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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云南讲武堂办学历史的回顾，在云南讲武堂就职的海外留学生在中国历次革命战争起到重大作用，对中国革命及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他们对我们的反思和启示、海外留学生对现今中国的和平发展、经济建设而言，是一股不可估量的力量。
关键词： 云南讲武堂 海外留学生 中国抗日战争
人们对黄埔军校，也许耳熟能详，但对云南讲武堂可能知之甚少。位于云南昆明翠湖湖畔的陆军讲武堂是一所近代军事学校，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归国后创办的，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和政治家，也同时为朝鲜、韩国、越南等培养了高级军事人才和领导人，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正因为如此，曾经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后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才会称云南陆军讲武堂是“革命熔炉”。
清朝末年，清王朝为挽救垂亡的封建统治地位，镇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开始效仿西方，建立新式陆军，兴办军事学堂。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统治阶级失去了吸纳社会精英的渠道，并不意味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失去了传承的机制。谁抓住了中国的教育，就抓住了中国未来的社会精英，就抓住了对中国未来的控制权。相对大多数的西方国家而言，日本走在了前面，对中国教育下足了工夫。甲午海战后，日本成为发达国家的样板，逐渐成为当时许多中国人效仿的榜样，大批中国社会精英留学日本，而日本也纷纷在北京、天津等地开办新式学堂，开办法律学堂、军事学堂、警察学堂，集中精力地培养出为日本卖命的汉奸。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讲武堂应运而生。
1907年，清朝练兵处奏请光绪改称“新军”为“陆军”，光绪下诏变革，命令陆军部开设一系列军事学校，如威海卫海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先后在青海、西安、武昌、南京、成都、云南等地开办陆军学堂、讲武学堂等。当时的云南，在中法战争后，处于英法争夺的势力范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云南新军建设需要训练有素的军官，培养合格的军事人才成为新军建设的头等大事。当地政府决定兴办新式军事学校，经上级陆军部批准于1906年开始筹备。筹备之初，讲武堂总办（相当于校长）由云南兵备处总办高尔登兼任，同盟会员李根源任监督（教务长）。
云南讲武堂的教职员工基本上都由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担任，就连历届的校长也都具有留学的背景。讲武堂的各兵科科长、执事官、各班班长基本上是同盟会会员。据统计，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就有17人，在已知的担任教官（教员）的40人中，日本各学堂毕业者多达28人，他们成为教学管理队伍的骨干中坚力量。
1909年，胡文澜总办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三期毕业生，李根源监督是东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刘祖武、吴和宣、张子贞等学校领导，基本都曾去过日本专门学习军事。由于热爱祖国和民族，他们重新回到中国后，进入军事学校担任领导岗位，致力于军事教育事业。
讲武堂的学生分甲、乙、丙三班，设步、骑、炮、工4个兵科。甲班学生来源于清朝新军驻滇部队的营、连、排级军官，乙班学生来源于巡防营的营、连、排级军官，丙班学生招收16至22岁的普通学生。云南陆军讲武堂1909年开办至1928年为止，共招收学生4000多人。讲武堂的学生中有几位成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包括两位元帅，其中有三期丙班的步兵科学员朱德、十二期炮步科学生叶剑英，二十几位上将等，还有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和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都出自云南讲武堂。崔庸健，次帅，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李范奭担任了韩国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武海秋担任过越南临时政府主席[1]。
讲武堂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由于课程较为完善、教学严格、纪律要求高，使得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的质量在当时与其他军事学堂相比，高出一筹。甚至于低年级除开设必要的文化课程外，军事学课程也系统全面。文化课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伦理、器械画、英文和法文；军事课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测绘学、筑城学、卫生学、马学，各种典范、令，以及战术实施、沙盘教育、野外演习等。滇军被后人称誉为“强兵强将，能征惯战”的队伍。
这种以留学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为主的教学管理队伍，在清末同类军事学校中非常少见。讲武堂早期的军事教材基本采用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的教材内容，制定的校训为“坚忍刻苦”四字，讲武堂还制作了系列军歌，歌词慷慨激昂，富有感染力，每晨早操都要集中唱讲武堂军歌[2]。
与清王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云南陆军讲武堂为同盟会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革命党人事实上掌握了讲武堂的大权，使之成为云南革命的重要据点，成为西南地区团结革命力量的核心。
赫赫有名的蔡锷业在新军任职后，又领导新军反袁、反帝，力主共和。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故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在辛亥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中，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培养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是云南革命力量的核心，她的存在对后来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云南讲武堂是培养民主革命战士的军事学校，留学海外的讲武堂师生在后来的护国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推翻国民党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中国革命及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继孔，陆复初，王海涛.云南陆军讲武堂史.云南民族人民出版社，1993.12.
[2]谭其远.云南讲武堂将师风云.云南民族人民出版社，2001.12.
[3]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mgjx0003.htm.
关键词： 云南讲武堂 海外留学生 中国抗日战争
人们对黄埔军校，也许耳熟能详，但对云南讲武堂可能知之甚少。位于云南昆明翠湖湖畔的陆军讲武堂是一所近代军事学校，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归国后创办的，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和政治家，也同时为朝鲜、韩国、越南等培养了高级军事人才和领导人，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正因为如此，曾经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后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才会称云南陆军讲武堂是“革命熔炉”。
清朝末年，清王朝为挽救垂亡的封建统治地位，镇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开始效仿西方，建立新式陆军，兴办军事学堂。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统治阶级失去了吸纳社会精英的渠道，并不意味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失去了传承的机制。谁抓住了中国的教育，就抓住了中国未来的社会精英，就抓住了对中国未来的控制权。相对大多数的西方国家而言，日本走在了前面，对中国教育下足了工夫。甲午海战后，日本成为发达国家的样板，逐渐成为当时许多中国人效仿的榜样，大批中国社会精英留学日本，而日本也纷纷在北京、天津等地开办新式学堂，开办法律学堂、军事学堂、警察学堂，集中精力地培养出为日本卖命的汉奸。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讲武堂应运而生。
1907年，清朝练兵处奏请光绪改称“新军”为“陆军”，光绪下诏变革，命令陆军部开设一系列军事学校，如威海卫海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先后在青海、西安、武昌、南京、成都、云南等地开办陆军学堂、讲武学堂等。当时的云南，在中法战争后，处于英法争夺的势力范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云南新军建设需要训练有素的军官，培养合格的军事人才成为新军建设的头等大事。当地政府决定兴办新式军事学校，经上级陆军部批准于1906年开始筹备。筹备之初，讲武堂总办（相当于校长）由云南兵备处总办高尔登兼任，同盟会员李根源任监督（教务长）。
云南讲武堂的教职员工基本上都由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担任，就连历届的校长也都具有留学的背景。讲武堂的各兵科科长、执事官、各班班长基本上是同盟会会员。据统计，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就有17人，在已知的担任教官（教员）的40人中，日本各学堂毕业者多达28人，他们成为教学管理队伍的骨干中坚力量。
1909年，胡文澜总办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三期毕业生，李根源监督是东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刘祖武、吴和宣、张子贞等学校领导，基本都曾去过日本专门学习军事。由于热爱祖国和民族，他们重新回到中国后，进入军事学校担任领导岗位，致力于军事教育事业。
讲武堂的学生分甲、乙、丙三班，设步、骑、炮、工4个兵科。甲班学生来源于清朝新军驻滇部队的营、连、排级军官，乙班学生来源于巡防营的营、连、排级军官，丙班学生招收16至22岁的普通学生。云南陆军讲武堂1909年开办至1928年为止，共招收学生4000多人。讲武堂的学生中有几位成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包括两位元帅，其中有三期丙班的步兵科学员朱德、十二期炮步科学生叶剑英，二十几位上将等，还有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和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都出自云南讲武堂。崔庸健，次帅，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李范奭担任了韩国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武海秋担任过越南临时政府主席[1]。
讲武堂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由于课程较为完善、教学严格、纪律要求高，使得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的质量在当时与其他军事学堂相比，高出一筹。甚至于低年级除开设必要的文化课程外，军事学课程也系统全面。文化课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伦理、器械画、英文和法文；军事课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测绘学、筑城学、卫生学、马学，各种典范、令，以及战术实施、沙盘教育、野外演习等。滇军被后人称誉为“强兵强将，能征惯战”的队伍。
这种以留学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为主的教学管理队伍，在清末同类军事学校中非常少见。讲武堂早期的军事教材基本采用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的教材内容，制定的校训为“坚忍刻苦”四字，讲武堂还制作了系列军歌，歌词慷慨激昂，富有感染力，每晨早操都要集中唱讲武堂军歌[2]。
与清王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云南陆军讲武堂为同盟会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革命党人事实上掌握了讲武堂的大权，使之成为云南革命的重要据点，成为西南地区团结革命力量的核心。
赫赫有名的蔡锷业在新军任职后，又领导新军反袁、反帝，力主共和。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故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在辛亥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中，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培养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是云南革命力量的核心，她的存在对后来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云南讲武堂是培养民主革命战士的军事学校，留学海外的讲武堂师生在后来的护国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推翻国民党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中国革命及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继孔，陆复初，王海涛.云南陆军讲武堂史.云南民族人民出版社，1993.12.
[2]谭其远.云南讲武堂将师风云.云南民族人民出版社，2001.12.
[3]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mgjx00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