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总理关心 妥善安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部分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非常关心，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江西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工作，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是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出的指示，他也不敢怠慢。程世清打算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认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小平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农机修造厂劳动。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邓小平夫妇得到了妥善安排。
2殚精竭虑 顺利复出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感觉邓小平复出的机会来了。他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1月下旬，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分别于1971年11月8日和1972年8月2日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揭发与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示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8月14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很受感动。他在邓小平的来信中批示道：“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泽东的这个批语，虽然还说了“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话，但毕竟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毛派头子”这句话也反映了毛泽东不忘与邓小平的战斗情谊，这等于是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一直在为邓小平复出殚精竭虑的周恩来就有了“尚方宝剑”。8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把这个批语印制了若干份，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等活动。此后，邓小平到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了参观和调研。
由于有“四人帮”的横加干扰，周恩来为邓小平的复出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提出：“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2月27日，纪登奎和汪东兴回信，建议邓小平仍任副总理，适当分配工作。
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住在花园村的一栋两层楼房里。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工作的情况，提议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天，办完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
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为给邓小平恢复名誉、扩大影响，周恩来尽量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晚宴。周恩来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接见。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虽然他在这次会见中并没有讲话，但毕竟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引起很大的轰动，各国记者们纷纷发回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3多方努力 出席会议
1974年3月20日，外交部就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主动提出由邓小平来当团长，但要外交部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出席这次会议对扩大邓小平的国际影响具有很大的作用，江青对此竭力反对。她通过王海蓉和唐闻生，希望外交部撤回报告。江青一连给王、唐打了4次电话。
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表示，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他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由于周恩来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绝大多数成员都赞同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
4月3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修改情况。4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好，赞同。”翌日清晨，周恩来立即转告邓小平、乔冠华，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后归档，以防止江青在这个问题上再制造事端。
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病情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驱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人送行。4月10日，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托，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的“最好的代理人”。 邓小平这次率团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不仅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时，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
4积极支持 接替工作
在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上，1974年10月，毛泽东在武汉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重大的决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这是江青一伙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本来“四人帮”是想让张春桥担任这一职务的，进而实现组阁。一场斗争不可避免。
“四人帮”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借“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起攻击，要求“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借“风庆轮”事件，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
邓小平同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晚，江、王、张、姚4人阴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见毛泽东。 10月18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向毛泽东状告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洪文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警告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他要注意江青。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10月20日，赶到长沙的邓小平陪同毛泽东接见了瑞典首相哈特林。接见结束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交谈。毛泽东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要王海蓉、唐闻生将他的意见带回北京：“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的身体还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
1974年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亲飞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同去的还有王洪文。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明确地对王洪文说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还说江青有野心，要求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在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再一次被推到了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据《世纪风采》黄禹康/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部分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非常关心，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江西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工作，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是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出的指示，他也不敢怠慢。程世清打算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认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小平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农机修造厂劳动。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邓小平夫妇得到了妥善安排。
2殚精竭虑 顺利复出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感觉邓小平复出的机会来了。他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1月下旬，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分别于1971年11月8日和1972年8月2日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揭发与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示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8月14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很受感动。他在邓小平的来信中批示道：“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泽东的这个批语，虽然还说了“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类话，但毕竟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毛派头子”这句话也反映了毛泽东不忘与邓小平的战斗情谊，这等于是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一直在为邓小平复出殚精竭虑的周恩来就有了“尚方宝剑”。8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把这个批语印制了若干份，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等活动。此后，邓小平到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了参观和调研。
由于有“四人帮”的横加干扰，周恩来为邓小平的复出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提出：“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2月27日，纪登奎和汪东兴回信，建议邓小平仍任副总理，适当分配工作。
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住在花园村的一栋两层楼房里。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工作的情况，提议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天，办完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
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为给邓小平恢复名誉、扩大影响，周恩来尽量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晚宴。周恩来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接见。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虽然他在这次会见中并没有讲话，但毕竟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引起很大的轰动，各国记者们纷纷发回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3多方努力 出席会议
1974年3月20日，外交部就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主动提出由邓小平来当团长，但要外交部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出席这次会议对扩大邓小平的国际影响具有很大的作用，江青对此竭力反对。她通过王海蓉和唐闻生，希望外交部撤回报告。江青一连给王、唐打了4次电话。
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表示，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他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由于周恩来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绝大多数成员都赞同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
4月3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修改情况。4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好，赞同。”翌日清晨，周恩来立即转告邓小平、乔冠华，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后归档，以防止江青在这个问题上再制造事端。
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病情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驱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人送行。4月10日，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托，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的“最好的代理人”。 邓小平这次率团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不仅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时，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
4积极支持 接替工作
在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上，1974年10月，毛泽东在武汉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重大的决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这是江青一伙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本来“四人帮”是想让张春桥担任这一职务的，进而实现组阁。一场斗争不可避免。
“四人帮”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借“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起攻击，要求“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借“风庆轮”事件，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
邓小平同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晚，江、王、张、姚4人阴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见毛泽东。 10月18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向毛泽东状告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洪文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警告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他要注意江青。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10月20日，赶到长沙的邓小平陪同毛泽东接见了瑞典首相哈特林。接见结束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交谈。毛泽东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要王海蓉、唐闻生将他的意见带回北京：“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的身体还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
1974年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亲飞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同去的还有王洪文。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明确地对王洪文说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还说江青有野心，要求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在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再一次被推到了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据《世纪风采》黄禹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