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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营”被看作中国大学生环保活动的旗帜。10年来,绿色营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把绿色理念像一粒粒种子播撒到更多人的心田里。作为“绿色营”的创建者,唐锡阳先生在回顾“绿色营”走过的十年历程时,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体会。
绿色营十年
——催人泪下的一个传奇故事,
——寻梦绿色的一个崎岖旅程,
——培育人才的一个西点军校,
——传播绿色的一个青年群体。
六年前,香港营员区君杰在营员日记中写道:“绿色营还是一个小孩,四岁的小孩。”这个小孩现在已经长满了十岁。回想起来,这十年走得不容易,尽管每一个营员在绿色营的那一个月里,面对着各种问题、矛盾与碰撞,总有一些“不满足”、“困惑”,甚至“失望”的感觉。但离开之后总也忘不了这段生活,甚至影响到以后的思想、生活乃至一生。有的营员说:“这一个月的生活,将是我一生的财富。”有些营员就终生定位在环保事业,成为北京和各地的环保骨干。不仅北京的绿色营已经坚持十年,而且上海、南宁、重庆、厦门、西安、南京、成都、绵阳、广州、长沙等地的大学生也相继组织了绿色营。
由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我参与了这个旅程,年龄由66岁跨越到76岁了,虚岁已是77岁。蒋彦永医生对我说:“还是按中国的虚岁算比较合理,因为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我老了,但绿色营还很年轻。如何检阅绿色营十年来的活动,集中大家的阅历、感悟和经验,使绿色营跃上一个新台阶,并带动全国大学生环保活动和NGO组织的健康发展,值此绿色营十周年之际,近日举行的全国青年环保大会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
这里,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经历,回顾一下这个不平常旅程中的几个片段:
一封来信引发一个环保焦点
1995年11月25日我收到昆明读者熊建华一封来信,目的是求购我的著作,但信中转述了他的好友奚志农反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这个信息使我震惊,我在欧洲走了十多个国家,连一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都没见过,他们一开口就要砍伐100平方公里,而且这里是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暗针叶林,珍稀动、植物的种类非常丰富,滇金丝猴更有其特殊的珍稀价值。幸亏这位细心的读者还写下了奚志农的电话,我当即拨了这个号码。奚志农完全没料想会接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远方电话,十分激动地说:“唐老师,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就读您的文章和书……”我打断了他的话:“别的以后再说,德钦县的问题看来云南解决不了,我建议你给宋健同志写信。”宋健当时是国务委员、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和我非亲非故,只是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偶然读到我的《环球绿色行》,竟在1993年最后的一个凌晨给我写来一封信,完全是朋友、知己、学者的口气。征得他的同意,再版这本书时我就把这封信放在序言的位置。
奚志农听了我的建议,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唐老师,我写不好,您能帮我修改吗?”
我痛快答应了。因为我知道中央领导人的文件堆积如山,如果不把信写得好一点,他的秘书就处理了。奚志农大概是当天晚上就把信写出来,第二天连同其他材料快递到北京。我认真阅读资料,在计算机前整整修改了三天。我的妻子马霞是个美国人,不认识中国字,在一旁说:“你是写信还是写书?写那么长,宋健有时间看吗?”我说:“才一千多字。”信中确实倾注了奚志农和我的思想感情,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100平方公里的原始自然林和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这不是一个小事呀。人啊人啊,难道就如此残忍,如此自私,如此短视!这片原始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没有毁坏,为什么一定要毁坏在我们的手里?我这不是责备德钦县的政府和人民,这是全人类的责任。……我不相信只有‘木头财政’死路一条,吃完这片林子,就剩下一个保护区了,是不是又要吃这个保护区?吃完这个保护区,还吃什么呢?难道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既不讲天理良心,也不顾子孙后代,什么仁义道德、生态伦理,全不要了。我想谁也无法对这种心态承担责任,但谁也不能寻找借口逃避责任。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或者当机立断,或者遗憾千秋。”
宋健同志读到这封信,当即就给出了含有感情的批示:“云南省林业厅奚志农同志的信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呼喊。”他要求林业部依法处理这个问题。林业部很重视,立即组建工作组,赴云南德钦进行调查。
雪山的召唤
工作做到这个地步,问题应该解决了。但一到下面,回答很简单:“我们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了,谁要我们不砍树,谁给我们钱?”这事就麻烦了。一个县,要的不是一点儿钱。当时我真想亲自去看看,把事情问个究竟。奚志农差不多每天都来长途电话:“唐老师,你一定要来,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同志们欢迎你来。”后来我想,一个人去,还不如带着一群年轻人、一群大学生跟我一块儿到环保焦点中,去调查研究,去接受锻炼。
我和马霞商量,她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然、非常关注环保的人,所以非常赞同。她立即拿出一万元,作为这次活动的资助。环保界有几个朋友了解我家的情况,知道马霞这时候已患食道癌,而且已经扩散。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乐园编导高振兴先生听了“自然之友”杨苹的动情叙述,立即捐助了两万元,没提任何条件。另一个不愿扬名的单位也捐助了两万元。梁从诫先生代表“自然之友”捐助了5000元。连续三年在白马雪山考察滇金丝猴的美国学者柯瑞戈,也捐献出自己的野外装备和人民币1000元。
主意有了,钱也有了,绿色营可以启动了。当时北京只有十一所大学有环保组织,我就在这些学校挑选了25名营员,还包括云南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的3名营员。再加上有中央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作家、摄影家参加,形成了一个非常整齐的队伍。
这时候我的最大困难是马霞的病越来越重,特别是癌细胞扩散到肝部以后,完全遏制了体内的新陈代谢,使她本来就很瘦弱的身躯,面临着即将崩溃的境地。7月20日她忽然又犯急性肠炎,一上午跑了五趟厕所,更是耗尽了所有的能量,最后是我抱着她上厕所,抱着她回到床上。晚上我把女儿和女婿都找来,议论两个问题:一是马霞要不要住院;再是我要不要去云南。
马霞一向是反对住医院的,但这天同意了,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她已完全失去了自我生活的能力,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再是她不住院,我不可能去云南。
当时我很激动,就对她说:“我也是人,人是有感情的。这个事情再伟大,怎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
孩子们哭了,我没有哭,她没有哭。她平静地反复说:“你应该去,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全准备好了,你应该去,你应该去。”
她的态度影响到孩子们,都支持我去云南,只有小女儿沉默不语。
我叮问了一句:“小南,你的意见呢?”
她抬起头来,对马霞说:“妈,您真的愿意爸走吗?”
马霞带着微弱而坚定的口气说:“是真的,他不走,我会不高兴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她的汉语只能说到这个程度,我就用她听不懂的一句成语补充说:“她的意思是,如果我不走,她会死不瞑目。”同时我提议,除了马霞,我们都要去参加大学生绿色营的开营式,请假也要去。我的意思是让孩子们从关心这次环保活动中体验我们的心情。
这天是星期六,星期一我们就把她送到北京友谊医院。星期三是7月25日,大学生绿色营出发的日子。我一早起来,正在整理行装。6点40分忽然接到医院的电话:“马霞刚刚去世了。”我很突然,但也不意外,立即到医院去。这天还有一个活动,因为营员们非常尊重马霞,他们安排绿色营的大轿车经过医院的门口,准备送马霞一个花篮。原来大家设想的是一次很亲切、很有意义的会见,没想到我上了汽车,告诉大家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送的鲜花,马霞已经不能亲手接了……”
车厢里一片沉寂。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大家都不知怎么办,几个女学生就哭出声来。最后我说了一句:“开车!”
车到北京西站,许多记者、家长、亲友和部分营员都等候在这里。在列车前,我们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在绿色营执委的提议下,大家又含着眼泪为马霞默哀了一分钟。接着要我讲话。
我没有再提马霞,相反的,悲痛化作激昂,高声地说道:
我要说个“一”、“二”、“三”、“四”。
“一”,是高举一面绿色的旗帜。
“二”,是两句话:一句话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万代事,积万代福”;另一句话是“热爱自然,丰富知识,锻炼意志,净化心灵,增长才干,迎接中国绿色运动的到来。”
“三”,是三个希望:希望在我们绿色营中,能够出现一个、两个自然保护的英雄;希望有几个同学通过这次活动将确定他们的生活坐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自然保护事业;希望更多的同学将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态观。
“四”,是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将生产四个精神产品: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做一部录像片,搞一个摄影展览,写一本书。
最后我大声地问:“同学们,我们能做到吗?”
全体营员齐声应答:“能!”
我们就上车了。
永远的马霞
绿色营从德钦返回中甸的路上,要翻过一个海拔4300米的垭口,这是我们此行的最高点。我和电视台摄制组乘坐的小车走得比较快,就停在这里等待大轿车的到来。藏民们很崇拜山岳湖泊的,差不多每个优美的风景点,都设立了玛尼堆——砖塔、烧香台以及五彩缤纷的经幡。这个地方面对白马雪山,四望云山万里,遍地山花烂漫。
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昨天收到一位“自然之友”会员的特快专递,要求我替他们在白马雪山采摘几朵鲜花献给马霞。此时此地,正是一片花的海洋。尽管花型比较小,但千姿百态,万紫千红。这是马霞最喜欢的花。山花的本性正是马霞的气质,她闪耀在千万朵、千万朵之间,非常渺小,非常顽强,也非常美丽。记得十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俩漫步在青海湖边,她被高原的野花陶醉了。她从来不允许我为她拍照,只有这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主动要求我拍一张她欣赏野花的照片。那也是我们认识三年之后,面对着蓝天、白云、高原、湖泊以及烂漫的山花,是我们第一次定情的日子。想到这里,我再也看不清眼前的花草了。我单膝跪下,面对着白马雪山放声痛哭。再也憋不住了,我要把这半个月、半年的眼泪倾泻出来。
过一会儿,我意识到敏感的电视台记者已经跟踪前来,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拍照。我擦干眼泪,站起身来,选择了我认为最美好的山花,采摘了10朵。我觉得有必要向她解释一句:“我是从来不摘花的,这十朵花我准备带回北京放在马霞的骨灰盒里。”
大车到了,这个信息很快传递到每个人,大家默默地走进草地,都违反了共有的道德和纪律在采摘自己最心爱的花。有人走过来搀扶我,有人把花塞在我的手中,有人在我旁边擦拭眼泪,谁也不说话,都默默地向玛尼堆走去。这时候陪同我们的藏族同胞根据他们民族的习惯,已经采来一些香柏,在烧香台上燃烧起来,还大声念着为马霞祈祷的藏经。
不知谁说了一句:“为了纪念马霞阿姨,我们默哀一分钟。”
本来就很安静的大地更安静了。天不说话,地不说话,鸟不说话,昆虫不说话,人更不说话,都在纪念来自地球的另一边的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她带给中国人民的,不只是十五个春秋的默默奉献,不只是西方优秀的文化与精神,而且是用她的生命在这些年轻人的心上播下绿色的种子。
在带着香味的烟雾缭绕中,我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思考什么,但我感觉到他们在严肃地思考,思考的时间很长,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最后还是我抬起头来,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马霞有遗言,她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仪式,但是,今天在海拔4300米的高山上,谁也没有约定,举行了这样一次发自内心的特殊祭奠。我谢谢大家。”说完以后,我留下了一小束花(其中混合了同学们给我的花),把其余的花放在玛尼堆上,其他人也顺序地献上了自己的鲜花。
参加绿色营的环保作家沈孝辉在《雪山寻梦》中,诗情画意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一霎时,虫鸟掩息,群山静默,天地肃然!
白马雪山的夏日是短暂的,高山带的夏日更是来去匆匆。刚刚进入8月中旬,已使人感到阵阵“秋风送爽”,然而,生长在气候恶劣的雪线之下的花草,却开得分外鲜艳夺目。它们该是也有一种紧迫感和拼搏感吧!山花在活着的时候,吐尽芬芳惠人间;而在逝去以后,就还原养分归大地。“质本洁来还洁去”,它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它们将生生不息,与山河永存!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名句:
“使生如夏花之绚丽,
死如秋叶之静美。”
拥有夏花秋叶崇高品格的,正是马霞啊。
砍树的余波
通过绿色营的活动,通过各方的支援,通过北京、云南、香港的舆论宣传,特别是由于宋健及许多领导人的重视,政府有关部门两次派工作组到云南现场调查,国家计委根据全国政协的一项提案,决定“九五”计划期间每年给德钦县财政拨款300万元,云南省同时拨款800万元。林业部也一次性拨款200万元,帮助县里的森工企业转产。
一个不到5万人的小县,给了这么多钱,理应“放下屠刀”了嘛。1996年没有砍树。1997年没有砍树。到1998年,我们绿色营从东北三江平原返回北京的途中,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曝光的还是这个德钦县,揭露的主题就是“钱照拿,树照砍。”朱基总理看到这个节目,当时就火了,立即给云南省省长打电话:“这班人既无知,也无德!”省长立即下指示,要把这个在《焦点访谈》中丢人现眼的副县长撤了。撤了一个副县长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的问题还少吗?滇池的污染、怒江的梯级开发、虎跳峡的建坝、用桉树代替自然林、在铜壁关保护核心区修建水电站……从云南又想到全国,这使我意识到,面对中国的环保问题,政府行为很重要,经济驱动很重要,法制很重要,教育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最基本的还是文化
——新型的绿色的生态的文化。如果人的观念不转变,白马雪山那片原始森林在那些县太爷的脑子里,永远是人民币。当然,这个事算是撞上了枪口,特别是大自然亲自出来说话了,第二年就是长江大水,国务院下紧急通知:大江大河上游的自然林一律不许砍伐。而这片原始森林就在金沙江边,就在长江的上游,至今算是保下来了。
这个过程确实给了我们很大震动,绿色营就不能只办一年。
如果你希望把你的阅读感受与人分享,或者你希望购买《错错错——唐锡阳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这本书,请与唐锡阳先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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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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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营十年
——催人泪下的一个传奇故事,
——寻梦绿色的一个崎岖旅程,
——培育人才的一个西点军校,
——传播绿色的一个青年群体。
六年前,香港营员区君杰在营员日记中写道:“绿色营还是一个小孩,四岁的小孩。”这个小孩现在已经长满了十岁。回想起来,这十年走得不容易,尽管每一个营员在绿色营的那一个月里,面对着各种问题、矛盾与碰撞,总有一些“不满足”、“困惑”,甚至“失望”的感觉。但离开之后总也忘不了这段生活,甚至影响到以后的思想、生活乃至一生。有的营员说:“这一个月的生活,将是我一生的财富。”有些营员就终生定位在环保事业,成为北京和各地的环保骨干。不仅北京的绿色营已经坚持十年,而且上海、南宁、重庆、厦门、西安、南京、成都、绵阳、广州、长沙等地的大学生也相继组织了绿色营。
由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我参与了这个旅程,年龄由66岁跨越到76岁了,虚岁已是77岁。蒋彦永医生对我说:“还是按中国的虚岁算比较合理,因为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我老了,但绿色营还很年轻。如何检阅绿色营十年来的活动,集中大家的阅历、感悟和经验,使绿色营跃上一个新台阶,并带动全国大学生环保活动和NGO组织的健康发展,值此绿色营十周年之际,近日举行的全国青年环保大会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
这里,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经历,回顾一下这个不平常旅程中的几个片段:
一封来信引发一个环保焦点
1995年11月25日我收到昆明读者熊建华一封来信,目的是求购我的著作,但信中转述了他的好友奚志农反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这个信息使我震惊,我在欧洲走了十多个国家,连一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都没见过,他们一开口就要砍伐100平方公里,而且这里是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暗针叶林,珍稀动、植物的种类非常丰富,滇金丝猴更有其特殊的珍稀价值。幸亏这位细心的读者还写下了奚志农的电话,我当即拨了这个号码。奚志农完全没料想会接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远方电话,十分激动地说:“唐老师,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就读您的文章和书……”我打断了他的话:“别的以后再说,德钦县的问题看来云南解决不了,我建议你给宋健同志写信。”宋健当时是国务委员、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和我非亲非故,只是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偶然读到我的《环球绿色行》,竟在1993年最后的一个凌晨给我写来一封信,完全是朋友、知己、学者的口气。征得他的同意,再版这本书时我就把这封信放在序言的位置。
奚志农听了我的建议,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唐老师,我写不好,您能帮我修改吗?”
我痛快答应了。因为我知道中央领导人的文件堆积如山,如果不把信写得好一点,他的秘书就处理了。奚志农大概是当天晚上就把信写出来,第二天连同其他材料快递到北京。我认真阅读资料,在计算机前整整修改了三天。我的妻子马霞是个美国人,不认识中国字,在一旁说:“你是写信还是写书?写那么长,宋健有时间看吗?”我说:“才一千多字。”信中确实倾注了奚志农和我的思想感情,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100平方公里的原始自然林和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这不是一个小事呀。人啊人啊,难道就如此残忍,如此自私,如此短视!这片原始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没有毁坏,为什么一定要毁坏在我们的手里?我这不是责备德钦县的政府和人民,这是全人类的责任。……我不相信只有‘木头财政’死路一条,吃完这片林子,就剩下一个保护区了,是不是又要吃这个保护区?吃完这个保护区,还吃什么呢?难道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既不讲天理良心,也不顾子孙后代,什么仁义道德、生态伦理,全不要了。我想谁也无法对这种心态承担责任,但谁也不能寻找借口逃避责任。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或者当机立断,或者遗憾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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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同志读到这封信,当即就给出了含有感情的批示:“云南省林业厅奚志农同志的信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呼喊。”他要求林业部依法处理这个问题。林业部很重视,立即组建工作组,赴云南德钦进行调查。
雪山的召唤
工作做到这个地步,问题应该解决了。但一到下面,回答很简单:“我们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了,谁要我们不砍树,谁给我们钱?”这事就麻烦了。一个县,要的不是一点儿钱。当时我真想亲自去看看,把事情问个究竟。奚志农差不多每天都来长途电话:“唐老师,你一定要来,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同志们欢迎你来。”后来我想,一个人去,还不如带着一群年轻人、一群大学生跟我一块儿到环保焦点中,去调查研究,去接受锻炼。
我和马霞商量,她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然、非常关注环保的人,所以非常赞同。她立即拿出一万元,作为这次活动的资助。环保界有几个朋友了解我家的情况,知道马霞这时候已患食道癌,而且已经扩散。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乐园编导高振兴先生听了“自然之友”杨苹的动情叙述,立即捐助了两万元,没提任何条件。另一个不愿扬名的单位也捐助了两万元。梁从诫先生代表“自然之友”捐助了5000元。连续三年在白马雪山考察滇金丝猴的美国学者柯瑞戈,也捐献出自己的野外装备和人民币1000元。
主意有了,钱也有了,绿色营可以启动了。当时北京只有十一所大学有环保组织,我就在这些学校挑选了25名营员,还包括云南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的3名营员。再加上有中央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作家、摄影家参加,形成了一个非常整齐的队伍。
这时候我的最大困难是马霞的病越来越重,特别是癌细胞扩散到肝部以后,完全遏制了体内的新陈代谢,使她本来就很瘦弱的身躯,面临着即将崩溃的境地。7月20日她忽然又犯急性肠炎,一上午跑了五趟厕所,更是耗尽了所有的能量,最后是我抱着她上厕所,抱着她回到床上。晚上我把女儿和女婿都找来,议论两个问题:一是马霞要不要住院;再是我要不要去云南。
马霞一向是反对住医院的,但这天同意了,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她已完全失去了自我生活的能力,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再是她不住院,我不可能去云南。
当时我很激动,就对她说:“我也是人,人是有感情的。这个事情再伟大,怎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
孩子们哭了,我没有哭,她没有哭。她平静地反复说:“你应该去,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全准备好了,你应该去,你应该去。”
她的态度影响到孩子们,都支持我去云南,只有小女儿沉默不语。
我叮问了一句:“小南,你的意见呢?”
她抬起头来,对马霞说:“妈,您真的愿意爸走吗?”
马霞带着微弱而坚定的口气说:“是真的,他不走,我会不高兴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她的汉语只能说到这个程度,我就用她听不懂的一句成语补充说:“她的意思是,如果我不走,她会死不瞑目。”同时我提议,除了马霞,我们都要去参加大学生绿色营的开营式,请假也要去。我的意思是让孩子们从关心这次环保活动中体验我们的心情。
这天是星期六,星期一我们就把她送到北京友谊医院。星期三是7月25日,大学生绿色营出发的日子。我一早起来,正在整理行装。6点40分忽然接到医院的电话:“马霞刚刚去世了。”我很突然,但也不意外,立即到医院去。这天还有一个活动,因为营员们非常尊重马霞,他们安排绿色营的大轿车经过医院的门口,准备送马霞一个花篮。原来大家设想的是一次很亲切、很有意义的会见,没想到我上了汽车,告诉大家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送的鲜花,马霞已经不能亲手接了……”
车厢里一片沉寂。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大家都不知怎么办,几个女学生就哭出声来。最后我说了一句:“开车!”
车到北京西站,许多记者、家长、亲友和部分营员都等候在这里。在列车前,我们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在绿色营执委的提议下,大家又含着眼泪为马霞默哀了一分钟。接着要我讲话。
我没有再提马霞,相反的,悲痛化作激昂,高声地说道:
我要说个“一”、“二”、“三”、“四”。
“一”,是高举一面绿色的旗帜。
“二”,是两句话:一句话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万代事,积万代福”;另一句话是“热爱自然,丰富知识,锻炼意志,净化心灵,增长才干,迎接中国绿色运动的到来。”
“三”,是三个希望:希望在我们绿色营中,能够出现一个、两个自然保护的英雄;希望有几个同学通过这次活动将确定他们的生活坐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自然保护事业;希望更多的同学将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态观。
“四”,是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将生产四个精神产品: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做一部录像片,搞一个摄影展览,写一本书。
最后我大声地问:“同学们,我们能做到吗?”
全体营员齐声应答:“能!”
我们就上车了。
永远的马霞
绿色营从德钦返回中甸的路上,要翻过一个海拔4300米的垭口,这是我们此行的最高点。我和电视台摄制组乘坐的小车走得比较快,就停在这里等待大轿车的到来。藏民们很崇拜山岳湖泊的,差不多每个优美的风景点,都设立了玛尼堆——砖塔、烧香台以及五彩缤纷的经幡。这个地方面对白马雪山,四望云山万里,遍地山花烂漫。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szg/lszg200610/lszg20061004-3-l.jpg)
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昨天收到一位“自然之友”会员的特快专递,要求我替他们在白马雪山采摘几朵鲜花献给马霞。此时此地,正是一片花的海洋。尽管花型比较小,但千姿百态,万紫千红。这是马霞最喜欢的花。山花的本性正是马霞的气质,她闪耀在千万朵、千万朵之间,非常渺小,非常顽强,也非常美丽。记得十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俩漫步在青海湖边,她被高原的野花陶醉了。她从来不允许我为她拍照,只有这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主动要求我拍一张她欣赏野花的照片。那也是我们认识三年之后,面对着蓝天、白云、高原、湖泊以及烂漫的山花,是我们第一次定情的日子。想到这里,我再也看不清眼前的花草了。我单膝跪下,面对着白马雪山放声痛哭。再也憋不住了,我要把这半个月、半年的眼泪倾泻出来。
过一会儿,我意识到敏感的电视台记者已经跟踪前来,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拍照。我擦干眼泪,站起身来,选择了我认为最美好的山花,采摘了10朵。我觉得有必要向她解释一句:“我是从来不摘花的,这十朵花我准备带回北京放在马霞的骨灰盒里。”
大车到了,这个信息很快传递到每个人,大家默默地走进草地,都违反了共有的道德和纪律在采摘自己最心爱的花。有人走过来搀扶我,有人把花塞在我的手中,有人在我旁边擦拭眼泪,谁也不说话,都默默地向玛尼堆走去。这时候陪同我们的藏族同胞根据他们民族的习惯,已经采来一些香柏,在烧香台上燃烧起来,还大声念着为马霞祈祷的藏经。
不知谁说了一句:“为了纪念马霞阿姨,我们默哀一分钟。”
本来就很安静的大地更安静了。天不说话,地不说话,鸟不说话,昆虫不说话,人更不说话,都在纪念来自地球的另一边的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她带给中国人民的,不只是十五个春秋的默默奉献,不只是西方优秀的文化与精神,而且是用她的生命在这些年轻人的心上播下绿色的种子。
在带着香味的烟雾缭绕中,我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思考什么,但我感觉到他们在严肃地思考,思考的时间很长,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最后还是我抬起头来,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马霞有遗言,她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仪式,但是,今天在海拔4300米的高山上,谁也没有约定,举行了这样一次发自内心的特殊祭奠。我谢谢大家。”说完以后,我留下了一小束花(其中混合了同学们给我的花),把其余的花放在玛尼堆上,其他人也顺序地献上了自己的鲜花。
参加绿色营的环保作家沈孝辉在《雪山寻梦》中,诗情画意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一霎时,虫鸟掩息,群山静默,天地肃然!
白马雪山的夏日是短暂的,高山带的夏日更是来去匆匆。刚刚进入8月中旬,已使人感到阵阵“秋风送爽”,然而,生长在气候恶劣的雪线之下的花草,却开得分外鲜艳夺目。它们该是也有一种紧迫感和拼搏感吧!山花在活着的时候,吐尽芬芳惠人间;而在逝去以后,就还原养分归大地。“质本洁来还洁去”,它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它们将生生不息,与山河永存!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名句:
“使生如夏花之绚丽,
死如秋叶之静美。”
拥有夏花秋叶崇高品格的,正是马霞啊。
砍树的余波
通过绿色营的活动,通过各方的支援,通过北京、云南、香港的舆论宣传,特别是由于宋健及许多领导人的重视,政府有关部门两次派工作组到云南现场调查,国家计委根据全国政协的一项提案,决定“九五”计划期间每年给德钦县财政拨款300万元,云南省同时拨款800万元。林业部也一次性拨款200万元,帮助县里的森工企业转产。
一个不到5万人的小县,给了这么多钱,理应“放下屠刀”了嘛。1996年没有砍树。1997年没有砍树。到1998年,我们绿色营从东北三江平原返回北京的途中,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曝光的还是这个德钦县,揭露的主题就是“钱照拿,树照砍。”朱基总理看到这个节目,当时就火了,立即给云南省省长打电话:“这班人既无知,也无德!”省长立即下指示,要把这个在《焦点访谈》中丢人现眼的副县长撤了。撤了一个副县长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的问题还少吗?滇池的污染、怒江的梯级开发、虎跳峡的建坝、用桉树代替自然林、在铜壁关保护核心区修建水电站……从云南又想到全国,这使我意识到,面对中国的环保问题,政府行为很重要,经济驱动很重要,法制很重要,教育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最基本的还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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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绿色的生态的文化。如果人的观念不转变,白马雪山那片原始森林在那些县太爷的脑子里,永远是人民币。当然,这个事算是撞上了枪口,特别是大自然亲自出来说话了,第二年就是长江大水,国务院下紧急通知:大江大河上游的自然林一律不许砍伐。而这片原始森林就在金沙江边,就在长江的上游,至今算是保下来了。
这个过程确实给了我们很大震动,绿色营就不能只办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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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