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出版的与瓷器相关的书籍,林林总总。在谈及元代的青花时,往往收录一件1956年在常德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玉壶春瓶,上面所绘的主题纹饰,是秦国将军蒙恬。
元代瓷器绘画的人物纹饰,在题材上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元杂剧中的情节场面。如取材于马致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青花罐,讲“昭君出塞”的故事;取材于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青花罐,“西厢记焚香”等等。二是隐士高人。如“四爱图”梅瓶,在四面开光内分别绘画“王羲之爱鹅”、“周茂叔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鹤”。三是历史故事人物。如“鬼谷子下山”青花罐,讲鬼谷子下山救齐的故事;“萧何月下追韩信”以及这件描绘蒙恬将军审俘场面的“蒙恬将军”等等。
元代,蒙古族人入主中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族”人统治的中央王朝。但是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却十分重视和喜爱用泥土制成的陶瓷器。我们凭一般性的想象,好像对泥土有亲近感的,应当是“面朝黄土”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但是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却对陶瓷器也十分亲近。元朝在中国历史上诸朝代中立国的时间不长,不到一百年。但它却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今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督办瓷业。《元史·百官志》载:“至元十五年,置日浮梁瓷局(秩正八品),掌烧造瓷器……”此后的另一个游牧民族满族入关后,也同样对陶瓷器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对于陶瓷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唯有如此才不会因朝代族属的变更而使陶瓷发展的脉络中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民族,陶瓷在其中起了粘和的作用,也未可知。也因此,“中国陶瓷”这个称呼也就更加的名副其实。
研究陶瓷的专家学者,往往对某一时期陶瓷器制作中的某一项技术突破,非常看重,对这一类事件的评价很高。实际上,陶瓷史上的许多次突破,有两个是最为主要的,它们在诸多突破中的地位,显得鹤立鸡群。一个是青花器的产生,一个是粉彩器的产生。青花和粉彩,至今也还是陶瓷制品中的两个大宗。而这两个鹤立鸡群式的突破,恰恰一个产生在元代,一个产生在清代。产生在元代的是青花,虽然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唐代的青花瓷片,但它还不成熟,还只是初始阶段。而且,因为没有窑址的发现,在陶瓷研究的惯例中,所谓唐代产生青花瓷的论点,它在论证中就还缺少一个环节。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考古发现的所谓唐代青花瓷片,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青花。而青花瓷走向成熟,并被专家们一致认可的时代,是元代。有专家描述说:青花瓷的成熟不是渐进式的。而是在元代突然就成熟了,称这种现象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至今未解的谜。另一个产生在清代的粉彩,发端于康熙末期,而在雍正、乾隆时期就非常风行了。此外,蒙满两个民族对陶瓷的热情,还使陶瓷器产生了许多新的器型。
我们以上列举的中国制瓷技术的两大突破,都是从陶瓷器装饰的角度来说的,未涉及制胎、制釉、烧造等方面。就是说,所论及者,瓷画而已矣。中国瓷画,从它走向成熟的那一天起,就有非常浓郁的民俗性。除了清代后期到民国初期曾经繁荣于一时的浅绛彩瓷外,中国瓷画的民俗性贯穿于由始至今。实际上,就是文人画特征鲜明的浅绛彩风靡的那个时期,青花、粉彩、五彩等瓷画画科的民俗性也并没有中断。例如这件玉壶春瓶上的蒙恬形象,人物画得袍长、袖肥、脚短,这与始于明晚、盛于清的年画非常接近。年画上的门神、福禄寿三星等等形象,都具有这个特征。原因是这样的形象符合民间崇尚富态、雍容,而不瘠狭、贫瘦的审美心理。
元代的人物瓷画,多以身体的外在动感来反映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件玉壶春瓶上的蒙恬,坐在椅子上,右臂前伸,手掌立起。左面的手臂也有配合的协调性动作。一只脚不是安稳地置于脚踏上,而是在捻动或者起落,显然他在动怒,在发脾气,心情不是处于平静的那种状态。动怒的原因,如他面前的情景所示:这件瓷瓶共绘有五个人物,除图片所显示的两个以外,蒙恬的前面还有三个人,一名持弓佩矢的武士,作向蒙恬报告之状。他的身后,一名着短衣束腰者,正抓逮住一个官吏模样的人,这个官吏在蒙恬的前面跪着。由这个画面我们想,蒙恬可能是正在非常气愤地呵斥这个官吏模样的人。
蒙恬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也非常著名的人物,可惜我们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其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恐怕并不低于汉代的萧何、韩信们。他的祖父叫蒙骜,是秦国名将,官至上卿。父亲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一起灭楚,都是凭着真本事建立过大功劳的人,并非摇动唇舌玩耍心计之辈。至于蒙恬,重要的功劳是在秦统一六国后,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榆中、阴山一带。又过黄河,取阳山。此后,他还修筑长城,将原来的燕、赵和秦长城连在一起。中国历史上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流传既久且远,修筑长城这件事,对它的评价褒贬都有。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感情的指向是贬,因为它破坏了许多人平静的生活;从长城起到的实际作用来看,它的感情指向则应该是褒的,因为它保护了许多人平静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有一种说法,是长城使得中国闭塞而不开放,把中国晚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归罪于长城,颇有把历史问题文学化的色彩,非常的不着边际。但不论修筑长城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之都是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由秦始皇决策,由蒙恬主持完成的,这是蒙恬做的一件大事。传说蒙恬还做过一件大事,是他发明了毛笔。中国历来有“文房四宝”之说,为笔墨纸砚。其中的墨,最好的要属产于安徽歙县的徽墨;纸,最好的也产于安徽,为今泾县地方,此地古时候属宁国府,因府治为宣城,故名宣纸;砚,最好的产于今广东高要地方,此地古时候为肇庆府治,名端州,故名端砚,而产于安徽歙县的歙砚,与端砚齐名。传为蒙恬发明的毛笔,最好的产于浙江吴兴,因此地古时候为湖州府治,故名湖笔。传说中,蒙恬不仅发明了毛笔,他的夫人卜香莲也非常善做笔,所以蒙恬被奉为笔祖,而他的夫人被奉为笔娘娘。据说至今,在蒙恬发明了羊毫毛笔,也就是卜香莲家乡的湖州善琏西堡村,人们还在农历的三月十六和九月十六举办敬神庙会,来纪念笔祖和笔娘娘,因为这两个日子分别是蒙恬和卜香莲的生日。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对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毛笔不是蒙恬发明的,这合乎情理;但蒙恬对笔进行了重要的改革或改良,这也不是个小功劳。此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作为最有民族代表性的乐器的筝,也是蒙恬发明或经过他重要改进的。
所以我们说瓷画从它走向成熟的那一天开始,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民俗性,而民俗性,实际上又带有非常强烈的民间信仰、民间崇拜的特点。这个特点在这个描绘蒙恬将军形象的玉壶春瓶上又有非常强烈 的体现。中国历史由元代往前,勇猛而又忠义的武将何其多也,为什么单选蒙恬作为描绘的对象?我们揣测,盖是因为蒙将军不仅仅是一员功勋卓著的武将,他还对中国的文化做出过功勋卓著的贡献。笔和筝,儒的色彩何其浓郁,文人的色彩何其浓郁。因此,有着如此传说的一位历史人物,颇为暗合文人们的心思,而文人的心思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很强有力地主导着广大民众的道德标准、审美原则、人生信念。我们可以试想,在中国,甚至全人类,渗透于人们精神领域的那些区分善恶、美丑、荣辱的标准,例如“三纲”、“五常”,乃至于今天的自由、解放,有哪一项不是出自文人们的倡导呢?因此,将蒙恬这样一个人物绘画在一件瓷瓶上,虽然恐怕并没有让他流芳百世的初衷,但人们在选择的时候,总不会把一个恶的、丑的、可耻的形象绘画在瓷瓶上,而是要选择一个美的、善的、高尚的形象。唯有这样的形象,才符合从文人到民众的信仰要求、崇拜要求,并以此推了中国民俗中审美标准的波,助了道德取向的澜,甚至将这类形象神化,来满足民间获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福禄寿喜的心理期待。
元代的瓷器,有人认为在制胎的方面对中国瓷器的发展最有贡献意义,也就是最有时代特征的,是使用了出产于景德镇附近的麻仓土。因为这种瓷土的资源已经枯竭了,故元代使用了麻仓土的器物胎体,细柔与洁白的程度,为今天的仿品所不能达到,分寸上尚无法掌握。顾及了白度,则细润不足;顾及了细润,则白度不足。因此,持此论的人士认为,鉴别一件器物是不是元景德镇器,只需看是不是麻仓土制胎即可。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人士认为,所谓麻仓土,就是今天谓之高岭土的,是一种东西的两种称谓。麻仓土之于瓷器,也不像持前说者认为的那样“悬”。不知当采哪家之说。
元青花使用的钻料,研究结果认为有两类,一类是国产的,一类是进口的。进口的,称为“苏麻离青”,还有其他相类的名字。这种苏麻离青料具体进口于何地何国,业界的说法虽大同而有小异。有人认为大体上是古波斯一带地方,有人则认为来自索马里,因为苏麻离与索马里谐音,也是不知当采何家之说。但是这种青料的烧成特征,因为有实物摆在眼前,谁都可以眼见为实,所以都是相同的而没有相异的观点,是这种料锰低铁高,锰的含量与钴的含量大体相当。烧成后,这种色料色深重,且熔融于釉的程度高,因而仔细观察,用眼睛和心来体会,可见彩料和釉并不是两张皮的状态,而是着色部分如蓝色玻璃。国产料则没有这个特征。
蒙恬之所以成为民间崇拜的对象,除上述勇猛中正,又与文化相关外,他还占着一个忠字。中国古代人们选择的精神偶像,大都要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才能,一是忠义。如三国时人物关云长在人们心目中的从人到神、从赞赏到崇拜。而忠义是个抽象的东西,所以在造型艺术来说,要想表达忠义的概念,就得用曲折的方式来进行。如在塑像中表达关云长的忠义,就使用了“捧读《春秋》”之法。中国古代的文人也好,艺人也好,真是具有令人钦佩的艺术创造力。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逝,赵高劝秦始皇的第十八子胡亥杀兄长扶苏僭位。胡亥允。于是以胡亥、赵高、李斯为首,杀扶苏和蒙恬、蒙毅兄弟,胡亥为秦二世皇帝。其中赵高劝胡亥的一段话,非常有意思。起初,胡亥对不遵父命、弑兄僭位是有忌惮的,认为按赵高的说法去做,是不忠不孝不悌。赵高劝谏说:昔日商汤灭夏,杀了桀,这是臣弑君;周姬昌又灭商,杀了纣,这也是臣弑君。但是人们对汤和姬昌的行为,却不但不谴责,反而赞美。以此来劝导胡亥不必为“礼、义”的问题而有所顾虑。这件事的有意思之处,在于“三纲”、“五常”是孔夫子定的,“三纲”中的一纲是“君为臣纲”;但是对周礼赞美有加的也是孔夫子,主张“克己复礼”。可见孔夫子的主张,至少在这个地方,也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纲常礼义,有时是可以让位于实用的。由此看,孔子除了文化人的一面,还有政治人的一面。不知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与学说时,是不是为了自己的主张与学说被人接受,做过不太拘泥于礼、义要求的事。胡亥弑兄杀蒙毅后,又杀蒙恬。蒙恬自谓既有功于秦,又忠诚于秦,不该杀。其实这里蒙恬枉为了一辈子官,非常之糊涂,不明白在政治斗争中,杀他与不杀他,与是不是忠勇无关,而只与政治需要有关。实际上蒙恬的被杀,原因恰好就是他的忠勇。蒙恬见死已成不逆,遂叹道:自己在修建长城时,在为秦始皇巡游而开道时,少不了挖断了地脉,这便是自己获死的罪过。
元代的瓷器,人物画中有衬景,如这件玉壶春瓶的竹枝、山石、芭蕉、篱笆等。但景与人物并没有情景交融式的融和,而是各为己体。似乎衬以景物的目的,是表达某种艺术之外的理念或者企求,景物们只是绘者内心期待的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并不是单纯地为了画面的好看。这件瓶上,蒙恬的前面由一名深目高鼻的人向蒙恬押过来一个汉式打扮的官吏,这样的设置,应当是有依据的,因为蒙恬曾与匈奴人作战,此并且是蒙恬的主要战功之一。但为什么却由一个可能是匈奴人模样的军官,将一名汉人模样的官吏押来向蒙恬报告呢?这个情景表现的是蒙恬平生的哪一个片段?他在与匈奴作战时,有过怎样一个故事呢?颇让人费思量。
元代瓷器绘画的人物纹饰,在题材上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元杂剧中的情节场面。如取材于马致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青花罐,讲“昭君出塞”的故事;取材于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青花罐,“西厢记焚香”等等。二是隐士高人。如“四爱图”梅瓶,在四面开光内分别绘画“王羲之爱鹅”、“周茂叔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鹤”。三是历史故事人物。如“鬼谷子下山”青花罐,讲鬼谷子下山救齐的故事;“萧何月下追韩信”以及这件描绘蒙恬将军审俘场面的“蒙恬将军”等等。
元代,蒙古族人入主中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族”人统治的中央王朝。但是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却十分重视和喜爱用泥土制成的陶瓷器。我们凭一般性的想象,好像对泥土有亲近感的,应当是“面朝黄土”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但是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却对陶瓷器也十分亲近。元朝在中国历史上诸朝代中立国的时间不长,不到一百年。但它却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今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督办瓷业。《元史·百官志》载:“至元十五年,置日浮梁瓷局(秩正八品),掌烧造瓷器……”此后的另一个游牧民族满族入关后,也同样对陶瓷器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对于陶瓷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唯有如此才不会因朝代族属的变更而使陶瓷发展的脉络中断。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民族,陶瓷在其中起了粘和的作用,也未可知。也因此,“中国陶瓷”这个称呼也就更加的名副其实。
研究陶瓷的专家学者,往往对某一时期陶瓷器制作中的某一项技术突破,非常看重,对这一类事件的评价很高。实际上,陶瓷史上的许多次突破,有两个是最为主要的,它们在诸多突破中的地位,显得鹤立鸡群。一个是青花器的产生,一个是粉彩器的产生。青花和粉彩,至今也还是陶瓷制品中的两个大宗。而这两个鹤立鸡群式的突破,恰恰一个产生在元代,一个产生在清代。产生在元代的是青花,虽然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唐代的青花瓷片,但它还不成熟,还只是初始阶段。而且,因为没有窑址的发现,在陶瓷研究的惯例中,所谓唐代产生青花瓷的论点,它在论证中就还缺少一个环节。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考古发现的所谓唐代青花瓷片,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青花。而青花瓷走向成熟,并被专家们一致认可的时代,是元代。有专家描述说:青花瓷的成熟不是渐进式的。而是在元代突然就成熟了,称这种现象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至今未解的谜。另一个产生在清代的粉彩,发端于康熙末期,而在雍正、乾隆时期就非常风行了。此外,蒙满两个民族对陶瓷的热情,还使陶瓷器产生了许多新的器型。
我们以上列举的中国制瓷技术的两大突破,都是从陶瓷器装饰的角度来说的,未涉及制胎、制釉、烧造等方面。就是说,所论及者,瓷画而已矣。中国瓷画,从它走向成熟的那一天起,就有非常浓郁的民俗性。除了清代后期到民国初期曾经繁荣于一时的浅绛彩瓷外,中国瓷画的民俗性贯穿于由始至今。实际上,就是文人画特征鲜明的浅绛彩风靡的那个时期,青花、粉彩、五彩等瓷画画科的民俗性也并没有中断。例如这件玉壶春瓶上的蒙恬形象,人物画得袍长、袖肥、脚短,这与始于明晚、盛于清的年画非常接近。年画上的门神、福禄寿三星等等形象,都具有这个特征。原因是这样的形象符合民间崇尚富态、雍容,而不瘠狭、贫瘦的审美心理。
元代的人物瓷画,多以身体的外在动感来反映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件玉壶春瓶上的蒙恬,坐在椅子上,右臂前伸,手掌立起。左面的手臂也有配合的协调性动作。一只脚不是安稳地置于脚踏上,而是在捻动或者起落,显然他在动怒,在发脾气,心情不是处于平静的那种状态。动怒的原因,如他面前的情景所示:这件瓷瓶共绘有五个人物,除图片所显示的两个以外,蒙恬的前面还有三个人,一名持弓佩矢的武士,作向蒙恬报告之状。他的身后,一名着短衣束腰者,正抓逮住一个官吏模样的人,这个官吏在蒙恬的前面跪着。由这个画面我们想,蒙恬可能是正在非常气愤地呵斥这个官吏模样的人。
蒙恬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也非常著名的人物,可惜我们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其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恐怕并不低于汉代的萧何、韩信们。他的祖父叫蒙骜,是秦国名将,官至上卿。父亲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一起灭楚,都是凭着真本事建立过大功劳的人,并非摇动唇舌玩耍心计之辈。至于蒙恬,重要的功劳是在秦统一六国后,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榆中、阴山一带。又过黄河,取阳山。此后,他还修筑长城,将原来的燕、赵和秦长城连在一起。中国历史上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流传既久且远,修筑长城这件事,对它的评价褒贬都有。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感情的指向是贬,因为它破坏了许多人平静的生活;从长城起到的实际作用来看,它的感情指向则应该是褒的,因为它保护了许多人平静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有一种说法,是长城使得中国闭塞而不开放,把中国晚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归罪于长城,颇有把历史问题文学化的色彩,非常的不着边际。但不论修筑长城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之都是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由秦始皇决策,由蒙恬主持完成的,这是蒙恬做的一件大事。传说蒙恬还做过一件大事,是他发明了毛笔。中国历来有“文房四宝”之说,为笔墨纸砚。其中的墨,最好的要属产于安徽歙县的徽墨;纸,最好的也产于安徽,为今泾县地方,此地古时候属宁国府,因府治为宣城,故名宣纸;砚,最好的产于今广东高要地方,此地古时候为肇庆府治,名端州,故名端砚,而产于安徽歙县的歙砚,与端砚齐名。传为蒙恬发明的毛笔,最好的产于浙江吴兴,因此地古时候为湖州府治,故名湖笔。传说中,蒙恬不仅发明了毛笔,他的夫人卜香莲也非常善做笔,所以蒙恬被奉为笔祖,而他的夫人被奉为笔娘娘。据说至今,在蒙恬发明了羊毫毛笔,也就是卜香莲家乡的湖州善琏西堡村,人们还在农历的三月十六和九月十六举办敬神庙会,来纪念笔祖和笔娘娘,因为这两个日子分别是蒙恬和卜香莲的生日。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对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毛笔不是蒙恬发明的,这合乎情理;但蒙恬对笔进行了重要的改革或改良,这也不是个小功劳。此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作为最有民族代表性的乐器的筝,也是蒙恬发明或经过他重要改进的。
所以我们说瓷画从它走向成熟的那一天开始,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民俗性,而民俗性,实际上又带有非常强烈的民间信仰、民间崇拜的特点。这个特点在这个描绘蒙恬将军形象的玉壶春瓶上又有非常强烈 的体现。中国历史由元代往前,勇猛而又忠义的武将何其多也,为什么单选蒙恬作为描绘的对象?我们揣测,盖是因为蒙将军不仅仅是一员功勋卓著的武将,他还对中国的文化做出过功勋卓著的贡献。笔和筝,儒的色彩何其浓郁,文人的色彩何其浓郁。因此,有着如此传说的一位历史人物,颇为暗合文人们的心思,而文人的心思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很强有力地主导着广大民众的道德标准、审美原则、人生信念。我们可以试想,在中国,甚至全人类,渗透于人们精神领域的那些区分善恶、美丑、荣辱的标准,例如“三纲”、“五常”,乃至于今天的自由、解放,有哪一项不是出自文人们的倡导呢?因此,将蒙恬这样一个人物绘画在一件瓷瓶上,虽然恐怕并没有让他流芳百世的初衷,但人们在选择的时候,总不会把一个恶的、丑的、可耻的形象绘画在瓷瓶上,而是要选择一个美的、善的、高尚的形象。唯有这样的形象,才符合从文人到民众的信仰要求、崇拜要求,并以此推了中国民俗中审美标准的波,助了道德取向的澜,甚至将这类形象神化,来满足民间获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福禄寿喜的心理期待。
元代的瓷器,有人认为在制胎的方面对中国瓷器的发展最有贡献意义,也就是最有时代特征的,是使用了出产于景德镇附近的麻仓土。因为这种瓷土的资源已经枯竭了,故元代使用了麻仓土的器物胎体,细柔与洁白的程度,为今天的仿品所不能达到,分寸上尚无法掌握。顾及了白度,则细润不足;顾及了细润,则白度不足。因此,持此论的人士认为,鉴别一件器物是不是元景德镇器,只需看是不是麻仓土制胎即可。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人士认为,所谓麻仓土,就是今天谓之高岭土的,是一种东西的两种称谓。麻仓土之于瓷器,也不像持前说者认为的那样“悬”。不知当采哪家之说。
元青花使用的钻料,研究结果认为有两类,一类是国产的,一类是进口的。进口的,称为“苏麻离青”,还有其他相类的名字。这种苏麻离青料具体进口于何地何国,业界的说法虽大同而有小异。有人认为大体上是古波斯一带地方,有人则认为来自索马里,因为苏麻离与索马里谐音,也是不知当采何家之说。但是这种青料的烧成特征,因为有实物摆在眼前,谁都可以眼见为实,所以都是相同的而没有相异的观点,是这种料锰低铁高,锰的含量与钴的含量大体相当。烧成后,这种色料色深重,且熔融于釉的程度高,因而仔细观察,用眼睛和心来体会,可见彩料和釉并不是两张皮的状态,而是着色部分如蓝色玻璃。国产料则没有这个特征。
蒙恬之所以成为民间崇拜的对象,除上述勇猛中正,又与文化相关外,他还占着一个忠字。中国古代人们选择的精神偶像,大都要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才能,一是忠义。如三国时人物关云长在人们心目中的从人到神、从赞赏到崇拜。而忠义是个抽象的东西,所以在造型艺术来说,要想表达忠义的概念,就得用曲折的方式来进行。如在塑像中表达关云长的忠义,就使用了“捧读《春秋》”之法。中国古代的文人也好,艺人也好,真是具有令人钦佩的艺术创造力。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逝,赵高劝秦始皇的第十八子胡亥杀兄长扶苏僭位。胡亥允。于是以胡亥、赵高、李斯为首,杀扶苏和蒙恬、蒙毅兄弟,胡亥为秦二世皇帝。其中赵高劝胡亥的一段话,非常有意思。起初,胡亥对不遵父命、弑兄僭位是有忌惮的,认为按赵高的说法去做,是不忠不孝不悌。赵高劝谏说:昔日商汤灭夏,杀了桀,这是臣弑君;周姬昌又灭商,杀了纣,这也是臣弑君。但是人们对汤和姬昌的行为,却不但不谴责,反而赞美。以此来劝导胡亥不必为“礼、义”的问题而有所顾虑。这件事的有意思之处,在于“三纲”、“五常”是孔夫子定的,“三纲”中的一纲是“君为臣纲”;但是对周礼赞美有加的也是孔夫子,主张“克己复礼”。可见孔夫子的主张,至少在这个地方,也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纲常礼义,有时是可以让位于实用的。由此看,孔子除了文化人的一面,还有政治人的一面。不知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与学说时,是不是为了自己的主张与学说被人接受,做过不太拘泥于礼、义要求的事。胡亥弑兄杀蒙毅后,又杀蒙恬。蒙恬自谓既有功于秦,又忠诚于秦,不该杀。其实这里蒙恬枉为了一辈子官,非常之糊涂,不明白在政治斗争中,杀他与不杀他,与是不是忠勇无关,而只与政治需要有关。实际上蒙恬的被杀,原因恰好就是他的忠勇。蒙恬见死已成不逆,遂叹道:自己在修建长城时,在为秦始皇巡游而开道时,少不了挖断了地脉,这便是自己获死的罪过。
元代的瓷器,人物画中有衬景,如这件玉壶春瓶的竹枝、山石、芭蕉、篱笆等。但景与人物并没有情景交融式的融和,而是各为己体。似乎衬以景物的目的,是表达某种艺术之外的理念或者企求,景物们只是绘者内心期待的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并不是单纯地为了画面的好看。这件瓶上,蒙恬的前面由一名深目高鼻的人向蒙恬押过来一个汉式打扮的官吏,这样的设置,应当是有依据的,因为蒙恬曾与匈奴人作战,此并且是蒙恬的主要战功之一。但为什么却由一个可能是匈奴人模样的军官,将一名汉人模样的官吏押来向蒙恬报告呢?这个情景表现的是蒙恬平生的哪一个片段?他在与匈奴作战时,有过怎样一个故事呢?颇让人费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