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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访谈的缘故，我特意从当当网上订了一本潘连根老师的著作——《文件与档案研究》。
在我的潜意识里，档案学的著作和论文就是语言生涩、模式刻板的“八股文”，可读性不强。但由于专业学习的原因，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啃。套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被阅读”，滋味很不爽。(爆个小秘密，由于自己在“被阅读”时会情不自禁走神，因此，私下里，我将自己走神的频率高低和时间长短，作为衡量一本著作的水平高低和可读性强弱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我觉得作为学术研究，可读性的标准很简单——有自己的见解乃至创新，如果通篇都是在宣扬常识或在替别人“树碑立传”，自己不多的几点想法都淹没在别人的“吐沫星子”里了，这样的学术著作或论文究竟有多大价值?
读完潘连根老师的《文件与档案研究》，第一印象就是此书乃名副其实的“研究”之作，且不说书中“笔者认为”之类提示自己观点的字眼出现的频率之高乃吾所仅见，单是研究方法、指导理论、研究口吻乃至全书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研究态度和热情，就实实在在地表明，作者确实是想要研究，是在研究。
1 科学理论的指导
作者对哲学理论尤其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应用，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讲，都是相当成熟和高明的，几乎每一个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都是以相应的哲学理论为指导的。据笔者粗略统计，本书的注释中涉及哲学理论的文献达43种之多。可以这样说，作者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构筑起了一座宏伟的档案学研究的理论大厦。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目前公认的，可以指导所有学术研究的科学理论，这是得出科学结论的前提。科学理论的应用可以增强学术研究的准确程度和信服力。虽然，潘连根老师的某些论断还存在不成熟和有待商榷之处，但是，我们还是会跟着他的思路一路走下去。
2 科学方法的应用
潘老师研究问题有自己固定的思路或日“套路”，那就是对某一问题，首先梳理“各家各派学说”，然后，逐一分析其优势和不足，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实，这种方法只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哲学上称之为“分析综合法”，我将其称为“综述法”。
可是，我们看看档案学的论文和著作，有多少采用其法的，大都是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我的一位历史学的舍友批评我们档案专业论文最不规范之处就是没有综述。其实，我也知道，但又感觉特别委屈：档案学刊物刊发的论文一般也就三四千字，要是不赶紧拿出点货给编辑看，拿什么打动人家呢?专门写篇综述性的文章吧，一般人还真不敢动笔，费时费力不说，恐还落个出力不讨好的下场。
什么是研究?研究就是钻研、商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论完美无缺，一上来就是教书育人的姿态，自说自话，又何谈商讨?论文要有新意，要有创新，新意创新从何而来?最简单的就是寻找研究的空白点和不足，自己再填充，说到底还得用到综述法。
潘老师的此书里，几乎每个问题的研究都是如此。“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这样一个喜欢挑刺的人都能基本信服潘老师的学说，不得不承认是被“俘虏”了。
3 严谨态度的物化
看书之前，本来专门准备了一个小笔记本，打算故技重施，好好给潘老师挑挑刺的，结果却大失所望，竟然一个错别字也没有。在潘老师的另一本著作《数字档案馆研究》中，也只是发现了一处重复用字的现象，就让我“幸灾乐祸”了好几天。对于我所看重的著作，我都是非常认真对待的，每天抽两个时间段，每次30分钟，看20页左右，精神非常集中，不仅挑错别字，还做笔记，即便这样，还是无一收获。
倒不是说我有“挑刺癖”。因为，我一直认为细节可以折射出作者的研究态度，尤其是我看了舍友的导师给他修改的毕业论文初稿后，更加坚信这一点(该舍友学的是文化产业方向，导师系历史学教授一一说实话，我所接触过的历史学教授都很严谨，学生也如此，我据此得出一个结论：一门成熟的学科无一例外都具备严谨的品格。厚厚五六万字的论文，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用红笔画了出来)，而且，我只对自己喜欢和看重的著作才挑刺的。
挑刺结果令我大吃一惊，而对潘老师的敬佩之感却更进一筹。潘老师的两本著作《文件与档案研究》、《数字档案馆研究》分别是由安徽大学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刊印出版的，书的校对质量均极其之高，出版社虽然功不可没，但与潘老师的严谨态度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只是严谨态度的一个体现，大家还可以再回到书中找答案：我发现潘老师一般不会轻易下结论，综述法的应用只是铺垫，即便下了结论，也会以探究和商讨的口吻(我将之称为“研究口吻”)以理服人，而不是盛气凌人。这跟研究者的水平全然没有关系，我感觉只是研究者态度严谨之惯常使然。
态度决定一切有点绝对，但我觉得一个具备严谨态度的学者写出的作品至少不会太差。所谓“言为心声”，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其本身的学术品格包括严谨的态度会贯穿始终，并通过学术著作物化出来。
4 交叉理论的嫁接
现时，一门学科要孤立地发展并长立于世是根本不可能的。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不可否认，一门学科的进步，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但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相关成果和理论，可以促进本学科更快更好地发展。纵观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图书馆学、情报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都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不竭的动力。
“强扭的瓜不甜”。借鉴并不是单纯的移植，而是在充分消化基础上的“嫁接”。目前，档案学术界似乎在流行一种风气：将其他领域的理论机械地照搬照抄，越让人看不懂越显创新与高深，将档案学搞成了“挂靠学”，完全背离了学术创新的本意。
《文件与档案研究》里面有两个提法让人眼前一亮：一是灰色性，二是档案文化力。灰色性是借鉴哲学之灰色价值论而提出的一种研究档案价值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观点，档案文化力是借鉴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的一个研究档案文化建设的理论。这两种观点和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原有理论的简单移植和挂靠，而是将原有的理论与档案学理论有机融合，产生的两种新的档案学理论，比如档案文化力，潘老师从含义、作用、功能、措施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系统论述，使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再比如灰色性，潘老师认为，灰色性是档案价值的重要特性，并以综述式研究方法，从考察对档案价值特性的几种认识入手，进而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可以说，这两种观点和理论都是原有理论的升华，虽然，在书中论述的分量不同，但明显看出这与“挂靠”是有本质区别的。
当然，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充实的地方。
一是前面提到的灰色性研究。作者灰色性观点的提出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遗憾的是，作者对灰色性观点的论述稍显薄弱，只是简单论述了档案价值之灰色性特征存在的原因和表现，没有做深入的研究，给人一种浅尝辄止的感觉，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这也是笔者只是将其称为“观点”而没有冠以“理论”的原因。如作者在文中所述“可以用灰色系统理论来研究档案价值的量化、建模、预测，达到把握档案价值的目的”(见本书250页)，笔者看到此处时，非常渴望作者能就此展开深入、系统的论述，但却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和淡淡的失落。
二是本书的布局。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就是我选取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归纳、修改、扩展而成”(见300页)。以论文汇集成书，细节把握乃是其优势，但要统筹成书，宏观上看可能甚为困难。因为论文均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而独立成篇，即便是围绕某一主题化而为一，也难免留下衔接的痕迹，本书第二章第六节就显得非常明显。第二章第六节论述的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全节19页，却没有一个二级甚至三级标题。单就一篇论文来说这是常事，但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已经习惯了前面二、三级标题式论述的方式，现在猛然看到如此安排，感觉特别别扭，因为这一节文字不少，没有小标题，会给人一种长途跋涉的费劲感。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此书确实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之作。
(摘自《档案界》网站)
在我的潜意识里，档案学的著作和论文就是语言生涩、模式刻板的“八股文”，可读性不强。但由于专业学习的原因，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啃。套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被阅读”，滋味很不爽。(爆个小秘密，由于自己在“被阅读”时会情不自禁走神，因此，私下里，我将自己走神的频率高低和时间长短，作为衡量一本著作的水平高低和可读性强弱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我觉得作为学术研究，可读性的标准很简单——有自己的见解乃至创新，如果通篇都是在宣扬常识或在替别人“树碑立传”，自己不多的几点想法都淹没在别人的“吐沫星子”里了，这样的学术著作或论文究竟有多大价值?
读完潘连根老师的《文件与档案研究》，第一印象就是此书乃名副其实的“研究”之作，且不说书中“笔者认为”之类提示自己观点的字眼出现的频率之高乃吾所仅见，单是研究方法、指导理论、研究口吻乃至全书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研究态度和热情，就实实在在地表明，作者确实是想要研究，是在研究。
1 科学理论的指导
作者对哲学理论尤其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应用，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讲，都是相当成熟和高明的，几乎每一个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都是以相应的哲学理论为指导的。据笔者粗略统计，本书的注释中涉及哲学理论的文献达43种之多。可以这样说，作者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构筑起了一座宏伟的档案学研究的理论大厦。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目前公认的，可以指导所有学术研究的科学理论，这是得出科学结论的前提。科学理论的应用可以增强学术研究的准确程度和信服力。虽然，潘连根老师的某些论断还存在不成熟和有待商榷之处，但是，我们还是会跟着他的思路一路走下去。
2 科学方法的应用
潘老师研究问题有自己固定的思路或日“套路”，那就是对某一问题，首先梳理“各家各派学说”，然后，逐一分析其优势和不足，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实，这种方法只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哲学上称之为“分析综合法”，我将其称为“综述法”。
可是，我们看看档案学的论文和著作，有多少采用其法的，大都是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我的一位历史学的舍友批评我们档案专业论文最不规范之处就是没有综述。其实，我也知道，但又感觉特别委屈：档案学刊物刊发的论文一般也就三四千字，要是不赶紧拿出点货给编辑看，拿什么打动人家呢?专门写篇综述性的文章吧，一般人还真不敢动笔，费时费力不说，恐还落个出力不讨好的下场。
什么是研究?研究就是钻研、商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论完美无缺，一上来就是教书育人的姿态，自说自话，又何谈商讨?论文要有新意，要有创新，新意创新从何而来?最简单的就是寻找研究的空白点和不足，自己再填充，说到底还得用到综述法。
潘老师的此书里，几乎每个问题的研究都是如此。“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这样一个喜欢挑刺的人都能基本信服潘老师的学说，不得不承认是被“俘虏”了。
3 严谨态度的物化
看书之前，本来专门准备了一个小笔记本，打算故技重施，好好给潘老师挑挑刺的，结果却大失所望，竟然一个错别字也没有。在潘老师的另一本著作《数字档案馆研究》中，也只是发现了一处重复用字的现象，就让我“幸灾乐祸”了好几天。对于我所看重的著作，我都是非常认真对待的，每天抽两个时间段，每次30分钟，看20页左右，精神非常集中，不仅挑错别字，还做笔记，即便这样，还是无一收获。
倒不是说我有“挑刺癖”。因为，我一直认为细节可以折射出作者的研究态度，尤其是我看了舍友的导师给他修改的毕业论文初稿后，更加坚信这一点(该舍友学的是文化产业方向，导师系历史学教授一一说实话，我所接触过的历史学教授都很严谨，学生也如此，我据此得出一个结论：一门成熟的学科无一例外都具备严谨的品格。厚厚五六万字的论文，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用红笔画了出来)，而且，我只对自己喜欢和看重的著作才挑刺的。
挑刺结果令我大吃一惊，而对潘老师的敬佩之感却更进一筹。潘老师的两本著作《文件与档案研究》、《数字档案馆研究》分别是由安徽大学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刊印出版的，书的校对质量均极其之高，出版社虽然功不可没，但与潘老师的严谨态度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只是严谨态度的一个体现，大家还可以再回到书中找答案：我发现潘老师一般不会轻易下结论，综述法的应用只是铺垫，即便下了结论，也会以探究和商讨的口吻(我将之称为“研究口吻”)以理服人，而不是盛气凌人。这跟研究者的水平全然没有关系，我感觉只是研究者态度严谨之惯常使然。
态度决定一切有点绝对，但我觉得一个具备严谨态度的学者写出的作品至少不会太差。所谓“言为心声”，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其本身的学术品格包括严谨的态度会贯穿始终，并通过学术著作物化出来。
4 交叉理论的嫁接
现时，一门学科要孤立地发展并长立于世是根本不可能的。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不可否认，一门学科的进步，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但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相关成果和理论，可以促进本学科更快更好地发展。纵观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图书馆学、情报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都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不竭的动力。
“强扭的瓜不甜”。借鉴并不是单纯的移植，而是在充分消化基础上的“嫁接”。目前，档案学术界似乎在流行一种风气：将其他领域的理论机械地照搬照抄，越让人看不懂越显创新与高深，将档案学搞成了“挂靠学”，完全背离了学术创新的本意。
《文件与档案研究》里面有两个提法让人眼前一亮：一是灰色性，二是档案文化力。灰色性是借鉴哲学之灰色价值论而提出的一种研究档案价值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观点，档案文化力是借鉴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的一个研究档案文化建设的理论。这两种观点和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原有理论的简单移植和挂靠，而是将原有的理论与档案学理论有机融合，产生的两种新的档案学理论，比如档案文化力，潘老师从含义、作用、功能、措施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系统论述，使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再比如灰色性，潘老师认为，灰色性是档案价值的重要特性，并以综述式研究方法，从考察对档案价值特性的几种认识入手，进而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可以说，这两种观点和理论都是原有理论的升华，虽然，在书中论述的分量不同，但明显看出这与“挂靠”是有本质区别的。
当然，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充实的地方。
一是前面提到的灰色性研究。作者灰色性观点的提出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遗憾的是，作者对灰色性观点的论述稍显薄弱，只是简单论述了档案价值之灰色性特征存在的原因和表现，没有做深入的研究，给人一种浅尝辄止的感觉，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这也是笔者只是将其称为“观点”而没有冠以“理论”的原因。如作者在文中所述“可以用灰色系统理论来研究档案价值的量化、建模、预测，达到把握档案价值的目的”(见本书250页)，笔者看到此处时，非常渴望作者能就此展开深入、系统的论述，但却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和淡淡的失落。
二是本书的布局。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就是我选取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归纳、修改、扩展而成”(见300页)。以论文汇集成书，细节把握乃是其优势，但要统筹成书，宏观上看可能甚为困难。因为论文均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而独立成篇，即便是围绕某一主题化而为一，也难免留下衔接的痕迹，本书第二章第六节就显得非常明显。第二章第六节论述的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全节19页，却没有一个二级甚至三级标题。单就一篇论文来说这是常事，但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已经习惯了前面二、三级标题式论述的方式，现在猛然看到如此安排，感觉特别别扭，因为这一节文字不少，没有小标题，会给人一种长途跋涉的费劲感。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此书确实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之作。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