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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出版的与瓷器相关的书籍，林林总总。在谈及元代的青花时，往往收录一件1956年在常德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玉壶春瓶，上面所绘的主题纹饰，是秦国将军蒙恬。
元代瓷器绘画的人物纹饰，在题材上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元杂剧中的情节场面。如取材于马致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青花罐，讲“昭君出塞”的故事；取材于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青花罐，“西厢记焚香”等等。二是隐士高人。如“四爱图”梅瓶，在四面开光内分别绘画“王羲之爱鹅”、“周茂叔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鹤”。三是历史故事人物。如“鬼谷子下山”青花罐，讲鬼谷子下山救齐的故事；“萧何月下追韩信”以及这件描绘蒙恬将军审俘场面的“蒙恬将军”等等。
元代，蒙古族人入主中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族”人统治的中央王朝。但是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却十分重视和喜爱用泥土制成的陶瓷器。我们凭一般性的想象，好像对泥土有亲近感的，应当是“面朝黄土”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但是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却对陶瓷器也十分亲近。元朝在中国历史上诸朝代中立国的时间不长，不到一百年。但它却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今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督办瓷业。《元史·百官志》载：“至元十五年，置日浮梁瓷局(秩正八品)，掌烧造瓷器……”此后的另一个游牧民族满族入关后，也同样对陶瓷器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对于陶瓷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唯有如此才不会因朝代族属的变更而使陶瓷发展的脉络中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民族，陶瓷在其中起了粘和的作用，也未可知。也因此，“中国陶瓷”这个称呼也就更加的名副其实。
研究陶瓷的专家学者，往往对某一时期陶瓷器制作中的某一项技术突破，非常看重，对这一类事件的评价很高。实际上，陶瓷史上的许多次突破，有两个是最为主要的，它们在诸多突破中的地位，显得鹤立鸡群。一个是青花器的产生，一个是粉彩器的产生。青花和粉彩，至今也还是陶瓷制品中的两个大宗。而这两个鹤立鸡群式的突破，恰恰一个产生在元代，一个产生在清代。产生在元代的是青花，虽然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唐代的青花瓷片，但它还不成熟，还只是初始阶段。而且，因为没有窑址的发现，在陶瓷研究的惯例中，所谓唐代产生青花瓷的论点，它在论证中就还缺少一个环节。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考古发现的所谓唐代青花瓷片，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青花。而青花瓷走向成熟，并被专家们一致认可的时代，是元代。有专家描述说：青花瓷的成熟不是渐进式的。而是在元代突然就成熟了，称这种现象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至今未解的谜。另一个产生在清代的粉彩，发端于康熙末期，而在雍正、乾隆时期就非常风行了。此外，蒙满两个民族对陶瓷的热情，还使陶瓷器产生了许多新的器型。
我们以上列举的中国制瓷技术的两大突破，都是从陶瓷器装饰的角度来说的，未涉及制胎、制釉、烧造等方面。就是说，所论及者，瓷画而已矣。中国瓷画，从它走向成熟的那一天起，就有非常浓郁的民俗性。除了清代后期到民国初期曾经繁荣于一时的浅绛彩瓷外，中国瓷画的民俗性贯穿于由始至今。实际上，就是文人画特征鲜明的浅绛彩风靡的那个时期，青花、粉彩、五彩等瓷画画科的民俗性也并没有中断。例如这件玉壶春瓶上的蒙恬形象，人物画得袍长、袖肥、脚短，这与始于明晚、盛于清的年画非常接近。年画上的门神、福禄寿三星等等形象，都具有这个特征。原因是这样的形象符合民间崇尚富态、雍容，而不瘠狭、贫瘦的审美心理。
元代的人物瓷画，多以身体的外在动感来反映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件玉壶春瓶上的蒙恬，坐在椅子上，右臂前伸，手掌立起。左面的手臂也有配合的协调性动作。一只脚不是安稳地置于脚踏上，而是在捻动或者起落，显然他在动怒，在发脾气，心情不是处于平静的那种状态。动怒的原因，如他面前的情景所示：这件瓷瓶共绘有五个人物，除图片所显示的两个以外，蒙恬的前面还有三个人，一名持弓佩矢的武士，作向蒙恬报告之状。他的身后，一名着短衣束腰者，正抓逮住一个官吏模样的人，这个官吏在蒙恬的前面跪着。由这个画面我们想，蒙恬可能是正在非常气愤地呵斥这个官吏模样的人。
蒙恬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也非常著名的人物，可惜我们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其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恐怕并不低于汉代的萧何、韩信们。他的祖父叫蒙骜，是秦国名将，官至上卿。父亲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一起灭楚，都是凭着真本事建立过大功劳的人，并非摇动唇舌玩耍心计之辈。至于蒙恬，重要的功劳是在秦统一六国后，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榆中、阴山一带。又过黄河，取阳山。此后，他还修筑长城，将原来的燕、赵和秦长城连在一起。中国历史上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流传既久且远，修筑长城这件事，对它的评价褒贬都有。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感情的指向是贬，因为它破坏了许多人平静的生活；从长城起到的实际作用来看，它的感情指向则应该是褒的，因为它保护了许多人平静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有一种说法，是长城使得中国闭塞而不开放，把中国晚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归罪于长城，颇有把历史问题文学化的色彩，非常的不着边际。但不论修筑长城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之都是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由秦始皇决策，由蒙恬主持完成的，这是蒙恬做的一件大事。传说蒙恬还做过一件大事，是他发明了毛笔。中国历来有“文房四宝”之说，为笔墨纸砚。其中的墨，最好的要属产于安徽歙县的徽墨；纸，最好的也产于安徽，为今泾县地方，此地古时候属宁国府，因府治为宣城，故名宣纸；砚，最好的产于今广东高要地方，此地古时候为肇庆府治，名端州，故名端砚，而产于安徽歙县的歙砚，与端砚齐名。传为蒙恬发明的毛笔，最好的产于浙江吴兴，因此地古时候为湖州府治，故名湖笔。传说中，蒙恬不仅发明了毛笔，他的夫人卜香莲也非常善做笔，所以蒙恬被奉为笔祖，而他的夫人被奉为笔娘娘。据说至今，在蒙恬发明了羊毫毛笔，也就是卜香莲家乡的湖州善琏西堡村，人们还在农历的三月十六和九月十六举办敬神庙会，来纪念笔祖和笔娘娘，因为这两个日子分别是蒙恬和卜香莲的生日。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对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毛笔不是蒙恬发明的，这合乎情理；但蒙恬对笔进行了重要的改革或改良，这也不是个小功劳。此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作为最有民族代表性的乐器的筝，也是蒙恬发明或经过他重要改进的。
所以我们说瓷画从它走向成熟的那一天开始，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民俗性，而民俗性，实际上又带有非常强烈的民间信仰、民间崇拜的特点。这个特点在这个描绘蒙恬将军形象的玉壶春瓶上又有非常强烈 的体现。中国历史由元代往前，勇猛而又忠义的武将何其多也，为什么单选蒙恬作为描绘的对象?我们揣测，盖是因为蒙将军不仅仅是一员功勋卓著的武将，他还对中国的文化做出过功勋卓著的贡献。笔和筝，儒的色彩何其浓郁，文人的色彩何其浓郁。因此，有着如此传说的一位历史人物，颇为暗合文人们的心思，而文人的心思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很强有力地主导着广大民众的道德标准、审美原则、人生信念。我们可以试想，在中国，甚至全人类，渗透于人们精神领域的那些区分善恶、美丑、荣辱的标准，例如“三纲”、“五常”，乃至于今天的自由、解放，有哪一项不是出自文人们的倡导呢?因此，将蒙恬这样一个人物绘画在一件瓷瓶上，虽然恐怕并没有让他流芳百世的初衷，但人们在选择的时候，总不会把一个恶的、丑的、可耻的形象绘画在瓷瓶上，而是要选择一个美的、善的、高尚的形象。唯有这样的形象，才符合从文人到民众的信仰要求、崇拜要求，并以此推了中国民俗中审美标准的波，助了道德取向的澜，甚至将这类形象神化，来满足民间获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福禄寿喜的心理期待。
元代的瓷器，有人认为在制胎的方面对中国瓷器的发展最有贡献意义，也就是最有时代特征的，是使用了出产于景德镇附近的麻仓土。因为这种瓷土的资源已经枯竭了，故元代使用了麻仓土的器物胎体，细柔与洁白的程度，为今天的仿品所不能达到，分寸上尚无法掌握。顾及了白度，则细润不足；顾及了细润，则白度不足。因此，持此论的人士认为，鉴别一件器物是不是元景德镇器，只需看是不是麻仓土制胎即可。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人士认为，所谓麻仓土，就是今天谓之高岭土的，是一种东西的两种称谓。麻仓土之于瓷器，也不像持前说者认为的那样“悬”。不知当采哪家之说。
元青花使用的钻料，研究结果认为有两类，一类是国产的，一类是进口的。进口的，称为“苏麻离青”，还有其他相类的名字。这种苏麻离青料具体进口于何地何国，业界的说法虽大同而有小异。有人认为大体上是古波斯一带地方，有人则认为来自索马里，因为苏麻离与索马里谐音，也是不知当采何家之说。但是这种青料的烧成特征，因为有实物摆在眼前，谁都可以眼见为实，所以都是相同的而没有相异的观点，是这种料锰低铁高，锰的含量与钴的含量大体相当。烧成后，这种色料色深重，且熔融于釉的程度高，因而仔细观察，用眼睛和心来体会，可见彩料和釉并不是两张皮的状态，而是着色部分如蓝色玻璃。国产料则没有这个特征。
蒙恬之所以成为民间崇拜的对象，除上述勇猛中正，又与文化相关外，他还占着一个忠字。中国古代人们选择的精神偶像，大都要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才能，一是忠义。如三国时人物关云长在人们心目中的从人到神、从赞赏到崇拜。而忠义是个抽象的东西，所以在造型艺术来说，要想表达忠义的概念，就得用曲折的方式来进行。如在塑像中表达关云长的忠义，就使用了“捧读《春秋》”之法。中国古代的文人也好，艺人也好，真是具有令人钦佩的艺术创造力。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逝，赵高劝秦始皇的第十八子胡亥杀兄长扶苏僭位。胡亥允。于是以胡亥、赵高、李斯为首，杀扶苏和蒙恬、蒙毅兄弟，胡亥为秦二世皇帝。其中赵高劝胡亥的一段话，非常有意思。起初，胡亥对不遵父命、弑兄僭位是有忌惮的，认为按赵高的说法去做，是不忠不孝不悌。赵高劝谏说：昔日商汤灭夏，杀了桀，这是臣弑君；周姬昌又灭商，杀了纣，这也是臣弑君。但是人们对汤和姬昌的行为，却不但不谴责，反而赞美。以此来劝导胡亥不必为“礼、义”的问题而有所顾虑。这件事的有意思之处，在于“三纲”、“五常”是孔夫子定的，“三纲”中的一纲是“君为臣纲”；但是对周礼赞美有加的也是孔夫子，主张“克己复礼”。可见孔夫子的主张，至少在这个地方，也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纲常礼义，有时是可以让位于实用的。由此看，孔子除了文化人的一面，还有政治人的一面。不知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与学说时，是不是为了自己的主张与学说被人接受，做过不太拘泥于礼、义要求的事。胡亥弑兄杀蒙毅后，又杀蒙恬。蒙恬自谓既有功于秦，又忠诚于秦，不该杀。其实这里蒙恬枉为了一辈子官，非常之糊涂，不明白在政治斗争中，杀他与不杀他，与是不是忠勇无关，而只与政治需要有关。实际上蒙恬的被杀，原因恰好就是他的忠勇。蒙恬见死已成不逆，遂叹道：自己在修建长城时，在为秦始皇巡游而开道时，少不了挖断了地脉，这便是自己获死的罪过。
元代的瓷器，人物画中有衬景，如这件玉壶春瓶的竹枝、山石、芭蕉、篱笆等。但景与人物并没有情景交融式的融和，而是各为己体。似乎衬以景物的目的，是表达某种艺术之外的理念或者企求，景物们只是绘者内心期待的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并不是单纯地为了画面的好看。这件瓶上，蒙恬的前面由一名深目高鼻的人向蒙恬押过来一个汉式打扮的官吏，这样的设置，应当是有依据的，因为蒙恬曾与匈奴人作战，此并且是蒙恬的主要战功之一。但为什么却由一个可能是匈奴人模样的军官，将一名汉人模样的官吏押来向蒙恬报告呢?这个情景表现的是蒙恬平生的哪一个片段?他在与匈奴作战时，有过怎样一个故事呢?颇让人费思量。
元代瓷器绘画的人物纹饰，在题材上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元杂剧中的情节场面。如取材于马致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青花罐，讲“昭君出塞”的故事；取材于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青花罐，“西厢记焚香”等等。二是隐士高人。如“四爱图”梅瓶，在四面开光内分别绘画“王羲之爱鹅”、“周茂叔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鹤”。三是历史故事人物。如“鬼谷子下山”青花罐，讲鬼谷子下山救齐的故事；“萧何月下追韩信”以及这件描绘蒙恬将军审俘场面的“蒙恬将军”等等。
元代，蒙古族人入主中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族”人统治的中央王朝。但是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却十分重视和喜爱用泥土制成的陶瓷器。我们凭一般性的想象，好像对泥土有亲近感的，应当是“面朝黄土”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但是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却对陶瓷器也十分亲近。元朝在中国历史上诸朝代中立国的时间不长，不到一百年。但它却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今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督办瓷业。《元史·百官志》载：“至元十五年，置日浮梁瓷局(秩正八品)，掌烧造瓷器……”此后的另一个游牧民族满族入关后，也同样对陶瓷器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对于陶瓷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唯有如此才不会因朝代族属的变更而使陶瓷发展的脉络中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民族，陶瓷在其中起了粘和的作用，也未可知。也因此，“中国陶瓷”这个称呼也就更加的名副其实。
研究陶瓷的专家学者，往往对某一时期陶瓷器制作中的某一项技术突破，非常看重，对这一类事件的评价很高。实际上，陶瓷史上的许多次突破，有两个是最为主要的，它们在诸多突破中的地位，显得鹤立鸡群。一个是青花器的产生，一个是粉彩器的产生。青花和粉彩，至今也还是陶瓷制品中的两个大宗。而这两个鹤立鸡群式的突破，恰恰一个产生在元代，一个产生在清代。产生在元代的是青花，虽然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唐代的青花瓷片，但它还不成熟，还只是初始阶段。而且，因为没有窑址的发现，在陶瓷研究的惯例中，所谓唐代产生青花瓷的论点，它在论证中就还缺少一个环节。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考古发现的所谓唐代青花瓷片，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青花。而青花瓷走向成熟，并被专家们一致认可的时代，是元代。有专家描述说：青花瓷的成熟不是渐进式的。而是在元代突然就成熟了，称这种现象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至今未解的谜。另一个产生在清代的粉彩，发端于康熙末期，而在雍正、乾隆时期就非常风行了。此外，蒙满两个民族对陶瓷的热情，还使陶瓷器产生了许多新的器型。
我们以上列举的中国制瓷技术的两大突破，都是从陶瓷器装饰的角度来说的，未涉及制胎、制釉、烧造等方面。就是说，所论及者，瓷画而已矣。中国瓷画，从它走向成熟的那一天起，就有非常浓郁的民俗性。除了清代后期到民国初期曾经繁荣于一时的浅绛彩瓷外，中国瓷画的民俗性贯穿于由始至今。实际上，就是文人画特征鲜明的浅绛彩风靡的那个时期，青花、粉彩、五彩等瓷画画科的民俗性也并没有中断。例如这件玉壶春瓶上的蒙恬形象，人物画得袍长、袖肥、脚短，这与始于明晚、盛于清的年画非常接近。年画上的门神、福禄寿三星等等形象，都具有这个特征。原因是这样的形象符合民间崇尚富态、雍容，而不瘠狭、贫瘦的审美心理。
元代的人物瓷画，多以身体的外在动感来反映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件玉壶春瓶上的蒙恬，坐在椅子上，右臂前伸，手掌立起。左面的手臂也有配合的协调性动作。一只脚不是安稳地置于脚踏上，而是在捻动或者起落，显然他在动怒，在发脾气，心情不是处于平静的那种状态。动怒的原因，如他面前的情景所示：这件瓷瓶共绘有五个人物，除图片所显示的两个以外，蒙恬的前面还有三个人，一名持弓佩矢的武士，作向蒙恬报告之状。他的身后，一名着短衣束腰者，正抓逮住一个官吏模样的人，这个官吏在蒙恬的前面跪着。由这个画面我们想，蒙恬可能是正在非常气愤地呵斥这个官吏模样的人。
蒙恬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也非常著名的人物，可惜我们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其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恐怕并不低于汉代的萧何、韩信们。他的祖父叫蒙骜，是秦国名将，官至上卿。父亲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一起灭楚，都是凭着真本事建立过大功劳的人，并非摇动唇舌玩耍心计之辈。至于蒙恬，重要的功劳是在秦统一六国后，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榆中、阴山一带。又过黄河，取阳山。此后，他还修筑长城，将原来的燕、赵和秦长城连在一起。中国历史上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流传既久且远，修筑长城这件事，对它的评价褒贬都有。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感情的指向是贬，因为它破坏了许多人平静的生活；从长城起到的实际作用来看，它的感情指向则应该是褒的，因为它保护了许多人平静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有一种说法，是长城使得中国闭塞而不开放，把中国晚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归罪于长城，颇有把历史问题文学化的色彩，非常的不着边际。但不论修筑长城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之都是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由秦始皇决策，由蒙恬主持完成的，这是蒙恬做的一件大事。传说蒙恬还做过一件大事，是他发明了毛笔。中国历来有“文房四宝”之说，为笔墨纸砚。其中的墨，最好的要属产于安徽歙县的徽墨；纸，最好的也产于安徽，为今泾县地方，此地古时候属宁国府，因府治为宣城，故名宣纸；砚，最好的产于今广东高要地方，此地古时候为肇庆府治，名端州，故名端砚，而产于安徽歙县的歙砚，与端砚齐名。传为蒙恬发明的毛笔，最好的产于浙江吴兴，因此地古时候为湖州府治，故名湖笔。传说中，蒙恬不仅发明了毛笔，他的夫人卜香莲也非常善做笔，所以蒙恬被奉为笔祖，而他的夫人被奉为笔娘娘。据说至今，在蒙恬发明了羊毫毛笔，也就是卜香莲家乡的湖州善琏西堡村，人们还在农历的三月十六和九月十六举办敬神庙会，来纪念笔祖和笔娘娘，因为这两个日子分别是蒙恬和卜香莲的生日。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对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毛笔不是蒙恬发明的，这合乎情理；但蒙恬对笔进行了重要的改革或改良，这也不是个小功劳。此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作为最有民族代表性的乐器的筝，也是蒙恬发明或经过他重要改进的。
所以我们说瓷画从它走向成熟的那一天开始，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民俗性，而民俗性，实际上又带有非常强烈的民间信仰、民间崇拜的特点。这个特点在这个描绘蒙恬将军形象的玉壶春瓶上又有非常强烈 的体现。中国历史由元代往前，勇猛而又忠义的武将何其多也，为什么单选蒙恬作为描绘的对象?我们揣测，盖是因为蒙将军不仅仅是一员功勋卓著的武将，他还对中国的文化做出过功勋卓著的贡献。笔和筝，儒的色彩何其浓郁，文人的色彩何其浓郁。因此，有着如此传说的一位历史人物，颇为暗合文人们的心思，而文人的心思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很强有力地主导着广大民众的道德标准、审美原则、人生信念。我们可以试想，在中国，甚至全人类，渗透于人们精神领域的那些区分善恶、美丑、荣辱的标准，例如“三纲”、“五常”，乃至于今天的自由、解放，有哪一项不是出自文人们的倡导呢?因此，将蒙恬这样一个人物绘画在一件瓷瓶上，虽然恐怕并没有让他流芳百世的初衷，但人们在选择的时候，总不会把一个恶的、丑的、可耻的形象绘画在瓷瓶上，而是要选择一个美的、善的、高尚的形象。唯有这样的形象，才符合从文人到民众的信仰要求、崇拜要求，并以此推了中国民俗中审美标准的波，助了道德取向的澜，甚至将这类形象神化，来满足民间获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福禄寿喜的心理期待。
元代的瓷器，有人认为在制胎的方面对中国瓷器的发展最有贡献意义，也就是最有时代特征的，是使用了出产于景德镇附近的麻仓土。因为这种瓷土的资源已经枯竭了，故元代使用了麻仓土的器物胎体，细柔与洁白的程度，为今天的仿品所不能达到，分寸上尚无法掌握。顾及了白度，则细润不足；顾及了细润，则白度不足。因此，持此论的人士认为，鉴别一件器物是不是元景德镇器，只需看是不是麻仓土制胎即可。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人士认为，所谓麻仓土，就是今天谓之高岭土的，是一种东西的两种称谓。麻仓土之于瓷器，也不像持前说者认为的那样“悬”。不知当采哪家之说。
元青花使用的钻料，研究结果认为有两类，一类是国产的，一类是进口的。进口的，称为“苏麻离青”，还有其他相类的名字。这种苏麻离青料具体进口于何地何国，业界的说法虽大同而有小异。有人认为大体上是古波斯一带地方，有人则认为来自索马里，因为苏麻离与索马里谐音，也是不知当采何家之说。但是这种青料的烧成特征，因为有实物摆在眼前，谁都可以眼见为实，所以都是相同的而没有相异的观点，是这种料锰低铁高，锰的含量与钴的含量大体相当。烧成后，这种色料色深重，且熔融于釉的程度高，因而仔细观察，用眼睛和心来体会，可见彩料和釉并不是两张皮的状态，而是着色部分如蓝色玻璃。国产料则没有这个特征。
蒙恬之所以成为民间崇拜的对象，除上述勇猛中正，又与文化相关外，他还占着一个忠字。中国古代人们选择的精神偶像，大都要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才能，一是忠义。如三国时人物关云长在人们心目中的从人到神、从赞赏到崇拜。而忠义是个抽象的东西，所以在造型艺术来说，要想表达忠义的概念，就得用曲折的方式来进行。如在塑像中表达关云长的忠义，就使用了“捧读《春秋》”之法。中国古代的文人也好，艺人也好，真是具有令人钦佩的艺术创造力。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逝，赵高劝秦始皇的第十八子胡亥杀兄长扶苏僭位。胡亥允。于是以胡亥、赵高、李斯为首，杀扶苏和蒙恬、蒙毅兄弟，胡亥为秦二世皇帝。其中赵高劝胡亥的一段话，非常有意思。起初，胡亥对不遵父命、弑兄僭位是有忌惮的，认为按赵高的说法去做，是不忠不孝不悌。赵高劝谏说：昔日商汤灭夏，杀了桀，这是臣弑君；周姬昌又灭商，杀了纣，这也是臣弑君。但是人们对汤和姬昌的行为，却不但不谴责，反而赞美。以此来劝导胡亥不必为“礼、义”的问题而有所顾虑。这件事的有意思之处，在于“三纲”、“五常”是孔夫子定的，“三纲”中的一纲是“君为臣纲”；但是对周礼赞美有加的也是孔夫子，主张“克己复礼”。可见孔夫子的主张，至少在这个地方，也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纲常礼义，有时是可以让位于实用的。由此看，孔子除了文化人的一面，还有政治人的一面。不知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与学说时，是不是为了自己的主张与学说被人接受，做过不太拘泥于礼、义要求的事。胡亥弑兄杀蒙毅后，又杀蒙恬。蒙恬自谓既有功于秦，又忠诚于秦，不该杀。其实这里蒙恬枉为了一辈子官，非常之糊涂，不明白在政治斗争中，杀他与不杀他，与是不是忠勇无关，而只与政治需要有关。实际上蒙恬的被杀，原因恰好就是他的忠勇。蒙恬见死已成不逆，遂叹道：自己在修建长城时，在为秦始皇巡游而开道时，少不了挖断了地脉，这便是自己获死的罪过。
元代的瓷器，人物画中有衬景，如这件玉壶春瓶的竹枝、山石、芭蕉、篱笆等。但景与人物并没有情景交融式的融和，而是各为己体。似乎衬以景物的目的，是表达某种艺术之外的理念或者企求，景物们只是绘者内心期待的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并不是单纯地为了画面的好看。这件瓶上，蒙恬的前面由一名深目高鼻的人向蒙恬押过来一个汉式打扮的官吏，这样的设置，应当是有依据的，因为蒙恬曾与匈奴人作战，此并且是蒙恬的主要战功之一。但为什么却由一个可能是匈奴人模样的军官，将一名汉人模样的官吏押来向蒙恬报告呢?这个情景表现的是蒙恬平生的哪一个片段?他在与匈奴作战时，有过怎样一个故事呢?颇让人费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