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翻阅《语文教学之友》，看到2003年11期上张广祥老师的一篇文章——《“主题”五题》。文章针对语文教学中过分强调“主题”、拔高“主题”带来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对语文教学中由于偏狭的“主题”追求导致的阅读主体性的丧失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特别是对《黔之驴》《冬天之美》等文章主题的认识，从文本出发，既深刻又合理，让人耳目一新。但文章在谈到《岳阳楼记》的主题时，这样说——
　　又如《岳阳楼记》，总是这样来归纳主题：本文“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阔大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滕建一座楼，范树一块碑。《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为滕子京树立的一块记功碑。文章肯定并歌颂了滕子京在失意时的赫赫功绩，赞扬了他是一位具有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品德的伟大政治家。这就是本文的主题。你能说这样的主题有多深刻吗？归到“歌功颂德”这一拍马屁主题中也不过分。
　　我想，张老师的文章作为一篇带有批判色彩的论文，难免会用到“矫枉过正”的办法。但《岳阳楼记》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范仲淹是不是在“拍马屁”？我们应该怎样探讨一篇文章的主题？笔者也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首先，所谓“主题”，是作家渗透在作品中的对社会生活、对人生命运、对历史发展趋向等的理解、认识、追求和主张，这种追求和主张总是与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相联系的，或正确或错误，这就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评价，以有利于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一篇文章来讲，分析、评价其主题和倾向性的最直接的根据当然就是作品本身，也就是说，对作品的阅读和理解一定要有“文学本位”的基本方法和态度。那么，《岳阳楼记》到底在“记”什么呢？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之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
　　显然，《岳阳楼记》除了在开始谈到写作的缘由外，并未对滕子京有其他过誉之词，对于岳阳楼，作者也仅以“增其旧制”等寥寥了数语敷衍之，并且连登临岳阳楼所观之景也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并未有虚张之笔。相反，范仲淹由好友滕子京的政绩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联想到自己虽有远大抱负、革新主张，却面对混乱政局，无能为力，再遥想千古兴亡多少仁人志士只能饮恨终身，不由感慨万千，于是，借题发挥，将自己的苦闷、理想、胸襟，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甚至，当他想象着洞庭湖汩汩滔滔地流淌，想象着这儿或晴空万里或淫雨霏霏的景色，竟在浓郁的诗情画意中深深地感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竟十分潇洒地无视着自己掌握在君王手中沉浮的命运，在大自然的洗礼中超越了一己的悲欢，提出了足以激励整个民族的伦理规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此看来，为滕子京写碑是形式，抒发个人胸襟怀抱才是内涵。
　　什么是主题？主题不是创作的机缘，而是创作中不由自主的主体生命的展现，主体意识的流露。许多古诗文不都是在借不同的形式展现着自我的生命情怀吗？诸葛亮的《出师表》绝不仅仅是一个“愚忠”之人对自己“愚忠”的表白，杜甫写诸葛亮之“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也绝不是仅仅要为诸葛亮“歌功颂德”。张老师在《“主题”五题》一文中对《黔之驴》的主题开掘之所以让人觉得新鲜而深刻，也同样是因为他看到了柳宗元在“驴子”身上寄寓的“身世之感”！
　　再看文章的结构，《岳阳楼记》显然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放鹤亭记》有很大不同，它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游记”了，因为文章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抒怀”，不在“应酬”，而在“言志”。因此，《岳阳楼记》无论从内容还是从结构来看，都是一篇“名不符实”的文章，实在和“拍马屁”不相干。
　　其次，中国古诗文向来讲究言外之意、意外之韵，多曲折含蓄之表达。因此，中国文论也重视“知人论世”的方法。如果《岳阳楼记》一文的内容和结构还不足以证明其主题与内涵，我们也不妨来看一下范仲淹其人以及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应该说，范仲淹首先不是以一个文学家而是以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面目屹立于北宋历史的。他出身贫寒，为官后始终能够严以律己，惟以人民疾苦为念。他以所得俸禄在家乡置“义田”千亩，救济族中贫寒之人，死后无任何余财；在朝廷，他敢于直言进谏，被欧阳修誉为“立朝有本末”；西夏入侵时，在形势危机的情况下，他受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守卫西北边疆三年，筑城要害，训练士卒，号令明白，屡挫敌兵。边上有歌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宋史本传》说：“一时士大夫矫历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在抗击西夏期间，范仲淹另有一首《渔家傲》传世，词中无论是“燕然未勒归无计”的报国之志，还是“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对久戍将士的同情，都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可见，范仲淹作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其胸襟气度不可小视，《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崇高理念也绝非虚妄之言。
　　《岳阳楼记》写于范仲淹被贬官之时。他任参知政事时，曾联合欧阳修等提出均田赋、修武备、减徭役等十条建议，因受守旧派的反对排挤，未被采用，反被降到邓州去做知县。而当时，他的好友滕子京也被贬为岳州知州，上任后，颇有政绩，并主持重修岳阳楼。他请范仲淹为其作文，自然有借范之妙笔为其“述功”的嫌疑，但范并未“妙笔生花”，一味逢迎，相反，他避实就虚，将其写成了类似《登楼赋》的借物咏怀言志的抒情散文。我想，这正是范仲淹的为人之道、为文之道。此外，本文“名不符实”的另一个原因是，滕子京为人“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正“无隙以规之”，所以在滕求写《岳阳楼记》而自己因未尝去过岳阳楼无从下笔之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话，既以自勉，又以勉人，而绝非迎合之辞。
　　再者，个性化的阅读当然就意味着尊重阅读主体在阅读过程中的真实体验和感受，就意味着阅读理解上的自主和多元，从这个角度来讲，学生的任何一种理解和感受都应该受到尊重。因此，我想，如果有学生认为《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拍马屁”之作，也无可厚非。但是，在提倡个性化阅读的同时，一定要努力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一定要对学生阅读中的庸俗化等不良倾向加以引导，因为教育的目的不是迎合，而是提高。学生由于知识水平、人生经历、鉴赏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常常会在阅读理解中流于肤浅，甚至有时难免会有错误，而教师的主导作用就在于丰富学生的体验，深化他们的感受，纠正一些错误倾向，使作品中真善美的东西能够像璀璨的珍珠闪耀在学生的面前。所以，“拍马屁”之说，可以是学生阅读中的一种理解，也可以是教师教学中的一种启发角度，但决不能作为《岳阳楼记》的主题。相反，我们要带着学生去领会范文中率先为天下苍生而忧虑的伟大精神，要和学生一起去感受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信念。一句话，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永远要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去发掘文学中的真善美，并以此去滋润孩子们的心灵。
　　在目前的语文教学中，的确大量存在着张广祥老师所说的对主题“人为拔高”、“错误理解”等现象，我想，许多时候，“矫枉”必须“过正”，张老师是从另一个角度极力倡导着具有新课程精神的阅读方式。而我在这里，不过借他的这种倡导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同样希望得到指正。
　　（作者单位：徐州高等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