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宣传取得卓然成绩，树立起一个泱泱大国的风范。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一些报道还是脱不掉“文革遗风”和“八股腔”。因此很难收到好的宣传效果。我从事新闻宣传报道近30年，现结合自己的体会就怎样写新闻稿件谈一点想法。
要善于抓细节和典型事例
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定下来了，宣传的思路定下来了，那就要看有没有好的主题。新闻作品最终还得靠稿件质量说话。一般的新闻作品，说到底是一种急就章，但这种急就章是有大学问的。特别是它那种即兴运笔，一气呵成，顺流直下，气吞山河，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的。表面看是急就章，实际上是融史家之重责，政治家之胆识，新闻家之敏感，逻辑家之思维，语言文字家之笔功于一炉的思想结晶，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一滴水见太阳，一叶知秋的那个东西。新闻追求的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效果，没有哪一篇报道不是这样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怎样去实现这种效果呢？这就要善于抓细节，抓典型事例。
怎样去抓呢，这要看你的眼力。记得2000年中国文化美国行时，有一个细节被有的媒体记者所注意，抓到并获得成功。事情是这样的，2000年8月23日中午，我国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举行“中华文化美国行”记者招待会，有一位香港凤凰台的记者向时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孟晓驷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她说她在街头亲自问过一位美国青年“你对中国了解什么？”这位青年说“中国女孩要缠足”，答案特别令她失望。孟晓驷说，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其间确实曾出现过裹小脚的现象，今天再提出这个问题，那说明他对中国太不了解了。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接过话茬说：“妇女缠足的中国是病夫的中国，中国妇女缠着足进入20世纪，而现在，中国女子足球队在世界各国征战，以射门的姿态进入新的世纪。”你看，一个是美国青年对中国的不了解之深，一个是赵主任幽默、风趣、辛辣、掷地有声的回应，相映成趣，能说不精彩？能说不经典吗？可是，尽管有好多记者在场，但是能捕捉到这种典型事例的也只有《北京晚报》和中新社的记者。中新社的稿件索性把“妇女缠足”做在标题上：《纽约通讯：今天不再是妇女缠足的中国》。《北京晚报》则在稿件的结尾处向世界郑重说明：“中国妇女是缠足进入1900年的，但今天却以中国女足的射门进入2000年......”。
同样是在“中国文化美国行”的活动中，赵启正主任在演讲中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华盛顿的一位电台总裁在2000年早些时候访问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这位电台总裁的行李中带了大量的方便食品，因为他十分担心在中国会发生吃饭的困难。一个电台的总裁尚且如此，而一般公民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就可想而知了。你设想一下，在我们去表现误解时，还需要再做更多解释吗？这就是经典事例的作用，有时可以起到一例胜千言的效果。在对外宣传中，记者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多选取典型事例，事实最能说明问题。江泽民在美国演讲时曾讲过，“偏见比无知更远离真理，偏见比千山万水更能阻隔相互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因此，选好事例，交流、沟通就显得特别需要。
要善于借势用势
何为借势？外力也。诸葛亮借东风，草船借箭，大获全胜。狐假虎威，也是一种借势。曾有一个书商借势的典型例子，说的是一位书商手头压着一批书卖不出去，情急之下，想出一个点子，给总统送一本去，并不断地联系征求意见。这时，忙得不可开交的总统随便回了一句“这书不错”的话，出版商如获至宝，大做宣传“现有总统喜爱的书出售”，还把“这书不错”印在封面上。于是，手头的书很快销售一空。隔了一段时间，书商又有了一批书，便照方抓药，又给总统送去一本，总统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想趁机奚落一下书商，就在送来的书上写上“这书糟透了”。其实，总统还是上了套。这次书商来一个“这里有总统最讨厌的书”，人们出于好奇还是很快把书买光了。等第三次书商如法炮制送书去时，总统索性来个金口不开，但书商还是有话要说，“现在有令总统难以下结论的书，欲购从速”，同样取得成功。其诀窍就是借势。这里的势就是总统，借总统之势售书，获得好效益。
同样是2000年的中国文化美国行，孙家正部长在接受采访时，有位国外记者问他，“对美国有什么忠告？”他说，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骄人的成就。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如饥似渴地虚心学习美国的一切先进东西，中国媒体介绍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成就很多，而美国的新闻里面却很少有介绍其他国家成就的新闻，有的只是天灾人祸。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他如何发达、进步，仍需要向别人学习，如果认为已经到了不再需要向别人学习的地步，那它就面临危险的境地了。如果说我对美国有什么忠告的话，那就是希望美国严防发达以后的自我封闭。《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知道这句话后，语重心长地说，“这应该是美国人的箴言”。这里的“势”就是托夫勒，把这样一个世界名人的话放在版面上，自然非常有分量。
再比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人民日报》（海外版）要组织一批稿件，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孟晓云同志打电话给我，希望写一点海外回国人员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稿子。我寻思着，采访海外回国人员毕竟还是中国人自己夸自己，效果未必好。我马上考虑到一个新的采访对象，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美两国高层共同批准的一个教学实体，曾得到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以及我国几位副总理的高度评价和关心，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而中心美方主任是一个中国通，且对我国非常友好，情况也熟悉。因此，我就找到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戴博先生。在采访中，我了解到他早在1987年就来中国了，和一位中国姑娘谈恋爱谈了七八年，有情人终成眷属，现一家四口，两个小孩，其乐融融。他还参加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拍摄，和姜文、刘晓庆都很熟。因此，采访非常成功，写成初稿后，我又专门送给戴博先生审阅，他非常满意。后来这个采访稿，分两次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先摘出一篇消息在2002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刊登，加框处理，非常醒目。
一个美国专家看中国
我是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戴博，我1987年第一次来中国，到今天已经整整15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的观念和精神面貌的变化。
我刚到中国时，并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颖的。回想起当时的情况，在北京等中国许多大城市，虽然你已经感觉到有一些改革开放的东西，但却很少，甚至还可以看到“文革”的影响。那时，还使用外汇券以及其他票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马路上走的普通老百姓，脸色都不是太好看，也不乐观，人们的眼晴里缺少一种亮光，似乎有一种抑郁症。那个时候也还没有“下海”的概念，还是“铁饭碗”，尽管有了一些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东西，但反映出来的成果很少，似乎没有办法把人的潜能发挥出来。15年过去了，人们现在对过去的东西大都已经很淡漠了，或者说记不起来了。不过，如果你静下心来，比较一下的话，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今天走在大街上，给你的感觉与15年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今天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高速公路，而是人们的精神面貌。你看，每个人都生活得很精神，看上去都那么自信，他们都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了，就会有回报，就会有自己的成功和进步，而且会一年比一年好。从人们的感觉，从老百姓生活都反映出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今天的中国人民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幸福得多。
当然，在我们的周围也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比如农民问题，下岗工人问题。我不否认他们生活的困难，但这是整个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反差，是前进中的困难。发达国家也有困难，美国的困难也很多。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双方共同创办的第一个教学、科研实体，旨在培养从事中美事务研究的专门人才和有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中心”每年原则上从中、美双方各招收50名学员，分别用各自母语授课，学制一年，结业后，成绩优秀者可互相申请到中、美两国高校继续深造。“中心”已经走过16年的历程，已毕业的学生共有1244人，其中中方学生698人，美方546人。通过“中心”，也加强了中美两国政治家的联系。1994年10月7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在“中心”授予中国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荣誉博士学位。1998年10月17日，南京大学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授予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名誉博土学位。
“中心”在发展中美传统友谊方面架起了一座桥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美方主任，在今后的任期内，我将竭尽力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方延明整理)
你看，“我认为今天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高速公路......”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的观念和精神面貌的变化”,这些话如果由中国人自己讲出，即使是由海外回国人员说出来，一点也不稀奇，甚至被认为是套话。但是由戴博讲出来就大不一样了，一是很有深度，二是大大增强了可信度。这就是借势，借戴博之口，借“美方主任”之势。
全国多家文摘报转载此稿，反响甚好。这次采访的另一部分，后改成一篇长通讯——《正是橙红橘绿时》，配上戴博与中国妻子及两个小孩的全家福照片，在10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
好新闻的实质应该是高质量的新闻。因此，要防止个人化、戏剧化、片断化的倾向。有人提出“插曲式新闻”和“主题式新闻”，“插曲式新闻”是把记者和受众空投到一个已然的情景当中，他所关注的是人和矛盾。而“主题式新闻”更多关注的是新闻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这实际上是好新闻和坏新闻的一个重要区别。比如，我们在前面讲到的中国妇女缠足的话题；华盛顿一位电台总裁访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行李中带了大量方便食品的话题；以及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戴博，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成就的精彩访谈等，都应是“主题式新闻”的深层次解读。
要体现一种人文关怀
我们有时候写一些稿子，很空洞，很干巴，像瘪三一样。最近我在看一本国外百年好新闻集时，发现有一篇合众国际社报道1912年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新闻作品，不到600字，写得非常好，整整九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可今天读起来还是那么经得起品味。
附原作品：泰坦尼克号遇难
［合众国际社伦敦1912年4月20日电］北大西洋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不会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船身破了一道大裂口后载着1000多人沉入大海。午夜时分，该船与一座冰山正面相撞，享有盛誉的防水舱却无济于事。事故发生时，泰坦尼克号正在以21海里的时速在有冰海域快速前进——有人也许会说是在大摇大摆、威风凛凛地前进着。数小时后，这艘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客船在乐队若无其事的伴奏声中从海面上消失了。5天前，当这艘船驶离英格兰的南安普敦开始它开往纽约的处女航时，船上有2340名乘客和船员。在事故中有1595人遇难。只有745人得救，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如果船上的救生船不是只够一半的人员使用的话，得救的人会更多。有两只满载从泰坦尼克号逃下来的人的救生船被泰坦尼克号下沉时形成的旋涡卷进海底。
显然，大多数乘客没有意识到出事。船与冰山相撞时，轮船只是稍稍颤动一下，没有激烈地颠簸。一开始，乘客们对此并没在意，他们仍在舱内穿衣服，准备去吃饭。
阿奇博尔德·格雷西上校可能是在泰坦尼克号上等到最后而又幸存下来唯一的人。“我费劲地抓到铜栏杆，”他说道，“抓住后我就拼命不放。船下沉时，我在水中旋转起来，好像转个没完。后来我露出水面，看见海面上一大片乱七八糟的残骸。”
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上校就不如他幸运了。一位幸存者看见他勇敢地帮助他的新婚妻子上了救生船，点支烟后，他又帮助其他妇女上救生船，而他自己却随船沉没了。船长也沉没了。船上大多数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妻子拒绝援救，她们在船上与丈夫手拉着手，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大海。
从这件作品里，你读到了什么呢？我想，你不只是了解了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残酷，你更多的是读到了一种像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上校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那样一种大爱、大情、大理......掩卷沉思，你不能不被感动，不能不被震撼。
改革开放为我们新闻媒体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大有作为的机遇，而对外宣传，塑造国家形象，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任务。只要我们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我们就可以在细节中找出经典事例，在借势中彰显新闻价值，在人文关怀中实现社会影响力，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传世之作。
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无愧地说，我是塑造祖国形象最优秀的美容师。
责编：邓树林
要善于抓细节和典型事例
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定下来了，宣传的思路定下来了，那就要看有没有好的主题。新闻作品最终还得靠稿件质量说话。一般的新闻作品，说到底是一种急就章，但这种急就章是有大学问的。特别是它那种即兴运笔，一气呵成，顺流直下，气吞山河，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的。表面看是急就章，实际上是融史家之重责，政治家之胆识，新闻家之敏感，逻辑家之思维，语言文字家之笔功于一炉的思想结晶，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一滴水见太阳，一叶知秋的那个东西。新闻追求的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效果，没有哪一篇报道不是这样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怎样去实现这种效果呢？这就要善于抓细节，抓典型事例。
怎样去抓呢，这要看你的眼力。记得2000年中国文化美国行时，有一个细节被有的媒体记者所注意，抓到并获得成功。事情是这样的，2000年8月23日中午，我国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举行“中华文化美国行”记者招待会，有一位香港凤凰台的记者向时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孟晓驷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她说她在街头亲自问过一位美国青年“你对中国了解什么？”这位青年说“中国女孩要缠足”，答案特别令她失望。孟晓驷说，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其间确实曾出现过裹小脚的现象，今天再提出这个问题，那说明他对中国太不了解了。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接过话茬说：“妇女缠足的中国是病夫的中国，中国妇女缠着足进入20世纪，而现在，中国女子足球队在世界各国征战，以射门的姿态进入新的世纪。”你看，一个是美国青年对中国的不了解之深，一个是赵主任幽默、风趣、辛辣、掷地有声的回应，相映成趣，能说不精彩？能说不经典吗？可是，尽管有好多记者在场，但是能捕捉到这种典型事例的也只有《北京晚报》和中新社的记者。中新社的稿件索性把“妇女缠足”做在标题上：《纽约通讯：今天不再是妇女缠足的中国》。《北京晚报》则在稿件的结尾处向世界郑重说明：“中国妇女是缠足进入1900年的，但今天却以中国女足的射门进入2000年......”。
同样是在“中国文化美国行”的活动中，赵启正主任在演讲中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华盛顿的一位电台总裁在2000年早些时候访问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这位电台总裁的行李中带了大量的方便食品，因为他十分担心在中国会发生吃饭的困难。一个电台的总裁尚且如此，而一般公民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就可想而知了。你设想一下，在我们去表现误解时，还需要再做更多解释吗？这就是经典事例的作用，有时可以起到一例胜千言的效果。在对外宣传中，记者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多选取典型事例，事实最能说明问题。江泽民在美国演讲时曾讲过，“偏见比无知更远离真理，偏见比千山万水更能阻隔相互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因此，选好事例，交流、沟通就显得特别需要。
要善于借势用势
何为借势？外力也。诸葛亮借东风，草船借箭，大获全胜。狐假虎威，也是一种借势。曾有一个书商借势的典型例子，说的是一位书商手头压着一批书卖不出去，情急之下，想出一个点子，给总统送一本去，并不断地联系征求意见。这时，忙得不可开交的总统随便回了一句“这书不错”的话，出版商如获至宝，大做宣传“现有总统喜爱的书出售”，还把“这书不错”印在封面上。于是，手头的书很快销售一空。隔了一段时间，书商又有了一批书，便照方抓药，又给总统送去一本，总统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想趁机奚落一下书商，就在送来的书上写上“这书糟透了”。其实，总统还是上了套。这次书商来一个“这里有总统最讨厌的书”，人们出于好奇还是很快把书买光了。等第三次书商如法炮制送书去时，总统索性来个金口不开，但书商还是有话要说，“现在有令总统难以下结论的书，欲购从速”，同样取得成功。其诀窍就是借势。这里的势就是总统，借总统之势售书，获得好效益。
同样是2000年的中国文化美国行，孙家正部长在接受采访时，有位国外记者问他，“对美国有什么忠告？”他说，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骄人的成就。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如饥似渴地虚心学习美国的一切先进东西，中国媒体介绍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成就很多，而美国的新闻里面却很少有介绍其他国家成就的新闻，有的只是天灾人祸。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他如何发达、进步，仍需要向别人学习，如果认为已经到了不再需要向别人学习的地步，那它就面临危险的境地了。如果说我对美国有什么忠告的话，那就是希望美国严防发达以后的自我封闭。《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知道这句话后，语重心长地说，“这应该是美国人的箴言”。这里的“势”就是托夫勒，把这样一个世界名人的话放在版面上，自然非常有分量。
再比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人民日报》（海外版）要组织一批稿件，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孟晓云同志打电话给我，希望写一点海外回国人员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稿子。我寻思着，采访海外回国人员毕竟还是中国人自己夸自己，效果未必好。我马上考虑到一个新的采访对象，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美两国高层共同批准的一个教学实体，曾得到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以及我国几位副总理的高度评价和关心，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而中心美方主任是一个中国通，且对我国非常友好，情况也熟悉。因此，我就找到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戴博先生。在采访中，我了解到他早在1987年就来中国了，和一位中国姑娘谈恋爱谈了七八年，有情人终成眷属，现一家四口，两个小孩，其乐融融。他还参加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拍摄，和姜文、刘晓庆都很熟。因此，采访非常成功，写成初稿后，我又专门送给戴博先生审阅，他非常满意。后来这个采访稿，分两次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先摘出一篇消息在2002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刊登，加框处理，非常醒目。
一个美国专家看中国
我是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戴博，我1987年第一次来中国，到今天已经整整15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的观念和精神面貌的变化。
我刚到中国时，并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颖的。回想起当时的情况，在北京等中国许多大城市，虽然你已经感觉到有一些改革开放的东西，但却很少，甚至还可以看到“文革”的影响。那时，还使用外汇券以及其他票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马路上走的普通老百姓，脸色都不是太好看，也不乐观，人们的眼晴里缺少一种亮光，似乎有一种抑郁症。那个时候也还没有“下海”的概念，还是“铁饭碗”，尽管有了一些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东西，但反映出来的成果很少，似乎没有办法把人的潜能发挥出来。15年过去了，人们现在对过去的东西大都已经很淡漠了，或者说记不起来了。不过，如果你静下心来，比较一下的话，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今天走在大街上，给你的感觉与15年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今天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高速公路，而是人们的精神面貌。你看，每个人都生活得很精神，看上去都那么自信，他们都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了，就会有回报，就会有自己的成功和进步，而且会一年比一年好。从人们的感觉，从老百姓生活都反映出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今天的中国人民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幸福得多。
当然，在我们的周围也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比如农民问题，下岗工人问题。我不否认他们生活的困难，但这是整个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反差，是前进中的困难。发达国家也有困难，美国的困难也很多。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双方共同创办的第一个教学、科研实体，旨在培养从事中美事务研究的专门人才和有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中心”每年原则上从中、美双方各招收50名学员，分别用各自母语授课，学制一年，结业后，成绩优秀者可互相申请到中、美两国高校继续深造。“中心”已经走过16年的历程，已毕业的学生共有1244人，其中中方学生698人，美方546人。通过“中心”，也加强了中美两国政治家的联系。1994年10月7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在“中心”授予中国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荣誉博士学位。1998年10月17日，南京大学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授予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名誉博土学位。
“中心”在发展中美传统友谊方面架起了一座桥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美方主任，在今后的任期内，我将竭尽力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方延明整理)
你看，“我认为今天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高速公路......”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的观念和精神面貌的变化”,这些话如果由中国人自己讲出，即使是由海外回国人员说出来，一点也不稀奇，甚至被认为是套话。但是由戴博讲出来就大不一样了，一是很有深度，二是大大增强了可信度。这就是借势，借戴博之口，借“美方主任”之势。
全国多家文摘报转载此稿，反响甚好。这次采访的另一部分，后改成一篇长通讯——《正是橙红橘绿时》，配上戴博与中国妻子及两个小孩的全家福照片，在10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
好新闻的实质应该是高质量的新闻。因此，要防止个人化、戏剧化、片断化的倾向。有人提出“插曲式新闻”和“主题式新闻”，“插曲式新闻”是把记者和受众空投到一个已然的情景当中，他所关注的是人和矛盾。而“主题式新闻”更多关注的是新闻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这实际上是好新闻和坏新闻的一个重要区别。比如，我们在前面讲到的中国妇女缠足的话题；华盛顿一位电台总裁访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行李中带了大量方便食品的话题；以及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戴博，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成就的精彩访谈等，都应是“主题式新闻”的深层次解读。
要体现一种人文关怀
我们有时候写一些稿子，很空洞，很干巴，像瘪三一样。最近我在看一本国外百年好新闻集时，发现有一篇合众国际社报道1912年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新闻作品，不到600字，写得非常好，整整九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可今天读起来还是那么经得起品味。
附原作品：泰坦尼克号遇难
［合众国际社伦敦1912年4月20日电］北大西洋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不会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船身破了一道大裂口后载着1000多人沉入大海。午夜时分，该船与一座冰山正面相撞，享有盛誉的防水舱却无济于事。事故发生时，泰坦尼克号正在以21海里的时速在有冰海域快速前进——有人也许会说是在大摇大摆、威风凛凛地前进着。数小时后，这艘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客船在乐队若无其事的伴奏声中从海面上消失了。5天前，当这艘船驶离英格兰的南安普敦开始它开往纽约的处女航时，船上有2340名乘客和船员。在事故中有1595人遇难。只有745人得救，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如果船上的救生船不是只够一半的人员使用的话，得救的人会更多。有两只满载从泰坦尼克号逃下来的人的救生船被泰坦尼克号下沉时形成的旋涡卷进海底。
显然，大多数乘客没有意识到出事。船与冰山相撞时，轮船只是稍稍颤动一下，没有激烈地颠簸。一开始，乘客们对此并没在意，他们仍在舱内穿衣服，准备去吃饭。
阿奇博尔德·格雷西上校可能是在泰坦尼克号上等到最后而又幸存下来唯一的人。“我费劲地抓到铜栏杆，”他说道，“抓住后我就拼命不放。船下沉时，我在水中旋转起来，好像转个没完。后来我露出水面，看见海面上一大片乱七八糟的残骸。”
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上校就不如他幸运了。一位幸存者看见他勇敢地帮助他的新婚妻子上了救生船，点支烟后，他又帮助其他妇女上救生船，而他自己却随船沉没了。船长也沉没了。船上大多数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妻子拒绝援救，她们在船上与丈夫手拉着手，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大海。
从这件作品里，你读到了什么呢？我想，你不只是了解了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残酷，你更多的是读到了一种像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上校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那样一种大爱、大情、大理......掩卷沉思，你不能不被感动，不能不被震撼。
改革开放为我们新闻媒体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大有作为的机遇，而对外宣传，塑造国家形象，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任务。只要我们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我们就可以在细节中找出经典事例，在借势中彰显新闻价值，在人文关怀中实现社会影响力，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传世之作。
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无愧地说，我是塑造祖国形象最优秀的美容师。
责编：邓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