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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日进既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又是一位重要的天主教神学家。他试图破除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物质与精神间的壁垒，为人类的文明探索一条出路。德日进思想的核心是一种以基督为宇宙中心的进化论。他提出了复杂性—意识定律，认为复杂性和意识是同一个现象的两种表现。宇宙按照这一定律向着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具有意识的方向演进，最终达到其最终的Ω点：基督。他还根据这一进化论的思想提出他自己的神义论观点。
关键词：德日进；理性；信仰；进化论；恶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8)03-0017-09
(一)
在各大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与哲学的纠葛尤其深。在它两千多年的时间中，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这或许是因为，基督教传人了有希腊理性传统欧洲，理性、论证的思维方式，探讨真理的共同存在方式，已是一个强有力的传统，任何外来的文化因素，都必须认真面对它，解决好与它的关系。在教会早期，基督教还处在为自身的合法性辩护时，我们看到，护教士们往往强调信仰与理性的传统，以激烈、极端的方式，拒斥希腊以降的哲学传统。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德尔图良(Tertulianus，约160—230)的Credo，quia absurdum(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和Certum est，quia impossibile(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
但是慢慢地，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尤其是帝国西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时，它就认真面对古代的哲学、理性传统了。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在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530)身上。诚然，奥古斯丁认为信仰要高于理性，但在他看来，已经获得稳定地位的基督教并不需要惧怕古代的哲学思维，相反，哲学理性可以更好地为基督教信仰服务。他的crede，ut intellegas(你要信，这样你才能理解)，包含了复杂的思想。一方面，对于某些问题(如基督教启示)，单凭理性是不能理解的，必须以信仰为前提。另一方面，有了信仰，则需要进一步的理解。因而，他将以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信仰相融合的工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今。
到了中世纪盛期，随着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新发现，传统基督教学说和具有世俗化倾向之危险的古代哲学间的冲突，又一次摆到了人们的面前。此时则有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承担起了正视、吸收、改造、融合这一伟大哲学的工作。虽然自14世纪以来，这一贯穿着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的学说——托马斯主义——长期充任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但托马斯的工作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教会的承认的。就在他死后不久，1277年，教会发布了针对各种新思想的“219条禁令”(The Condemnations of 1277 by Etienne Tempier，Bishop of Paris)。其中多条禁令涉及托马斯主义，一直到1324年，随着托马斯被册封为圣徒，才予以撤销。
宗教改革使得天主教会在思想上大包大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而之后的哲学、科学、技术、社会等领域的新发展新局面，更是使得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冲突日益加剧。到了二十世纪，又出现了一位试图在新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结构中，融合哲学、科学的新成就，以复兴天主教信仰的思想家。而他的遭遇，则比奥古斯丁和托马斯更为坎坷。他就是曾长期在中国工作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德日进。
(二)
德日进原名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德日进则是他的中文名。他既是在20世纪天主教会引起巨大争议的神学思想家，又是一位在科学界享有盛誉的古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曾在中国工作生活前后20余年，许多重要的科学工作和神学著述，都完成于中国。
德日进于1881年5月1日生于法国Clermont-Ferrand附近Sarcenat的一贵族之家的乡间别墅中。这是个非常虔诚的贵族之家，人口众多，事奉上帝是天经地义的事。自小，德日进的母亲就给他教导了耶稣的爱，从此就埋下了日后将要演变成一种理智化世界观的精神萌芽。他的父亲是个乡居贵族，喜爱大自然，特别是马和鸟类。对自然、对生物的爱好也由父亲传给了儿子，且使儿子产生了对科学的兴趣。1892年，德日进进了Notre-Dame de Montgrfi的耶稣会中学(College)。他是个好学生，拿了不少奖，又随Describes神父从事一些科学小研究和环游。1899年，他正式成了耶稣会的成员，先在法国南方的Aix-en-Provence做见习修士，后于1901—1905年在英国的泽西岛，1905—1908年在埃及，作为耶稣会学者。1911年8月24日，他被正式按立圣职。1912年7月14日，他出色地通过了神学考试。同一年，他进入巴黎的国立自然志博物馆(Musfium nationale d’histoire naturelle)的古生物学家Marcellin Boule的实验室。此前数年，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自然志等方面，他都是作为业余学者，但他的研究和学习却相当出色。一战时他作为随军神父在部队服役，尔后则继续从事研究，1922年通过了其博士论文的答辩，论文题目为：《始新世哺乳动物及其层脉》(Les Mammiferes de l’Eocene inferieurs francs et leur gisements)。
在哲学方面，对他产生过影响的有：莱布尼茨、布隆德尔(Maurice Blondel)、勒卢瓦(Edouard LeRoy)、尼采、汤因比、施宾格勒等，但他们的影响于他只是催化剂，引发他产生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世纪之交的欧洲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变故，也在德日进的心中产生了影响。在埃及时，他遭遇了两场严重的精神危机。其一是受《效仿基督》(L’zmztatzon de Jesus Christ)的影响，他一度打算放弃科学研究，完全事奉上帝；另一场则是由于置身于埃及这样奇异的国度，他担心坠入自然主义的泛神论中。所幸这两个危机都得到了解决。
也许是与他所从事的古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研究有关，20世纪初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思想为德日进打开了一道窗户，使得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进化观念，此前他的双重身份：耶稣会传教士和科学家；以及他所接受的两种精神背景：天主教灵性修炼和自然科学的理性训练，至此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得到统一，并最终结出他自己的思想果实。
1916年，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德日进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德日进式的”(teillardien)作品：《宇宙生命》(La vie cosmiqae)，由此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思想生涯。德日进自己曾将他的研究著述生涯分为三个阶段：①《质料的紫红》(Les pourpres lueur de la matiere)(1916—1919)，②《精神的金 黄》(L’or de l’esprit)(1920—约1930)，③《宇宙—位格的炽白》(L’incandescence d’un Universel-Per-sonnel)(约1930—1955)。从德日进本人所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上升的过程：由质料，到精神，再到统辖宇宙的那个位格；再由微熹的红，到灿烂的金，直到炉火纯青的白，绝妙地对应着德日进思想的进阶。换一个角度，从思想的论题上看，则德日进毕生所思考的，又可分为三个层面：宇宙的(cosmique)，基督的(christique)和人的(humain)。
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后，德日进在巴黎教授了短期的地质学，很快就前往中国，并从1923—1946年一直住在中国。在中国，他主要从事中国北方和亚洲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并参与了周口店的挖掘和北京猿人(Sinanthropus)的发现。他也多次参加在中亚、印度以及缅甸的科学考察。1946年以后，则是在法国、美国等地从事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研究。
柏格森的思想影响，以及在世界各地所从事的科学工作，使得德日进能够摈弃近代以来哲学中对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的分野，从而在一个整体中来看待表现为灵魂与肉体、意识与本能的方方面面，乃至于科学与宗教、理性和信仰。
德日进认为，现代人正承受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焦虑、绝望的困扰。造成这一焦虑的最根本原因是看不到前途和出路，不仅是个体的前途，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前途。而这一点又与进化的观念有关。从西方的，或者说是基督教的世界观、时间观、历史观出发，德日进认为，如果世界根本是封闭的——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本体论意义上——则人类的焦虑感就不可能消除。一个封闭的世界注定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进而必定是虚无的世界，而人类则需要知道他的一切活动、一切作为，应具有某种能够持存的价值。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19、20世纪的西方世界，虚无主义的出现以及克服虚无主义的诸种努力，是思想界的一种大趋势，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这种精神情结，在近100年后的今天，也并未从根本上被消除。而且，紧随着西方世界，其他地区也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速度和程度，加入了“进步”、“发展”、“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因而这一精神情结已扩散至各种不同的文明之中。
(三)
有论者将德日进一生的思想分为三个方面：①一种进化的科学现象学；②一种以基督为宇宙中心的神学；③一种有关人类努力的基督教神秘论(a Christian mystique of human endeavor)。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然就是他的进化论思想，有别于达尔文进化论，德日进的进化论乃是以基督教的信仰为其核心并试图将科学思想和成果整合进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中。
德日进自己区分了进化概念的三重含义。最基本也最宽泛的，是这样一种进化的概念，它肯定了世界的一切事物、行动和事件都处于一个诸事物、事件前后相继的关系和条件之中。一切事物均有其来由。我们设想任何事物，也均需考虑在时间上先于它、在空间上处于它附近的其它事物。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中，一切事物均构成了一个网络，我们的经验无从摆脱该网络，一切事物也都不能改变其特定的位置。这样说来，在该层面上所理解的进化，无非是指世界是个时空的有机整体。于是，这种进化并不仅是一个假设或理论，而是一切理论的一个普遍条件。第二层，进化是一种潮流(current)，在这一潮流中，物质获得了机体复杂性程度不断增大的形式，并且出现了某种心理内在性，从而使有机化程度不断提高。第三层，也就是德日进的进化理论，问题不在于是否有进化，而是朝什么方向进化。进化在未来是持续上升的吗?进化是歧化的(divergent)还是汇聚的(convergent)?即进化能否有一个方向?于德日进的进化论科学假设，进化必得有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德日进的进化论与达尔文之后世俗科学所坚持的进化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这第三层上。按照一般的进化论思想，各物种都倾向于适应外部的环境，凡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便会被淘汰，而能够适时改变自身以和环境保持一致的，就将自身的改变固着下来传递至下一代，从而形成新的物种。问题是，世俗的科学进化论并不关心外部环境变化的背后原因，在其思想体系中也没有一种目的论，而仅就所观察到的事实进行有些的归纳推理。
诚然，单就进化论这一部分而言，德日进也的确是将自己严格限定在对科学现象的观察之中的。他把自己的进化论称作“科学现象学”，“我所试图作的，不是在宇宙诸因素中发现一个在本体和因果上有关系的体系，而是建立一个由实验而定的律，来说明这些因素在时间过程中先后的出现。在这些‘纯科学’的思考之外，当然还有哲学家和神学家去玄思的余地。我个人却立意躲避那关于本体的问题，顶多只认为是在经验的层面上多少正确地把那个趋向统一的综合活动辨认出来，并且指出哲学家或宗教家要把这个研究往前推进时，若想在更高层面上找到连续中的不连续时应引进的地域”。也正是因为德日进在科学研究中，常能保持一个科学家的严格、中立、客观的立场，故而他能够在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领域中取得极大的成就，并广受科学界同行的赞誉。但是，德日进并不仅是个科学家，毋宁说他最为重视的倒还不是有关物种的进化问题。相反，对地球的地质岩层、对各种生物乃至对人的进化的研究，最终须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与基督教信仰的协调。这就表明，一方面德日进的进化论建立在一个远比世俗进化论广阔的背景之上，并不纯粹就事实而论事实，另一方面，他的进化论还导向科学之外的一个领域，即相关论者所提到的基督教神学和神秘论。
在德日进的进化论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复杂性一意识定律(Loi de complexite-conscience)。在德日进看来，迄今为止的科学在思考宇宙时，只注意到一个轴向，即从无穷小的事物到正常尺度的事物，进而到无穷大的事物。这并不够，要想完整地体验世界，认识宇宙，就必须考虑另一个无穷，第三个无穷(third infinity)，即无穷复杂。
所谓“无穷复杂”，有两个条件：①包含大量的构成要素；②这些要素高度有机地组织起来。此处重要的不是要素的多，而是有机化程度的高。正如原子比电子复杂，分子比原子复杂，生物细胞又比分子复杂。如此，复杂性就是物质世界演变的一个维度。在德日进看来，“复杂性”和“意识”就是同一回事。“精神上的完美”或意识的“中心性”(centreity)与物质上的综合(或复杂性)无非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侧面或两个连接部分。
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的进化论将整个地球(乃至整个宇宙)都纳入他的进化论思想的体系中。他把宇宙演变的整个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宇宙生成(Cosmogenese)、生物生成(Biogenese)、人类生成(Anthropogenese)、心智生成(Psychogenese)或灵智生成(Noogenese)，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前一个阶段之上的一种飞跃。 在宇宙生成阶段，德日进进化论思想的出发点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宇宙的质料”——这是一个与传统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相去甚远的立场，无怪乎他的思想会长期受到天主教会的压制。作为基本物质的宇宙质料，具有三个特性：复数性、统一性和活动力。物质表现为一与多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德日进的质料不同于亚里士多德那种单纯消极被动的质料，它是内在具有活力的，这就是物理学中用能量(energy)来表示的力量。物质一开始就朝着复杂的结构方向在不断地演变。如上所述，在德日进的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是复杂性一意识定律。在他看来，复杂性和意识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在宇宙生成阶段和生物生成阶段所表现的主要是事物在结构上的复杂性——事物总是倾向于朝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而演变，因为复杂的结构更有利于保存自身；而到了人类生成及以后的阶段，同一种倾向就表现为意识的产生及其发展了。所以也可以说，意识就是复杂性的更高阶段的表现。
紧接着宇宙生成阶段，“在一段相当长久的时间之后，大地逐渐冷却了下来，足以在它的表面形成许多碳化物的分子链，而其上则覆盖大水，至于陆地则还待从这层水智浮显出来。……过了一段足够长的时期后的某一日，这些水里头，这儿或那儿，开始有一些小生物在蠕动了。而就从这个最原始的生命开始了数量惊人的有机物，它们体制繁复，遂形成了我们地球上最外面(或者更好说最外之前)一圈：生命圈(biosphere)”。
生命的进化阶段，广泛地涉及古生物学和地质学，这是德日进科学工作的老本行。他对该阶段的描述也格外的细致。生命体的出现便伴随了强有力的繁殖活动。这种繁殖起初基金是为了自卫，但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活动，却是生命大征服的前奏。进化的道路也由此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中两性的分化更是生命在繁殖方式上的一次大飞跃。生命的发展进一步表现为分支现象，形成不同的门、纲、目、科、属、种，有这不同的复杂程度，造就了一棵枝繁叶茂的“生命之树”，由此走向了人：“第一个结论便是：如果哺乳动物形成一个主要的枝，形成生命树上主干的话，那么灵长动物(即脑手动物)则为其主支，而类人猿又是这支上末端的芽”。
从动物到人的过渡环节，德日进称之为“人化”(l’homonisation)，有别于其他物种发展的一种运动，这一环节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四个显著的特点：①一种超常的扩张能力；②一种极快的分化(differenciation)速度；③一种意料不到的生长(germination)能力的持续性；④最后，此前在生命史上所未见的，在同一束(faisceau)各分枝(rameaux)相互联系(inter-liaison)的能力。
像任何其他物种一样，人进入世界的开端已经很难考查，因为留下的痕迹太微软。从现象上看，人是成群地进入历史的，并且在地理上向各处分步。与其他物种不同的是，人具有一种反思的能力，他不仅知，而且知其知。所以，人就不仅具有意识，而且具有反思的意识，是一种“意识的平方”。
有了反思意识之后，进化的过程并未终止于具有反思意识的人，而且又进人了进化史上的另一个阶段：有别于生命界(Biosphere)的灵智界(Noosphere)。在此前的阶段，生命的进化模式主要是分裂和分化，生命沿着各个方向分化，产生出许多新的的物种，以保全其自身。但到了人这里，进化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生命树的这种“分枝”现象被克服了，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发展规律。由于人有反思意识，即不仅知，而且知其知，他就能够与他人相互交流，最后走向联合。这样，生命的演进道路就不再是分(diverge)，而是合(converge)。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其他物种在其演变进程中都不断地产生出新的物质，而人类出现以后，却没有，也不会演变出新的的物种。克服这一分化倾向的乃是反思意识所具有的一种更为强大的社会化力量。
从历史上看，由于这种联合或者叫做社会化的力量，人类更有能力生存于世界，并且在地理上不断扩张。经过了近万年缓慢的扩张，人类已遍布于地球上所有适合居住的区域。现如今，伴随着工业和科技所带来的新的更强大的力量，灵智界扩张和进化的速度更加快了。在该阶段，世界继续在进化，复杂性和意识程度不断提高的规律依然有效。但是，有别于前面的阶段，此世的进化表现了一种有(反思)意识的进化。
前反思阶段的进化，依靠的是某种盲目或者偶然获得的创新以及对这种创新的继续和保留。到了灵智界，通过语言、教育、社会各成员间的交流，各种创新以更有意识、更有效率的方式传递给社会中其他成员，并且由后代所继承。一代又一代人都接受并且创造了比前辈更多的东西。
德日进将灵智界所特有的方式，亦即“社会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扩张的阶段(phase of expansion)；第二个阶段是“收缩的阶段”(phase of compression)。扩张的社会化阶段开始于人类在地球上的迁徙扩散，终止于新近的历史时期(约19世纪末)。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人类逐渐占据了地球的各处。这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明的文化，许多基本的技术得以形成，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也不断提高。这些都是复杂性和意识进化的诸种表现。到了19世纪末左右，这一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社会化阶段，压缩的阶段。德日进常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两个阶段：灵智界的进化就好比是波浪从南极向北极传播，在第一个阶段，波浪从南极点向四处扩散，逐渐占据了整个南半球，但过了赤道以后，波浪的传播却表现为一种收缩，虽然它仍然在前进。
“收缩的阶段”又叫做“汇聚式进化”(evolution as converging)。进化所遵循的法则是不断提高的复杂化程度以及不断增强的意识程度。进化的波浪越过了赤道后，就进入了压缩的阶段或者叫汇聚的阶段。与此阶段相伴随的，是范围越来越广，程度逐渐加深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上的社会化过程。(起初)社会化只能“沿着越来越一致化的方向”前进。在一个社会化的世界中，在一个人们相互联系加大从而不断变小的世界中，人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去适应这一新的处境。首先，是所谓地理上的适应，即数目容易增大的人类必须去适应有限的地球表面面积。这一层意义上的适应为人类的组织化和一致化提供了一种压力。但除此之外，德日进还加上了另一层意义上的适应，即人类精神、心灵上的适应。
总之，以这两种因素(地理上和心理上的)，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演变着，走向组织复杂化和反思意识的更高程度。这一过程就要求一切人走向一种内在的“一体性”(oneness)。但是，这一过程是否会永远走下去?它是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如果还是以地球为形象的比喻，波浪越过赤道后，它的推进是有一汇聚点的，那就是与它所由之出发的那一点(南极)相对的点(北极)。也就是说，人类在技术、社会、心灵上的进化，将必然会到达一个关键点，德日进把这个点叫做Ω点。他也把它叫做是“共同反思意识或者超反思意识的爆发点”(paroxysm of co-reflextion/ultra-reflection)。 这一走向Ω的阶段，德日进认为，它不仅是收缩的，而且必定也是不可逆的。之所以不可逆，全在于Ω点是超越的，是最终统一的中心。到了这一点，似乎德日进的身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身份的表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此前他的工作是科学家(古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进化论者)，那么到了现在，他则是神学家、基督教护教士。因为，在他看来，生命进化的最终点，Ω点，就是基督，复活后的基督。当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神学家和护教士，他不是直接从启示出发，而是力图让自己仍然在科学的层面上说话。
在德日进看来，从有关进化的科学现象学到基督教神学的过渡是十分自然的，他从人类的认识角度来看这一过渡，“在其说明和解释自身周围的宇宙的尝试中，人类思维并不仅止于重复的探索。它进一步以‘击一回’的方式运作于所知较多与所知较少者之间：每一次对所知较少者的深入的进步，都使它更好地感知所知较多者，从而反过来更好地推动对所知较少者的认识；就这样反复循环，不断前进”。德日进把人类这样的一种交替性，称作“人类精神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有三个阶段：①人的现象和一个超越的上帝的存在；②进化的创造和期待的一种启示；③基督教的现象和对道成肉身的信仰；④活的教会和基督—Ω。
就这样，德日进从科学的进化论出发，最终走向了一种基于宗教的理论。尽管他坚信自己是个纯粹的科学家，尽管科学界的同行也称赞他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领域的杰出成就，尽管他的《人的现象》也声称是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宇宙、生命、人的精神等现象的，但是，他自己也并不讳言其调和科学与宗教的使命。就在《人的现象》中，他便主张科学与宗教的合流。在他看来，几个世纪以来的近代世界，其弊端之一便是科学和宗教相互背离了。理智、科学上的各种成就，几乎都是以反宗教、反信仰为出发点的。宗教界也往往为了维护自身而将科学思维和科学成就拒之千里。但这种现象其实对双方都是有害的。究其根本，学科和宗教应该是相互贯通的，因为推动它们的是同一种生命。“科学的动机和它的成就都免不了带有神秘的气息，终而与信仰分不开”。在科学的低层次上，它只满足于用分析的方法，研究存在者的某一个孤立的领域，尚不能把握“将来”和“全体”。一旦科学超出了这一阶段，进入“综合”时，它便与宗教、信仰相通了。“宗教与科学只是一体之两面，不过是同一个知识的完整活动而已——只有这种知识才能叫我们把演化的过去和未来统一起来，加以思考、探测及完成……只有在这两个尚互相对立的力量，相互加强的情形下，在理性和超理性的奥秘融会在一起时，人类的精神才能用它最高的生命力去寻获它最大的透视了，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情形”。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若说科学的理性活动并不能满足于对现象界的描述和分析，必然会走向对全体和未来的追求，那何以这最终的阶段必定是基督教，何以那最后的Ω点就一定是基督呢?德日进当然也可以说，他就是在天主教的传统和氛围中成长和教育起来的，他的信仰背景要求他只能采取基督教的立场。但这样的回答显然有悖于他所主张的科学性原则。所以，他还必须以论证的方式，来说明基督教的特质，并且惟有基督教才能担当这宇宙大进化的最终阶段。
德日进给出了三方面的理由。基督教信条的本质、它存在的价值以及它非凡的成长力。对于第一点，德日进认为，基督教的核心是对一个位格上帝的确信：它是上智的神，用爱指导世界，细心照顾；它又是个启示的神，用智慧向人表达了它的意旨。基督教既面向个人，又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宗教，而从创世到耶稣基督的降临，则体现了对整个宇宙的全部过程的关照，“由于它跟Ω点有这样完整的吻合，才使我毫无疑问地本着我作信徒的良心，将这个思想的模式和活生生的事实理性地提呈出来——它便是Ω点及其假说”。其次，基督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自发运动，它面向每一个、每一阶层的人，到如今已成为人类精神史上最大的一支洪流。更为重要的史，德日进认为，在现代世界科学高度发展的时代，相比其他各种古老的宗教，基督教更具有适应性。这至少是因为，近代的科学世界观，尤其是进化论思想，在本质上是和基督教相通甚或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基督教思想的。
(四)
教会对德日进排斥并不是因为他那些纯粹科学领域中的著述，而是因为他的进化论思想在神学、信仰等领域中的影响。本文不可能就德日进的神学思想作一个全面的考察，我们仅想探讨他对“恶”的问题的思考。在《人的现象》一书中，德日进特地增加了一个“附录”：“在一个进化的世界中恶的地位与角色”(Quelques remarques sur la place et la part du mal dans un monde en fivolution)。何以有这样一篇附录?《人的现象》是他于1938—1940年间在北平所写的。而这简短的附录则是1948年10月28日写于罗马，当时他正是在罗马为该书获准出版作最后的努力——书稿已送审长达7年了。但结果仍然是悲观的，德日进至死也未能看到这本倾注了他毕生精力的著作面世。
好像是为了回答书稿审查者的诘问，德日进在附录中说，诚然在《人的现象》中，“‘恶’一直没有被我提到，至少没有公开提到过。其实，它是在我所站立的整个系统每一关节、每一支点、每一角落、每一罅隙都渗透着”。可以说，整部《人的现象》都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解决有关“恶”的这一神义论问题。
在由犹太教一脉相承的西方三大宗教中，“恶”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神学论证上的疑难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全能、全智、至善的上帝形象与世间所存在的各种恶之间的抵触。这一问题，当基督教吸收了希腊哲学的理性思维之后，变得格外的凸显。奥古斯丁曾借助柏拉图主义哲学试图加以解决，但恶的问题依然以各种方式，纠缠着基督教世界的神学传统，虽说“神义论”(Theodicy)一词是迟至18世纪才由莱布尼茨第一次使用的。
按照天主教会的传统思想，恶被看作是存在的缺失(privation of being)，是一种“非存在”，指一个受造物缺乏它所应有的某种“存在”。这一看法是基于基督教的根本世界观：整个世界，作为受造物，本是上帝“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的。世界的存在之源便是上帝，此外别无其他任何根据。但德日进在世界观问题上与前辈基督教思想家有所不同。他的宇宙进化论思想似乎有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起点：宇宙质料。这似乎意味着，他的思想(至少就其宇宙进化论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与诺斯替主义甚或摩尼教式的二元论有一丝联系。无怪乎教会一直反对他的理论。宇宙由原初的质料开始演变(进化)，朝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前进，一直到人类乃至超人类。由此，“恶”就是一种不完善，是受造物在走向更高的统一状态进程中所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状态。在《人的现象》的附录中，德日进进而区分了四种意义上的恶。第一种，是无秩序与失败之恶(real de desordre et d’insucces)。他说还化用了圣经上的话说：Necessarium est，ut scandala eveniant(使人犯罪跌倒的恶表是避免不了的)。问题是，这一由偶 然性所导致的恶，如今已是在整个宇宙的层面上来探讨的，无论是在物质、生命还是精神的阶段，出于世界的本性，它都是必然会出现的，是宇宙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
第二种，他称之为分解之恶(mal de decomposition)，当然这其实上述无秩序与失败之恶的一种情形，它也同样与偶然性有关，但之所以单列出来，乃因为它是加重的。一切有生命的受造物都必然要死亡，要经受这一分解之恶。
第三种是孤独与焦虑之恶(mal de solitude et d’angoisse)。它是惟有有意识的人才会经受的恶。第四种恶，德日进称之为成长之恶(real de croissance)，它犹如出生时的阵痛，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通过痛苦(恶)使我们得到提升。
总的来说，德日进认为恶是进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在前生命阶段主要的表现是无秩序和分解，在生命阶段其主要形式则是痛苦和死亡，而在精神层面上——也就是在人的阶段——在涉及人类自由的意义上，它则表现为罪。与古典神义论所面对的恶的问题不同的是，这样一些形式的恶，并不就意味着抹煞上帝的万能，而是说，作为上帝受造物的整个宇宙的进化过程，必定会有这样一些“恶”的形象出现。
痛苦的恶受决定于宇宙的结构本身，是生成变易之法则的一部分。“一切尚未结束其组织化者，必定要遭受一切可能的元组织化(inorganisation)和非组织化(desorganisation)之残余，这就是人类的状况”，事实上，这也正是整个宇宙的状况。
分解的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乃是死亡。从单个生命的角度看，死亡是最大的失败，是其自身最大也最坏的敌人，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恶自身”。但按照进化论，尤其是从群体生命的意义上，死却是宇宙生命的法则，它在一生命个体诞生伊始便已蕴含着了，且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它。它是一生命个体为另一生命个体所替代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德日进有关恶的见解，更重要的应该是体现在有关人的、精神的层面上的恶，也就是罪。他对罪的探讨并不像前人那样直接表现在对神学问题的思考上。相反，他从来没有从事过纯粹(传统意义上)的神学著述，相关的神学问题，是被他纳入与进化有关的论题域中所涉及的。一如他的进化论——即认为生命乃至整个宇宙的进化都是从杂多走向统一的过程——同样，罪也就是在具有反思意识的生命(即人的精神活动领域中)所表现出的对应于杂多的失序，它期望回到杂多的状态，远离最高的统一。罪就是偏离统一的意志。“只有一种恶：偏离统一(desunion)。当它影响到灵魂的自由层面时，我们就把它叫做‘道德的(moral)’恶”。
在这里似乎有一种矛盾：一方面罪是具体反思意识的生命体(人)自由作出的选择，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整体上罪又是必然的。但德日进认为这一矛盾并非实在，只是一种假相。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罪的必然性所针对的乃是人的“群体”(multitude)，而非个体。每一个体都是自由地做出选择和决定的。但在进化的历程中，一定比例的人的群体倾向于非统一化——亦即罪——则是不可避免的。从总体描述上论断罪的必然性，丝毫没有抹煞个体人意志自由。犹如一国总统大选，每一位选民在投票时都有充分的自由，但社会学的调查总可以比较准确地说明有若干比例的选民会把选票投给候选人A而不是候选人B。
将表现为罪的恶归于人的意志，或者说意志的滥用——拒绝走向最高的统一，从某种角度看，德日进的神义论思想其实并没有偏离基督教神学的大传统。他之所以显得离经叛道，主要是因为其宇宙进化的思想。终其一生，德日进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谦卑的耶稣会修士。诚然他在许多个科学的领域中都作出了不凡的贡献，在科学界也有众多朋友和支持者，但应该说他始终不是世俗科学家的一员。他全部理智活动，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或者说是坚定的信念：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古老的基督教信仰是不应该有冲突的，而且科学理智活动必然要走向高于科学的信仰境界。这样，德日进就以自己的方式，对所谓“现代性”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然而在我们看来，德日进试图调和现代科学和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努力并不能说是很成功的。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冲突可以说是西方文明中两千多年来内在所固有的张力，并非轻易能够加以解决。世俗科学家会认为德日进从进化论科学出发，最后背离了科学的客观性和理智的诚实，偷偷将基督教信仰带人了科学研究。而保守的天主教会则会认为他的宇宙进化思想从一开始就塞入了异教的前提：物质。正因为如此，从1920年代起，天主教会就认为他离经叛道，背离了传统神学思想和托马斯主义的哲学。他之所以长期在中国、非洲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被教会“放逐”了。他的许多著作，也始终不能得到出版。直到他死后，才由科学界、文化界的友好人士，绕开教会的管制，编辑出版他的著作集。
但是应当承认，德日进的遭遇比起历史上一些科学家所受到的迫害，程度还是轻得多，而且他作为科学家的工作、他与世俗科学共同体的合作交往基本上没有受到限制，被限制出版的主要是那些科学领域之外且与传统神学思想有差异的论著。1962年6月30日，教廷发布了Monitum(告诫)，提醒人们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他的理论。但这一Monitum并非谴责，德日进此前已出版的书也并未被禁。
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有了很大的革新，对世俗社会的态度也较过去完全不同了，教会对德日进不再是以往的那种排斥态度。出版德日进的著作，研究德日进的思想，不再是禁区。尤其是在德日进所属的耶稣会及其教育机构，对其思想的研究已是学生培养的重要科目。近几十年来，几乎每年都有研究德日进思想的专著出版。
责任编辑：周淑英
关键词：德日进；理性；信仰；进化论；恶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8)03-0017-09
(一)
在各大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与哲学的纠葛尤其深。在它两千多年的时间中，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这或许是因为，基督教传人了有希腊理性传统欧洲，理性、论证的思维方式，探讨真理的共同存在方式，已是一个强有力的传统，任何外来的文化因素，都必须认真面对它，解决好与它的关系。在教会早期，基督教还处在为自身的合法性辩护时，我们看到，护教士们往往强调信仰与理性的传统，以激烈、极端的方式，拒斥希腊以降的哲学传统。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德尔图良(Tertulianus，约160—230)的Credo，quia absurdum(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和Certum est，quia impossibile(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
但是慢慢地，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尤其是帝国西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时，它就认真面对古代的哲学、理性传统了。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在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530)身上。诚然，奥古斯丁认为信仰要高于理性，但在他看来，已经获得稳定地位的基督教并不需要惧怕古代的哲学思维，相反，哲学理性可以更好地为基督教信仰服务。他的crede，ut intellegas(你要信，这样你才能理解)，包含了复杂的思想。一方面，对于某些问题(如基督教启示)，单凭理性是不能理解的，必须以信仰为前提。另一方面，有了信仰，则需要进一步的理解。因而，他将以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信仰相融合的工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今。
到了中世纪盛期，随着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新发现，传统基督教学说和具有世俗化倾向之危险的古代哲学间的冲突，又一次摆到了人们的面前。此时则有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承担起了正视、吸收、改造、融合这一伟大哲学的工作。虽然自14世纪以来，这一贯穿着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的学说——托马斯主义——长期充任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但托马斯的工作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教会的承认的。就在他死后不久，1277年，教会发布了针对各种新思想的“219条禁令”(The Condemnations of 1277 by Etienne Tempier，Bishop of Paris)。其中多条禁令涉及托马斯主义，一直到1324年，随着托马斯被册封为圣徒，才予以撤销。
宗教改革使得天主教会在思想上大包大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而之后的哲学、科学、技术、社会等领域的新发展新局面，更是使得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冲突日益加剧。到了二十世纪，又出现了一位试图在新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结构中，融合哲学、科学的新成就，以复兴天主教信仰的思想家。而他的遭遇，则比奥古斯丁和托马斯更为坎坷。他就是曾长期在中国工作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德日进。
(二)
德日进原名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德日进则是他的中文名。他既是在20世纪天主教会引起巨大争议的神学思想家，又是一位在科学界享有盛誉的古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曾在中国工作生活前后20余年，许多重要的科学工作和神学著述，都完成于中国。
德日进于1881年5月1日生于法国Clermont-Ferrand附近Sarcenat的一贵族之家的乡间别墅中。这是个非常虔诚的贵族之家，人口众多，事奉上帝是天经地义的事。自小，德日进的母亲就给他教导了耶稣的爱，从此就埋下了日后将要演变成一种理智化世界观的精神萌芽。他的父亲是个乡居贵族，喜爱大自然，特别是马和鸟类。对自然、对生物的爱好也由父亲传给了儿子，且使儿子产生了对科学的兴趣。1892年，德日进进了Notre-Dame de Montgrfi的耶稣会中学(College)。他是个好学生，拿了不少奖，又随Describes神父从事一些科学小研究和环游。1899年，他正式成了耶稣会的成员，先在法国南方的Aix-en-Provence做见习修士，后于1901—1905年在英国的泽西岛，1905—1908年在埃及，作为耶稣会学者。1911年8月24日，他被正式按立圣职。1912年7月14日，他出色地通过了神学考试。同一年，他进入巴黎的国立自然志博物馆(Musfium nationale d’histoire naturelle)的古生物学家Marcellin Boule的实验室。此前数年，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自然志等方面，他都是作为业余学者，但他的研究和学习却相当出色。一战时他作为随军神父在部队服役，尔后则继续从事研究，1922年通过了其博士论文的答辩，论文题目为：《始新世哺乳动物及其层脉》(Les Mammiferes de l’Eocene inferieurs francs et leur gisements)。
在哲学方面，对他产生过影响的有：莱布尼茨、布隆德尔(Maurice Blondel)、勒卢瓦(Edouard LeRoy)、尼采、汤因比、施宾格勒等，但他们的影响于他只是催化剂，引发他产生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世纪之交的欧洲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变故，也在德日进的心中产生了影响。在埃及时，他遭遇了两场严重的精神危机。其一是受《效仿基督》(L’zmztatzon de Jesus Christ)的影响，他一度打算放弃科学研究，完全事奉上帝；另一场则是由于置身于埃及这样奇异的国度，他担心坠入自然主义的泛神论中。所幸这两个危机都得到了解决。
也许是与他所从事的古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研究有关，20世纪初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思想为德日进打开了一道窗户，使得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进化观念，此前他的双重身份：耶稣会传教士和科学家；以及他所接受的两种精神背景：天主教灵性修炼和自然科学的理性训练，至此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得到统一，并最终结出他自己的思想果实。
1916年，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德日进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德日进式的”(teillardien)作品：《宇宙生命》(La vie cosmiqae)，由此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思想生涯。德日进自己曾将他的研究著述生涯分为三个阶段：①《质料的紫红》(Les pourpres lueur de la matiere)(1916—1919)，②《精神的金 黄》(L’or de l’esprit)(1920—约1930)，③《宇宙—位格的炽白》(L’incandescence d’un Universel-Per-sonnel)(约1930—1955)。从德日进本人所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上升的过程：由质料，到精神，再到统辖宇宙的那个位格；再由微熹的红，到灿烂的金，直到炉火纯青的白，绝妙地对应着德日进思想的进阶。换一个角度，从思想的论题上看，则德日进毕生所思考的，又可分为三个层面：宇宙的(cosmique)，基督的(christique)和人的(humain)。
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后，德日进在巴黎教授了短期的地质学，很快就前往中国，并从1923—1946年一直住在中国。在中国，他主要从事中国北方和亚洲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并参与了周口店的挖掘和北京猿人(Sinanthropus)的发现。他也多次参加在中亚、印度以及缅甸的科学考察。1946年以后，则是在法国、美国等地从事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研究。
柏格森的思想影响，以及在世界各地所从事的科学工作，使得德日进能够摈弃近代以来哲学中对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的分野，从而在一个整体中来看待表现为灵魂与肉体、意识与本能的方方面面，乃至于科学与宗教、理性和信仰。
德日进认为，现代人正承受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焦虑、绝望的困扰。造成这一焦虑的最根本原因是看不到前途和出路，不仅是个体的前途，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前途。而这一点又与进化的观念有关。从西方的，或者说是基督教的世界观、时间观、历史观出发，德日进认为，如果世界根本是封闭的——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本体论意义上——则人类的焦虑感就不可能消除。一个封闭的世界注定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进而必定是虚无的世界，而人类则需要知道他的一切活动、一切作为，应具有某种能够持存的价值。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19、20世纪的西方世界，虚无主义的出现以及克服虚无主义的诸种努力，是思想界的一种大趋势，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这种精神情结，在近100年后的今天，也并未从根本上被消除。而且，紧随着西方世界，其他地区也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速度和程度，加入了“进步”、“发展”、“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因而这一精神情结已扩散至各种不同的文明之中。
(三)
有论者将德日进一生的思想分为三个方面：①一种进化的科学现象学；②一种以基督为宇宙中心的神学；③一种有关人类努力的基督教神秘论(a Christian mystique of human endeavor)。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然就是他的进化论思想，有别于达尔文进化论，德日进的进化论乃是以基督教的信仰为其核心并试图将科学思想和成果整合进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中。
德日进自己区分了进化概念的三重含义。最基本也最宽泛的，是这样一种进化的概念，它肯定了世界的一切事物、行动和事件都处于一个诸事物、事件前后相继的关系和条件之中。一切事物均有其来由。我们设想任何事物，也均需考虑在时间上先于它、在空间上处于它附近的其它事物。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中，一切事物均构成了一个网络，我们的经验无从摆脱该网络，一切事物也都不能改变其特定的位置。这样说来，在该层面上所理解的进化，无非是指世界是个时空的有机整体。于是，这种进化并不仅是一个假设或理论，而是一切理论的一个普遍条件。第二层，进化是一种潮流(current)，在这一潮流中，物质获得了机体复杂性程度不断增大的形式，并且出现了某种心理内在性，从而使有机化程度不断提高。第三层，也就是德日进的进化理论，问题不在于是否有进化，而是朝什么方向进化。进化在未来是持续上升的吗?进化是歧化的(divergent)还是汇聚的(convergent)?即进化能否有一个方向?于德日进的进化论科学假设，进化必得有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德日进的进化论与达尔文之后世俗科学所坚持的进化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这第三层上。按照一般的进化论思想，各物种都倾向于适应外部的环境，凡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便会被淘汰，而能够适时改变自身以和环境保持一致的，就将自身的改变固着下来传递至下一代，从而形成新的物种。问题是，世俗的科学进化论并不关心外部环境变化的背后原因，在其思想体系中也没有一种目的论，而仅就所观察到的事实进行有些的归纳推理。
诚然，单就进化论这一部分而言，德日进也的确是将自己严格限定在对科学现象的观察之中的。他把自己的进化论称作“科学现象学”，“我所试图作的，不是在宇宙诸因素中发现一个在本体和因果上有关系的体系，而是建立一个由实验而定的律，来说明这些因素在时间过程中先后的出现。在这些‘纯科学’的思考之外，当然还有哲学家和神学家去玄思的余地。我个人却立意躲避那关于本体的问题，顶多只认为是在经验的层面上多少正确地把那个趋向统一的综合活动辨认出来，并且指出哲学家或宗教家要把这个研究往前推进时，若想在更高层面上找到连续中的不连续时应引进的地域”。也正是因为德日进在科学研究中，常能保持一个科学家的严格、中立、客观的立场，故而他能够在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领域中取得极大的成就，并广受科学界同行的赞誉。但是，德日进并不仅是个科学家，毋宁说他最为重视的倒还不是有关物种的进化问题。相反，对地球的地质岩层、对各种生物乃至对人的进化的研究，最终须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与基督教信仰的协调。这就表明，一方面德日进的进化论建立在一个远比世俗进化论广阔的背景之上，并不纯粹就事实而论事实，另一方面，他的进化论还导向科学之外的一个领域，即相关论者所提到的基督教神学和神秘论。
在德日进的进化论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复杂性一意识定律(Loi de complexite-conscience)。在德日进看来，迄今为止的科学在思考宇宙时，只注意到一个轴向，即从无穷小的事物到正常尺度的事物，进而到无穷大的事物。这并不够，要想完整地体验世界，认识宇宙，就必须考虑另一个无穷，第三个无穷(third infinity)，即无穷复杂。
所谓“无穷复杂”，有两个条件：①包含大量的构成要素；②这些要素高度有机地组织起来。此处重要的不是要素的多，而是有机化程度的高。正如原子比电子复杂，分子比原子复杂，生物细胞又比分子复杂。如此，复杂性就是物质世界演变的一个维度。在德日进看来，“复杂性”和“意识”就是同一回事。“精神上的完美”或意识的“中心性”(centreity)与物质上的综合(或复杂性)无非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侧面或两个连接部分。
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的进化论将整个地球(乃至整个宇宙)都纳入他的进化论思想的体系中。他把宇宙演变的整个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宇宙生成(Cosmogenese)、生物生成(Biogenese)、人类生成(Anthropogenese)、心智生成(Psychogenese)或灵智生成(Noogenese)，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前一个阶段之上的一种飞跃。 在宇宙生成阶段，德日进进化论思想的出发点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宇宙的质料”——这是一个与传统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相去甚远的立场，无怪乎他的思想会长期受到天主教会的压制。作为基本物质的宇宙质料，具有三个特性：复数性、统一性和活动力。物质表现为一与多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德日进的质料不同于亚里士多德那种单纯消极被动的质料，它是内在具有活力的，这就是物理学中用能量(energy)来表示的力量。物质一开始就朝着复杂的结构方向在不断地演变。如上所述，在德日进的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是复杂性一意识定律。在他看来，复杂性和意识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在宇宙生成阶段和生物生成阶段所表现的主要是事物在结构上的复杂性——事物总是倾向于朝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而演变，因为复杂的结构更有利于保存自身；而到了人类生成及以后的阶段，同一种倾向就表现为意识的产生及其发展了。所以也可以说，意识就是复杂性的更高阶段的表现。
紧接着宇宙生成阶段，“在一段相当长久的时间之后，大地逐渐冷却了下来，足以在它的表面形成许多碳化物的分子链，而其上则覆盖大水，至于陆地则还待从这层水智浮显出来。……过了一段足够长的时期后的某一日，这些水里头，这儿或那儿，开始有一些小生物在蠕动了。而就从这个最原始的生命开始了数量惊人的有机物，它们体制繁复，遂形成了我们地球上最外面(或者更好说最外之前)一圈：生命圈(biosphere)”。
生命的进化阶段，广泛地涉及古生物学和地质学，这是德日进科学工作的老本行。他对该阶段的描述也格外的细致。生命体的出现便伴随了强有力的繁殖活动。这种繁殖起初基金是为了自卫，但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活动，却是生命大征服的前奏。进化的道路也由此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中两性的分化更是生命在繁殖方式上的一次大飞跃。生命的发展进一步表现为分支现象，形成不同的门、纲、目、科、属、种，有这不同的复杂程度，造就了一棵枝繁叶茂的“生命之树”，由此走向了人：“第一个结论便是：如果哺乳动物形成一个主要的枝，形成生命树上主干的话，那么灵长动物(即脑手动物)则为其主支，而类人猿又是这支上末端的芽”。
从动物到人的过渡环节，德日进称之为“人化”(l’homonisation)，有别于其他物种发展的一种运动，这一环节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四个显著的特点：①一种超常的扩张能力；②一种极快的分化(differenciation)速度；③一种意料不到的生长(germination)能力的持续性；④最后，此前在生命史上所未见的，在同一束(faisceau)各分枝(rameaux)相互联系(inter-liaison)的能力。
像任何其他物种一样，人进入世界的开端已经很难考查，因为留下的痕迹太微软。从现象上看，人是成群地进入历史的，并且在地理上向各处分步。与其他物种不同的是，人具有一种反思的能力，他不仅知，而且知其知。所以，人就不仅具有意识，而且具有反思的意识，是一种“意识的平方”。
有了反思意识之后，进化的过程并未终止于具有反思意识的人，而且又进人了进化史上的另一个阶段：有别于生命界(Biosphere)的灵智界(Noosphere)。在此前的阶段，生命的进化模式主要是分裂和分化，生命沿着各个方向分化，产生出许多新的的物种，以保全其自身。但到了人这里，进化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生命树的这种“分枝”现象被克服了，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发展规律。由于人有反思意识，即不仅知，而且知其知，他就能够与他人相互交流，最后走向联合。这样，生命的演进道路就不再是分(diverge)，而是合(converge)。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其他物种在其演变进程中都不断地产生出新的物质，而人类出现以后，却没有，也不会演变出新的的物种。克服这一分化倾向的乃是反思意识所具有的一种更为强大的社会化力量。
从历史上看，由于这种联合或者叫做社会化的力量，人类更有能力生存于世界，并且在地理上不断扩张。经过了近万年缓慢的扩张，人类已遍布于地球上所有适合居住的区域。现如今，伴随着工业和科技所带来的新的更强大的力量，灵智界扩张和进化的速度更加快了。在该阶段，世界继续在进化，复杂性和意识程度不断提高的规律依然有效。但是，有别于前面的阶段，此世的进化表现了一种有(反思)意识的进化。
前反思阶段的进化，依靠的是某种盲目或者偶然获得的创新以及对这种创新的继续和保留。到了灵智界，通过语言、教育、社会各成员间的交流，各种创新以更有意识、更有效率的方式传递给社会中其他成员，并且由后代所继承。一代又一代人都接受并且创造了比前辈更多的东西。
德日进将灵智界所特有的方式，亦即“社会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扩张的阶段(phase of expansion)；第二个阶段是“收缩的阶段”(phase of compression)。扩张的社会化阶段开始于人类在地球上的迁徙扩散，终止于新近的历史时期(约19世纪末)。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人类逐渐占据了地球的各处。这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明的文化，许多基本的技术得以形成，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也不断提高。这些都是复杂性和意识进化的诸种表现。到了19世纪末左右，这一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社会化阶段，压缩的阶段。德日进常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两个阶段：灵智界的进化就好比是波浪从南极向北极传播，在第一个阶段，波浪从南极点向四处扩散，逐渐占据了整个南半球，但过了赤道以后，波浪的传播却表现为一种收缩，虽然它仍然在前进。
“收缩的阶段”又叫做“汇聚式进化”(evolution as converging)。进化所遵循的法则是不断提高的复杂化程度以及不断增强的意识程度。进化的波浪越过了赤道后，就进入了压缩的阶段或者叫汇聚的阶段。与此阶段相伴随的，是范围越来越广，程度逐渐加深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上的社会化过程。(起初)社会化只能“沿着越来越一致化的方向”前进。在一个社会化的世界中，在一个人们相互联系加大从而不断变小的世界中，人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去适应这一新的处境。首先，是所谓地理上的适应，即数目容易增大的人类必须去适应有限的地球表面面积。这一层意义上的适应为人类的组织化和一致化提供了一种压力。但除此之外，德日进还加上了另一层意义上的适应，即人类精神、心灵上的适应。
总之，以这两种因素(地理上和心理上的)，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演变着，走向组织复杂化和反思意识的更高程度。这一过程就要求一切人走向一种内在的“一体性”(oneness)。但是，这一过程是否会永远走下去?它是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如果还是以地球为形象的比喻，波浪越过赤道后，它的推进是有一汇聚点的，那就是与它所由之出发的那一点(南极)相对的点(北极)。也就是说，人类在技术、社会、心灵上的进化，将必然会到达一个关键点，德日进把这个点叫做Ω点。他也把它叫做是“共同反思意识或者超反思意识的爆发点”(paroxysm of co-reflextion/ultra-reflection)。 这一走向Ω的阶段，德日进认为，它不仅是收缩的，而且必定也是不可逆的。之所以不可逆，全在于Ω点是超越的，是最终统一的中心。到了这一点，似乎德日进的身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身份的表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此前他的工作是科学家(古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进化论者)，那么到了现在，他则是神学家、基督教护教士。因为，在他看来，生命进化的最终点，Ω点，就是基督，复活后的基督。当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神学家和护教士，他不是直接从启示出发，而是力图让自己仍然在科学的层面上说话。
在德日进看来，从有关进化的科学现象学到基督教神学的过渡是十分自然的，他从人类的认识角度来看这一过渡，“在其说明和解释自身周围的宇宙的尝试中，人类思维并不仅止于重复的探索。它进一步以‘击一回’的方式运作于所知较多与所知较少者之间：每一次对所知较少者的深入的进步，都使它更好地感知所知较多者，从而反过来更好地推动对所知较少者的认识；就这样反复循环，不断前进”。德日进把人类这样的一种交替性，称作“人类精神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有三个阶段：①人的现象和一个超越的上帝的存在；②进化的创造和期待的一种启示；③基督教的现象和对道成肉身的信仰；④活的教会和基督—Ω。
就这样，德日进从科学的进化论出发，最终走向了一种基于宗教的理论。尽管他坚信自己是个纯粹的科学家，尽管科学界的同行也称赞他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领域的杰出成就，尽管他的《人的现象》也声称是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宇宙、生命、人的精神等现象的，但是，他自己也并不讳言其调和科学与宗教的使命。就在《人的现象》中，他便主张科学与宗教的合流。在他看来，几个世纪以来的近代世界，其弊端之一便是科学和宗教相互背离了。理智、科学上的各种成就，几乎都是以反宗教、反信仰为出发点的。宗教界也往往为了维护自身而将科学思维和科学成就拒之千里。但这种现象其实对双方都是有害的。究其根本，学科和宗教应该是相互贯通的，因为推动它们的是同一种生命。“科学的动机和它的成就都免不了带有神秘的气息，终而与信仰分不开”。在科学的低层次上，它只满足于用分析的方法，研究存在者的某一个孤立的领域，尚不能把握“将来”和“全体”。一旦科学超出了这一阶段，进入“综合”时，它便与宗教、信仰相通了。“宗教与科学只是一体之两面，不过是同一个知识的完整活动而已——只有这种知识才能叫我们把演化的过去和未来统一起来，加以思考、探测及完成……只有在这两个尚互相对立的力量，相互加强的情形下，在理性和超理性的奥秘融会在一起时，人类的精神才能用它最高的生命力去寻获它最大的透视了，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情形”。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若说科学的理性活动并不能满足于对现象界的描述和分析，必然会走向对全体和未来的追求，那何以这最终的阶段必定是基督教，何以那最后的Ω点就一定是基督呢?德日进当然也可以说，他就是在天主教的传统和氛围中成长和教育起来的，他的信仰背景要求他只能采取基督教的立场。但这样的回答显然有悖于他所主张的科学性原则。所以，他还必须以论证的方式，来说明基督教的特质，并且惟有基督教才能担当这宇宙大进化的最终阶段。
德日进给出了三方面的理由。基督教信条的本质、它存在的价值以及它非凡的成长力。对于第一点，德日进认为，基督教的核心是对一个位格上帝的确信：它是上智的神，用爱指导世界，细心照顾；它又是个启示的神，用智慧向人表达了它的意旨。基督教既面向个人，又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宗教，而从创世到耶稣基督的降临，则体现了对整个宇宙的全部过程的关照，“由于它跟Ω点有这样完整的吻合，才使我毫无疑问地本着我作信徒的良心，将这个思想的模式和活生生的事实理性地提呈出来——它便是Ω点及其假说”。其次，基督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自发运动，它面向每一个、每一阶层的人，到如今已成为人类精神史上最大的一支洪流。更为重要的史，德日进认为，在现代世界科学高度发展的时代，相比其他各种古老的宗教，基督教更具有适应性。这至少是因为，近代的科学世界观，尤其是进化论思想，在本质上是和基督教相通甚或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基督教思想的。
(四)
教会对德日进排斥并不是因为他那些纯粹科学领域中的著述，而是因为他的进化论思想在神学、信仰等领域中的影响。本文不可能就德日进的神学思想作一个全面的考察，我们仅想探讨他对“恶”的问题的思考。在《人的现象》一书中，德日进特地增加了一个“附录”：“在一个进化的世界中恶的地位与角色”(Quelques remarques sur la place et la part du mal dans un monde en fivolution)。何以有这样一篇附录?《人的现象》是他于1938—1940年间在北平所写的。而这简短的附录则是1948年10月28日写于罗马，当时他正是在罗马为该书获准出版作最后的努力——书稿已送审长达7年了。但结果仍然是悲观的，德日进至死也未能看到这本倾注了他毕生精力的著作面世。
好像是为了回答书稿审查者的诘问，德日进在附录中说，诚然在《人的现象》中，“‘恶’一直没有被我提到，至少没有公开提到过。其实，它是在我所站立的整个系统每一关节、每一支点、每一角落、每一罅隙都渗透着”。可以说，整部《人的现象》都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解决有关“恶”的这一神义论问题。
在由犹太教一脉相承的西方三大宗教中，“恶”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神学论证上的疑难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全能、全智、至善的上帝形象与世间所存在的各种恶之间的抵触。这一问题，当基督教吸收了希腊哲学的理性思维之后，变得格外的凸显。奥古斯丁曾借助柏拉图主义哲学试图加以解决，但恶的问题依然以各种方式，纠缠着基督教世界的神学传统，虽说“神义论”(Theodicy)一词是迟至18世纪才由莱布尼茨第一次使用的。
按照天主教会的传统思想，恶被看作是存在的缺失(privation of being)，是一种“非存在”，指一个受造物缺乏它所应有的某种“存在”。这一看法是基于基督教的根本世界观：整个世界，作为受造物，本是上帝“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的。世界的存在之源便是上帝，此外别无其他任何根据。但德日进在世界观问题上与前辈基督教思想家有所不同。他的宇宙进化论思想似乎有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起点：宇宙质料。这似乎意味着，他的思想(至少就其宇宙进化论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与诺斯替主义甚或摩尼教式的二元论有一丝联系。无怪乎教会一直反对他的理论。宇宙由原初的质料开始演变(进化)，朝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前进，一直到人类乃至超人类。由此，“恶”就是一种不完善，是受造物在走向更高的统一状态进程中所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状态。在《人的现象》的附录中，德日进进而区分了四种意义上的恶。第一种，是无秩序与失败之恶(real de desordre et d’insucces)。他说还化用了圣经上的话说：Necessarium est，ut scandala eveniant(使人犯罪跌倒的恶表是避免不了的)。问题是，这一由偶 然性所导致的恶，如今已是在整个宇宙的层面上来探讨的，无论是在物质、生命还是精神的阶段，出于世界的本性，它都是必然会出现的，是宇宙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
第二种，他称之为分解之恶(mal de decomposition)，当然这其实上述无秩序与失败之恶的一种情形，它也同样与偶然性有关，但之所以单列出来，乃因为它是加重的。一切有生命的受造物都必然要死亡，要经受这一分解之恶。
第三种是孤独与焦虑之恶(mal de solitude et d’angoisse)。它是惟有有意识的人才会经受的恶。第四种恶，德日进称之为成长之恶(real de croissance)，它犹如出生时的阵痛，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通过痛苦(恶)使我们得到提升。
总的来说，德日进认为恶是进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在前生命阶段主要的表现是无秩序和分解，在生命阶段其主要形式则是痛苦和死亡，而在精神层面上——也就是在人的阶段——在涉及人类自由的意义上，它则表现为罪。与古典神义论所面对的恶的问题不同的是，这样一些形式的恶，并不就意味着抹煞上帝的万能，而是说，作为上帝受造物的整个宇宙的进化过程，必定会有这样一些“恶”的形象出现。
痛苦的恶受决定于宇宙的结构本身，是生成变易之法则的一部分。“一切尚未结束其组织化者，必定要遭受一切可能的元组织化(inorganisation)和非组织化(desorganisation)之残余，这就是人类的状况”，事实上，这也正是整个宇宙的状况。
分解的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乃是死亡。从单个生命的角度看，死亡是最大的失败，是其自身最大也最坏的敌人，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恶自身”。但按照进化论，尤其是从群体生命的意义上，死却是宇宙生命的法则，它在一生命个体诞生伊始便已蕴含着了，且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它。它是一生命个体为另一生命个体所替代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德日进有关恶的见解，更重要的应该是体现在有关人的、精神的层面上的恶，也就是罪。他对罪的探讨并不像前人那样直接表现在对神学问题的思考上。相反，他从来没有从事过纯粹(传统意义上)的神学著述，相关的神学问题，是被他纳入与进化有关的论题域中所涉及的。一如他的进化论——即认为生命乃至整个宇宙的进化都是从杂多走向统一的过程——同样，罪也就是在具有反思意识的生命(即人的精神活动领域中)所表现出的对应于杂多的失序，它期望回到杂多的状态，远离最高的统一。罪就是偏离统一的意志。“只有一种恶：偏离统一(desunion)。当它影响到灵魂的自由层面时，我们就把它叫做‘道德的(moral)’恶”。
在这里似乎有一种矛盾：一方面罪是具体反思意识的生命体(人)自由作出的选择，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整体上罪又是必然的。但德日进认为这一矛盾并非实在，只是一种假相。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罪的必然性所针对的乃是人的“群体”(multitude)，而非个体。每一个体都是自由地做出选择和决定的。但在进化的历程中，一定比例的人的群体倾向于非统一化——亦即罪——则是不可避免的。从总体描述上论断罪的必然性，丝毫没有抹煞个体人意志自由。犹如一国总统大选，每一位选民在投票时都有充分的自由，但社会学的调查总可以比较准确地说明有若干比例的选民会把选票投给候选人A而不是候选人B。
将表现为罪的恶归于人的意志，或者说意志的滥用——拒绝走向最高的统一，从某种角度看，德日进的神义论思想其实并没有偏离基督教神学的大传统。他之所以显得离经叛道，主要是因为其宇宙进化的思想。终其一生，德日进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谦卑的耶稣会修士。诚然他在许多个科学的领域中都作出了不凡的贡献，在科学界也有众多朋友和支持者，但应该说他始终不是世俗科学家的一员。他全部理智活动，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或者说是坚定的信念：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古老的基督教信仰是不应该有冲突的，而且科学理智活动必然要走向高于科学的信仰境界。这样，德日进就以自己的方式，对所谓“现代性”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然而在我们看来，德日进试图调和现代科学和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努力并不能说是很成功的。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冲突可以说是西方文明中两千多年来内在所固有的张力，并非轻易能够加以解决。世俗科学家会认为德日进从进化论科学出发，最后背离了科学的客观性和理智的诚实，偷偷将基督教信仰带人了科学研究。而保守的天主教会则会认为他的宇宙进化思想从一开始就塞入了异教的前提：物质。正因为如此，从1920年代起，天主教会就认为他离经叛道，背离了传统神学思想和托马斯主义的哲学。他之所以长期在中国、非洲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被教会“放逐”了。他的许多著作，也始终不能得到出版。直到他死后，才由科学界、文化界的友好人士，绕开教会的管制，编辑出版他的著作集。
但是应当承认，德日进的遭遇比起历史上一些科学家所受到的迫害，程度还是轻得多，而且他作为科学家的工作、他与世俗科学共同体的合作交往基本上没有受到限制，被限制出版的主要是那些科学领域之外且与传统神学思想有差异的论著。1962年6月30日，教廷发布了Monitum(告诫)，提醒人们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他的理论。但这一Monitum并非谴责，德日进此前已出版的书也并未被禁。
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有了很大的革新，对世俗社会的态度也较过去完全不同了，教会对德日进不再是以往的那种排斥态度。出版德日进的著作，研究德日进的思想，不再是禁区。尤其是在德日进所属的耶稣会及其教育机构，对其思想的研究已是学生培养的重要科目。近几十年来，几乎每年都有研究德日进思想的专著出版。
责任编辑：周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