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作者来说，扩大文学视野非常重要，文学视野“最起码是全国的视野，更应该是全人类、全世界的视野”，只有在全球视野下摆正自己的位置，再反观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才能写出“大多数人都能共知、共通、共感的作品”。
　　 如何认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有一个外国人说过：面对永恒和没有永恒的局面。这话说过很久了，都是我们今日的状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家写作，对于世界来讲它是特殊的，是“这一个”。它的努力都是想着使自己能走向普遍的意义。而现实是，往往遇到了更高的文学标准，就将自己的普遍性还原到原来的特殊性。这样的过程是冲撞的、破裂的、痛苦的，但当了解了自己并了解了自己与更高文学标准的关系，分析、吸纳、融合，重新生成，以内在的力量再次使自己的特殊性变为普遍性。如此反复递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作家写作才能大成。
　　 当下的中国文学还不到产生像福克纳、卡夫卡、马尔克斯、塞万提斯、乔伊斯这样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甚至连世界文坛上还未有话语权和影响力。我们还处于特殊性，只是在对待特殊性的深刻把握中，只为达到自己的普遍性而努力。这就要求我们一是竭力增强自己的能量，提高自己的力量，以适应国际文学环境;二要超越地域、国家和民族，建立世界视野和想象力，以便安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如何认识我们自己与这个时代，与中国现实生活的关系。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发生着巨变，文学充满了太多的爆发力和想象力，同时也充满了太多的矛盾和问题，太多的困惑和焦虑。而文学又总被各种因素干扰，消蚀着它的纯粹和力量。作家，尤其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写作还在继续着，但已经有了与社会脱节了，越来越有了書斋化的现象。激情的衰退、思考的弱化，创作的土壤开始板结，这都是需要我们警惕和改变的，我在书房里写了这样的条幅。我喜欢在书房里不断换着我给我写的鼓励条幅。
　　 近期我写的是：面对生活要有机察之心以及写作保持饥饿之感。
　　 如何让自己的心灵适应这个时代，写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这需要巨大的真诚。有了巨大的真诚就不至于被那些虚假的、矫情的、投机的甚至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束行龌龊之极的东西所蒙蔽，就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写作有价值和意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好多作品，相当多都是写当下现实生活的。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更大的天才作家，关心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自己没有听说过的、自己没有关注过的东西，人家能写得特别精彩。但是作为一般作家，像我这样的作家，就只能写我比较熟悉的东西。为什么写当下的？也与自己生活有关。因为我是从乡下长大，长大以后，现在到了城市。中国发生的变化首先从农村开始，慢慢到城市，然后到各个城市。农村当时的变化直接关系着我的生活状况，后来我也在城市，城市发生的事情和我的生活又有联系。
　　 现实经验是文学写作的要义，写作者面对现实生活要很敏感，要对社会保持新鲜感。结合自己多年来观察中国社会的经验，我认为，只有抓两头，一头抓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一头抓西北偏远地方，你才能对中国的现实有所把握，你的感知才会是新鲜的。
　　 文学创新很重要。我现在谈的创新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思想上来解放，从观念上来解放，指你对文学的认识要不断更新;再一方面就是形式上，就是写法上。为了在写作中不断创新，我想有两点做法，一是要找写作上的“对手”，“作家为什么强大？就是要不停地作战，不停地写对手，在写的过程中自己才能强大起来”;二是要“照镜子”，“要照出自己的不行，照出自己的平庸和渺小”。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好作家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语言和人的身体有紧密关系，什么是语言？语言就是你身体一呼一吸之间形成的节奏。什么是好的语言？好句子不在乎华丽，也不在乎朴素，也不在乎很讲究的文笔，也不在乎大白话，只要把情绪表达出来那就是最好的。但情绪怎么表达？情绪是靠节奏来表达的，要用语言、字与字、词与词之间节奏的变化来表达你的情绪。
　　 我经常看一些评论家、理论家写的文章，说一名作家要写出有诗性的东西，要写出有思想的东西。什么是诗性的东西？我自己有这样一个体会，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这个人身体好，能拉车、挑担，能干好多别人干不了的力气活，你想干啥都能干，这赋予他好多的意义，叫他拉车，叫他担水，叫他放牛，啥都可以。如果一个人身体病恹恹，你就不可能去拉车、上山、挑担，不可能做这些。所以你把你要写的东西写圆满了，写极致，就像一个庄稼麦苗一样，麦苗是二尺高，你要让它长到二尺高结穗子，你不能让它长到一尺高就结穗，那结出来的穗子就是这么长的穗子，你指望颗粒多么饱满、今年给你一个大丰收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你所写的人和事写透，必然那些东西就来了。一个人身体好的时候，他身体就有力量，如果病恹恹的就没有力量。所谓精神的东西，所谓诗性的东西，从写作的角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不要产生观念先行的写法，一看就是外加的、不是从生活中来的。创作任何东西都要从生活中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