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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玛蒂亚·森作为当代著名的一位“有良心”的经济学家,提倡一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以此为视域,他主张从“实质自由”的视角看待贫困,并提出以“可行能力方法”基础上的综合性评值为标准来界定贫困。在他看来,贫困不只是收入低下,其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他对贫困的新界定对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贫困、贫富不均、不公正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贫困;发展伦理;实质自由;可行能力;综合性评值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1-0141-04
阿玛蒂亚·森作为当代著名的一位“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否定了经院式经济学的空洞艰深的研究方法,把规范性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关注人本身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反对纯粹经济增长式的发展而提倡一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以此为视域,他提出“可行能力方法”作为一种综合性评值标准,看待评价人类的发展以及人类发展中的贫困、饥荒等问题,关注经济底层人们的利益问题。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主要分析他的贫困理论。
一、界定贫困的新视角——实质自由
阿玛蒂亚·森认为必须超越传统的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衡量发展的狭隘发展观,而应该从“实质自由”的视角来看待发展。“实质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也可以说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它“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①。它还包括法治意义上的自由,但不限于权利,以及各种“政治权益”(entitlements),比如说,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之下者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都有资格上学受教育等等。从实质性自由视角来看,欠发展状态是指不自由的程度,而发展则是指消除不自由并扩展人们有理由珍视的各种形式的实质自由的过程。
并且,实质性自由是针对个人自由而言的。阿玛蒂亚·森指出“对发展的分析以个人自由为基本要素”②,但是他同时把个人自由放在社会发展中进行考察,关注个人自由与整个社会安排之间的双向关系。在他看来,首先,实质性个人自由是评价一个社会成功与否的重要根据之一,在判断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自由不仅是评价成功或失败的基础,它还是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与个人的“主体(agency)地位”有关。“一个集中注意实质自由的、关于正义和发展的视角,必定不可避免地聚焦于个人的主体地位及其判断;不能把人们看做仅仅是发展过程所带来的利益的接受者。负责的成年人必须承担自己的福利;应该由他们来决定如何使用他们的可行能力。”③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安排或责任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关系。一方面,“通过社会安排来扩展个人自由”;另一方面,运用个人自由“不仅改善单个个人的生活,而且使社会安排更为恰当和富有成效”④。这种主体地位尤其体现在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发展中出现的“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冲突之中。再次,个人的实质性自由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之间也有着重要的双向关系。一方面,个人的可行能力可以通过公共政策而扩大;另一方面,公众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向。最后,个人自由应该成为社会的责任。“一个人必须承担起发展和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责任。……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可怕的事情,本质上是我们的问题。它们是我们的责任——不管它们是否也是别人的责任。”⑤因此,拥有自由能力的健全的我们,必须对现状进行判断,我们的责任感并不仅仅要求我们关注自己的痛苦,对于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并且我们有能力帮助减轻的痛苦也有责任,这是更主要的。
因此,阿玛蒂亚·森从“实质自由”的视角看待贫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不只是从经济收入的高低来看待贫困,这样界定的贫困才能显示真正符合人本身的利益、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才是现代意义上的贫困。
二、界定贫困的新方法——“可行能力方法”基础上的综合性评值
1.“可行能力方法”
在“实质自由”视角下,阿玛蒂亚·森进一步认为,个人的实质性自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 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⑥如,一个节食的富人,就摄取的食物或营养量而言,其实现的功能性活动也许与一个赤贫而不得不挨饿的人相等,但前者与后者具有不同的“可行能力集”(前者可以选择吃好并得到充足的营养,而后者无法做到),它“所涉及的功能包括从诸如良好的营养、避免可以避免的病状和早夭等等最基本的功能到诸如拥有自尊、能够参与共同体的生活等等相当复杂和精致的成就”⑦。实质性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引出了另一种关于评值的观点,即“可行能力方法”。这种方法是指我们可以根据列入各种“功能性活动”的不同的“可行能力集”,对个人处境及其社会福利进行评值,以考察社会成员的实质自由。
“可行能力方法”的评价性焦点可以是实现了的或者一个人实际上能够做到的功能性活动,指一个人实际做到的事,也可以是此人所拥有的由可选组合或一个人的真实机会构成的可行能力集,指一个人有实质自由去做的事。这两个焦点产生的效果是等同的,因为可行能力集最终要通过选中的功能性活动向量来判定。然而,“一个可行能力集的价值并非一定要由最优的或实际采用的选择来反映,可行能力集所反映的自由也可以按其他方式来使用。我们可以认为,拥有那些并没有被选中的机会是重要的。如果使结果得以产生的过程自身具有意义,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⑧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节食与被迫挨饿并不是一回事,两者的实质性自由的状态是不同的。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评值工作中的问题,即“对于哪一些特定的功能性活动应该列入重要成就以及相应的可行能力的清单,一定会有很多的争论”⑨。对于这种评价工作,阿玛蒂亚·森提出的方法就是要以公开明晰的方式进行讨论,而不是隐藏起来。
通过“可行能力方法”,阿玛蒂亚·森把相当宽泛的成就或功能的概念与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类生活特征的关心联系在一起,并把这一观点应用到发展问题上。⑩而对于哪一些功能是有价值的或者是“人们有理由珍视它们”的可行能力集上的分歧,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并不是有害的东西,反而认为这种分歧的空间是有价值的,这也正是他的理论的特色所在。如普特南所说,“森甚至并未声称能力方法包含人们希望包括在福利评价中的所有要素:‘例如,我们可能认为不仅自由和收入很重要,而且规则和程序也很重要。’而且他追问,‘这种多元性对基于评价的目的倡导能力视角是否是一种窘境呢?’他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11}
2. 综合性评值
作为一种评值理论,“可行能力方法”具有广泛的信息基础,是一种包容性的信息综合,它集中注意人们有理由珍视的可行能力以及去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由此,它要求人们的自由能够以公开明晰的方式,根据人们有理由珍视并追求的成果和程序来评价,不事先排除影响全面价值评价的某类或某些价值要素,不赞成某些价值要素“绝对地”优先于另外一些价值要素,但是要赋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定的权重,因此阿玛蒂亚·森建议“以实质自由作为综合价值标准”。这种综合性评值体现在多元的评值排序和宽泛的结果评价与可行能力视角的多元应用两个方面。
其一,多元的评值排序和宽泛的结果评价。自由取向的视角,可以容纳相当多的变化,自由包括“机会层面”和“过程层面”的许多种类,在这些不同组成部分分别起作用的时候,“事情就取决于对不同要素所赋予的权重”{12}。阿玛蒂亚·森并没有像功利主义和罗尔斯分别提出“效用总和最大化”和“处境最差人的利益的最大化的差别原则”那样提出一个特定的公式来“完满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同时承认总量和分配两方面考虑的说服力和正当性及其重要性,如果坚持说只应有一种同质的东西是我们所珍视的,反而将严重缩小我们评价性推理的范围,这要求我们“在判断个人成就或社会进步时就需要确定不同种类自由的相对权数,以进行公开明晰的评值”{13}。
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评值问题并不是一个或者十全十美或者一无是处那样绝对的问题,我们只需要确定一个焦点空间,就可以作出局部范围内的若干评值。就像普特南所说,这种方法或“视角”并不伪称产生了一种能够在计算机上编程的“决策方法”,它所做的是引起我们展开关于什么样的功能是我们的和其他的文化的良善生活概念的组成部分的思考,并去探究不同情境中的不同人类团体实际上有多少实现各种功能的自由。{14}关于权数的选择,阿玛蒂亚·森坚持认为,这种判断只有通过理性评价才能解决,在社会选择工作中,我们需要对生活质量或福利的各个组成因素明确地赋予评价性权数,然后把选定的权数提供给公众进行讨论和批评审视,公众讨论和批评作为一种“参与性”自由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促进其他可行能力也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其二,可行能力视角的多元应用。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可行能力视角的应用有几种不同的方式,“采用哪一种实际策略来评价公共政策的问题”与“如何来最好地判断个人处境并进行最合理的人际比较这一基础性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行能力视角在基础评价层面上的优势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实际注意力必须始终不变地放在对可行能力的测度上,在力图应用可行能力视角时,应该注意采用实用的方法,以便在实际评价和政策分析中使用可以获得的资料。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在战略上应该把“可行能力方法”和随实情而变的各种实际评值的战略结合起来。
这种以自由为基础视角的不同应用方式,特别反对那种要么全盘应用,要么全盘不用的想法,在许多实际问题中直接应用以自由为基础的方法的可能性也许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采用以自由为基础的方法的洞察力以及对有关自由的信息的兴趣,而不是在僵硬地采取某一种方法的同时完全忽略其他程序。在特定场合下,一个一般性方法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可获得的信息,作不同的应用。“正是这种基础性分析与实用性应用的结合,使得可行能力方法具有极其广阔的应用范围。”{15}这种方法将要求我们不再像自莱昂内尔·罗宾斯在1932年打败皮古派的福利经济学家以来一直所做的那样,把“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分成各自独立的几个部分,而是回到对于社会福利的一种理性的和人道的评价。{16}
因此,多元的评值排序和宽泛的结果评价以及可行能力视角的多元应用,反映了阿玛蒂亚·森主张用一种“综合的、全面的价值标准(体系)”来判定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状况是否合乎理想,或者是否在向理想方向改善,这种价值标准有益于我们把发展看作是扩展那些相互联系着的实质自由的一个综合过程,并把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考量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发展的过程。
三、贫困概念的新界定及其意义
从“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来看,自由的反面是剥夺,“剥夺”是不自由的基本样态,指的是基本可行能力的失败。从此出发,阿玛蒂亚·森认为主要有四种剥夺形态,即贫困、饥荒、不平等和社会排斥。阿玛蒂亚·森认为只有倡导一种“基本能力平等”,才能最终解决平等问题;社会排斥着眼于可行能力剥夺中的关系特征,指的是个人或团体被部分或整个地排斥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
1. 阿玛蒂亚·森的贫困概念
阿玛蒂亚·森主要是通过对现在评价贫困的通行标准“收入低下”与“可行能力视角”的对比来彰显用“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界定贫困的优势。阿玛蒂亚·森认为,我们在分析社会正义时,应该用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也即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来判断个人的处境。从这一视角出发,贫困应该被认为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应该像现在通行的标准那样,认为贫困仅仅是收入低下。
首先,阿玛蒂亚·森承认收入低下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收入低下与个人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之间有密切联系。“(1)低收入可以既是饥饿和营养不足,也是文盲和健康不良的一个主要原因;(2)反之,更好的教育与健康有助于获取更高收入。”{17}“提高人的可行能力一般也会扩展人的生产力和挣钱能力。这种关联提供了一种重要的间接联系,通过它,可行能力的改善既能以直接的、又能以间接的方式帮助丰富人的生活,使剥夺情况减少、剥夺程度减轻。”{18}人们收入的提高也能够增加人们的可行能力,但是收入低下只具有工具性意义,它与低可行能力之间的联系也是工具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不同的家庭和个人之间是可变的,同样的收入在不同境况和条件下、在不同的具有“异质性”的人那里对可行能力有不同的影响。并且除了低下的收入之外,还有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收入、财富和其他影响因素在一起时是重要的,但其作用必须被整合到更广阔、更全面的成功与剥夺的图景中去。”{19}
然后,阿玛蒂亚·森进一步认为,我们不能把贫困与低收入完全等同,“根本的问题要求我们按照人们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20}因为,用收入和商品作为我们的福利的物质基础,是反映不出我们的实际收入和运用收入而达到的处境即我们的福利和自由的。个人在各方面具有“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1)人们在伤残、疾病、年龄或性别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体质特征。可行能力方面的缺陷,诸如年老,或残疾,或生病,会降低获取收入的能力,但这些因素同时也使得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更加困难,因为年龄更大,或残疾程度更严重,或病况更严重的人,会需要更多的收入才能实现和别人相同的功能性活动。(2)环境条件的差异。诸如温度范围、降雨量、洪水等等气候条件,可以影响一个人从一定水平的收入中所能得到的享受。如取暖和衣着要求,给寒冷地带的穷人带来生活在温暖地带的同样贫穷的人所没有的问题。(3)社会氛围的差异。把个人收入和资源转化为生活质量还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包括在特定地区的公共教育的安排、犯罪和暴力事件的泛滥或匿迹。(4)人际关系的差别。既定的行为方式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随社群而异,取决于传统和风俗。(5)家庭内部的分配。如果家庭收入不成比例地用于一些家庭成员的利益(如重男轻女),而忽略另一些成员的利益,则被忽略成员的被剥夺程度,也许就不能用家庭收入恰当地表现出来。
因此,在阿玛蒂亚·森那里,贫困不只是收入低下,其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
2. 阿玛蒂亚·森贫困概念的意义
从可行能力视角看待贫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作为手段的单一收入转向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及其得以实现的自由,使得我们对贫困性质和原因的理解,更加接近社会正义所要求的基本信息。另外,收入与可行能力视角的对比,对我们从个人处境和实质自由角度理解不平等的实质也更具有说服力。
根据阿玛蒂亚·森对贫困的界定,贫困除了低收入之外,还包括贫困人口“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且根据他的“实质自由”的视角和“可行能力方法”基础上的综合性评值的方法,我们根据本国的现实状况,完全可以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了解人民群众作为“主体”所想望的能力或自由,得出适合我国现状的“权数”空间,真正了解到我国民众所处的实际境遇,为政府提供决策基础,从更加实质的意义上做到由“先富”达到“共富”、改善贫困人口的处境。这样,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融入到具体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切实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对我国当前解决贫富不均、实现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视角和方法同样可以运用到其他类似问题之中,作为我们解决此类问题的可能路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⑧⑨{12}{13}{15}{17}{18}{19}{20}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288、23、284、62-63、63、63、286、22、72、14、89、14-15、89页。
⑦ Sen, Inequality Reexamin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4-5. 转引自[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0页。
⑩{11}{14}{16} [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2、73、73页。
作者简介:黄荟,女,1978年生,安徽砀山人,伦理学博士,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320。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贫困;发展伦理;实质自由;可行能力;综合性评值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1-0141-04
阿玛蒂亚·森作为当代著名的一位“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否定了经院式经济学的空洞艰深的研究方法,把规范性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关注人本身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反对纯粹经济增长式的发展而提倡一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以此为视域,他提出“可行能力方法”作为一种综合性评值标准,看待评价人类的发展以及人类发展中的贫困、饥荒等问题,关注经济底层人们的利益问题。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主要分析他的贫困理论。
一、界定贫困的新视角——实质自由
阿玛蒂亚·森认为必须超越传统的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衡量发展的狭隘发展观,而应该从“实质自由”的视角来看待发展。“实质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也可以说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它“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①。它还包括法治意义上的自由,但不限于权利,以及各种“政治权益”(entitlements),比如说,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之下者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都有资格上学受教育等等。从实质性自由视角来看,欠发展状态是指不自由的程度,而发展则是指消除不自由并扩展人们有理由珍视的各种形式的实质自由的过程。
并且,实质性自由是针对个人自由而言的。阿玛蒂亚·森指出“对发展的分析以个人自由为基本要素”②,但是他同时把个人自由放在社会发展中进行考察,关注个人自由与整个社会安排之间的双向关系。在他看来,首先,实质性个人自由是评价一个社会成功与否的重要根据之一,在判断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自由不仅是评价成功或失败的基础,它还是个人首创性和社会有效性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与个人的“主体(agency)地位”有关。“一个集中注意实质自由的、关于正义和发展的视角,必定不可避免地聚焦于个人的主体地位及其判断;不能把人们看做仅仅是发展过程所带来的利益的接受者。负责的成年人必须承担自己的福利;应该由他们来决定如何使用他们的可行能力。”③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安排或责任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关系。一方面,“通过社会安排来扩展个人自由”;另一方面,运用个人自由“不仅改善单个个人的生活,而且使社会安排更为恰当和富有成效”④。这种主体地位尤其体现在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发展中出现的“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冲突之中。再次,个人的实质性自由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之间也有着重要的双向关系。一方面,个人的可行能力可以通过公共政策而扩大;另一方面,公众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向。最后,个人自由应该成为社会的责任。“一个人必须承担起发展和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责任。……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可怕的事情,本质上是我们的问题。它们是我们的责任——不管它们是否也是别人的责任。”⑤因此,拥有自由能力的健全的我们,必须对现状进行判断,我们的责任感并不仅仅要求我们关注自己的痛苦,对于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并且我们有能力帮助减轻的痛苦也有责任,这是更主要的。
因此,阿玛蒂亚·森从“实质自由”的视角看待贫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不只是从经济收入的高低来看待贫困,这样界定的贫困才能显示真正符合人本身的利益、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才是现代意义上的贫困。
二、界定贫困的新方法——“可行能力方法”基础上的综合性评值
1.“可行能力方法”
在“实质自由”视角下,阿玛蒂亚·森进一步认为,个人的实质性自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 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⑥如,一个节食的富人,就摄取的食物或营养量而言,其实现的功能性活动也许与一个赤贫而不得不挨饿的人相等,但前者与后者具有不同的“可行能力集”(前者可以选择吃好并得到充足的营养,而后者无法做到),它“所涉及的功能包括从诸如良好的营养、避免可以避免的病状和早夭等等最基本的功能到诸如拥有自尊、能够参与共同体的生活等等相当复杂和精致的成就”⑦。实质性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引出了另一种关于评值的观点,即“可行能力方法”。这种方法是指我们可以根据列入各种“功能性活动”的不同的“可行能力集”,对个人处境及其社会福利进行评值,以考察社会成员的实质自由。
“可行能力方法”的评价性焦点可以是实现了的或者一个人实际上能够做到的功能性活动,指一个人实际做到的事,也可以是此人所拥有的由可选组合或一个人的真实机会构成的可行能力集,指一个人有实质自由去做的事。这两个焦点产生的效果是等同的,因为可行能力集最终要通过选中的功能性活动向量来判定。然而,“一个可行能力集的价值并非一定要由最优的或实际采用的选择来反映,可行能力集所反映的自由也可以按其他方式来使用。我们可以认为,拥有那些并没有被选中的机会是重要的。如果使结果得以产生的过程自身具有意义,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⑧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节食与被迫挨饿并不是一回事,两者的实质性自由的状态是不同的。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评值工作中的问题,即“对于哪一些特定的功能性活动应该列入重要成就以及相应的可行能力的清单,一定会有很多的争论”⑨。对于这种评价工作,阿玛蒂亚·森提出的方法就是要以公开明晰的方式进行讨论,而不是隐藏起来。
通过“可行能力方法”,阿玛蒂亚·森把相当宽泛的成就或功能的概念与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类生活特征的关心联系在一起,并把这一观点应用到发展问题上。⑩而对于哪一些功能是有价值的或者是“人们有理由珍视它们”的可行能力集上的分歧,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并不是有害的东西,反而认为这种分歧的空间是有价值的,这也正是他的理论的特色所在。如普特南所说,“森甚至并未声称能力方法包含人们希望包括在福利评价中的所有要素:‘例如,我们可能认为不仅自由和收入很重要,而且规则和程序也很重要。’而且他追问,‘这种多元性对基于评价的目的倡导能力视角是否是一种窘境呢?’他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11}
2. 综合性评值
作为一种评值理论,“可行能力方法”具有广泛的信息基础,是一种包容性的信息综合,它集中注意人们有理由珍视的可行能力以及去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由此,它要求人们的自由能够以公开明晰的方式,根据人们有理由珍视并追求的成果和程序来评价,不事先排除影响全面价值评价的某类或某些价值要素,不赞成某些价值要素“绝对地”优先于另外一些价值要素,但是要赋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定的权重,因此阿玛蒂亚·森建议“以实质自由作为综合价值标准”。这种综合性评值体现在多元的评值排序和宽泛的结果评价与可行能力视角的多元应用两个方面。
其一,多元的评值排序和宽泛的结果评价。自由取向的视角,可以容纳相当多的变化,自由包括“机会层面”和“过程层面”的许多种类,在这些不同组成部分分别起作用的时候,“事情就取决于对不同要素所赋予的权重”{12}。阿玛蒂亚·森并没有像功利主义和罗尔斯分别提出“效用总和最大化”和“处境最差人的利益的最大化的差别原则”那样提出一个特定的公式来“完满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同时承认总量和分配两方面考虑的说服力和正当性及其重要性,如果坚持说只应有一种同质的东西是我们所珍视的,反而将严重缩小我们评价性推理的范围,这要求我们“在判断个人成就或社会进步时就需要确定不同种类自由的相对权数,以进行公开明晰的评值”{13}。
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评值问题并不是一个或者十全十美或者一无是处那样绝对的问题,我们只需要确定一个焦点空间,就可以作出局部范围内的若干评值。就像普特南所说,这种方法或“视角”并不伪称产生了一种能够在计算机上编程的“决策方法”,它所做的是引起我们展开关于什么样的功能是我们的和其他的文化的良善生活概念的组成部分的思考,并去探究不同情境中的不同人类团体实际上有多少实现各种功能的自由。{14}关于权数的选择,阿玛蒂亚·森坚持认为,这种判断只有通过理性评价才能解决,在社会选择工作中,我们需要对生活质量或福利的各个组成因素明确地赋予评价性权数,然后把选定的权数提供给公众进行讨论和批评审视,公众讨论和批评作为一种“参与性”自由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促进其他可行能力也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其二,可行能力视角的多元应用。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可行能力视角的应用有几种不同的方式,“采用哪一种实际策略来评价公共政策的问题”与“如何来最好地判断个人处境并进行最合理的人际比较这一基础性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行能力视角在基础评价层面上的优势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实际注意力必须始终不变地放在对可行能力的测度上,在力图应用可行能力视角时,应该注意采用实用的方法,以便在实际评价和政策分析中使用可以获得的资料。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在战略上应该把“可行能力方法”和随实情而变的各种实际评值的战略结合起来。
这种以自由为基础视角的不同应用方式,特别反对那种要么全盘应用,要么全盘不用的想法,在许多实际问题中直接应用以自由为基础的方法的可能性也许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采用以自由为基础的方法的洞察力以及对有关自由的信息的兴趣,而不是在僵硬地采取某一种方法的同时完全忽略其他程序。在特定场合下,一个一般性方法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可获得的信息,作不同的应用。“正是这种基础性分析与实用性应用的结合,使得可行能力方法具有极其广阔的应用范围。”{15}这种方法将要求我们不再像自莱昂内尔·罗宾斯在1932年打败皮古派的福利经济学家以来一直所做的那样,把“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分成各自独立的几个部分,而是回到对于社会福利的一种理性的和人道的评价。{16}
因此,多元的评值排序和宽泛的结果评价以及可行能力视角的多元应用,反映了阿玛蒂亚·森主张用一种“综合的、全面的价值标准(体系)”来判定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状况是否合乎理想,或者是否在向理想方向改善,这种价值标准有益于我们把发展看作是扩展那些相互联系着的实质自由的一个综合过程,并把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考量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发展的过程。
三、贫困概念的新界定及其意义
从“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来看,自由的反面是剥夺,“剥夺”是不自由的基本样态,指的是基本可行能力的失败。从此出发,阿玛蒂亚·森认为主要有四种剥夺形态,即贫困、饥荒、不平等和社会排斥。阿玛蒂亚·森认为只有倡导一种“基本能力平等”,才能最终解决平等问题;社会排斥着眼于可行能力剥夺中的关系特征,指的是个人或团体被部分或整个地排斥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
1. 阿玛蒂亚·森的贫困概念
阿玛蒂亚·森主要是通过对现在评价贫困的通行标准“收入低下”与“可行能力视角”的对比来彰显用“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界定贫困的优势。阿玛蒂亚·森认为,我们在分析社会正义时,应该用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也即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来判断个人的处境。从这一视角出发,贫困应该被认为是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应该像现在通行的标准那样,认为贫困仅仅是收入低下。
首先,阿玛蒂亚·森承认收入低下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收入低下与个人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之间有密切联系。“(1)低收入可以既是饥饿和营养不足,也是文盲和健康不良的一个主要原因;(2)反之,更好的教育与健康有助于获取更高收入。”{17}“提高人的可行能力一般也会扩展人的生产力和挣钱能力。这种关联提供了一种重要的间接联系,通过它,可行能力的改善既能以直接的、又能以间接的方式帮助丰富人的生活,使剥夺情况减少、剥夺程度减轻。”{18}人们收入的提高也能够增加人们的可行能力,但是收入低下只具有工具性意义,它与低可行能力之间的联系也是工具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不同的家庭和个人之间是可变的,同样的收入在不同境况和条件下、在不同的具有“异质性”的人那里对可行能力有不同的影响。并且除了低下的收入之外,还有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收入、财富和其他影响因素在一起时是重要的,但其作用必须被整合到更广阔、更全面的成功与剥夺的图景中去。”{19}
然后,阿玛蒂亚·森进一步认为,我们不能把贫困与低收入完全等同,“根本的问题要求我们按照人们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20}因为,用收入和商品作为我们的福利的物质基础,是反映不出我们的实际收入和运用收入而达到的处境即我们的福利和自由的。个人在各方面具有“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1)人们在伤残、疾病、年龄或性别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体质特征。可行能力方面的缺陷,诸如年老,或残疾,或生病,会降低获取收入的能力,但这些因素同时也使得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更加困难,因为年龄更大,或残疾程度更严重,或病况更严重的人,会需要更多的收入才能实现和别人相同的功能性活动。(2)环境条件的差异。诸如温度范围、降雨量、洪水等等气候条件,可以影响一个人从一定水平的收入中所能得到的享受。如取暖和衣着要求,给寒冷地带的穷人带来生活在温暖地带的同样贫穷的人所没有的问题。(3)社会氛围的差异。把个人收入和资源转化为生活质量还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包括在特定地区的公共教育的安排、犯罪和暴力事件的泛滥或匿迹。(4)人际关系的差别。既定的行为方式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随社群而异,取决于传统和风俗。(5)家庭内部的分配。如果家庭收入不成比例地用于一些家庭成员的利益(如重男轻女),而忽略另一些成员的利益,则被忽略成员的被剥夺程度,也许就不能用家庭收入恰当地表现出来。
因此,在阿玛蒂亚·森那里,贫困不只是收入低下,其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的能力贫困。
2. 阿玛蒂亚·森贫困概念的意义
从可行能力视角看待贫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作为手段的单一收入转向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及其得以实现的自由,使得我们对贫困性质和原因的理解,更加接近社会正义所要求的基本信息。另外,收入与可行能力视角的对比,对我们从个人处境和实质自由角度理解不平等的实质也更具有说服力。
根据阿玛蒂亚·森对贫困的界定,贫困除了低收入之外,还包括贫困人口“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且根据他的“实质自由”的视角和“可行能力方法”基础上的综合性评值的方法,我们根据本国的现实状况,完全可以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了解人民群众作为“主体”所想望的能力或自由,得出适合我国现状的“权数”空间,真正了解到我国民众所处的实际境遇,为政府提供决策基础,从更加实质的意义上做到由“先富”达到“共富”、改善贫困人口的处境。这样,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融入到具体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切实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对我国当前解决贫富不均、实现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视角和方法同样可以运用到其他类似问题之中,作为我们解决此类问题的可能路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⑧⑨{12}{13}{15}{17}{18}{19}{20}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3、288、23、284、62-63、63、63、286、22、72、14、89、14-15、89页。
⑦ Sen, Inequality Reexamin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4-5. 转引自[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0页。
⑩{11}{14}{16} [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2、73、73页。
作者简介:黄荟,女,1978年生,安徽砀山人,伦理学博士,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320。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