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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一些外国求职者对自己信心满满。凭着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他们虽然不懂高科技，也不教外语，却能帮着商家招揽生意，成了名副其实的“洋托儿”。 一般来说，雇佣一个老外扮演公司中的普通职员，大约每小时付200元；若是假装经理或者总裁，那么必须付多一倍的价钱；如果这些外国人需要介绍些公司情况或者使用中文念稿子，那么每次“表演”的价格就可能有上千元。
“洋”广告中的“角色扮演”
2011年年初，美国人汤姆正在成都的一家大型超市采购生活用品，一位身穿西装的男青年神秘地凑上前来，与他攀谈了起来。这位自称是餐饮公司公关专员的李姓男子表示，愿意聘请一位外国人为自己供职的餐饮公司拍摄广告。
“你相貌堂堂，气质也完全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男青年对于汤姆称赞有加，同时也为汤姆提供了足够诱人的薪酬条件：只要在广告里说上几句，就能拿到2000元。
“受宠若惊”的汤姆将信将疑地答应了这位男子的兼职邀约。
“这次兼职是件非常有趣和享受的经历。”汤姆说，实际上，作为外国人，广告拍摄任务简单得让他有点难以置信。
在电视广告片中，只有汤姆和三名中国男性出镜。“三个中国人看到我正在饭店大厅里就餐，他们谈论起我是个外国人。作为回应，我表示出自己对于中国酒、艺术和一些食品的热爱和兴趣。”汤姆觉得，直到最后他还是难以搞清楚情节设计的内在逻辑。
拍摄结束后，除了拿到2000元的演出费，这名老外还得到了一次额外赠送的免费就餐机会。
在北京南锣鼓巷的一间四合院咖啡馆里，《环球》杂志记者见到了专门为在京外国人提供“角色扮演”兼职工作的尼克。
尼克是一位澳籍华侨，祖籍广东，今年35岁，身高一米八，留着干净利落的短发，一副无框眼镜衬托出一股儒雅气质。但尼克可能并不像他看上去那样有学问。
“上学的时候我学习不好，大学期间还延期毕业了。”
尼克告诉记者，2008年他经朋友介绍成了一名国际房产中介，主要工作是帮助来北京发展的外国人寻找合适的住处和租赁办公用地。但随着行业内的竞争日益激烈，尼克的生意不再主要依靠写字楼出租，而是更多地为初到中国的普通外国人提供租房服务。
这也让他在其中发现了新商机——为他们介绍工作。“我发现自己太适合这份工作了。”尼克颇为自豪地说：“中介工作让我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的一个客户德尔是个40多岁、头发已经半秃的苏格兰男人。”尼克举例说，“我介绍他为一款头发恢复产品做广告。当时，他以自己真实的头发展示产品使用前的情况，然后又头戴假发展示了产品使用之后的效果。”
“看过广告后，德尔觉得这效果太超乎想象了，觉得那太有趣了。后来他和自己的朋友们讲了这件事，大家被逗得前仰后合。”
尼克说，很多外国人都认为这是种待遇优厚的“白娱自乐”。一般来说，雇佣一个老外扮演公司中的普通职员，大约每小时付200元；若是假装经理或者总裁，那么必须付多一倍的价钱；如果这些外国人需要介绍些公司情况或者使用中文念稿子，那么每次“表演”的价格就可能有上千元。
在聘请外国人出演广告这件事上，尼克解释道，选择标准主要是外貌，对于中文水平一概没有要求。“只要长得像个专家，你真的就能拿到专家的薪水。”
尼克告诉记者，实际上客户中的很多人都不是原来中国人印象中的外国老板或者专家。“我的很多客户都是大学生或者在中国没有正经工作的人，他们给中国企业拍些广告或者做些面子工作，每月也有较为可观的收入。这些外国人往往满足于从事这种毫无科技含量的活儿……有些年轻人就是为了在中国旅游赚取路费。”
如今，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出现了服务外国人的“人力资源外包公司”，这些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外国人介绍拍广告的全职和兼职工作，为商家打造“国际形象”。当然，也有很多和尼克一样的中介，每介绍成一单生意，他们可以从中抽取15～30％的中介费。早在2010年初，尼克每月的收入过万早已不成问题了。
在汤姆看来，“洋”广告市场中，白人要比其他肤色的外国人享有更加优厚的条件。很多兼职广告的也有“仅限白人”的相关要求。
“我注意到，白人常常是阅历广泛、富有者的代名词。”汤姆说，“那些广告强化了对外国人的陈旧观念——欧洲意味着‘文化’，美国就是‘酷’。”
汤姆来中国的4年中，足迹遍布中国30多个城镇，曾在3个省份居住过。对于自己的中国之旅，他有这样一种感慨，“真难以置信，在中国，白人仅仅因为是白人，就轻易地赢得了人们的‘大量’尊重。”
婚介市场里的洋骗子
赵女士在天津市一家机关工作。2010年10月，她经朋友介绍来到位于和平区的心怡婚介公司。门店经理亲自接待了她，并向赵女士打包票说，心怡是天津市最大的婚介所，她能很快找到一个好男人。
经历过一次失败婚姻的赵女士对婚介所的人表示，自己很想换一个新的环境，最好可以介绍一个外省市的合适男子给她。
“这时候，婚介红娘突然热情地建议我不如干脆找个老外。”赵女士回忆：“她告诉我绝大多数外国人更传统，更有责任感。他们有洋房、别墅，有的家里还有游泳池。嫁到国外，拿到绿卡后……”
“红娘”信心满满地表示，公司经常撮合成涉外婚姻，而且得到的反馈都很好。婚介公司的经理还亲自过来解释，心怡与国外的社交网站有合作，共享了大量单身外国人的信息。
满怀着对于一段跨国佳缘的期待，赵女士向心怡缴纳了4万元中介服务费，成为公司的高级会员。从12月开始，“红娘”为赵女士联系了相亲对象。
“第一个男人是个德国人，在大学里面教书。我们约在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厅见面。”赵女士说，“因为担心双方有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婚介所还特别提供了一个相亲助理，为我翻译。”
原以为会有一场温馨和惊喜的赵女士却被那第一次的见面深深打击了。
德国“教授”穿着很随意，上身是一件特别肥大的毛衣，配了一条看来很久没洗的牛仔裤。想到自己为了这次见面特意购买了几千块钱的新衣服，赵女士内心有些不悦。但想到外国人一向不拘小节，她决定不予计较。
赵女士先是用磕磕绊绊的英语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当她询问“教授”的个人信息和工作单位时，德国人却冠冕堂皇地表示，这是个人隐私。
为了缓解双方的尴尬，德国人开始不断赞美赵女士看起来很漂亮并且有气质，但在赵女士听起来却好像是在敷衍自己。
最终，赵女士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并让他出示自己的护照，但对方借口自己没带在身边后，便仓促地结束了这次约会。
“仅仅半个小时，约会就草草结束了，我甚至连他的联系方式都没问到。”赵女士既气愤又失望，她隐隐感觉到那个所谓“教授”的德国人好像是托儿。
后来，赵女士又与一位自称在中国民航大学工作的美国人见面了。据她回忆，这个外国人形象就更差了，见面时胡子都没刮，人看上去也疲惫苍老。“老外来去匆匆，我说东他说西，交谈半个小时，根本没有几句对话。他一会儿要洋酒，一会儿要披萨，连吃带喝，却根本不谈感情。”
赵女士将自己的不满告诉了婚介所。
她没想到，对方说，“你不就是想出国吗？给你找个名义弄出去，不就得了？”
赵女士要求对方提供刊登她个人信息的外国网站和报纸名称，但对方拒不提供。这时，她确信自己上当了。
随后，赵女士在天津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了洋婚托儿和中介公司。虽然法院判决婚介所败诉，退还赵女士4万多元介绍费，但查封后得知，中介公司的账户里根本没钱。
如今，“洋婚托儿”已成为婚介行业挥之不去的一片“阴云”。婚介所利用“洋婚托儿”与应征者见面，赚取见面费，私下与“婚托儿”分成。而披上会员外衣的“洋婚托儿”则多为四五十岁的白人男性，他们没有保底工资，只有见面提成。
“洋托儿”的尴尬
在汤姆看来，随着中国人自信心的增强，对于“白人”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虽然有很多人聘请白人做面子工作，但其潜台词可能并不是看重白人的“权威性”，而更多的是要表达：“看吧，就连白人也要为我干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担任国内一家大型会展公司董事长的陈先生表示，“在实际的活动和会议举办中，某些公关公司的策划执行喜欢利用洋人来为自己的活动加分，从而提升企业客户的形象。”
美国高诚公关公司的一位项目执行则说，“实际上，中国大型的、声誉较好、产品口碑不错的企业似乎很慎重利用此法来进行营销和推广。与洋托儿打交道的往往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和山寨企业。”如今，中国很多国际化的企业非常在意自身的宣传，很怕自己被外界误认为是“洋托儿”企业。
2011年，在中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意大利达芬奇家居，曾在调查性报道中被指称为“山寨企业”。最终，包括公司总裁和多位高层亲自从意大利赶到北京证明企业身份。在接受国内某财经类媒体采访时，4位高层领导面对记者态度严肃。后来这位记者在自己的报道中写道：“他们首先一一向记者出示名片和护照，证明自己并非达芬奇家居请来的‘洋托儿’。”
这也许让人发笑，但“洋托儿”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成为一种尴尬。(摘自《环球》）
“洋”广告中的“角色扮演”
2011年年初，美国人汤姆正在成都的一家大型超市采购生活用品，一位身穿西装的男青年神秘地凑上前来，与他攀谈了起来。这位自称是餐饮公司公关专员的李姓男子表示，愿意聘请一位外国人为自己供职的餐饮公司拍摄广告。
“你相貌堂堂，气质也完全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男青年对于汤姆称赞有加，同时也为汤姆提供了足够诱人的薪酬条件：只要在广告里说上几句，就能拿到2000元。
“受宠若惊”的汤姆将信将疑地答应了这位男子的兼职邀约。
“这次兼职是件非常有趣和享受的经历。”汤姆说，实际上，作为外国人，广告拍摄任务简单得让他有点难以置信。
在电视广告片中，只有汤姆和三名中国男性出镜。“三个中国人看到我正在饭店大厅里就餐，他们谈论起我是个外国人。作为回应，我表示出自己对于中国酒、艺术和一些食品的热爱和兴趣。”汤姆觉得，直到最后他还是难以搞清楚情节设计的内在逻辑。
拍摄结束后，除了拿到2000元的演出费，这名老外还得到了一次额外赠送的免费就餐机会。
在北京南锣鼓巷的一间四合院咖啡馆里，《环球》杂志记者见到了专门为在京外国人提供“角色扮演”兼职工作的尼克。
尼克是一位澳籍华侨，祖籍广东，今年35岁，身高一米八，留着干净利落的短发，一副无框眼镜衬托出一股儒雅气质。但尼克可能并不像他看上去那样有学问。
“上学的时候我学习不好，大学期间还延期毕业了。”
尼克告诉记者，2008年他经朋友介绍成了一名国际房产中介，主要工作是帮助来北京发展的外国人寻找合适的住处和租赁办公用地。但随着行业内的竞争日益激烈，尼克的生意不再主要依靠写字楼出租，而是更多地为初到中国的普通外国人提供租房服务。
这也让他在其中发现了新商机——为他们介绍工作。“我发现自己太适合这份工作了。”尼克颇为自豪地说：“中介工作让我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的一个客户德尔是个40多岁、头发已经半秃的苏格兰男人。”尼克举例说，“我介绍他为一款头发恢复产品做广告。当时，他以自己真实的头发展示产品使用前的情况，然后又头戴假发展示了产品使用之后的效果。”
“看过广告后，德尔觉得这效果太超乎想象了，觉得那太有趣了。后来他和自己的朋友们讲了这件事，大家被逗得前仰后合。”
尼克说，很多外国人都认为这是种待遇优厚的“白娱自乐”。一般来说，雇佣一个老外扮演公司中的普通职员，大约每小时付200元；若是假装经理或者总裁，那么必须付多一倍的价钱；如果这些外国人需要介绍些公司情况或者使用中文念稿子，那么每次“表演”的价格就可能有上千元。
在聘请外国人出演广告这件事上，尼克解释道，选择标准主要是外貌，对于中文水平一概没有要求。“只要长得像个专家，你真的就能拿到专家的薪水。”
尼克告诉记者，实际上客户中的很多人都不是原来中国人印象中的外国老板或者专家。“我的很多客户都是大学生或者在中国没有正经工作的人，他们给中国企业拍些广告或者做些面子工作，每月也有较为可观的收入。这些外国人往往满足于从事这种毫无科技含量的活儿……有些年轻人就是为了在中国旅游赚取路费。”
如今，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出现了服务外国人的“人力资源外包公司”，这些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外国人介绍拍广告的全职和兼职工作，为商家打造“国际形象”。当然，也有很多和尼克一样的中介，每介绍成一单生意，他们可以从中抽取15～30％的中介费。早在2010年初，尼克每月的收入过万早已不成问题了。
在汤姆看来，“洋”广告市场中，白人要比其他肤色的外国人享有更加优厚的条件。很多兼职广告的也有“仅限白人”的相关要求。
“我注意到，白人常常是阅历广泛、富有者的代名词。”汤姆说，“那些广告强化了对外国人的陈旧观念——欧洲意味着‘文化’，美国就是‘酷’。”
汤姆来中国的4年中，足迹遍布中国30多个城镇，曾在3个省份居住过。对于自己的中国之旅，他有这样一种感慨，“真难以置信，在中国，白人仅仅因为是白人，就轻易地赢得了人们的‘大量’尊重。”
婚介市场里的洋骗子
赵女士在天津市一家机关工作。2010年10月，她经朋友介绍来到位于和平区的心怡婚介公司。门店经理亲自接待了她，并向赵女士打包票说，心怡是天津市最大的婚介所，她能很快找到一个好男人。
经历过一次失败婚姻的赵女士对婚介所的人表示，自己很想换一个新的环境，最好可以介绍一个外省市的合适男子给她。
“这时候，婚介红娘突然热情地建议我不如干脆找个老外。”赵女士回忆：“她告诉我绝大多数外国人更传统，更有责任感。他们有洋房、别墅，有的家里还有游泳池。嫁到国外，拿到绿卡后……”
“红娘”信心满满地表示，公司经常撮合成涉外婚姻，而且得到的反馈都很好。婚介公司的经理还亲自过来解释，心怡与国外的社交网站有合作，共享了大量单身外国人的信息。
满怀着对于一段跨国佳缘的期待，赵女士向心怡缴纳了4万元中介服务费，成为公司的高级会员。从12月开始，“红娘”为赵女士联系了相亲对象。
“第一个男人是个德国人，在大学里面教书。我们约在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厅见面。”赵女士说，“因为担心双方有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婚介所还特别提供了一个相亲助理，为我翻译。”
原以为会有一场温馨和惊喜的赵女士却被那第一次的见面深深打击了。
德国“教授”穿着很随意，上身是一件特别肥大的毛衣，配了一条看来很久没洗的牛仔裤。想到自己为了这次见面特意购买了几千块钱的新衣服，赵女士内心有些不悦。但想到外国人一向不拘小节，她决定不予计较。
赵女士先是用磕磕绊绊的英语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当她询问“教授”的个人信息和工作单位时，德国人却冠冕堂皇地表示，这是个人隐私。
为了缓解双方的尴尬，德国人开始不断赞美赵女士看起来很漂亮并且有气质，但在赵女士听起来却好像是在敷衍自己。
最终，赵女士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并让他出示自己的护照，但对方借口自己没带在身边后，便仓促地结束了这次约会。
“仅仅半个小时，约会就草草结束了，我甚至连他的联系方式都没问到。”赵女士既气愤又失望，她隐隐感觉到那个所谓“教授”的德国人好像是托儿。
后来，赵女士又与一位自称在中国民航大学工作的美国人见面了。据她回忆，这个外国人形象就更差了，见面时胡子都没刮，人看上去也疲惫苍老。“老外来去匆匆，我说东他说西，交谈半个小时，根本没有几句对话。他一会儿要洋酒，一会儿要披萨，连吃带喝，却根本不谈感情。”
赵女士将自己的不满告诉了婚介所。
她没想到，对方说，“你不就是想出国吗？给你找个名义弄出去，不就得了？”
赵女士要求对方提供刊登她个人信息的外国网站和报纸名称，但对方拒不提供。这时，她确信自己上当了。
随后，赵女士在天津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了洋婚托儿和中介公司。虽然法院判决婚介所败诉，退还赵女士4万多元介绍费，但查封后得知，中介公司的账户里根本没钱。
如今，“洋婚托儿”已成为婚介行业挥之不去的一片“阴云”。婚介所利用“洋婚托儿”与应征者见面，赚取见面费，私下与“婚托儿”分成。而披上会员外衣的“洋婚托儿”则多为四五十岁的白人男性，他们没有保底工资，只有见面提成。
“洋托儿”的尴尬
在汤姆看来，随着中国人自信心的增强，对于“白人”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虽然有很多人聘请白人做面子工作，但其潜台词可能并不是看重白人的“权威性”，而更多的是要表达：“看吧，就连白人也要为我干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担任国内一家大型会展公司董事长的陈先生表示，“在实际的活动和会议举办中，某些公关公司的策划执行喜欢利用洋人来为自己的活动加分，从而提升企业客户的形象。”
美国高诚公关公司的一位项目执行则说，“实际上，中国大型的、声誉较好、产品口碑不错的企业似乎很慎重利用此法来进行营销和推广。与洋托儿打交道的往往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和山寨企业。”如今，中国很多国际化的企业非常在意自身的宣传，很怕自己被外界误认为是“洋托儿”企业。
2011年，在中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意大利达芬奇家居，曾在调查性报道中被指称为“山寨企业”。最终，包括公司总裁和多位高层亲自从意大利赶到北京证明企业身份。在接受国内某财经类媒体采访时，4位高层领导面对记者态度严肃。后来这位记者在自己的报道中写道：“他们首先一一向记者出示名片和护照，证明自己并非达芬奇家居请来的‘洋托儿’。”
这也许让人发笑，但“洋托儿”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成为一种尴尬。(摘自《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