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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营”被看作中国大学生环保活动的旗帜。10年来，绿色营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把绿色理念像一粒粒种子播撒到更多人的心田里。作为“绿色营”的创建者，唐锡阳先生在回顾“绿色营”走过的十年历程时，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体会。
绿色营十年
——催人泪下的一个传奇故事，
——寻梦绿色的一个崎岖旅程，
——培育人才的一个西点军校，
——传播绿色的一个青年群体。
六年前，香港营员区君杰在营员日记中写道：“绿色营还是一个小孩，四岁的小孩。”这个小孩现在已经长满了十岁。回想起来，这十年走得不容易，尽管每一个营员在绿色营的那一个月里，面对着各种问题、矛盾与碰撞，总有一些“不满足”、“困惑”，甚至“失望”的感觉。但离开之后总也忘不了这段生活，甚至影响到以后的思想、生活乃至一生。有的营员说：“这一个月的生活，将是我一生的财富。”有些营员就终生定位在环保事业，成为北京和各地的环保骨干。不仅北京的绿色营已经坚持十年，而且上海、南宁、重庆、厦门、西安、南京、成都、绵阳、广州、长沙等地的大学生也相继组织了绿色营。
由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我参与了这个旅程，年龄由66岁跨越到76岁了，虚岁已是77岁。蒋彦永医生对我说：“还是按中国的虚岁算比较合理，因为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我老了，但绿色营还很年轻。如何检阅绿色营十年来的活动，集中大家的阅历、感悟和经验，使绿色营跃上一个新台阶，并带动全国大学生环保活动和NGO组织的健康发展，值此绿色营十周年之际，近日举行的全国青年环保大会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
这里，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经历，回顾一下这个不平常旅程中的几个片段：
一封来信引发一个环保焦点
1995年11月25日我收到昆明读者熊建华一封来信，目的是求购我的著作，但信中转述了他的好友奚志农反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这个信息使我震惊，我在欧洲走了十多个国家，连一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都没见过，他们一开口就要砍伐100平方公里，而且这里是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暗针叶林，珍稀动、植物的种类非常丰富，滇金丝猴更有其特殊的珍稀价值。幸亏这位细心的读者还写下了奚志农的电话，我当即拨了这个号码。奚志农完全没料想会接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远方电话，十分激动地说：“唐老师，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就读您的文章和书……”我打断了他的话：“别的以后再说，德钦县的问题看来云南解决不了，我建议你给宋健同志写信。”宋健当时是国务委员、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和我非亲非故，只是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偶然读到我的《环球绿色行》，竟在1993年最后的一个凌晨给我写来一封信，完全是朋友、知己、学者的口气。征得他的同意，再版这本书时我就把这封信放在序言的位置。
奚志农听了我的建议，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唐老师，我写不好，您能帮我修改吗？”
我痛快答应了。因为我知道中央领导人的文件堆积如山，如果不把信写得好一点，他的秘书就处理了。奚志农大概是当天晚上就把信写出来，第二天连同其他材料快递到北京。我认真阅读资料，在计算机前整整修改了三天。我的妻子马霞是个美国人，不认识中国字，在一旁说：“你是写信还是写书？写那么长，宋健有时间看吗？”我说：“才一千多字。”信中确实倾注了奚志农和我的思想感情，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100平方公里的原始自然林和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这不是一个小事呀。人啊人啊，难道就如此残忍，如此自私，如此短视！这片原始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没有毁坏，为什么一定要毁坏在我们的手里？我这不是责备德钦县的政府和人民，这是全人类的责任。……我不相信只有‘木头财政’死路一条，吃完这片林子，就剩下一个保护区了，是不是又要吃这个保护区？吃完这个保护区，还吃什么呢？难道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既不讲天理良心，也不顾子孙后代，什么仁义道德、生态伦理，全不要了。我想谁也无法对这种心态承担责任，但谁也不能寻找借口逃避责任。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或者当机立断，或者遗憾千秋。”
宋健同志读到这封信，当即就给出了含有感情的批示：“云南省林业厅奚志农同志的信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呼喊。”他要求林业部依法处理这个问题。林业部很重视，立即组建工作组，赴云南德钦进行调查。
雪山的召唤
工作做到这个地步，问题应该解决了。但一到下面，回答很简单：“我们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了，谁要我们不砍树，谁给我们钱？”这事就麻烦了。一个县，要的不是一点儿钱。当时我真想亲自去看看,把事情问个究竟。奚志农差不多每天都来长途电话：“唐老师，你一定要来，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同志们欢迎你来。”后来我想，一个人去，还不如带着一群年轻人、一群大学生跟我一块儿到环保焦点中，去调查研究，去接受锻炼。
我和马霞商量，她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然、非常关注环保的人,所以非常赞同。她立即拿出一万元，作为这次活动的资助。环保界有几个朋友了解我家的情况，知道马霞这时候已患食道癌，而且已经扩散。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乐园编导高振兴先生听了“自然之友”杨苹的动情叙述，立即捐助了两万元，没提任何条件。另一个不愿扬名的单位也捐助了两万元。梁从诫先生代表“自然之友”捐助了5000元。连续三年在白马雪山考察滇金丝猴的美国学者柯瑞戈，也捐献出自己的野外装备和人民币1000元。
主意有了，钱也有了，绿色营可以启动了。当时北京只有十一所大学有环保组织，我就在这些学校挑选了25名营员，还包括云南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的3名营员。再加上有中央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作家、摄影家参加，形成了一个非常整齐的队伍。
这时候我的最大困难是马霞的病越来越重，特别是癌细胞扩散到肝部以后，完全遏制了体内的新陈代谢，使她本来就很瘦弱的身躯，面临着即将崩溃的境地。7月20日她忽然又犯急性肠炎，一上午跑了五趟厕所，更是耗尽了所有的能量，最后是我抱着她上厕所，抱着她回到床上。晚上我把女儿和女婿都找来，议论两个问题：一是马霞要不要住院；再是我要不要去云南。
马霞一向是反对住医院的，但这天同意了，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她已完全失去了自我生活的能力，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再是她不住院，我不可能去云南。
当时我很激动，就对她说：“我也是人，人是有感情的。这个事情再伟大，怎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
孩子们哭了，我没有哭，她没有哭。她平静地反复说：“你应该去，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全准备好了，你应该去，你应该去。”
她的态度影响到孩子们，都支持我去云南，只有小女儿沉默不语。
我叮问了一句：“小南，你的意见呢？”
她抬起头来，对马霞说：“妈，您真的愿意爸走吗？”
马霞带着微弱而坚定的口气说：“是真的，他不走，我会不高兴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她的汉语只能说到这个程度，我就用她听不懂的一句成语补充说：“她的意思是，如果我不走，她会死不瞑目。”同时我提议，除了马霞，我们都要去参加大学生绿色营的开营式，请假也要去。我的意思是让孩子们从关心这次环保活动中体验我们的心情。
这天是星期六，星期一我们就把她送到北京友谊医院。星期三是7月25日，大学生绿色营出发的日子。我一早起来，正在整理行装。6点40分忽然接到医院的电话：“马霞刚刚去世了。”我很突然，但也不意外，立即到医院去。这天还有一个活动，因为营员们非常尊重马霞，他们安排绿色营的大轿车经过医院的门口，准备送马霞一个花篮。原来大家设想的是一次很亲切、很有意义的会见，没想到我上了汽车，告诉大家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送的鲜花，马霞已经不能亲手接了……”
车厢里一片沉寂。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大家都不知怎么办，几个女学生就哭出声来。最后我说了一句：“开车！”
车到北京西站，许多记者、家长、亲友和部分营员都等候在这里。在列车前，我们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在绿色营执委的提议下，大家又含着眼泪为马霞默哀了一分钟。接着要我讲话。
我没有再提马霞，相反的，悲痛化作激昂，高声地说道：
我要说个“一”、“二”、“三”、“四”。
“一”，是高举一面绿色的旗帜。
“二”，是两句话：一句话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万代事，积万代福”；另一句话是“热爱自然，丰富知识，锻炼意志，净化心灵，增长才干，迎接中国绿色运动的到来。”
“三”，是三个希望：希望在我们绿色营中，能够出现一个、两个自然保护的英雄；希望有几个同学通过这次活动将确定他们的生活坐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自然保护事业；希望更多的同学将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态观。
“四”，是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将生产四个精神产品：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做一部录像片，搞一个摄影展览，写一本书。
最后我大声地问：“同学们，我们能做到吗？”
全体营员齐声应答：“能！”
我们就上车了。
永远的马霞
绿色营从德钦返回中甸的路上，要翻过一个海拔4300米的垭口，这是我们此行的最高点。我和电视台摄制组乘坐的小车走得比较快，就停在这里等待大轿车的到来。藏民们很崇拜山岳湖泊的，差不多每个优美的风景点，都设立了玛尼堆——砖塔、烧香台以及五彩缤纷的经幡。这个地方面对白马雪山，四望云山万里，遍地山花烂漫。
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昨天收到一位“自然之友”会员的特快专递，要求我替他们在白马雪山采摘几朵鲜花献给马霞。此时此地，正是一片花的海洋。尽管花型比较小，但千姿百态，万紫千红。这是马霞最喜欢的花。山花的本性正是马霞的气质，她闪耀在千万朵、千万朵之间，非常渺小，非常顽强，也非常美丽。记得十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俩漫步在青海湖边，她被高原的野花陶醉了。她从来不允许我为她拍照，只有这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主动要求我拍一张她欣赏野花的照片。那也是我们认识三年之后，面对着蓝天、白云、高原、湖泊以及烂漫的山花，是我们第一次定情的日子。想到这里，我再也看不清眼前的花草了。我单膝跪下，面对着白马雪山放声痛哭。再也憋不住了，我要把这半个月、半年的眼泪倾泻出来。
过一会儿，我意识到敏感的电视台记者已经跟踪前来，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拍照。我擦干眼泪，站起身来，选择了我认为最美好的山花，采摘了10朵。我觉得有必要向她解释一句：“我是从来不摘花的，这十朵花我准备带回北京放在马霞的骨灰盒里。”
大车到了，这个信息很快传递到每个人，大家默默地走进草地，都违反了共有的道德和纪律在采摘自己最心爱的花。有人走过来搀扶我，有人把花塞在我的手中，有人在我旁边擦拭眼泪，谁也不说话，都默默地向玛尼堆走去。这时候陪同我们的藏族同胞根据他们民族的习惯，已经采来一些香柏，在烧香台上燃烧起来，还大声念着为马霞祈祷的藏经。
不知谁说了一句：“为了纪念马霞阿姨，我们默哀一分钟。”
本来就很安静的大地更安静了。天不说话，地不说话，鸟不说话，昆虫不说话，人更不说话，都在纪念来自地球的另一边的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她带给中国人民的，不只是十五个春秋的默默奉献，不只是西方优秀的文化与精神，而且是用她的生命在这些年轻人的心上播下绿色的种子。
在带着香味的烟雾缭绕中，我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思考什么，但我感觉到他们在严肃地思考，思考的时间很长，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最后还是我抬起头来，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马霞有遗言，她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仪式，但是，今天在海拔4300米的高山上，谁也没有约定，举行了这样一次发自内心的特殊祭奠。我谢谢大家。”说完以后，我留下了一小束花（其中混合了同学们给我的花），把其余的花放在玛尼堆上，其他人也顺序地献上了自己的鲜花。
参加绿色营的环保作家沈孝辉在《雪山寻梦》中，诗情画意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一霎时，虫鸟掩息，群山静默，天地肃然！
白马雪山的夏日是短暂的，高山带的夏日更是来去匆匆。刚刚进入8月中旬，已使人感到阵阵“秋风送爽”，然而，生长在气候恶劣的雪线之下的花草，却开得分外鲜艳夺目。它们该是也有一种紧迫感和拼搏感吧！山花在活着的时候，吐尽芬芳惠人间；而在逝去以后，就还原养分归大地。“质本洁来还洁去”，它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它们将生生不息，与山河永存！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名句：
“使生如夏花之绚丽，
死如秋叶之静美。”
拥有夏花秋叶崇高品格的，正是马霞啊。
砍树的余波
通过绿色营的活动，通过各方的支援，通过北京、云南、香港的舆论宣传，特别是由于宋健及许多领导人的重视，政府有关部门两次派工作组到云南现场调查，国家计委根据全国政协的一项提案，决定“九五”计划期间每年给德钦县财政拨款300万元，云南省同时拨款800万元。林业部也一次性拨款200万元，帮助县里的森工企业转产。
一个不到5万人的小县，给了这么多钱，理应“放下屠刀”了嘛。1996年没有砍树。1997年没有砍树。到1998年，我们绿色营从东北三江平原返回北京的途中，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曝光的还是这个德钦县，揭露的主题就是“钱照拿，树照砍。”朱基总理看到这个节目，当时就火了，立即给云南省省长打电话：“这班人既无知，也无德！”省长立即下指示，要把这个在《焦点访谈》中丢人现眼的副县长撤了。撤了一个副县长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的问题还少吗？滇池的污染、怒江的梯级开发、虎跳峡的建坝、用桉树代替自然林、在铜壁关保护核心区修建水电站……从云南又想到全国，这使我意识到，面对中国的环保问题，政府行为很重要，经济驱动很重要，法制很重要，教育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最基本的还是文化
——新型的绿色的生态的文化。如果人的观念不转变，白马雪山那片原始森林在那些县太爷的脑子里，永远是人民币。当然，这个事算是撞上了枪口，特别是大自然亲自出来说话了，第二年就是长江大水，国务院下紧急通知：大江大河上游的自然林一律不许砍伐。而这片原始森林就在金沙江边，就在长江的上游，至今算是保下来了。
这个过程确实给了我们很大震动，绿色营就不能只办一年。
如果你希望把你的阅读感受与人分享，或者你希望购买《错错错——唐锡阳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这本书，请与唐锡阳先生联系。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东里17楼7门503
邮编：100073
电子邮件：tangxiyang@china.com
(责编：李珂)
绿色营十年
——催人泪下的一个传奇故事，
——寻梦绿色的一个崎岖旅程，
——培育人才的一个西点军校，
——传播绿色的一个青年群体。
六年前，香港营员区君杰在营员日记中写道：“绿色营还是一个小孩，四岁的小孩。”这个小孩现在已经长满了十岁。回想起来，这十年走得不容易，尽管每一个营员在绿色营的那一个月里，面对着各种问题、矛盾与碰撞，总有一些“不满足”、“困惑”，甚至“失望”的感觉。但离开之后总也忘不了这段生活，甚至影响到以后的思想、生活乃至一生。有的营员说：“这一个月的生活，将是我一生的财富。”有些营员就终生定位在环保事业，成为北京和各地的环保骨干。不仅北京的绿色营已经坚持十年，而且上海、南宁、重庆、厦门、西安、南京、成都、绵阳、广州、长沙等地的大学生也相继组织了绿色营。
由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我参与了这个旅程，年龄由66岁跨越到76岁了，虚岁已是77岁。蒋彦永医生对我说：“还是按中国的虚岁算比较合理，因为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我老了，但绿色营还很年轻。如何检阅绿色营十年来的活动，集中大家的阅历、感悟和经验，使绿色营跃上一个新台阶，并带动全国大学生环保活动和NGO组织的健康发展，值此绿色营十周年之际，近日举行的全国青年环保大会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
这里，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经历，回顾一下这个不平常旅程中的几个片段：
一封来信引发一个环保焦点
1995年11月25日我收到昆明读者熊建华一封来信，目的是求购我的著作，但信中转述了他的好友奚志农反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这个信息使我震惊，我在欧洲走了十多个国家，连一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都没见过，他们一开口就要砍伐100平方公里，而且这里是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暗针叶林，珍稀动、植物的种类非常丰富，滇金丝猴更有其特殊的珍稀价值。幸亏这位细心的读者还写下了奚志农的电话，我当即拨了这个号码。奚志农完全没料想会接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远方电话，十分激动地说：“唐老师，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就读您的文章和书……”我打断了他的话：“别的以后再说，德钦县的问题看来云南解决不了，我建议你给宋健同志写信。”宋健当时是国务委员、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和我非亲非故，只是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偶然读到我的《环球绿色行》，竟在1993年最后的一个凌晨给我写来一封信，完全是朋友、知己、学者的口气。征得他的同意，再版这本书时我就把这封信放在序言的位置。
奚志农听了我的建议，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唐老师，我写不好，您能帮我修改吗？”
我痛快答应了。因为我知道中央领导人的文件堆积如山，如果不把信写得好一点，他的秘书就处理了。奚志农大概是当天晚上就把信写出来，第二天连同其他材料快递到北京。我认真阅读资料，在计算机前整整修改了三天。我的妻子马霞是个美国人，不认识中国字，在一旁说：“你是写信还是写书？写那么长，宋健有时间看吗？”我说：“才一千多字。”信中确实倾注了奚志农和我的思想感情，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100平方公里的原始自然林和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这不是一个小事呀。人啊人啊，难道就如此残忍，如此自私，如此短视！这片原始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没有毁坏，为什么一定要毁坏在我们的手里？我这不是责备德钦县的政府和人民，这是全人类的责任。……我不相信只有‘木头财政’死路一条，吃完这片林子，就剩下一个保护区了，是不是又要吃这个保护区？吃完这个保护区，还吃什么呢？难道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既不讲天理良心，也不顾子孙后代，什么仁义道德、生态伦理，全不要了。我想谁也无法对这种心态承担责任，但谁也不能寻找借口逃避责任。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或者当机立断，或者遗憾千秋。”
宋健同志读到这封信，当即就给出了含有感情的批示：“云南省林业厅奚志农同志的信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呼喊。”他要求林业部依法处理这个问题。林业部很重视，立即组建工作组，赴云南德钦进行调查。
雪山的召唤
工作做到这个地步，问题应该解决了。但一到下面，回答很简单：“我们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了，谁要我们不砍树，谁给我们钱？”这事就麻烦了。一个县，要的不是一点儿钱。当时我真想亲自去看看,把事情问个究竟。奚志农差不多每天都来长途电话：“唐老师，你一定要来，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同志们欢迎你来。”后来我想，一个人去，还不如带着一群年轻人、一群大学生跟我一块儿到环保焦点中，去调查研究，去接受锻炼。
我和马霞商量，她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然、非常关注环保的人,所以非常赞同。她立即拿出一万元，作为这次活动的资助。环保界有几个朋友了解我家的情况，知道马霞这时候已患食道癌，而且已经扩散。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乐园编导高振兴先生听了“自然之友”杨苹的动情叙述，立即捐助了两万元，没提任何条件。另一个不愿扬名的单位也捐助了两万元。梁从诫先生代表“自然之友”捐助了5000元。连续三年在白马雪山考察滇金丝猴的美国学者柯瑞戈，也捐献出自己的野外装备和人民币1000元。
主意有了，钱也有了，绿色营可以启动了。当时北京只有十一所大学有环保组织，我就在这些学校挑选了25名营员，还包括云南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的3名营员。再加上有中央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作家、摄影家参加，形成了一个非常整齐的队伍。
这时候我的最大困难是马霞的病越来越重，特别是癌细胞扩散到肝部以后，完全遏制了体内的新陈代谢，使她本来就很瘦弱的身躯，面临着即将崩溃的境地。7月20日她忽然又犯急性肠炎，一上午跑了五趟厕所，更是耗尽了所有的能量，最后是我抱着她上厕所，抱着她回到床上。晚上我把女儿和女婿都找来，议论两个问题：一是马霞要不要住院；再是我要不要去云南。
马霞一向是反对住医院的，但这天同意了，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她已完全失去了自我生活的能力，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再是她不住院，我不可能去云南。
当时我很激动，就对她说：“我也是人，人是有感情的。这个事情再伟大，怎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
孩子们哭了，我没有哭，她没有哭。她平静地反复说：“你应该去，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全准备好了，你应该去，你应该去。”
她的态度影响到孩子们，都支持我去云南，只有小女儿沉默不语。
我叮问了一句：“小南，你的意见呢？”
她抬起头来，对马霞说：“妈，您真的愿意爸走吗？”
马霞带着微弱而坚定的口气说：“是真的，他不走，我会不高兴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她的汉语只能说到这个程度，我就用她听不懂的一句成语补充说：“她的意思是，如果我不走，她会死不瞑目。”同时我提议，除了马霞，我们都要去参加大学生绿色营的开营式，请假也要去。我的意思是让孩子们从关心这次环保活动中体验我们的心情。
这天是星期六，星期一我们就把她送到北京友谊医院。星期三是7月25日，大学生绿色营出发的日子。我一早起来，正在整理行装。6点40分忽然接到医院的电话：“马霞刚刚去世了。”我很突然，但也不意外，立即到医院去。这天还有一个活动，因为营员们非常尊重马霞，他们安排绿色营的大轿车经过医院的门口，准备送马霞一个花篮。原来大家设想的是一次很亲切、很有意义的会见，没想到我上了汽车，告诉大家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送的鲜花，马霞已经不能亲手接了……”
车厢里一片沉寂。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大家都不知怎么办，几个女学生就哭出声来。最后我说了一句：“开车！”
车到北京西站，许多记者、家长、亲友和部分营员都等候在这里。在列车前，我们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在绿色营执委的提议下，大家又含着眼泪为马霞默哀了一分钟。接着要我讲话。
我没有再提马霞，相反的，悲痛化作激昂，高声地说道：
我要说个“一”、“二”、“三”、“四”。
“一”，是高举一面绿色的旗帜。
“二”，是两句话：一句话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万代事，积万代福”；另一句话是“热爱自然，丰富知识，锻炼意志，净化心灵，增长才干，迎接中国绿色运动的到来。”
“三”，是三个希望：希望在我们绿色营中，能够出现一个、两个自然保护的英雄；希望有几个同学通过这次活动将确定他们的生活坐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自然保护事业；希望更多的同学将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态观。
“四”，是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将生产四个精神产品：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做一部录像片，搞一个摄影展览，写一本书。
最后我大声地问：“同学们，我们能做到吗？”
全体营员齐声应答：“能！”
我们就上车了。
永远的马霞
绿色营从德钦返回中甸的路上，要翻过一个海拔4300米的垭口，这是我们此行的最高点。我和电视台摄制组乘坐的小车走得比较快，就停在这里等待大轿车的到来。藏民们很崇拜山岳湖泊的，差不多每个优美的风景点，都设立了玛尼堆——砖塔、烧香台以及五彩缤纷的经幡。这个地方面对白马雪山，四望云山万里，遍地山花烂漫。
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昨天收到一位“自然之友”会员的特快专递，要求我替他们在白马雪山采摘几朵鲜花献给马霞。此时此地，正是一片花的海洋。尽管花型比较小，但千姿百态，万紫千红。这是马霞最喜欢的花。山花的本性正是马霞的气质，她闪耀在千万朵、千万朵之间，非常渺小，非常顽强，也非常美丽。记得十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俩漫步在青海湖边，她被高原的野花陶醉了。她从来不允许我为她拍照，只有这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主动要求我拍一张她欣赏野花的照片。那也是我们认识三年之后，面对着蓝天、白云、高原、湖泊以及烂漫的山花，是我们第一次定情的日子。想到这里，我再也看不清眼前的花草了。我单膝跪下，面对着白马雪山放声痛哭。再也憋不住了，我要把这半个月、半年的眼泪倾泻出来。
过一会儿，我意识到敏感的电视台记者已经跟踪前来，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拍照。我擦干眼泪，站起身来，选择了我认为最美好的山花，采摘了10朵。我觉得有必要向她解释一句：“我是从来不摘花的，这十朵花我准备带回北京放在马霞的骨灰盒里。”
大车到了，这个信息很快传递到每个人，大家默默地走进草地，都违反了共有的道德和纪律在采摘自己最心爱的花。有人走过来搀扶我，有人把花塞在我的手中，有人在我旁边擦拭眼泪，谁也不说话，都默默地向玛尼堆走去。这时候陪同我们的藏族同胞根据他们民族的习惯，已经采来一些香柏，在烧香台上燃烧起来，还大声念着为马霞祈祷的藏经。
不知谁说了一句：“为了纪念马霞阿姨，我们默哀一分钟。”
本来就很安静的大地更安静了。天不说话，地不说话，鸟不说话，昆虫不说话，人更不说话，都在纪念来自地球的另一边的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她带给中国人民的，不只是十五个春秋的默默奉献，不只是西方优秀的文化与精神，而且是用她的生命在这些年轻人的心上播下绿色的种子。
在带着香味的烟雾缭绕中，我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思考什么，但我感觉到他们在严肃地思考，思考的时间很长，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最后还是我抬起头来，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马霞有遗言，她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仪式，但是，今天在海拔4300米的高山上，谁也没有约定，举行了这样一次发自内心的特殊祭奠。我谢谢大家。”说完以后，我留下了一小束花（其中混合了同学们给我的花），把其余的花放在玛尼堆上，其他人也顺序地献上了自己的鲜花。
参加绿色营的环保作家沈孝辉在《雪山寻梦》中，诗情画意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一霎时，虫鸟掩息，群山静默，天地肃然！
白马雪山的夏日是短暂的，高山带的夏日更是来去匆匆。刚刚进入8月中旬，已使人感到阵阵“秋风送爽”，然而，生长在气候恶劣的雪线之下的花草，却开得分外鲜艳夺目。它们该是也有一种紧迫感和拼搏感吧！山花在活着的时候，吐尽芬芳惠人间；而在逝去以后，就还原养分归大地。“质本洁来还洁去”，它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它们将生生不息，与山河永存！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名句：
“使生如夏花之绚丽，
死如秋叶之静美。”
拥有夏花秋叶崇高品格的，正是马霞啊。
砍树的余波
通过绿色营的活动，通过各方的支援，通过北京、云南、香港的舆论宣传，特别是由于宋健及许多领导人的重视，政府有关部门两次派工作组到云南现场调查，国家计委根据全国政协的一项提案，决定“九五”计划期间每年给德钦县财政拨款300万元，云南省同时拨款800万元。林业部也一次性拨款200万元，帮助县里的森工企业转产。
一个不到5万人的小县，给了这么多钱，理应“放下屠刀”了嘛。1996年没有砍树。1997年没有砍树。到1998年，我们绿色营从东北三江平原返回北京的途中，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曝光的还是这个德钦县，揭露的主题就是“钱照拿，树照砍。”朱基总理看到这个节目，当时就火了，立即给云南省省长打电话：“这班人既无知，也无德！”省长立即下指示，要把这个在《焦点访谈》中丢人现眼的副县长撤了。撤了一个副县长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的问题还少吗？滇池的污染、怒江的梯级开发、虎跳峡的建坝、用桉树代替自然林、在铜壁关保护核心区修建水电站……从云南又想到全国，这使我意识到，面对中国的环保问题，政府行为很重要，经济驱动很重要，法制很重要，教育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最基本的还是文化
——新型的绿色的生态的文化。如果人的观念不转变，白马雪山那片原始森林在那些县太爷的脑子里，永远是人民币。当然，这个事算是撞上了枪口，特别是大自然亲自出来说话了，第二年就是长江大水，国务院下紧急通知：大江大河上游的自然林一律不许砍伐。而这片原始森林就在金沙江边，就在长江的上游，至今算是保下来了。
这个过程确实给了我们很大震动，绿色营就不能只办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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