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学经典与建构它的权力之间是一种相生相融的关系。一方面，文学经典的發展有规律，文学经典是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是相关民族心理集体记忆的集中体现，应当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考察其经典性内涵。另一方面，文学经典建构的过程是各种话语权力共同循环往复作用的过程。文学经典对社会话语权力的相互印证和维护起着重大作用，并引导文化和文学的良性发展。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精英话语权力、读者与传媒话语权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三者处于一种相互制衡、既斗争又妥协的状态。
　　关键词： 福柯 话语权力 文学经典
　　文学经典是经过各个阶段历史潮流的冲击而淘洗出来的精品。一方面，文学经典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文学经典是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是相关民族心理集体记忆的集中体现，应当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考察其经典性内涵。另一方面，文学经典建构的过程是各种话语权力共同循环往复作用的过程。文学经典对社会话语权力的相互印证和维护起着重大作用，并引导文化和文学的良性发展。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对经典的讨论与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文学经典质疑的问题是在当代社会民主化、大众文化和文化多元等现象不断涌现之后所出现的，它出现在文学场内外发生震荡和动摇，文化氛围和立场出现转换和转型的大背景下。文学经典在当代受到挑战与质疑，正是文学在当代逐渐边缘化的表征之一。因此，文学经典的命运是文学命运最集中的体现，传统文学经典危机的背后蕴藏着诸多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
　　一
　　在福柯看来，话语本身是一种事件和历史，“作者”不是固定和永恒的，而仅仅是一种文化体系上的一种功能，文本是由无数个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作者功能”所完成的，随着历史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化里，作者的名字是一个可变物，它只是伴随某些文本以排除其他文本：一封保密信件可以有一个签署者，但它没有作者；一个合同可以有一个签名，但也没有作者；同样，贴在墙上的告示可以有一个写它的人，但这个人可以不是作者。在这种意义上，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插和运作的特征”[1]。在福柯那里，权力是一个无所不在的重要本体和存在，对于文学来说，所有的文学话语都参与了权力的建构和运作，权力渗入文学话语产生了一系列控制问题，无论在文学话语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着这种控制。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话语权力的控制原则将以何种面貌出现呢？这种权力话语分析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有什么影响呢？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文学经典的建构离不开权力的支持，一方面，文学经典的建构要依靠权力的支持。另一方面，文学经典有助于这种权力的加强和巩固，不过这里所说的“权力”是广义上的概念，不仅指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支配性力量，而且涵盖思想、学术或文化等方面的意识形态软力量。福柯指出：“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文学经典的功能尤其如此[2]。在历史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经典建构的权力主要是来自官方或者精英即知识分子，其权力组成比较单一，结构也比较稳定。但到了现当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之后，随着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建构文学经典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民间大众也通过传媒开始参与经典的建构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总结起来，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精英话语权力、大众与媒介话语权力成为构建文学经典的三大要素，但他们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对文学经典的建构起着不同的作用。
　　二
　　文学经典的作用之一在于为文学活动提供一个参照系。文学经典的建构涉及的是对文学作品的价值等级的评定，实际上是提出了文化思想领域的秩序，规范和影响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和发展。文学经典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文学机构主导了文学经典的产生。国家话语对文学经典的关注也有鲜明的特点：其一，它更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从社会实用的目的要求和规范文学，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学观，就具有实用性特点。其二，国家话语权力的文学经典观往往带有很强的阶级性。比如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了“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体现的文艺观等，就是把文学当作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赋予文学实用和功利性的品质。
　　精英话语权力建构文学经典的主要途径是将文学经典纳入文学史的框架，即对经典作文学史定位。因此，文学史对于建构文学经典具有巨大的作用。文学史是对于文学发展历史的叙述，其本身就是一个对文学经典的发现、认识、鉴别、确立、评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史家充分吸收了文学理论和批评家对文学经典作品的研究和评价成果，并以史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事实上，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精英话语权力往往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合谋者。文学经典不仅是文化的典范，还意味着一种高端价值的历史承载，以对社会价值立范、精神立法的形式开启和规范人类社会的文化景观及其精神标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经典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经典本身是一套权力话语，发挥“规训与惩罚”的功能。经典的形成，意味着对非经典的遮蔽，意味着对读者选择权利的规范。文学经典是主流意识形态按照文学生产和接受的规则开始行动的一个出发点，它有着维持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任务。
　　除了政治权力的推行与知识精英外，大众读者的评判也是推动文本进入文学经典的一种重要方式。但长期以来，读者的话语权力往往处于一种弱势状态，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读者的力量非常松散，读者要发挥力量，要靠少部分“精英读者”的引导。其二，读者在过去没有一个组织或平台，处于一种无力的状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和精英话语权力始终是构建文学经典的主要力量，二者的关系是既妥协又斗争，共同主导了文学经典的建构。随着人类进入传媒时代，传媒的力量逐渐显露，对以往的文学秩序产生了冲击。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指出：“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媒介即是讯息’，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3]麦克卢汉突出了媒介自身所产生的影响。时至今日，文艺传媒已是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传媒不仅是文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它的支配性足以让人触目惊心”[4]。“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现在的因特网，在塑造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空缺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5]。隨着现代科技的日益进步，特别是电子传媒的快速发展，传媒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传媒成为决定人们生产与消费艺术的关键因素，传媒的变化影响文艺类型的生产与消费，在建构文艺权力的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的文艺格局。
　　三
　　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种共时性与历时性共存的活动。其中既包含由历史和文化的变动而引起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的变化，又包含由历史和文化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所引发的一种阐释的可能性。建构文学经典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元的。经典并不是由一种因素建构的，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是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任何文学经典建构都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与历史语境中进行的。文学经典既是一种实在本体，又是一种关系本体。但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建构的文学经典一旦脱离其得以建构的文化语境，它的合法性和地位就会产生动摇，它将会重新接受评判和检验。
　　姚斯指出：“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6]在电子传媒时代，读者的话语权力通过传媒这个平台得到了有力的整合和提高，读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从而带来了文化格局的转变。在现代传媒的文化语境中，文化权力与文艺格局呈现出与传统文化时代不同的多元化、共生性、融合性的特点。传媒话语权力的兴起消解了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成的时间性条件，颠覆了知识文化精英的文化权力，重组了文化秩序和文化生态，以前那个旧有的生产文学经典的文化生态已经遭到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关注的问题不应该是文学最终是否会消亡，而是积极探讨现代传媒为文学重新塑造一个怎样的良好文化生态，以及我们如何进入这个带有时代气息的文化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王逢振盛，宁李自.最新西方文论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451.
　　[2]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89.
　　[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034.
　　[4]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274.
　　[5][美]J·希利斯·米勒.论文学的权威性[A].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第4辑[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66.
　　[6]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A].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4.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科研项目：当代广西海洋文学的审美特质和发展策略研究（KY2015LX521）。
　　钦州学院党建思政课题：新媒体语境下进一步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策略研究（2015DJSZ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