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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大亨,是旧上海滩的特有产物。那些出身低微、家道贫寒,又不学无术的游手好闲之徒,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地方一霸。这些人无孔不入,美其名曰“上海闻人”,老百姓称他们为“流氓大亨”。
十里洋场的“流氓大亨”,首推黄金荣。黄金荣(1868—1953年),字锦镛,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位居“流氓三大亨”之首,曾任法租界巡捕房华籍总督察长。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在复兴岛托人带信给黄金荣,劝他“抓紧时机”到香港或台湾去,“以免遭种种不测”。但是,黄金荣哪里也没有去,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黄金荣留居上海、不去香港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黄金荣舍不得自己的品牌产业——“大世界”。大世界是旧上海最大、最有名望的游乐场,每天接纳游客高达2万人次,是黄金荣的重要经济来源。徐王旬撰写的《“流氓大亨”黄金荣的末日》一文说,1948年春夏之交,黄金荣以巨资与沙逊洋行签订了大世界游乐场租地10年合同。合同规定,不得转让,如遇突发事件,产权归属另议。黄金荣寻思:自己离开上海,花费一生心血经营的大世界将会成为无主财产。即使由养子继承,也极可能被共产党没收。只要他留在上海,大世界就是他的产业。黄金荣临死前,将养子黄源涛叫回家中,口传遗嘱,最后感叹道:“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留下的只有这个大世界了。”黄金荣临终还念念不忘大世界,假若他去了香港,恐怕就要死不瞑目了。
“三件套”是黄金荣甘愿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第二种说法。《黄金荣的暮年和杜月笙的最后日子》一文说,黄金荣每日必享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他对人说,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要陪他到老死,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掌天下,都是如此。他留在上海不走,这“三件套”有一半功劳。
就抽大烟而言,政府虽明令禁止,但黄金荣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人民政府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等,黄金荣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维持日常开销绰绰有余,比起逃往香港的杜月笙靠带出去的美金坐吃山空,要潇洒许多。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1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黄金荣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互通声气,方便走动。加上来来往往的旧友、门徒,打麻将笃定凑得齐。
黄金荣还喜欢泡澡堂,每天乐此不疲。当初杜月笙要拉他一同去香港,黄金荣说:“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头一样,差馆里发现我抽大烟要捉。第二样,你叫我到哪里去找碰铜棋的搭子?第三样,香港有没有澡堂?能不能容我这八十多岁的人每天去泡趟浴,这些都是问题。”
第三种说法是,黄金荣认为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上海解放时,黄金荣已是82岁的垂暮之年,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去香港,留在上海。邢建榕撰写的《黄金荣写悔过书内幕》一文说,黄金荣心里明白,如果真去香港,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何况,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或寻转机,“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黄金荣呆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他虽然没有像到过抗战大后方的杜月笙那样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月笙那样被“打虎英雄”蒋经国“斩”过。1947年黄金荣做80岁大寿时,蒋介石在百忙之中特地来到黄家花园为他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
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朋友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吧……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就是不肯离开上海。
第四种说法,共产党的宽容政策是黄金荣决心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上海解放前夕,我党对如何做好上海帮会人物工作、为我所用,已有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这样对全国大局有利,对恢复上海经济有利。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浩浩荡荡横渡长江,占领南京,蒋家王朝彻底崩溃了。陈毅同志率领的第三野战军驻军丹阳,积极准备进军上海。杜月笙走了,王晓籁走了,金廷荪也走了,黄金荣是走还是留呢?有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说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放过他这样的人,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白希编著的《黄金荣全传》一书说,黄金荣忽然想起杨虎曾经跟他说过的话:“你不要怕,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他们说,只要你以后跟共产党走,可以既往不咎,你还怕什么?”杨虎是黄金荣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的工作,争取他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很大的作用。
黄金荣根据几十年和政界人物打交道的经验,起先感到这些话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究竟如何,他心里没底。表面上他很镇静,心里却很犯愁。
正当黄金荣犹豫不决时,章士钊夫人带来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轻举妄动。
章士钊夫人的一席话,坚定了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走的信心。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过了一段安逸日子。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的日子难过起来,市民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他接受批斗。控诉信和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除暴安良。
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不咎的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实认罪,以求得人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的谅解。
1951年5月,黄金荣向上海市军管会呈交“自述悔过书”,表示“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要“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
《新闻报》、《文汇报》以《黄金荣自白书》为题刊出后,人民群众反响极其强烈。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狱,没有想到这个“大亨”还活着,还受到共产党的宽大优待,一时间杀黄呼声响彻云天。
在“劳动光荣,不劳动耻辱”的社会氛围中,人们认为黄金荣不能光吃喝不做事,政府就派人通知黄金荣,要他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譬如扫地等,黄金荣就选择扫他昔日的生财宝地大世界门口的街道。
1953年10月,黄金荣突然高烧不止,医治无效,撒手人寰。■
十里洋场的“流氓大亨”,首推黄金荣。黄金荣(1868—1953年),字锦镛,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位居“流氓三大亨”之首,曾任法租界巡捕房华籍总督察长。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在复兴岛托人带信给黄金荣,劝他“抓紧时机”到香港或台湾去,“以免遭种种不测”。但是,黄金荣哪里也没有去,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黄金荣留居上海、不去香港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黄金荣舍不得自己的品牌产业——“大世界”。大世界是旧上海最大、最有名望的游乐场,每天接纳游客高达2万人次,是黄金荣的重要经济来源。徐王旬撰写的《“流氓大亨”黄金荣的末日》一文说,1948年春夏之交,黄金荣以巨资与沙逊洋行签订了大世界游乐场租地10年合同。合同规定,不得转让,如遇突发事件,产权归属另议。黄金荣寻思:自己离开上海,花费一生心血经营的大世界将会成为无主财产。即使由养子继承,也极可能被共产党没收。只要他留在上海,大世界就是他的产业。黄金荣临死前,将养子黄源涛叫回家中,口传遗嘱,最后感叹道:“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留下的只有这个大世界了。”黄金荣临终还念念不忘大世界,假若他去了香港,恐怕就要死不瞑目了。
“三件套”是黄金荣甘愿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第二种说法。《黄金荣的暮年和杜月笙的最后日子》一文说,黄金荣每日必享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他对人说,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要陪他到老死,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掌天下,都是如此。他留在上海不走,这“三件套”有一半功劳。
就抽大烟而言,政府虽明令禁止,但黄金荣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人民政府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等,黄金荣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维持日常开销绰绰有余,比起逃往香港的杜月笙靠带出去的美金坐吃山空,要潇洒许多。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1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黄金荣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互通声气,方便走动。加上来来往往的旧友、门徒,打麻将笃定凑得齐。
黄金荣还喜欢泡澡堂,每天乐此不疲。当初杜月笙要拉他一同去香港,黄金荣说:“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头一样,差馆里发现我抽大烟要捉。第二样,你叫我到哪里去找碰铜棋的搭子?第三样,香港有没有澡堂?能不能容我这八十多岁的人每天去泡趟浴,这些都是问题。”
第三种说法是,黄金荣认为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上海解放时,黄金荣已是82岁的垂暮之年,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去香港,留在上海。邢建榕撰写的《黄金荣写悔过书内幕》一文说,黄金荣心里明白,如果真去香港,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何况,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或寻转机,“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黄金荣呆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他虽然没有像到过抗战大后方的杜月笙那样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月笙那样被“打虎英雄”蒋经国“斩”过。1947年黄金荣做80岁大寿时,蒋介石在百忙之中特地来到黄家花园为他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
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朋友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吧……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就是不肯离开上海。
第四种说法,共产党的宽容政策是黄金荣决心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上海解放前夕,我党对如何做好上海帮会人物工作、为我所用,已有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这样对全国大局有利,对恢复上海经济有利。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浩浩荡荡横渡长江,占领南京,蒋家王朝彻底崩溃了。陈毅同志率领的第三野战军驻军丹阳,积极准备进军上海。杜月笙走了,王晓籁走了,金廷荪也走了,黄金荣是走还是留呢?有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说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放过他这样的人,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白希编著的《黄金荣全传》一书说,黄金荣忽然想起杨虎曾经跟他说过的话:“你不要怕,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他们说,只要你以后跟共产党走,可以既往不咎,你还怕什么?”杨虎是黄金荣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的工作,争取他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很大的作用。
黄金荣根据几十年和政界人物打交道的经验,起先感到这些话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究竟如何,他心里没底。表面上他很镇静,心里却很犯愁。
正当黄金荣犹豫不决时,章士钊夫人带来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轻举妄动。
章士钊夫人的一席话,坚定了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走的信心。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过了一段安逸日子。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的日子难过起来,市民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他接受批斗。控诉信和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除暴安良。
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不咎的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实认罪,以求得人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的谅解。
1951年5月,黄金荣向上海市军管会呈交“自述悔过书”,表示“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要“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
《新闻报》、《文汇报》以《黄金荣自白书》为题刊出后,人民群众反响极其强烈。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狱,没有想到这个“大亨”还活着,还受到共产党的宽大优待,一时间杀黄呼声响彻云天。
在“劳动光荣,不劳动耻辱”的社会氛围中,人们认为黄金荣不能光吃喝不做事,政府就派人通知黄金荣,要他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譬如扫地等,黄金荣就选择扫他昔日的生财宝地大世界门口的街道。
1953年10月,黄金荣突然高烧不止,医治无效,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