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虎邱镇，罗岩村湖星茶厂老板林瑞福，传递出一种霸气的坚持与自信。他也用生产绿色无公害及有机茶的标准来打造自己的茶园，但他并没有——确切的说是根本不考虑——去做有机茶认证。他听说申请一个有机认证的牌照，要花三四万块钱，每年年检还得去掉好几万，“太贵，没必要。”在老林看来，只要自己的茶够好，就不差那个标牌。
　　这种自信有其支撑的背景：老林有固定的日本茶商客户，他的茶园共有2300亩，其中1700亩的茶叶稳定销往日本，客源的稳定，让他少去许多担忧。
　　当然，不只是这些。
　　365天茶园日志
　　老林林瑞福今年49岁，十二三岁开始，他便跟着爷爷、父亲种茶。1990年左右，他们家开始为出口日本的茶商提供原料。到二十几岁，林瑞福年轻有闯劲，“干脆自己包个山头干”，一步步，有了如今这规模。
　　并非没吃过亏。老林做“健康”茶，既是市场嗅觉上的自觉明智，亦是几百万买来的生意经。早些年做茶，对农残没那么多检测，但大约2003年，老林感觉到，日本人对农残的要求变得异常严格。他想，是人都怕死，日本人要喝健康茶了，中国的有钱人一样会。从那时起，他便一门心思做让人“喝了安心的茶”。
　　可，2004年，他一批茶叶检测不达标，损失了两三百万元。
　　老林总结，问题出在管理上。他说，当时除了自己做茶园，他也从其他农户手上收一些茶叶“搞量”，可是，“没有管理经验”，凭口头承诺，他认为其他茶农，也会像他一样，“不用高毒农药，用土肥、有机肥，农残能过关”，但最后证明，这种口头的承诺，并不值得信任。他认为，出问题的茶叶，应是某些茶农“用了不该用的药”，可推测无据可查，他只能认栽。
　　还好，外销日本的路没被堵上。因为有十几年基础，加上做茶踏实，老林在圈子里攒下了人脉。2006年，一日本商家找上门来，希望老林可为其提供茶叶，但商家提出要求，要使用指定的有机肥和低毒农药。吃过亏，老林更笃定无公害、有机茶有前途，应承下，换了茶厂名称，同时开始一系列改革，改革的重点就在茶园管理上。
　　一是坚持记录茶园农事。这是合作伙伴的点子，老林自己也觉得“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要让客户信任自己，自己得提供把控农残的依据。可老林只有小学文化，种茶、做茶是祖辈经验，纸面的管理，却很费力，所以他请了有高中文化的大哥帮忙。老林的茶农日志，包括《基地茶园日常管理记录表》、《产地毛茶初制造厂毛茶加工记录表》、《茶叶基地鲜叶流向记录表》、《农药采购和使用记录表》、《农药使用情况记录表》、《肥料采购和使用记录表》等子记录表，内容涵盖茶园种植、管理的所有范畴，而“日常管理”这部分，要求每日记录，是否除草、是否施肥、是否采摘等。日本客商不定期派人前来抽查“日志”、抽检农残，2012年的2月、6月、7月，就做了3次。
　　茶叶农残检测也是按日本标准做的，前面说到的三次检测，每次都检测59个项目，样样都得过关。检测项目还根据日本标准调整，今年春茶时，就又多了4项。老林说，国内茶叶农残检测通常只有十几项。
　　另一改革是对茶农的管理。老林的茶园，1700亩是承包给其他茶农种植的，他雇佣员工，监管承包农户，茶农若要施肥、喷药，都得从老林这里拿有机肥料和低毒农药，“我们签了协议，如果偷用农药，茶出了问题，他们得自己承担损失。”这些年他和茶农配合很好，老林觉得，是因茶不愁销路，能卖出价钱，茶农才会认同他的想法，跟着他干。据老林说，这些年春季毛茶通常可卖一两百元一斤，1700亩之外的那600亩相对高端的有机茶价更高，去年有上海的客商，花两三千元一斤的高价从老林这里拿货。
　　老林不申请有机认证，也不从其他茶农那里收购“不按自己的方法”做的茶，他只做自己的“品牌”，“自己的茶”卖光了，就不卖了。他也不参加茶王赛，觉得那同样没意义。
　　不过，今年春茶前，他和微博“小山羊茶园”联络上，加入“参与式认证”，通过微博，把采茶、制茶以及自家茶园晒到微博上，希望城里人可通过微博定制购买茶叶。
　　“小山羊茶园”的运作模式其实是“社区支持农业”（CSA），社区市民为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合作，建立一种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合作关系，而所谓“参与式认证”，由中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倡导，他说，现在说有机茶没人信，参与式认证将重建茶农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城里人甚至可直接参与到农业生产中，茶商只提供工具，指导种植。这些消费者自己种植的茶叶，无须任何其他认证，也没有人会质疑它的生产过程。
　　老林觉得这种“信任”的方式很好，他也自信，这种信任会在他的茶园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