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与以往区域规划多由地方主导、中央批准不同，此番京津冀规划从早期启动到中期协调到后期实施，中央顶层设计的意图一直贯穿始终。
　　需用最高位阶强力推动一个区域的发展，既说明了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之重，更说明其难。
　　从中国区域一体化发展历程来看，京津冀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京津冀”三个字背后，需要厘清的角色太过繁复，三个行政区域背后，是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一个省级行政区。北京一身两任，既是直辖市，还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这就意味着京津冀三地却是一个四方关系。
　　区域一体化的逻辑起点是互惠互利，但是京津冀三地行政权力的级差，客观上导致其资源吸附能力的差异，有一个谚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三地在资源占有方面的区别，“北京吃不下，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三地协同发展的肯綮之处正在于此。
　　也有人用鲁迅的散文《秋夜》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京津冀的微妙关系，“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京津这两棵“枣树”之下，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那就是河北。
　　河北的尴尬在于，处于北京巨大虹吸效应之中，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被抽干；另一方面，河北与天津产业同构，但又没有天津百年老港的先天优势与滨海新区的后天优势。
　　行政权力级差的另一面，是三地发展的落差。2014年，河北还有39个国家级贫困县，7300个贫困村，它们与世界级大都市北京最短距离仅有100公里。承德、张家口、保定等首都周边的一个“C型”环状区域，连绵成片构成了“环首都贫困带”。
　　从产业结构来说，三个区域恰好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天津依托新区优势，正处于工业资源的聚集阶段，属于工业化后期；而河北传统产业比重较大，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京津周边地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先天不足，给京津的功能疏解、产业转移平添了巨大难度，也给周边地区跨越发展提出了双重命题，经济增长亟需产业升级，承接辐射又倒逼自主发展。
　　如果说行政级差与发展落差，是京津冀一体化道路上两块拦路大石，那么，此番以国家之力推动顶层设计，推动三地融合，首先就是公共资源重新分配的平权过程，体现在交通一体化、环保一体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这是一个舍与得的辩证关系，对京津来说，协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减损，比如产业转移带来税收减少；再比如，区域治理特别是环境治理过程，既需要增加纵向的转移支付，还需要提高横向的生态补偿。
　　硬币总有两面，发展落差同时意味着发展势能。4月3日，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第四工厂在河北沧州正式开工，河北迎来的这一大体量、高质量产业项目，成为这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样板。
　　企业永远都具有足够的市场理性，它会逐水草丰茂之地栖身，用脚去投票。北京现代落户沧州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之下，我们与其相信行政的腕力，不如去相信市场的脚力。
　　今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落实，尤其需要依靠后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