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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作家社后,提出了“为作家出书”、“出作家好书”、“向读者奉献最好的书”的理念,这是我对作家社的定位。文化不能完全像商人那样操作,文化要不断提供原创作品,培养青年作家。
何建明,著名作家,其创作的《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国家行动》等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杂志主编。2008年7月至今,任作家出版社社长。
今年5月,何建明应邀为《出版广角》第五期撰写卷首文章《创作对出版的意义》,从一个初涉出版的作家的视角,对时下出版界的跟风和剽窃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从理论架构和实例说明两个方面,对原创对出版的意义进行了充分论证。在他的带领下,作家社将会有哪些新的方略?他又将如何实践“带领出版社,走向他心目中的出版理想?”为此,《出版广角》对其进行了专访。
《出版广角》:从2008年7月至今,您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已一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一年来进行的主要改革或建设思路?
何建明:我到作家社后,针对作家社作为文学大社的特点,进行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作家出版社理念进行了重新定位。作家社是干什么的?是为作家出书的,是要出具有文学品味的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学最高水平的纯文学的大众欢迎的畅销书的!这就是我们作家社的责任。图书是商品,但图书同样还是意识形态和引领广大读者的精神产品,忘记两者之间的任何一个属性,我们的出版工作就会偏离方向。这就是出版人的社会责任。
其次,打破原有机制,以前的编辑部主任都要上级行政人事部门任命,都要一层层打报告,然后等待没了没完的审批。我们是出版单位,在工作的操作层面上是企业性质的,市场经济竞争之激烈不允许我们按部就班,显然原有的传统体制无法满足我们实际工作的需要,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上任后其中的一项措施就是打破这种体制,让有能力的人竞争上岗,使所有同等水平的编辑骨干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和发挥作用。
再次,进行内部管理改革。一个机构运营久了,内部都会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比如与作者的关系、奖金的发放模式等等,因此需要新的激励机制,更需要创新,这些都要靠有力度的改革来重新整合与加强。
第四,加强精品图书策划,立足大文化、真文化和创新文化。作家社是文学大社,承担着全国主流作家作品的出版,需要我们扛起文学图书的大旗。
《出版广角》:现在出版社都很重视运作大众畅销书,对此,作家社在这方面是如何规划的?
何建明:我进入出版行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当下的一些所谓畅销书的概念有不同看法,我认为畅销书首先必须是健康的有内容的,能使读者获益的图书。但这方面我们市场上的一些图书虽然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可它到底有什么价值,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而某些畅销书的运作方法也让人很看不惯。所以,我到作家社后,基本上不怎么管那些所谓的排行榜,而是按照出版社自身的特性和读者对文学图书的需求来进行自己的独立运作,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对的,是能出效益的。我非常反感现在市场上一本书火了之后,衍生出版许多同类图书的现状,比如一部《藏地密码》红了,就一直出无数相近的“密码”图书,似乎中国出版人就这么个水平,中国的写作者也似乎就那么几个有着那么几种“密码”水平的人。
《出版广角》:作为出版社的社长,您如何来看待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
何建明:经济效益从来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济效益,尤其在中国这样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来都是平起平坐的。有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一定好;但是经济效益好的作品,社会效益却不一定好。一直以来都是有人坚持原创,有人不断开连锁店。今年我们策划了一部重点工程书,选择了当代最优秀的主流作家的代表作,汇成百部名家新作,有人嘲笑说百部大作可能总销量比不上某某人运作的一部畅销书,我听后心想:有人卖油条一个早晨卖出几千条,可他能跟卖电脑的商家相比吗?电脑商家可能一天才卖出一台电脑!当下十分可悲的是一些非文化人在运作文化样品时,急功近利,将图书产品纯粹按照卖油条式的低廉在进行市场运作,破坏了我们图书市场和读者对图书的那份崇高阅读情趣。真正优秀的图书是不能单靠码洋来衡量的,好书是要有流传性的,要有提供给读者精神层面的东西。近几年来的所谓畅销书,有几本能流传下来?就像我给你们写的那篇小文章一样,我对一些“跟风出版”的现象,是很反感的。文化人跟商人不同,商人就是不断重复生产和制造商品,但文化不一样,文化之所以称其为文化,它必须有原创性和精神性,这也即是卖油条的人不能运作其的特殊性所在。
《出版广角》:青年作家崔曼莉在作家社推出的《琉璃时代》,与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几乎同时面世,您在给崔曼莉写的书评当中,认为崔曼莉是“最有希望成为张爱玲式的伟大作家”,这两者之间是纯粹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出于某种宣传营销上的考虑?
何建明:我评价崔曼莉“有希望成为张爱玲式的伟大作家”,与市场上热卖张爱玲的新小说《小团圆》无任何联系,因为我给崔蔓莉写评语的时候《小团圆》还没有出来。我认为,近当代,在女作家中像张爱玲这样的女作家几乎没有,她们的功利性都很强,难以涌现出张爱玲式的作家,这与体制有关。但崔蔓莉不一样,像其他70、80、90后一样,她是一个非体制内的女作家——这些人的创作方式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创作方向,传统文学是一种严肃文学的格调。而以郭敬明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创作的却是一种适合年轻人快餐式消费的文化。这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学很不一样。虽然,我们也需要郭敬明式的作家,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的消费,适应部分人喜新、喜快这样的阅读消费需求。但是,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强国,烤鸭式的快餐文化不能太多,如果大家都去吃麦当劳、肯德基,会把胃都吃坏了,也不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虽然这种改变并不代表什么,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变,但是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本质的东西不能变,青春作家的创作在深刻性、厚重感上,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还将有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我之所以对崔曼莉有这样的评价,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作为一名青年作家,崔曼莉先以《浮沉》这本职场小说畅销于市场,但她接下来,并没有把时间花在《浮沉2》上,而是把精力投入在《琉璃时代》的创作上。实际上《琉璃时代》的创作比《浮沉》还要早,只是《浮沉》发表得比较早。《琉璃时代》讲述的是一个民国时期的故事,一个青年作家写民国的故事,而且改了四五稿,其实她完全可以像郭敬明、韩寒等作家一样,继续热门的青春小说创作,但她选择回归到传统的创作路子,而非继续写职场小说。
旧一代作家正在慢慢老去,未来的文学创作,还是要靠年青人继续撑起来。当代作家王安忆等人,当年也是在崔曼莉现在这个年纪成名的,但现在已很难看到她们有超越以前的作品出来了。所以,新的作家要出来,这也是我特别看重崔曼莉的一个原因。
此外,《琉璃时代》还具备了某种厚重感。在我看来,参照前一代,新的作家当中没有多少特别厚重的好作品,现在有崔曼莉出来,作为年长一些的作家和一个出版社社长,我感到一种欣喜。
《出版广角》:您是否能剖析下您对崔曼莉和张爱玲之间的这种比照关系的认知?
何建明:我评价她为张爱玲式的作家,而不是张爱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创作方式,张爱玲也生长在南方,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经历。我小时候,周围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张爱玲。就像琼瑶热一样,再长十年,很多张迷就会是琼瑶迷。人其实在变化,因为没有看到新的、更伟大的作家,所以才会喜欢某一个或某类题材的作家作品。当年,许多人就是因为被严肃的传统文化统治太久,才有了琼瑶热的出现;之后,又换成了张爱玲忧郁、阴沉的格调。通过《琉璃时代》,我认为崔曼莉的创作能力具有这样的潜质,她有可能在今后的发展中成为张爱玲这个方向上的作家。还有一种可能,过几年她去做别的事情了,不再从事写作,这些都有可能。其实,我只是认为在她这个年龄,能有这样的作品出来,很不容易。如果她长此坚持下去,我相信她能够成为甚至超过张爱玲式的作家。为什么不是呢?张爱玲不是一座高不可攀的目标,我们应当有这种信心,中国的文学需要这样的超越。
《出版广角》:您认为当今作家的创作当中,主要欠缺些什么东西?
何建明:欠缺的可能是对生活的把握、文学功底和对作品的理念。好作品是练出来的,单靠一部作品的观念要不得,而光靠技巧也是不行的,现在的作家缺的是对时代主体的把握,对生活认识上的乏力,创作的激情和真情少也是重要原因。创作要有连续性,作品接得上很关键,妄想炒股式的一夜成名不行。
《出版广角》:作家社素有“文学的黄埔军校”之称,它培养和成就的知名作家数不胜数,但是不少人成名之后,就脱离了作家社,在出版社的作者资源维护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
何建明:这种脱离的理念其实只是狭义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空间和舞台,作家承担着社会责任,是属于社会、中国甚至世界。就像一个学校,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一定都要留在学校。做出版要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世界不发展,中国也无法发展。
每个社长都有自己的观念和做法,作家社确实有很多作者不断在流动。但我本身就是一个作家,我对他们是了解的,加之在《中国作家》做主编的经历,让我有了很富足的作家资源。作者需要的名、利和排他的竞争力,我们社都有,所以我从不害怕跟其他社进行竞争。而这段时间来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我们的原创作品远远超过其他社,至于总量不如其他社很正常。我们的优势集中于提供原创作品,实践也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就像我上面举例说的我们与其他出版社的总码洋的关系有点像卖电脑与卖油条之间的关系,我们作家社不卖“油条”!
《出版广角》:在作品的宣传和推广上,作家社今年有何新的战略或举措?
何建明:我们在推广产品时,会首先考虑这些作品的社会责任是否到家,这些因素其他社有些或许不会考虑,但我一定会考虑。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版界也有一些萧条和消极的迹象,但我一直坚信中国是一个读书大国、文化大国,只要有好书,就不怕没市场。文学书占整个图书市场的13%,这个市场不会萎缩,很多人不相信,结果也都证明了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最近我们围绕建国60周年纪念这一主题,策划了一套“共和国作家文库”,把当代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收罗起来,这将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学图书工程,这样的图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会成问题。而且,原创文学作品我们一直都在出,今年要比去年要多出版一倍。
我到作家社后,提出了“为作家出书”、“出作家好书”、“向读者奉献最好的书”的理念,这是我对作家社的定位。文化不能完全像商人那样操作,文化要不断提供原创作品,培养青年作家。就像韩寒、杨红樱、崔曼莉等人一样,出版社把他们培养成名以后,他们也许会走,但是没关系,我们在为中国文化培养新人,为中国创造GDP。还有,老作家的书虽然不一定畅销,但是他们的作品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同样值得我们出版。
《出版广角》:正像您之前给我们写的卷首文章一样,您对于出版跟风现象,是很深恶痛绝的,那么您觉得有哪些手段或方法,可以逐渐减少和制止这种顽疾?
何建明:跟风出版,影响是很恶劣的,是很没有水平的低级商人的行为,而且这种影响一旦扩大很难消除。要制止这种现象,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调出版人要有责任感,要坚持文化的社会责任,要有智慧去鉴别真文化。没有智慧的出版人,也只能不断重复别人的智慧成果,挫伤作者的创作热情。
二是文化管理部门要对文化产业进行关注和管理,适当时候加以引导。
三是提高全民文化阅读修养,做到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修养和选择。
我相信,我们把这些都做好了,跟风出版的现象才能有大的改变。
何建明,著名作家,其创作的《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国家行动》等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杂志主编。2008年7月至今,任作家出版社社长。
今年5月,何建明应邀为《出版广角》第五期撰写卷首文章《创作对出版的意义》,从一个初涉出版的作家的视角,对时下出版界的跟风和剽窃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从理论架构和实例说明两个方面,对原创对出版的意义进行了充分论证。在他的带领下,作家社将会有哪些新的方略?他又将如何实践“带领出版社,走向他心目中的出版理想?”为此,《出版广角》对其进行了专访。
《出版广角》:从2008年7月至今,您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已一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一年来进行的主要改革或建设思路?
何建明:我到作家社后,针对作家社作为文学大社的特点,进行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作家出版社理念进行了重新定位。作家社是干什么的?是为作家出书的,是要出具有文学品味的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学最高水平的纯文学的大众欢迎的畅销书的!这就是我们作家社的责任。图书是商品,但图书同样还是意识形态和引领广大读者的精神产品,忘记两者之间的任何一个属性,我们的出版工作就会偏离方向。这就是出版人的社会责任。
其次,打破原有机制,以前的编辑部主任都要上级行政人事部门任命,都要一层层打报告,然后等待没了没完的审批。我们是出版单位,在工作的操作层面上是企业性质的,市场经济竞争之激烈不允许我们按部就班,显然原有的传统体制无法满足我们实际工作的需要,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上任后其中的一项措施就是打破这种体制,让有能力的人竞争上岗,使所有同等水平的编辑骨干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和发挥作用。
再次,进行内部管理改革。一个机构运营久了,内部都会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比如与作者的关系、奖金的发放模式等等,因此需要新的激励机制,更需要创新,这些都要靠有力度的改革来重新整合与加强。
第四,加强精品图书策划,立足大文化、真文化和创新文化。作家社是文学大社,承担着全国主流作家作品的出版,需要我们扛起文学图书的大旗。
《出版广角》:现在出版社都很重视运作大众畅销书,对此,作家社在这方面是如何规划的?
何建明:我进入出版行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当下的一些所谓畅销书的概念有不同看法,我认为畅销书首先必须是健康的有内容的,能使读者获益的图书。但这方面我们市场上的一些图书虽然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可它到底有什么价值,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而某些畅销书的运作方法也让人很看不惯。所以,我到作家社后,基本上不怎么管那些所谓的排行榜,而是按照出版社自身的特性和读者对文学图书的需求来进行自己的独立运作,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对的,是能出效益的。我非常反感现在市场上一本书火了之后,衍生出版许多同类图书的现状,比如一部《藏地密码》红了,就一直出无数相近的“密码”图书,似乎中国出版人就这么个水平,中国的写作者也似乎就那么几个有着那么几种“密码”水平的人。
《出版广角》:作为出版社的社长,您如何来看待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
何建明:经济效益从来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济效益,尤其在中国这样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来都是平起平坐的。有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一定好;但是经济效益好的作品,社会效益却不一定好。一直以来都是有人坚持原创,有人不断开连锁店。今年我们策划了一部重点工程书,选择了当代最优秀的主流作家的代表作,汇成百部名家新作,有人嘲笑说百部大作可能总销量比不上某某人运作的一部畅销书,我听后心想:有人卖油条一个早晨卖出几千条,可他能跟卖电脑的商家相比吗?电脑商家可能一天才卖出一台电脑!当下十分可悲的是一些非文化人在运作文化样品时,急功近利,将图书产品纯粹按照卖油条式的低廉在进行市场运作,破坏了我们图书市场和读者对图书的那份崇高阅读情趣。真正优秀的图书是不能单靠码洋来衡量的,好书是要有流传性的,要有提供给读者精神层面的东西。近几年来的所谓畅销书,有几本能流传下来?就像我给你们写的那篇小文章一样,我对一些“跟风出版”的现象,是很反感的。文化人跟商人不同,商人就是不断重复生产和制造商品,但文化不一样,文化之所以称其为文化,它必须有原创性和精神性,这也即是卖油条的人不能运作其的特殊性所在。
《出版广角》:青年作家崔曼莉在作家社推出的《琉璃时代》,与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几乎同时面世,您在给崔曼莉写的书评当中,认为崔曼莉是“最有希望成为张爱玲式的伟大作家”,这两者之间是纯粹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出于某种宣传营销上的考虑?
何建明:我评价崔曼莉“有希望成为张爱玲式的伟大作家”,与市场上热卖张爱玲的新小说《小团圆》无任何联系,因为我给崔蔓莉写评语的时候《小团圆》还没有出来。我认为,近当代,在女作家中像张爱玲这样的女作家几乎没有,她们的功利性都很强,难以涌现出张爱玲式的作家,这与体制有关。但崔蔓莉不一样,像其他70、80、90后一样,她是一个非体制内的女作家——这些人的创作方式有别于传统文学的创作方向,传统文学是一种严肃文学的格调。而以郭敬明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创作的却是一种适合年轻人快餐式消费的文化。这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学很不一样。虽然,我们也需要郭敬明式的作家,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的消费,适应部分人喜新、喜快这样的阅读消费需求。但是,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强国,烤鸭式的快餐文化不能太多,如果大家都去吃麦当劳、肯德基,会把胃都吃坏了,也不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虽然这种改变并不代表什么,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变,但是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本质的东西不能变,青春作家的创作在深刻性、厚重感上,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还将有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我之所以对崔曼莉有这样的评价,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作为一名青年作家,崔曼莉先以《浮沉》这本职场小说畅销于市场,但她接下来,并没有把时间花在《浮沉2》上,而是把精力投入在《琉璃时代》的创作上。实际上《琉璃时代》的创作比《浮沉》还要早,只是《浮沉》发表得比较早。《琉璃时代》讲述的是一个民国时期的故事,一个青年作家写民国的故事,而且改了四五稿,其实她完全可以像郭敬明、韩寒等作家一样,继续热门的青春小说创作,但她选择回归到传统的创作路子,而非继续写职场小说。
旧一代作家正在慢慢老去,未来的文学创作,还是要靠年青人继续撑起来。当代作家王安忆等人,当年也是在崔曼莉现在这个年纪成名的,但现在已很难看到她们有超越以前的作品出来了。所以,新的作家要出来,这也是我特别看重崔曼莉的一个原因。
此外,《琉璃时代》还具备了某种厚重感。在我看来,参照前一代,新的作家当中没有多少特别厚重的好作品,现在有崔曼莉出来,作为年长一些的作家和一个出版社社长,我感到一种欣喜。
《出版广角》:您是否能剖析下您对崔曼莉和张爱玲之间的这种比照关系的认知?
何建明:我评价她为张爱玲式的作家,而不是张爱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创作方式,张爱玲也生长在南方,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经历。我小时候,周围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张爱玲。就像琼瑶热一样,再长十年,很多张迷就会是琼瑶迷。人其实在变化,因为没有看到新的、更伟大的作家,所以才会喜欢某一个或某类题材的作家作品。当年,许多人就是因为被严肃的传统文化统治太久,才有了琼瑶热的出现;之后,又换成了张爱玲忧郁、阴沉的格调。通过《琉璃时代》,我认为崔曼莉的创作能力具有这样的潜质,她有可能在今后的发展中成为张爱玲这个方向上的作家。还有一种可能,过几年她去做别的事情了,不再从事写作,这些都有可能。其实,我只是认为在她这个年龄,能有这样的作品出来,很不容易。如果她长此坚持下去,我相信她能够成为甚至超过张爱玲式的作家。为什么不是呢?张爱玲不是一座高不可攀的目标,我们应当有这种信心,中国的文学需要这样的超越。
《出版广角》:您认为当今作家的创作当中,主要欠缺些什么东西?
何建明:欠缺的可能是对生活的把握、文学功底和对作品的理念。好作品是练出来的,单靠一部作品的观念要不得,而光靠技巧也是不行的,现在的作家缺的是对时代主体的把握,对生活认识上的乏力,创作的激情和真情少也是重要原因。创作要有连续性,作品接得上很关键,妄想炒股式的一夜成名不行。
《出版广角》:作家社素有“文学的黄埔军校”之称,它培养和成就的知名作家数不胜数,但是不少人成名之后,就脱离了作家社,在出版社的作者资源维护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
何建明:这种脱离的理念其实只是狭义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空间和舞台,作家承担着社会责任,是属于社会、中国甚至世界。就像一个学校,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一定都要留在学校。做出版要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世界不发展,中国也无法发展。
每个社长都有自己的观念和做法,作家社确实有很多作者不断在流动。但我本身就是一个作家,我对他们是了解的,加之在《中国作家》做主编的经历,让我有了很富足的作家资源。作者需要的名、利和排他的竞争力,我们社都有,所以我从不害怕跟其他社进行竞争。而这段时间来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我们的原创作品远远超过其他社,至于总量不如其他社很正常。我们的优势集中于提供原创作品,实践也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就像我上面举例说的我们与其他出版社的总码洋的关系有点像卖电脑与卖油条之间的关系,我们作家社不卖“油条”!
《出版广角》:在作品的宣传和推广上,作家社今年有何新的战略或举措?
何建明:我们在推广产品时,会首先考虑这些作品的社会责任是否到家,这些因素其他社有些或许不会考虑,但我一定会考虑。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版界也有一些萧条和消极的迹象,但我一直坚信中国是一个读书大国、文化大国,只要有好书,就不怕没市场。文学书占整个图书市场的13%,这个市场不会萎缩,很多人不相信,结果也都证明了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最近我们围绕建国60周年纪念这一主题,策划了一套“共和国作家文库”,把当代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收罗起来,这将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学图书工程,这样的图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会成问题。而且,原创文学作品我们一直都在出,今年要比去年要多出版一倍。
我到作家社后,提出了“为作家出书”、“出作家好书”、“向读者奉献最好的书”的理念,这是我对作家社的定位。文化不能完全像商人那样操作,文化要不断提供原创作品,培养青年作家。就像韩寒、杨红樱、崔曼莉等人一样,出版社把他们培养成名以后,他们也许会走,但是没关系,我们在为中国文化培养新人,为中国创造GDP。还有,老作家的书虽然不一定畅销,但是他们的作品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同样值得我们出版。
《出版广角》:正像您之前给我们写的卷首文章一样,您对于出版跟风现象,是很深恶痛绝的,那么您觉得有哪些手段或方法,可以逐渐减少和制止这种顽疾?
何建明:跟风出版,影响是很恶劣的,是很没有水平的低级商人的行为,而且这种影响一旦扩大很难消除。要制止这种现象,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调出版人要有责任感,要坚持文化的社会责任,要有智慧去鉴别真文化。没有智慧的出版人,也只能不断重复别人的智慧成果,挫伤作者的创作热情。
二是文化管理部门要对文化产业进行关注和管理,适当时候加以引导。
三是提高全民文化阅读修养,做到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修养和选择。
我相信,我们把这些都做好了,跟风出版的现象才能有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