内涵就变了。人不都说“谎言说一千遍就能变成真理”吗？我就想，那真理要是说一千遍，是不是也就会有人开始怀疑了？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界定胸有成竹和胡说八道？语言的力量很强大，我觉得我得讨论一下语言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我爱 XXX》跟当时所有的话剧都不一样，而且是彻底不一样。对不起，没有情节，我们就这么狠，就这么狂。
我生在上世纪 60年代，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会儿全世界都 High了，这边儿文化大革命，那边儿五月风暴，再那边儿嬉皮士运动，乱七八糟，从艺术到哲学、经济、政治……全都 High了。年轻人渴望改造世界，我们觉得我们是“60年代之子”，我们是 60年代被撒出来的一群小精灵，《我爱 XXX》就以 60年代为原点，60年代，在美国、欧洲、中国，在全世界各地，我们降生、牙牙学语、白衬衫、蓝裤子、青春期、肉体、社会现状、物体的形状……每个年代都是一群有共性的个体，《我爱 XXX》的脉络很清晰。而如今再做《我爱 XXX》，我觉得这部戏更多地承载着一种对青春的见证，每个人对青春的回忆和情绪的写照。
戏写出来了，没钱排。王小力就说他认识王朔。当时廖一梅也正好在给王朔写剧本，还算比较熟，我就去找王朔，上来就跟他说：“听说你最近特有钱？”那会儿他和叶大鹰弄了一个“北京实事文化咨询公司”，叶大鹰是董事长，王朔是总经理，弄了挺多钱。当时听说他要弄 300个电影、电视剧、话剧什么的，整个一大工业，特牛 B。我心想，要不我也凑个热闹。我跟他说我要排一个话剧，而王朔完全没看过我之前的作品，我就跟他一通忽悠：年轻人，8个演员，上来就说“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没情节，特来劲，牛 B什么的。末了王朔说：“哟，你这戏跟别的戏不一样啊！”我说：“那当然！肯定完全不一样！”王朔又问我：“你这戏能有什么影响么？ ”因为当时话剧市场还不讲究回收、盈利这回事儿，我又一通忽悠。王朔就说：“行。你要多少钱？”我咬了一下后槽牙，说：“5万。”心里想着，我先要 5万，他要是给我 2万我也够了。结果王朔说：“行。就 5万。 ”我都惊着了，早知道还不如多要点儿。
5万块钱在 1994年真算可以了。我们就开始做道具、排练，做各种准备，心情那个愉悦啊！我们心里还算计好怎么回收了，至少回收一部分，先还给王朔。但当时民间不允许有自己的演出，我们就挂靠了一个北京市政府的一个什么机构，结果我还被骗了！那个人让我给他 1000块钱，说能帮我报批手续什么的，结果他也没给我报成。我现在都忘了那人叫什么了，反正《我爱 XXX》最后就没有公开演出成。我们在美术馆附近找了个小地方，自己演了 6场。
我说了，他就信了；他信了，我就干了
最后 6场全演完了，当时的制作人兼编剧王小力给每个演员发了 100块钱，我们这些创作人员一分钱都没有。最后一天演完了我们就在美术馆附近找了家小饭馆吃了顿家常菜，喝着酒，唱着歌，特高兴。这 5万块钱花了戏没公演成，我也没觉得对不起王朔，我就觉得哥们儿我做了一个特牛 B的戏，洋洋得意。但其实我内心特别感激王朔。在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时刻，一个人，他没看过我的戏，也不知道这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小混蛋，但我说了，他就信了，他信了，我就干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爱 XXX》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当时我一直崇尚一种新的戏剧，《我爱 XXX》是我在追求我的新的戏剧道路上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给了我自信，它告诉我我可以做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谁都看不懂的，甚至我自己都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戏；它告诉我：“孟京辉，你这辈子可以胡来，没有人伤着你，好多人还会帮助你，你还牛了 B了。”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之后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胡来，之前我做点儿小努力还得拘谨着；现在呢，我不胡来，还有谁敢胡来？！
王朔当年也来看了，他也觉得特好，虽然没公演成。这次重排王朔不来看，但我还是会告诉他这事儿，我还打算录个像给他看。不过那 5万块钱我是到现在也没还他呢，他也没问过。
跟所有的戏彻底不一样
我记得当时我突然发现，如果一个人一直说“我爱我爱我爱我爱……”一直说，说烦了，“我爱”不就成了“我 CAO”，或者“我去你大爷的”、“我別扯淡了”，语言的内涵就变了。人不都说“谎言说一千遍就能变成真理”吗？我就想，那真理要是说一千遍，是不是也就会有人开始怀疑了？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界定胸有成竹和胡说八道？语言的力量很强大，我觉得我得讨论一下语言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我爱 XXX》跟当时所有的话剧都不一样，而且是彻底不一样。对不起，没有情节，我们就这么狠，就这么狂。
我生在上世纪 60年代，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会儿全世界都 High了，这边儿文化大革命，那边儿五月风暴，再那边儿嬉皮士运动，乱七八糟，从艺术到哲学、经济、政治……全都 High了。年轻人渴望改造世界，我们觉得我们是“60年代之子”，我们是 60年代被撒出来的一群小精灵，《我爱 XXX》就以 60年代为原点，60年代，在美国、欧洲、中国，在全世界各地，我们降生、牙牙学语、白衬衫、蓝裤子、青春期、肉体、社会现状、物体的形状……每个年代都是一群有共性的个体，《我爱 XXX》的脉络很清晰。而如今再做《我爱 XXX》，我觉得这部戏更多地承载着一种对青春的见证，每个人对青春的回忆和情绪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