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我的自我定位是学术女,因为我觉得这种成功模式比较省事。我可以不必为了做美女,只吃以毫克计量的食物;不必每天早上搭配时装时,都面临超越自我的巨大压力。我也不用做社工达人,常常为组织各种活动奔忙,背着巨大的塑料展板也要做出麻利活泼的样子,在每个寒冷的风雨夜归来后怀疑生活的意义。我只用练习一种神秘莫测的表情。每当老师在课堂上举例说到某位美索不达米亚哲人时,我能回应给他一个心照不宣的隐晦微笑就可以了。
　　周围所有的人都认可了我的学术地位,因为我每次发言都是一场对词语的大规模洗劫,张口就是“底层空间”和“单面向社会形态”。在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一个讨人嫌的人之余,我也获得了褒贬不明的感慨。大家常对我说:“你学术水平真高。”
　　每每要以小组为单位展示成果,需要找一个发言人时,大家总是第一个想到我。展示之前,大家不忘叮嘱:“待会儿发言时,你只需要继续说你擅长的那套很吓人的词,把老师和观众都忽悠倒就可以了。”
　　听到这话,其实我有微微的心酸,觉得自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沉甸甸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发射出去,俯冲进人群,杀得人们晕头转向。
　　“你是怎样变成这样一个学术炮弹的?”同学曾抱着讨教的心态问我。他是法律系学生,十分困惑伤感。每当他以旺盛的兴致试图加入同学间的专业探讨时,总是得到一片夹杂着烦躁的呼吸声的沉默。他被隔离在校园高傲的知识分子群体之外,因为被嫌弃不够“学术”。
　　我告诉了他我的秘诀。我读书,在每个以“主义”结尾的词上重重地画上圈;我看到长长的外国人名就激动得热血沸腾;我只要看到复杂的、张牙舞爪的数学模型,就赶紧抄在本子上,还激动得笔尖直抖。每每学会一堆新的术语名词,我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去炫耀,有时是在课堂上,有时是在听讲座时。一宣布提问时间,我就以将要把自己发射出去的姿势举手发言,滔滔不绝地讲上十分钟,以把所有学会的术语用上为追求,然后酣畅得意地问:“请问您怎么看?”在座的同学就纯情天真地望向主讲,看他怎么应答。
　　最好笑的是,每次上课或讲座结束,总有一个和我一样装了一大堆名词和长句却没机会倾倒的学术达人找我交流。这种交流经常是双方把一盆盆名人名言和巨大词汇往对方身上砸去,凶狠劲儿就像打雪仗一样。如果名词快用光了,没有武器掷向对方,我就说:“这种说法倒很新颖,可是从特定历史维度上看,也具有狭隘的内在缺陷。”
　　我语重心长地告诉想走学术路线的同学:“其实全部的奥秘,说穿了就是速成的机械作业。”大家跳上一条条流水作业的传送带,术语与概念按照工序,规律而有效率地倒进他们的器皿中,然后封口成罐头。老师和教授戴着质检人员的袖标站在流水线终端,把每个罐头都掀开看看,丈量每个词汇的长度,然后印上“合格”的标签。
　　我是一个学术女,我心虚地这样自称。高级形容词堆砌起我微薄的优越感,不让人看出我一无所长;佶屈聱牙的长句严密地保护着我,不让人看出我的自我思考能力已经悄悄萎缩;一连串作古的哲学家掩护我,不让人看出我只是一颗装满词汇的炮弹。
　　想到这里,我越发惶恐和心虚,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一次课堂讨论,坐在我对面的人又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我抛射艰深语言。我没有愤而反击,只是平静宣布:“请说人话。”我仿佛听到自己“扑哧”一声,轻盈地跳下高速运转的学术流水线。
　　(摘自《女友•校园》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