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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乐律学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2月5日至9日在武汉音乐学院召开。东亚乐律学学术研讨会是由韩国国乐学会发起的立志研讨交流与东亚乐律学相关课题的学术盛会。
东亚乐律学学术研讨会是由韩国国乐学会发起的立志研讨交流与东亚乐律学相关课题的学术会议。2005年11月，在韩国首尔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
12月6日上午，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杨锋教授、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刘永平、彭志敏、胡志平教授等院领导同来自中、韩乐律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一起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开幕式。
本次大会按照既定议题——1.东亚地区各民族音乐的律制研究；2.东亚地区各民族音乐的乐制研究；3.与乐律学相关的乐器、乐谱（记谱法）、宫调理论等研究；4.与乐律学相关的文献研究；5.与乐律学相关的音乐史、音乐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共收到会议论文26篇，分别涉及到律、声、调、器、乐等五方面的内容。
关于律涉及到音律的起源、律吕、生律法、律制、钟律、琴律、笙律、律志等方面的内容。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应有勤教授的论文《从黑泽学说看音律的起源》，在对日本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关于史前音律和音阶的形成观进行了详细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声或单音乐器之间不能构成精确的音程尺度，也不能导致音阶的产生。在演绎律出现之前，人类对泛音乐器的谐音的长期辨识才逐渐认知各谐音之间的固定关系，并模拟出最早的音阶。
来自韩国庆熙大学校陈庸玉教授的论文《函数律吕序说》，以键盘乐器的造律为中心，提出了东方正格律的概念。这是一种直交函数，三分损益十二律的数理比率与提示决定函数的律叫正格律。作者认为虽然西方三种律吕与东方正格律在数理上有很小的差异，但相对西方的单弦单种音调律的方法，东方是用三弦异种音调律，并且音色上也有很明显的差异。
来自韩国庆北大学校丁海任教授的论文《从易学的观点看律吕之卦爻》则认为，律吕此概念最初出现在《国语》，律吕依赖的思想是《周易》的阴阳思想，律吕生成的原理是“阳律生阴吕，阴吕生阳律”；6阳律可以同乾卦的6爻相配，6阴律可以同坤卦的6爻相配；进而认为，律吕思想的基础是易学，具有一套非常精致的理论哲学系统。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谷杰副教授的论文《三分损益十二律“大、小阴阳”之说与“上、下”相生之序——朱载堉〈律学新说·论大阴阳、小阴阳篇〉解析》认为，朱载堉《律学新说·论大阴阳、小阴阳篇》是自《吕氏春秋》《淮南子》问世以来，有关三分损益十二律相生次序的正本清源之作。其对于揭示三分损益十二律相生次序问题，明辨“上生”、“下生”的真正含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来自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的论文《“京房六十律”中的三种音差》，在对以往乐律学家认识的京房所谓的“一日”音差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必要对“京房六十律”的律数重作推算的观点，并通过细致入微的计算认为，“京房六十律”的59个律间中共有三种类型的音差，即“京房最大音差”、“京房一日音差”及“京房减一日音差”，而并非一种音差。来自上海音乐学院赵玉卿博士的论文《“〈淮南子〉律数”的思考》认为，《淮南子》不属于五度相生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中的任何一种律制，但其属于“三分损益律”的范畴，《淮南子》的律数是采用了不严格的四舍五入的方法而得。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艺术研究所王子初研究员的论文《中国先秦乐钟冶铸中的音律问题》通过对青铜乐钟铸造时的音律设计、与编钟音乐性能相关的内部结构特征和钟坯的音律调试磨砺手法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初步认识了中国青铜乐钟冶铸的音乐学原理，进一步探讨了乐钟铸造中的科学和技术理论。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李幼平教授的论文《见于北美博物馆之两件宋代大晟钟的形态研究》，通过分别对陈列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的无射钟及收藏于美国巴尔的摩的沃尔特兹艺术博物馆的南吕钟的乐律学内涵与历史学价值的初步分析与讨论，作者认为：此两钟所显示的明确律名及其关系，不仅为推定宋代大晟钟的黄钟音高提供了直接的依据，而且为判定现存大晟钟所保存音响的原始性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艺术研究所李玫副研究员的论文《古琴减字谱中的隐藏智慧》认为，古琴减字谱不仅能指示出如何演奏一段曲调，同时还暗示出相对弦长，这就给律学研究留下了重要而精确的数据，是律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绝好文本。
来自太原师范学院景蔚岗教授的论文《中国传统笙的十二律实践》，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考古实物推断，认为周代完全具备了产生十二律齐备的笙竽类乐器所需要的物质、理论、技术、实践等基本条件。从笙律的稳定性推度，古代十二律有既定的音高，笙的音域与人声歌唱的自然音域完全相当，这是音乐实践的基础。周代肇始的十二律实践综合了远古的艺术经验，形成了完整的乐律学统系。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孙晓辉副教授的论文《论正史律志的结构特征和编纂体例》，以《汉书·律历志》为重点研究对象，在分析正史律志的主要内容、结构特征、文本体例等特点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了《史记》等八部正史律志的结构特征，总结了正史律志的编纂体例。
关于声涉及到五声、七声等方面的内容。来自韩国成均馆释奠教育院金世钟教授的论文《关于在茶山丁若镛的五声算出方式》认为，见于茶山丁若镛《乐书孤存》中的乐律理论解释同古代中国的解释是不同的。作者通过对《乐书孤存》第7卷中“五声”算出方式的探究，得出了茶山提示的十二律吕计算方式与五声计算方式，即“三纪六平”与“五声各差以九”构筑了茶山乐律体系的经纬。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艺术研究所崔宪研究员的论文《正声与变声》认为，中国的传统七声，其构成基础与正声、变声紧密相连。在音阶构成的结构逻辑中，四音列与正声、变声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正确理解与解释表面上似乎与大小调音阶相同的我国传统七声及其结构内涵，是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必要的理论前提。
关于调涉及到律声调名、宫调等方面的内容。来自河南大学艺术学院赵为民教授的论文《“金风调”律声调名考辨》，通过对《唐会要》所载唐天宝十三年太常十四调中“金风调”所属乐曲调式的考索，结合对《唐会要》关于十四调排序规律及其调关系的探讨，提出了“金风调”的律声调名应为仙吕（无射）商的结论。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郑荣达教授的论文《明清宫调之研究》认为，“宫调”作为中国古代的音乐术语，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最难以简单定义的一个用语。明、清二代宫调的数量似乎在逐渐减少，其实质是调式观念的淡化而引起后人产生的一种错觉。作者对“明、清宫调的应用”、“移调记谱的存在”、“无调式概念的宫调形成”等与宫调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丁承运教授的论文《侧调论——追失佚失的宫调》，通过对见于琴书文献的所有侧调的考察，作者认为，琴乐侧商、侧羽、侧楚、侧蜀等侧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定弦中都出现变宫、变徵，它打破了以五正声调弦的格局，称为侧弄。七声调弦法成为侧调的标志。侧调调头，均在羽、变宫、变徵等七律中后生的几律上，这在实践上证实了八十四调中变宫调与变徵调的存在。从调式音阶来看，无论是侧商调、侧羽调、侧楚、侧蜀，其侧调的第三级音与调式主音都是小三度，并因此使侧调调式具有清丽婉美的风格。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王洪军副教授的论文《〈乐学新说〉“大司乐”之音乐形态研究》，通过对《乐学新说》相关言说的标点、解读，理清了“大司乐”中一直令我们中国音乐史学工作者感到困惑的“大合乐”、“三种祭祀乐”两段与乐律相关文献中蕴藏的内在逻辑。
关于器涉及到吹奏乐器与击奏乐器等方面的内容。来自韩国首尔大学博士留学生姜春花的论文《韩国的管乐器——大笒》论述了大笒的源流、构造和大笒的七调理论，并梳理了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李方元教授的论文《说“缶”》则分别对陶瓦器名的“缶”、乐器“缶”的形制，乐器“缶”的摆放样式及演奏方式，乐器“缶”在中国古代乐器上的地位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讨论。
关于乐涉及到宫廷音乐与佛教音乐等方面的内容。来自韩国圆光大学校南相淑教授的论文《步虚子的两个传统——宫中传统和风流房传统》认为，步虚子是高丽时代流入到高丽宫中的宋词乐。流传到现在的只有步虚子和洛阳春两部曲子。洛阳春只有宫中传统，而步虚子既有宫中传统，又有风流房传统。变奏曲的形成就是风流房传统的标志。风流房传统步虚子的变奏曲是器乐曲，而具有宫中传统步虚子则是有歌词的声乐曲。来自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的论文《“天宁梵呗”的音乐形态特征》则以江苏常州天宁禅寺的梵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音调、旋法、节奏及结构特征的分析，旨在审视佛教梵呗的音乐性。
来自韩国汉阳大学校权五圣教授的论文《韩国的乐律学者李圭景》则对韩国著名的乐律学家李圭景的生平及其著作《五洲衍文臧笺散稿》之音乐部分进行了细致的介绍。
此外，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臧艺兵教授的论文《论“有意识音乐”与“无意识音乐”》，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教授的论文《方术与乐律》，来自武汉音乐学院汪森老师的论文《礼乐与十二律思想探源》则分别从文化心理、方术、礼乐观的角度对音乐、乐律、十二律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12月7日下午学术研讨会闭幕。让我们期待着来年携带更为丰硕的乐律学成果在韩国相聚！
王洪军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东亚乐律学学术研讨会是由韩国国乐学会发起的立志研讨交流与东亚乐律学相关课题的学术会议。2005年11月，在韩国首尔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
12月6日上午，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杨锋教授、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刘永平、彭志敏、胡志平教授等院领导同来自中、韩乐律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一起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开幕式。
本次大会按照既定议题——1.东亚地区各民族音乐的律制研究；2.东亚地区各民族音乐的乐制研究；3.与乐律学相关的乐器、乐谱（记谱法）、宫调理论等研究；4.与乐律学相关的文献研究；5.与乐律学相关的音乐史、音乐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共收到会议论文26篇，分别涉及到律、声、调、器、乐等五方面的内容。
关于律涉及到音律的起源、律吕、生律法、律制、钟律、琴律、笙律、律志等方面的内容。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应有勤教授的论文《从黑泽学说看音律的起源》，在对日本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关于史前音律和音阶的形成观进行了详细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声或单音乐器之间不能构成精确的音程尺度，也不能导致音阶的产生。在演绎律出现之前，人类对泛音乐器的谐音的长期辨识才逐渐认知各谐音之间的固定关系，并模拟出最早的音阶。
来自韩国庆熙大学校陈庸玉教授的论文《函数律吕序说》，以键盘乐器的造律为中心，提出了东方正格律的概念。这是一种直交函数，三分损益十二律的数理比率与提示决定函数的律叫正格律。作者认为虽然西方三种律吕与东方正格律在数理上有很小的差异，但相对西方的单弦单种音调律的方法，东方是用三弦异种音调律，并且音色上也有很明显的差异。
来自韩国庆北大学校丁海任教授的论文《从易学的观点看律吕之卦爻》则认为，律吕此概念最初出现在《国语》，律吕依赖的思想是《周易》的阴阳思想，律吕生成的原理是“阳律生阴吕，阴吕生阳律”；6阳律可以同乾卦的6爻相配，6阴律可以同坤卦的6爻相配；进而认为，律吕思想的基础是易学，具有一套非常精致的理论哲学系统。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谷杰副教授的论文《三分损益十二律“大、小阴阳”之说与“上、下”相生之序——朱载堉〈律学新说·论大阴阳、小阴阳篇〉解析》认为，朱载堉《律学新说·论大阴阳、小阴阳篇》是自《吕氏春秋》《淮南子》问世以来，有关三分损益十二律相生次序的正本清源之作。其对于揭示三分损益十二律相生次序问题，明辨“上生”、“下生”的真正含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来自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教授的论文《“京房六十律”中的三种音差》，在对以往乐律学家认识的京房所谓的“一日”音差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必要对“京房六十律”的律数重作推算的观点，并通过细致入微的计算认为，“京房六十律”的59个律间中共有三种类型的音差，即“京房最大音差”、“京房一日音差”及“京房减一日音差”，而并非一种音差。来自上海音乐学院赵玉卿博士的论文《“〈淮南子〉律数”的思考》认为，《淮南子》不属于五度相生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中的任何一种律制，但其属于“三分损益律”的范畴，《淮南子》的律数是采用了不严格的四舍五入的方法而得。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艺术研究所王子初研究员的论文《中国先秦乐钟冶铸中的音律问题》通过对青铜乐钟铸造时的音律设计、与编钟音乐性能相关的内部结构特征和钟坯的音律调试磨砺手法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初步认识了中国青铜乐钟冶铸的音乐学原理，进一步探讨了乐钟铸造中的科学和技术理论。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李幼平教授的论文《见于北美博物馆之两件宋代大晟钟的形态研究》，通过分别对陈列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的无射钟及收藏于美国巴尔的摩的沃尔特兹艺术博物馆的南吕钟的乐律学内涵与历史学价值的初步分析与讨论，作者认为：此两钟所显示的明确律名及其关系，不仅为推定宋代大晟钟的黄钟音高提供了直接的依据，而且为判定现存大晟钟所保存音响的原始性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艺术研究所李玫副研究员的论文《古琴减字谱中的隐藏智慧》认为，古琴减字谱不仅能指示出如何演奏一段曲调，同时还暗示出相对弦长，这就给律学研究留下了重要而精确的数据，是律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绝好文本。
来自太原师范学院景蔚岗教授的论文《中国传统笙的十二律实践》，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考古实物推断，认为周代完全具备了产生十二律齐备的笙竽类乐器所需要的物质、理论、技术、实践等基本条件。从笙律的稳定性推度，古代十二律有既定的音高，笙的音域与人声歌唱的自然音域完全相当，这是音乐实践的基础。周代肇始的十二律实践综合了远古的艺术经验，形成了完整的乐律学统系。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孙晓辉副教授的论文《论正史律志的结构特征和编纂体例》，以《汉书·律历志》为重点研究对象，在分析正史律志的主要内容、结构特征、文本体例等特点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了《史记》等八部正史律志的结构特征，总结了正史律志的编纂体例。
关于声涉及到五声、七声等方面的内容。来自韩国成均馆释奠教育院金世钟教授的论文《关于在茶山丁若镛的五声算出方式》认为，见于茶山丁若镛《乐书孤存》中的乐律理论解释同古代中国的解释是不同的。作者通过对《乐书孤存》第7卷中“五声”算出方式的探究，得出了茶山提示的十二律吕计算方式与五声计算方式，即“三纪六平”与“五声各差以九”构筑了茶山乐律体系的经纬。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艺术研究所崔宪研究员的论文《正声与变声》认为，中国的传统七声，其构成基础与正声、变声紧密相连。在音阶构成的结构逻辑中，四音列与正声、变声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正确理解与解释表面上似乎与大小调音阶相同的我国传统七声及其结构内涵，是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必要的理论前提。
关于调涉及到律声调名、宫调等方面的内容。来自河南大学艺术学院赵为民教授的论文《“金风调”律声调名考辨》，通过对《唐会要》所载唐天宝十三年太常十四调中“金风调”所属乐曲调式的考索，结合对《唐会要》关于十四调排序规律及其调关系的探讨，提出了“金风调”的律声调名应为仙吕（无射）商的结论。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郑荣达教授的论文《明清宫调之研究》认为，“宫调”作为中国古代的音乐术语，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最难以简单定义的一个用语。明、清二代宫调的数量似乎在逐渐减少，其实质是调式观念的淡化而引起后人产生的一种错觉。作者对“明、清宫调的应用”、“移调记谱的存在”、“无调式概念的宫调形成”等与宫调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丁承运教授的论文《侧调论——追失佚失的宫调》，通过对见于琴书文献的所有侧调的考察，作者认为，琴乐侧商、侧羽、侧楚、侧蜀等侧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定弦中都出现变宫、变徵，它打破了以五正声调弦的格局，称为侧弄。七声调弦法成为侧调的标志。侧调调头，均在羽、变宫、变徵等七律中后生的几律上，这在实践上证实了八十四调中变宫调与变徵调的存在。从调式音阶来看，无论是侧商调、侧羽调、侧楚、侧蜀，其侧调的第三级音与调式主音都是小三度，并因此使侧调调式具有清丽婉美的风格。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王洪军副教授的论文《〈乐学新说〉“大司乐”之音乐形态研究》，通过对《乐学新说》相关言说的标点、解读，理清了“大司乐”中一直令我们中国音乐史学工作者感到困惑的“大合乐”、“三种祭祀乐”两段与乐律相关文献中蕴藏的内在逻辑。
关于器涉及到吹奏乐器与击奏乐器等方面的内容。来自韩国首尔大学博士留学生姜春花的论文《韩国的管乐器——大笒》论述了大笒的源流、构造和大笒的七调理论，并梳理了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李方元教授的论文《说“缶”》则分别对陶瓦器名的“缶”、乐器“缶”的形制，乐器“缶”的摆放样式及演奏方式，乐器“缶”在中国古代乐器上的地位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讨论。
关于乐涉及到宫廷音乐与佛教音乐等方面的内容。来自韩国圆光大学校南相淑教授的论文《步虚子的两个传统——宫中传统和风流房传统》认为，步虚子是高丽时代流入到高丽宫中的宋词乐。流传到现在的只有步虚子和洛阳春两部曲子。洛阳春只有宫中传统，而步虚子既有宫中传统，又有风流房传统。变奏曲的形成就是风流房传统的标志。风流房传统步虚子的变奏曲是器乐曲，而具有宫中传统步虚子则是有歌词的声乐曲。来自武汉音乐学院周耘教授的论文《“天宁梵呗”的音乐形态特征》则以江苏常州天宁禅寺的梵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音调、旋法、节奏及结构特征的分析，旨在审视佛教梵呗的音乐性。
来自韩国汉阳大学校权五圣教授的论文《韩国的乐律学者李圭景》则对韩国著名的乐律学家李圭景的生平及其著作《五洲衍文臧笺散稿》之音乐部分进行了细致的介绍。
此外，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臧艺兵教授的论文《论“有意识音乐”与“无意识音乐”》，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田可文教授的论文《方术与乐律》，来自武汉音乐学院汪森老师的论文《礼乐与十二律思想探源》则分别从文化心理、方术、礼乐观的角度对音乐、乐律、十二律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12月7日下午学术研讨会闭幕。让我们期待着来年携带更为丰硕的乐律学成果在韩国相聚！
王洪军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