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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安徽省非法集资出现了新动向：少数领导干部充当了非法集资的“活道具”。一些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公司开业时，有的领导端坐在主席台上；公司周年纪念时，有的领导到会侃侃而谈；领导干部和这些公司“老板”们的合影挂满了这些公司办公室的墙壁，视察公司的照片占据了公司宣传册最显要的位置。
虽然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无意间充当了非法集资的“活道具”，但其巨大的广告效应正是这些骗子公司梦寐以求的，客观上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安徽太和县双阳集团曾红极一时，各级领导都接二连三地到企业参观考察。当地乃至附近河南省的很多群众都认为，如此受领导重视的企业肯定错不了，他们有钱不存到银行，只投到双阳集团。双阳集团在10多年里，共吸收公众存款6.4亿元，造成本金7000多万元无力归还，使部分群众陷入赤贫境地。
当前非法集资的手法不断翻新，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些骗子公司往往具有大规模的种养基地，建起漂亮的厂房和先进的生产线，让人一时难辨真伪。但这决不能成为少数领导干部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从深层次看，少数领导干部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和“广告”，暴露出其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存在的诸多问题。
长期以来，少数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形成了“傍富”心理和浮躁的工作作风。他们不愿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而是热衷于出席各种开幕典礼、庆祝仪式等“风光露脸”的场合，在镜头面前百般作秀，宛若演艺明星；他们对困难群众感情淡漠，却热衷于和大款富豪们交朋友，整天形影不离。老百姓戏称他们“心系镜头、服务大款”。一些高明的骗子早就号准了这些领导干部的“脉”，投其所好，一试一个准。
领导干部要避免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关键要做到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如果这些领导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解决农民实际需求，走进困难群众家里嘘寒问暖，真正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相信那些非法集资的骗子是无隙可钻的。
乡村文学别“悬浮”于城市 段崇轩
当前农村几乎面临无文学可读的窘境。这并非夸张之词，就笔者了解的晋北农村，农民的文学生活不仅远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也不能相比。在中老年读者那里，我们还可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古典小说，以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题材小说。而在青年农民那里，顶多偶尔浏览一些时尚生活、科技文化读物，文学刊物却没人买，没人看。城市里热炒的各种“争奇斗艳”的“新作”和“力作”更是与他们无关。
单单一个晋北农村，自然不能代表中国各式各样的农村，但农村文学空间近10多年的急剧萎缩，的确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乡村文学作品。在数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奖的作品中，乡村文学作品所占比重也最大：然而。大家有个普遍的印象：现在乡村文学历史叙事多了，现实叙事少了；揭露的、批判的作品较多，正面的、讴歌的作品较少；凭印象编造的东西呈泛滥之势，而体验深切、精心提炼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作家已变为深陷城市的“观察者”，甚至是“旁观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离了农村和农民。 农村和农民并不是不需要文学。农民读者需要的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知脾合性的文学。农民的审美趣味，也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单一、封闭。譬如柳青的《创业史》就借鉴了许多西方小说的艺术手法，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浸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思想、感觉柑隋调，但都赢得了农民读者的喜爱。
文学是反映社会风云的风向仪，是感应时代脉动的探测器，是烛照国民精神前行的航标灯。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别是写农村和农民的文学，如果在整体上“悬浮”于城市，而与广袤的土地、数亿底层农民不相往来，让文学和农民之间的坚冰冻结得越来越厚，那就值得我们警醒和审视了。
药价频降，板子是否打对了“地方”? 蒋 萌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扭转过往“不成功的”医改，医治“以药养医”弊症，又何尝不是如此。
近日，国家发改秀发出通知，决定调整188种中成药的零售价格，此次降价药品的平均降价幅度为16％，降价幅度最大的为52％。按照2006年市场销售金额匡算，预计降价金额16 亿元左右。屈指算来，这已是今年第3次药品统一降价，也是国家发改委第23次发布药品降价令。可是，面对药品频频降价的好消息，人们的反应却从最初的期待和欣喜，变为淡然与平静。最讲究“精打细算”的老百姓，何以对药品降价产生“疲劳”?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面对降价令频频，“以药为纲”的医药生产企业、药品经销商、医院怎能对利润节节“缩水”坐视不理?纵观其惯用的“变通”手法，不是改药名、改包装以“新瓶装旧酒”；就是改剂型、改规格来规避“僵化条文”；实在没有“油水”可榨的药，干脆停产了事。由此，老百姓得到的降价实惠“大打折扣”，某些“相对便宜又管用”的药消失无踪，某些所谓的“新药”往往是“药效不涨、价格涨”，由于“新药”没有纳入报销范围，部分患者的自费支出反而提高了。医疗负担并未减轻多少，后顾之忧依旧，老百姓怎能舒眉开颜?!
值得注意的是，3月1日，在发改委发出第22次药品降价令的第二天，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同140多家国内大型医药企业联合“上书”，呼吁停止单纯的药品降价。尽管人们对“医药企业已经到了亏损边缘”之说无从考察，但根据我国去年注册的6500多种新药，除16种中药、3种生物制药外，其余全是仿制药和重复生产的事实，我国制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现状已是显而易见。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的“落马”，更暴露出药品审批与监管环节的潜在漏洞。在一些药品的出厂价格已不“离谱”的情况下，各级药品经销商与医院却“层层加价”，“回扣交易”依旧，有关部门的板子是否真的打对了“地方”?倘若药厂的合理利润真的受到挤压，又将对药品的研发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若想药到病除，必须对症下药。纵观如今医疗行业的几大“症结”：一是某些地方实行“卖光式”医改，地方财政在“甩包袱”的思维下对公立医院投入严重不足；二是医疗行业大步迈向“市场化”，本应与之相配的社会保障与保险却“滞后脱节”；三是面对物质大潮猛烈冲击，某些“白衣天使”的职业道德变淡，逐利与金钱思维却日渐浓厚。由此，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滋生蔓延”。在“医生也是人”、“医院不是慈善机构”等理由的掩盖下，某些“公立医院”甚至沦为“灰色交易”与“金钱至上”的场所。
作为发展中国家，又具有特殊的国情，中国确实需要探寻一条适合自身的社保道路。随着国家财政收入正以每年两位数的幅度增长，人民政府提高公民社保水平、增加公共卫生投入的“实力”也在不断提升。“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着眼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已为地方政府、医疗卫生系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让众多没有医保的百姓看到了希望。诸如“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构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试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等措施，都是一些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为群众排解现实就医难题，为全面“新医改”提供了更多的实践经验。老百姓不怕“稳步推进”，就怕“纸上谈兵”。医保机制必须求变，“以药养医”必须全力破解，否则难免治标不治本。
本栏目责编 江 沛
虽然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无意间充当了非法集资的“活道具”，但其巨大的广告效应正是这些骗子公司梦寐以求的，客观上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安徽太和县双阳集团曾红极一时，各级领导都接二连三地到企业参观考察。当地乃至附近河南省的很多群众都认为，如此受领导重视的企业肯定错不了，他们有钱不存到银行，只投到双阳集团。双阳集团在10多年里，共吸收公众存款6.4亿元，造成本金7000多万元无力归还，使部分群众陷入赤贫境地。
当前非法集资的手法不断翻新，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些骗子公司往往具有大规模的种养基地，建起漂亮的厂房和先进的生产线，让人一时难辨真伪。但这决不能成为少数领导干部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从深层次看，少数领导干部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和“广告”，暴露出其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存在的诸多问题。
长期以来，少数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形成了“傍富”心理和浮躁的工作作风。他们不愿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而是热衷于出席各种开幕典礼、庆祝仪式等“风光露脸”的场合，在镜头面前百般作秀，宛若演艺明星；他们对困难群众感情淡漠，却热衷于和大款富豪们交朋友，整天形影不离。老百姓戏称他们“心系镜头、服务大款”。一些高明的骗子早就号准了这些领导干部的“脉”，投其所好，一试一个准。
领导干部要避免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关键要做到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如果这些领导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解决农民实际需求，走进困难群众家里嘘寒问暖，真正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相信那些非法集资的骗子是无隙可钻的。
乡村文学别“悬浮”于城市 段崇轩
当前农村几乎面临无文学可读的窘境。这并非夸张之词，就笔者了解的晋北农村，农民的文学生活不仅远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也不能相比。在中老年读者那里，我们还可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古典小说，以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题材小说。而在青年农民那里，顶多偶尔浏览一些时尚生活、科技文化读物，文学刊物却没人买，没人看。城市里热炒的各种“争奇斗艳”的“新作”和“力作”更是与他们无关。
单单一个晋北农村，自然不能代表中国各式各样的农村，但农村文学空间近10多年的急剧萎缩，的确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乡村文学作品。在数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奖的作品中，乡村文学作品所占比重也最大：然而。大家有个普遍的印象：现在乡村文学历史叙事多了，现实叙事少了；揭露的、批判的作品较多，正面的、讴歌的作品较少；凭印象编造的东西呈泛滥之势，而体验深切、精心提炼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作家已变为深陷城市的“观察者”，甚至是“旁观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离了农村和农民。 农村和农民并不是不需要文学。农民读者需要的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知脾合性的文学。农民的审美趣味，也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单一、封闭。譬如柳青的《创业史》就借鉴了许多西方小说的艺术手法，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浸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思想、感觉柑隋调，但都赢得了农民读者的喜爱。
文学是反映社会风云的风向仪，是感应时代脉动的探测器，是烛照国民精神前行的航标灯。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别是写农村和农民的文学，如果在整体上“悬浮”于城市，而与广袤的土地、数亿底层农民不相往来，让文学和农民之间的坚冰冻结得越来越厚，那就值得我们警醒和审视了。
药价频降，板子是否打对了“地方”? 蒋 萌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扭转过往“不成功的”医改，医治“以药养医”弊症，又何尝不是如此。
近日，国家发改秀发出通知，决定调整188种中成药的零售价格，此次降价药品的平均降价幅度为16％，降价幅度最大的为52％。按照2006年市场销售金额匡算，预计降价金额16 亿元左右。屈指算来，这已是今年第3次药品统一降价，也是国家发改委第23次发布药品降价令。可是，面对药品频频降价的好消息，人们的反应却从最初的期待和欣喜，变为淡然与平静。最讲究“精打细算”的老百姓，何以对药品降价产生“疲劳”?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面对降价令频频，“以药为纲”的医药生产企业、药品经销商、医院怎能对利润节节“缩水”坐视不理?纵观其惯用的“变通”手法，不是改药名、改包装以“新瓶装旧酒”；就是改剂型、改规格来规避“僵化条文”；实在没有“油水”可榨的药，干脆停产了事。由此，老百姓得到的降价实惠“大打折扣”，某些“相对便宜又管用”的药消失无踪，某些所谓的“新药”往往是“药效不涨、价格涨”，由于“新药”没有纳入报销范围，部分患者的自费支出反而提高了。医疗负担并未减轻多少，后顾之忧依旧，老百姓怎能舒眉开颜?!
值得注意的是，3月1日，在发改委发出第22次药品降价令的第二天，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同140多家国内大型医药企业联合“上书”，呼吁停止单纯的药品降价。尽管人们对“医药企业已经到了亏损边缘”之说无从考察，但根据我国去年注册的6500多种新药，除16种中药、3种生物制药外，其余全是仿制药和重复生产的事实，我国制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现状已是显而易见。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的“落马”，更暴露出药品审批与监管环节的潜在漏洞。在一些药品的出厂价格已不“离谱”的情况下，各级药品经销商与医院却“层层加价”，“回扣交易”依旧，有关部门的板子是否真的打对了“地方”?倘若药厂的合理利润真的受到挤压，又将对药品的研发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若想药到病除，必须对症下药。纵观如今医疗行业的几大“症结”：一是某些地方实行“卖光式”医改，地方财政在“甩包袱”的思维下对公立医院投入严重不足；二是医疗行业大步迈向“市场化”，本应与之相配的社会保障与保险却“滞后脱节”；三是面对物质大潮猛烈冲击，某些“白衣天使”的职业道德变淡，逐利与金钱思维却日渐浓厚。由此，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滋生蔓延”。在“医生也是人”、“医院不是慈善机构”等理由的掩盖下，某些“公立医院”甚至沦为“灰色交易”与“金钱至上”的场所。
作为发展中国家，又具有特殊的国情，中国确实需要探寻一条适合自身的社保道路。随着国家财政收入正以每年两位数的幅度增长，人民政府提高公民社保水平、增加公共卫生投入的“实力”也在不断提升。“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着眼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已为地方政府、医疗卫生系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让众多没有医保的百姓看到了希望。诸如“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构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试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等措施，都是一些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为群众排解现实就医难题，为全面“新医改”提供了更多的实践经验。老百姓不怕“稳步推进”，就怕“纸上谈兵”。医保机制必须求变，“以药养医”必须全力破解，否则难免治标不治本。
本栏目责编 江 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