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施蔷生毕业后先后在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办公室和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从事政策调研。2003年起调到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记者 范彦萍
　　坐着单位的卡车去报到
　　施蔷生是72届初中生，在读书时遇到“文化大革命”，没读什么书，所幸他在单位里兼职做宣传，经常要和文字打交道。于是，他决定报考文科。
　　当时还在一个商贸单位工作的施蔷生已经有了5年工龄，可以享受带薪读书的待遇。在做了这一人生重大决定后，他向单位领导报名参加高考，没想到很快得到了批准，并让他全脱产迎考。“领导相当支持我，三个月让我全脱产备考，不扣一分工资。”
　　工作5年，中学时学的知识基本上都荒废了。施蔷生是幸运的，邻居借给他数学书学习，单位同事夜里特意送来考试用的复习资料。就这样一口气拼了3个月，他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进了上师大中文系。
　　当年，施蔷生所在的单位共有3个人参加考试。只有他一个人考上本科。开学第一天，欢送仪式格外隆重。他还记得40年前的那一天，单位专门派出卡车载着满面春风的他来到位于桂林路上的上海师范大学。
　　为买名著排队几小时
　　刚刚恢复高考，教学环境艰苦，没有正式的教材，只有所谓的油印本，和专业相关的外国文学的书籍也同样少得可怜。每逢周六，施蔷生就会前往东部图书馆抄书，最后竟把厚厚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大辞典抄了下来。
　　“我记得上大学后不久，书店里第一批公开卖中外名著，包括巴金的《家春秋》、雨果的书等。我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那架势绝不输于现在的年轻人排隊买网红奶茶。这些书我现在依旧保存着。”施蔷生说。
　　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一些文学诗社。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群和他兴趣相仿的文艺青年。施蔷生回忆说，自己大学时曾以自己家里的事为原型写过几篇短篇小说习作。其中一篇写的是他的父母来沪打工，在上海安生立命的故事，可惜的是后来搬家手稿遗失了。“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会互相传阅手稿，毫无保留地互相给建议。”
　　大学毕业前，他邀请同学为他篆刻图章，上书“面壁图破”。还请每个同学为他留言，用一句话寄寓对他大学读书的评价和今后期望。同学们的留言册他迄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