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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欧洲形成了高度一体化的经济联盟。同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南美洲也在2004年成立了南美国家共同体。然而，占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亚洲的一体化进程却进展缓慢。
1990年12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首次提出了“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不过由于亚洲，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东亚（广义上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矛盾，并没有建立统一的自贸区，而是松散地签订了若干双边自贸协定，有评论将这种贸易状态比喻为一个相互缠绕、错综复杂的“意大利面碗”。
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作为一个太平洋的国家加强同亚洲的接触和往来，并在去年高调加入由四个环太平洋小国倡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
在此情况下，亚洲经济一体化将路向何方？《财经》记者就此采访了东盟秘书长素林·比素万（Surin Pitsuwan）博士。
开放的区域主义
《财经》：中国、日本和韩国已经分别和东盟签署了自贸协议；但是，中日韩三方的自由贸易区却困难重重。你认为“10+1”模式能否发展为“10+3”模式？如果没有形成中日韩三边的自贸区，东亚国家应该如何推进经济一体化？
素林：我不太适合评论中日韩自贸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但是我知道相关的谈判正在三国之间进行。
东盟各成员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差别很大。但是，在过去40多年里，东盟成为了世界上极成功的区域组织，这种成功不仅仅体现在市场一体化，而且体现在东盟为该地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主要参与者——让他们就共同关心和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东盟实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分别和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以及新西兰形成了“10+1”的自贸区。目前，这些自贸协议在两个概念框架下并行发展，其一是包括东盟和中日韩的东亚自贸区；其二，是在“10+3”基础上增添了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or East Asia）。
关于这个区域到底会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还是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目前的讨论仍然十分激烈。
东盟占据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中心位置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对东亚一体化起到协调作用，让全球主要的伙伴一起坐下来讨论区域内外亟待解决的问题。
《财经》：一些观察者曾经把东亚地区经济结构比做“雁阵结构”，认为是由日本作为雁阵中的领头雁带领东亚经济的发展，但日本经济近期表现疲软，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快速上升。你认为日本3月份发生的地震是否会加速改变这种“雁阵结构”？亚洲经济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
素林：我并不完全同意日本的竞争力因为地震而下降的说法。根据高盛的估计，日本在震后特别是2011年二季度的产能会急剧下降，实际GDP会下降0.5％－2％。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在1230亿美元到2350亿美元之间，相当于GDP的3.5％。但是，我相信短期的经济困难在未来的几个月会被重建带来的机会弥补，例如日本银行已经注资15万亿日元参与重建，财政部也划拨了补充预算。从以往日本处理地震的经验来看，他们能处理好地震对经济带来的损害。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经济震荡会波及全球经济，特别是震后一些主要零部件的生产受阻，对于产业链上的其他国家有所影响。例如，日本生产了全球产业链上40％左右的电子元件，地震的影响对其他制造企业产生了不良后果。
从经济利益来讲，东盟有必要通过加强贸易和金融联系来支持日本的重建努力。例如，东盟应帮助日本出口行业，以便其经济活动不受严重损害，东盟还应该通过一些国家计划帮助日本恢复旅游业，增加东盟国家消费者对日本的信心。
《财经》：中国正在成为东盟国家制造业的最大市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应扮演什么角色？
素林：中国是东盟重要的市场，但东盟也是中国重要的市场。中国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我们的制造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制造业网络，加大彼此间的外包力度。
2010年初步的贸易数字显示，东盟同中国的贸易在经历了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开始复苏。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7.9％，从2009年的816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125亿美元，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而东盟从东盟的进口从2009年的966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232亿美元，增幅为27.5％。东盟与中国贸易总额超过了2007年的1711亿美元和2008年的1969亿美元。中国保持了作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地位，贸易量占东盟贸易总量的11.6％。而东盟则以占总量9.7％的贸易额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然而，虽然东盟-中国的贸易额显示中国在2009年和2010年保持了东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但是2010年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东盟总贸易额的比例显示中国占其中的11.6％,与日本的10.6％，欧盟的10％以及美国的8.9％非常接近。
在贸易增长速度上，我们发现俄罗斯、印度、韩国以及日本分别以60.8％、36.6％、33.8％以及33.5％的增长率高于中国的32.3％。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东盟国家间的贸易占东盟贸易总额的25.2％，并且以35.7％的速率增长。基于以上的数字，我们可以认为东盟对贸易的依赖是非常多元化的。
驱动力之辩
《财经》：与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有些什么特点？
素林：欧盟和北美自贸区是在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框架下运行的，而东亚的区域合作仍然比较松散，但是进步很快。
2009年11月，来自东亚13国（东盟十国及中日韩）的领导人在第一次“10+3”峰会后发表了东亚合作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了与会国可以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以便为东亚地区带来和平和繁荣，这些规定包括从政治到安全到经济的各个领域。
在“10+3”的框架下，促进区域和平、繁荣等大目标得以确立，这个框架现在已经扩展到20个领域，例如政治和安全、跨国犯罪、经济、金融、货币、农业和林业、能源、采矿、旅游、卫生、劳工、文化、环境、科学和技术、信息和传播科技、社会福利、农村发展、灾害管理、青年人和妇女——这些领域几乎包括了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合作和一体化的内容。
在1999年启动以来，“10+3”峰会还成立了“10+3合作基金”，帮助实现“工作计划”的内容。此后召开的峰会重申和肯定了各国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决心，以及承认通过以东盟为推动力（driving force），并在“10+3”的框架下来实现该目标。
《清迈倡议》和《亚洲债券市场倡议》是“10+3”进程的核心文件。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让东盟十国与中日韩走到一起。在本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 Multilateralization）将区域储备库储备金额从800亿美元提高到1200亿美元。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成立“信用担保和投资机制（Credit Guarantee and Investment Mechanism)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信托资金来支持东亚地区使用本地结算的公司发行债券，该机制的启动资金为5亿美元。
1990年12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首次提出了“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不过由于亚洲，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东亚（广义上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矛盾，并没有建立统一的自贸区，而是松散地签订了若干双边自贸协定，有评论将这种贸易状态比喻为一个相互缠绕、错综复杂的“意大利面碗”。
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作为一个太平洋的国家加强同亚洲的接触和往来，并在去年高调加入由四个环太平洋小国倡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
在此情况下，亚洲经济一体化将路向何方？《财经》记者就此采访了东盟秘书长素林·比素万（Surin Pitsuwan）博士。
开放的区域主义
《财经》：中国、日本和韩国已经分别和东盟签署了自贸协议；但是，中日韩三方的自由贸易区却困难重重。你认为“10+1”模式能否发展为“10+3”模式？如果没有形成中日韩三边的自贸区，东亚国家应该如何推进经济一体化？
素林：我不太适合评论中日韩自贸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但是我知道相关的谈判正在三国之间进行。
东盟各成员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差别很大。但是，在过去40多年里，东盟成为了世界上极成功的区域组织，这种成功不仅仅体现在市场一体化，而且体现在东盟为该地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主要参与者——让他们就共同关心和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东盟实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分别和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以及新西兰形成了“10+1”的自贸区。目前，这些自贸协议在两个概念框架下并行发展，其一是包括东盟和中日韩的东亚自贸区；其二，是在“10+3”基础上增添了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or East Asia）。
关于这个区域到底会走向东亚自由贸易区还是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目前的讨论仍然十分激烈。
东盟占据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中心位置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对东亚一体化起到协调作用，让全球主要的伙伴一起坐下来讨论区域内外亟待解决的问题。
《财经》：一些观察者曾经把东亚地区经济结构比做“雁阵结构”，认为是由日本作为雁阵中的领头雁带领东亚经济的发展，但日本经济近期表现疲软，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快速上升。你认为日本3月份发生的地震是否会加速改变这种“雁阵结构”？亚洲经济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
素林：我并不完全同意日本的竞争力因为地震而下降的说法。根据高盛的估计，日本在震后特别是2011年二季度的产能会急剧下降，实际GDP会下降0.5％－2％。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在1230亿美元到2350亿美元之间，相当于GDP的3.5％。但是，我相信短期的经济困难在未来的几个月会被重建带来的机会弥补，例如日本银行已经注资15万亿日元参与重建，财政部也划拨了补充预算。从以往日本处理地震的经验来看，他们能处理好地震对经济带来的损害。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经济震荡会波及全球经济，特别是震后一些主要零部件的生产受阻，对于产业链上的其他国家有所影响。例如，日本生产了全球产业链上40％左右的电子元件，地震的影响对其他制造企业产生了不良后果。
从经济利益来讲，东盟有必要通过加强贸易和金融联系来支持日本的重建努力。例如，东盟应帮助日本出口行业，以便其经济活动不受严重损害，东盟还应该通过一些国家计划帮助日本恢复旅游业，增加东盟国家消费者对日本的信心。
《财经》：中国正在成为东盟国家制造业的最大市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应扮演什么角色？
素林：中国是东盟重要的市场，但东盟也是中国重要的市场。中国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我们的制造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制造业网络，加大彼此间的外包力度。
2010年初步的贸易数字显示，东盟同中国的贸易在经历了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开始复苏。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7.9％，从2009年的816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125亿美元，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而东盟从东盟的进口从2009年的966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232亿美元，增幅为27.5％。东盟与中国贸易总额超过了2007年的1711亿美元和2008年的1969亿美元。中国保持了作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地位，贸易量占东盟贸易总量的11.6％。而东盟则以占总量9.7％的贸易额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然而，虽然东盟-中国的贸易额显示中国在2009年和2010年保持了东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但是2010年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东盟总贸易额的比例显示中国占其中的11.6％,与日本的10.6％，欧盟的10％以及美国的8.9％非常接近。
在贸易增长速度上，我们发现俄罗斯、印度、韩国以及日本分别以60.8％、36.6％、33.8％以及33.5％的增长率高于中国的32.3％。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东盟国家间的贸易占东盟贸易总额的25.2％，并且以35.7％的速率增长。基于以上的数字，我们可以认为东盟对贸易的依赖是非常多元化的。
驱动力之辩
《财经》：与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有些什么特点？
素林：欧盟和北美自贸区是在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框架下运行的，而东亚的区域合作仍然比较松散，但是进步很快。
2009年11月，来自东亚13国（东盟十国及中日韩）的领导人在第一次“10+3”峰会后发表了东亚合作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了与会国可以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以便为东亚地区带来和平和繁荣，这些规定包括从政治到安全到经济的各个领域。
在“10+3”的框架下，促进区域和平、繁荣等大目标得以确立，这个框架现在已经扩展到20个领域，例如政治和安全、跨国犯罪、经济、金融、货币、农业和林业、能源、采矿、旅游、卫生、劳工、文化、环境、科学和技术、信息和传播科技、社会福利、农村发展、灾害管理、青年人和妇女——这些领域几乎包括了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合作和一体化的内容。
在1999年启动以来，“10+3”峰会还成立了“10+3合作基金”，帮助实现“工作计划”的内容。此后召开的峰会重申和肯定了各国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决心，以及承认通过以东盟为推动力（driving force），并在“10+3”的框架下来实现该目标。
《清迈倡议》和《亚洲债券市场倡议》是“10+3”进程的核心文件。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让东盟十国与中日韩走到一起。在本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 Multilateralization）将区域储备库储备金额从800亿美元提高到1200亿美元。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成立“信用担保和投资机制（Credit Guarantee and Investment Mechanism)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信托资金来支持东亚地区使用本地结算的公司发行债券，该机制的启动资金为5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