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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边境贸易的发展，促使了岳镇的城镇化历程，其中的社会性别随之发生变化，本文在边境贸易的背景之下，以婚姻为分析对象，探讨私人生活和社会性别建构的互动关系，以此说明社会性别是一个可以被建构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它的构建是以社会及其文化为基础，并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经由婚姻中婚姻形式、择偶方式、通婚圈、婚礼等这些文化事项变化，新的社会性别得以建构。
【关键词】社会性别；边境贸易；城镇化
【作 者】李溱，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类学博士。广州，510642
【中图分类号】K8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 -
Private Life: Marriage and Social Gender
——A Case Study of Town Yue in County Jingxi, Guangxi Li Qin
Abstract：The frontier trade development accelerates the urbanization procedure, and the female's social gender changes accordingly. It tries to interpret on the mutu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ocial gender and private life ,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urbanization caused by the frontier trade. It shows that social gender can be constructed and is a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social and its'culture, and change as the social is changing. With The marriage form, the standard of choosing spouse, wedding ceremony ect., the new social gender is constructed.
Keywords: social； gender；frontier trade；urbanization
私人生活是“在理想状态下既不受公众监视，也不受国家权利干涉的那部分个人生活”，①私人生活具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形式，也就是“家庭的私生活之内又有个人的私生活”，②文本探讨的主要对象是婚姻。婚姻是个人事务和个人选择，但是却不得不受到所在社会及其文化的规范，包括社会性别，彼此之间存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婚姻，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设置，它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将它置于社会网络中的时候，它就体现了社会的要求和制约——它是两个人依照社会所要求的契约关系和程序来组建共同生活，因此，婚姻赋予结婚者的居住形式、地位、角色、性别分工、权利、义务，莫不是体现了社会的塑造和文化的规范。
岳镇是一个边陲小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东南部，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高平省接壤。山间、田间的小路连接着两国村民的往来，国境两边的村民不用通过通关口岸，通过这些羊肠小道就能来往于中国与越南之间，或是探亲访友，或是买卖商品，有些地方，国境两边的稻田甚至都连接在一起。岳镇的主体民族是壮族的布央支系，壮族占总人口的99%以上，和越南北部的壮族支系侬、岱族说着同一种语言，是一个跨境民族。
居住于中越边境岳镇的边民，有着民间贸易的传统，但是无论是边民互市、草皮街还是传统的端午药市，都是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商品经济还处于相当的薄弱的地位，其经济还是一种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其文化仍带有浓郁的稻作文化的气息，1989年，中越边境贸易全面恢复，国家把岳镇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口岸后，地方政府介入了边境贸易之中，使之成为政府主导和规划下的市场经济行为，政府有意识的把岳镇发展成为一个以边境贸易和边境旅游为主的边境城镇，事实上，十多年的边境贸易的规划和实施，使得岳镇已经初具城镇化势态——三级油路、沿边公路的通车、中越边贸一条街和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的建成、沿边大会战、八桂村村通的进入等等基础设施的相继完善，为边境贸易提供了发展的物质基础，也为岳镇的城镇化提供了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与此同时，土地的减少，人口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脱离了土地，参与了边境贸易或是与之相关的行业，事实上，由于水稻的种植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收入，很多人对土地的种植已经失去了兴趣，不少村民还是愿意寻找其他非农的发展机会；而边境贸易和随之而来的边境旅游的兴起，广播电视的辐射，也在逐渐改变着岳镇当地人的观念和价值取向。
岳镇，现代化的边境贸易发展之后，以及随着而来的城镇化过程，对婚姻产生了重要的互动作用。婚姻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城镇化后，社会文化变迁，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的变化，婚姻是社会的控制手段，也是个人的选择，所以社会一旦发生变迁，个人观念一旦变化，那么婚姻不可避免的也随之变化；而婚姻作为社会文化的投影和缔结人口再生产单位的方式，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对社会性别产生作用，建构和发展出新的社会性别和性别期待。
涉及到婚姻的每一个话题都有非常丰富的社会性别涵义，婚姻中的社会性别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存在所谓的自然形成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分工，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岳镇女性，对婚姻往往采取是服从的态度；恰恰相反的是，随着岳镇女性进入公领域，进入了边境贸易的活动中，她们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反而加强了，在私领域和公领域都是如此。话语权因性别分工而不同，边境贸易之中的性别分工，赋予了岳镇女性更多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以此，她们对婚姻的选择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决定权。
岳镇传统农业社会中，婚姻不仅仅是属于夫妇两人之间的事情，其功能是为了要满足家庭延续和发展的需要。个人的意愿要服从家庭的整体的福祉；边境贸易发展之后，非农生产代替了农业生产，生活质素以及资源使用的自主权大为提高，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生活模式的转变，婚姻选择，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
一、择偶、爱情与婚姻
首先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岳镇大家庭，通过对其家庭中婚姻故事进行深入描述，去了解婚姻观念的变迁，并以此阐述婚姻中规定的社会性别变化。
文远，一家四代人，6口人，母亲、文远夫妇、儿子永香、儿媳慧芸以及1岁的孙女晓玉。他们一家三代人婚姻及其形式的延续和变化，缩影了岳镇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中性别关系的变化。
1）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母亲的故事
姆现，文远的母亲，1916年生。十八岁时，文远的父亲仁保家里请村子里的媒人上门提亲，两家相隔不远，彼此都了解双方的基本情况，通过合八字，下聘礼，还礼，两人正式定下婚约。在结婚前几年，仁保家里在几个重大节日，都会给姆现家里送礼物，姆现和仁保各自还是有自己的社交活动。
婚礼，是在订婚后四年，姆现23岁时举行，婚礼之后，姆现留在娘家，这种风俗在当时的靖西县的壮族地区都很流行，即“不落夫家”。在女子成婚后，即返娘家长住，短则一二年，长则七八年甚至十年，逢年过节或农忙时，才会到夫家暂时住上几天，待到怀孕生育才到夫家安居。不过，姆现回娘家后三、五天内，仁保家就派一名父母双全的女孩，她是仁保堂妹，邀请姆现再一次去家里，这一邀请必须在结婚的当月。姆现也带了自己的小堂妹去做伴，这次姆现只住了一天，跟随着家婆、和丈夫的姐妹去做农活，第二天，姆现又和小堂妹回到自己家里，和婚前一样生活、劳动。
这一次邀请后，逢年过节，或农忙时，姆现都会有几天到仁保家里帮忙，随便小住一阵子，而仁保也会在逢年过节来岳父家里探望，或者农忙时来帮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年，姆现27岁生了长子文现，之后，也就正式住在了仁保家里，一直到现在。
2）介绍型婚姻：文远的故事
文远，生于1954年，是姆现最小的儿子，1978年，文远和妻子氏片结婚，氏片和文远生活在同一个村子、但是不同屯里，一个热心的乡亲，她和文远的母亲有密切的往来，她把氏片介绍给了文远。那时，双方家里都不富裕，所以省去了很多繁文缛节，文远家里只是送了一些礼金，和猪肉、酒、米花等东西。结婚时，也没举行什么仪式，两家人摆了几桌酒席就算结了婚，婚后，氏片也没有在文远家里住，也是在娘家和婆家之间走动，农忙的时候也要两边帮忙，在怀大儿子永香的时候，氏片才常住到了婆家。
文远和氏片的婚姻，也是媒妁之言，但是得到了个人的肯定，这个时期的婚姻，不管在媒人介绍之前，双方是否认识，在婚前都是给予了双方一个了解的机会，媒人的作用主要就是充当了中间人，但是是否最后能缔结婚姻，父母也会听从子女的意愿，个人的自主权有所增加。
3）自主的一代：永香的故事
永香是文远的大儿子，1980年生，初中文化，2004年与慧芸结婚，慧芸也是靖西人，不过娘家离岳镇有60公里，两人在广东东莞认识。慧芸高中毕业后就外出东莞务工。永香初中毕业后也和老乡去东莞打工，刚开始时，只能在一个苗圃帮别人种花，后来才有机会进了一家电子厂。永香的同学，和慧芸在同一间厂，由于她的关系，两人经常在一起玩，经过两年相处，2003年两人确定关系，并且告知家里。两家人都没有什么意见，2004年春节，两人回靖西举行婚礼。永香和慧芸的婚礼，在靖西县城的大酒店举行，摆了40桌酒席。
婚后，两人在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2004年5月，永香又离家去了东莞，这次慧芸留了下来，因为她已经怀孕，2005年1月女儿晓玉出生。晓玉满月时，刚好是春节，永香回家过春节，随便探望襁褓中的女儿。过年后，永香再次离开了妻子和女儿，继续打工生活。
慧芸在女儿一岁之前，都会留在家里，带孩子、照顾家务，不过她说，等女儿一岁断奶以后，就会把晓玉留在家里，给奶奶氏片带，自己还是会和丈夫一起出去打工的。
文远一家三代的婚姻缔结，和家庭的组成，描绘了岳镇婚姻、家庭中社会性别的变化过程，体现了私人生活随着社会变迁的变化，文远的父母、文远夫妇，都是生活在农业社会中，他们的择偶、爱情、婚姻不能不受到其中文化和伦理的规范，在农业社会中，大家庭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个人的私人生活，基于大家庭考虑，选择什么样的婚姻是要符合大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个人的情感因素，往往会被忽略，情感和婚姻，往往是分裂的，婚前岳镇的青年男女可以通过歌圩、日常交往，建立起情感，但是婚姻的考虑却要基于家庭生产和再生产的考虑，文远母亲一辈，婚前都有着社会交往的自由，婚姻缔结时候自由度却是有限，文远一代，容许婚前的交往和了解，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但是这一自主权是有范围限定的。对此，婚姻通过变异的具体形式去调节了这一缺失的不足，“不落夫家”就是对这样的包办型和介绍型婚姻的调试。
文远的儿子一代，他们的爱情与婚姻，发生在边境贸易发展起来以后，边境贸易的发展，反而给予了私人生活更多的空间，个人在私人生活中的私事，可以成为自己意愿的行为和表现；不同于农业社会，谋生方式多元化，社会文化多元化，个人的想法更加得到尊重，相对来说，个人的选择也会因此更有自由度。
二、从女儿到妻子——婚姻中的社会性别分析
婚姻，改变了女性的人生过程和生活空间，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从女儿到妻子，从娘家到婆家，女性因此发生质的转变，因此，对婚姻的社会性别分析，尤为必要。婚姻，作为一种能动的社会文化，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婚姻形式与社会性别，是一种互动变化的过程，这种互动变化，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能动的变化。岳镇的边境贸易，给予了个人更多的机会，社会性别的期待变得多元化，赋予了婚姻选择更多的自由。
1）通婚圈的扩展和通婚半径的扩大
通婚半径的扩大，是一个明显的变化。随着，婚后居住从不落夫家发展到从夫居，通婚圈的扩大，包括嫁入媳妇的通婚半径的扩大和嫁出女儿通婚半径的扩大。无论姆现一代的媳妇，还是氏片一代的媳妇，通婚圈还多数限制在本镇之内，即就在本村或者本镇的邻村。在L村P屯中，12位70岁以上的女性中，娘家就在L村的有4人，通婚半径都在1公里之内，娘家在岳镇其他村的有8人，通婚圈限于本镇的约为85％，来自其他镇的只有2人，而且都是临近的H镇。90年代之前，通婚圈大多都没有突破岳镇的范围，在L村P屯，35～45岁之间的媳妇，一共有20人，17人的娘家就在岳镇，其中，3人娘家就在P屯。
和慧芸同一代或者略为年长的媳妇，通婚半径就扩大了许多，慧芸本人就是从靖西的另一端的T镇嫁入岳镇的。与此同时，岳镇的女儿们，她们通婚圈和这些媳妇一样，也扩展到了岳镇以外，有一些嫁得更远，在从夫居的居住制度之下，通过婚姻，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迁移到更加富裕的地方，是女性改变命运的一个契机，这是通婚圈扩大的动力之一。
通婚圈扩大的前提，是社交圈的扩展，在边境贸易发展以后，个人的社交活动范围无疑比起他们的父辈要大许多，女性的社会交往改变了对家庭关系的依附，成为个人行为，这就为她们自主交往提供了可能性。首先，边境贸易及其相关行业的非农生产，个人不再束缚于土地之上，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突破乡土社会的地域限制，事实上，边境贸易等非农产业的性质，是需要更大的交往范围；二是，边境贸易发展之后，对教育的重视，给予了年轻一代过多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拓展了他们的社交范围，年轻一代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完善，同学是他们社交圈扩展的第一步，读到初中甚至到县城读高中的年轻人，社交圈已经脱离了熟人社会的限制；再次，离开土地束缚的年轻人，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打工，他们所见到的世面和遇到的人，已经是父辈们望尘莫及的；最后，通讯、交通的越发便利，也进一步促使了年轻一代社交范围的扩展。有这些前提，岳镇通婚圈的日益扩大，是不足为奇的。
岳镇通婚圈扩大的三个典型代表，一是边境贸易，二是教育机会，三是外出务工。社会交往机会的扩大，是通婚圈扩大的前提，个人观念、婚姻对女性影响的变化，则促进了通婚圈的扩大。
加拿大的宝森博士在《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中认为，较之要求妇女生活在陌生人当中的做法，婚后仍同娘家亲属生活在一起为妇女提供了获得土地、保护和资历的优势。因此，衡量妇女同母方亲属的距离，不管以公里计算，还是根据到她娘家所花的时间，都成为妇女得到社会支持的一项间接衡量指标。3在岳镇，通婚圈范围的变化，也与此有关联。女性嫁入夫家以后，加入的是丈夫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是建构传统岳镇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柱，在一个从夫居的家庭中，无疑，丈夫占据了优势，落定夫家的女性，只能以丈夫为沟通交点，连接起自己新的交往网络，而娘家越远，则婚前的关系网络的影响越脆弱，这一点制约了女性通婚圈的扩展。但是，随着岳镇边境贸易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之外，一些新的关系，如业缘、同学、伙伴诸如此类的关系也成为交织人际关系网络的经纬，使得一个家庭的人际关系网络不再是单纯的父系血缘网络，这一点变化使得女性能够减弱对娘家支持的依赖；多方面信息的流通，基层政府的完善和介入，也使得女性获得更多的支持；加之边境贸易发展，赋予的女性更具独立性的观念得到支持和实践，通婚半径对女性进入夫家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这也是婚姻圈越来越扩展的一个深层原因。
2）择偶标准和社会性别偏向
择偶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是婚姻却是一项社会事项，缔结婚姻，总是有一定的目的，或者是经济联盟、或者生育、或是情感，或是家庭联合。既然，择偶的目的是为了婚姻，那么，择偶标准受到社会的巨大的制约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社会成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种抉择，择偶标准及其模式无疑会反映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个人的择偶不仅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还通过巨大的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左右人们的择偶行为，并对违反常规的择偶形成强大的压力，不同社会背景之下，不同代际的人，择偶标准各有偏好，反过来说，个人择偶标准的变化，也说明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体现的。
在这里，探讨岳镇的择偶标准变化，一是想从男性择偶标准的变化，来说明岳镇的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性别期待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有着一定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变迁的背景的；二是想通过女性择偶标准的变化，来说明影响她们择偶标准变化的背景原因，特别是女性的性别地位、性别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也是基于一定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变迁的背景之中的。
择偶标准是动态的，具有可变性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这种动态变化反映在社会历史的变迁对它的影响上，择偶标准和择偶观念势必会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指向，使之带有一定的社会性与时代性。性别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这一点深刻的影响到了岳镇青年男女的择偶标准，并且通过择偶标准，表明社会、文化对性别特征的偏好，以此，塑造着岳镇女性的社会性别。
在岳镇的城镇化之前，婚姻的缔结，父母之命占据了更多的因素，家庭在择偶过程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更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因而，在择偶时，父母的考虑更为重要，更加偏向于家庭、家族的标准，这就是择偶标准上的“门当户对”。按照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的看法，婚姻并不是个人的私事，选择谁与自己终生相伴，也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志，而是更多地受家庭制度、社会价值和风俗习惯的制约。④因此，择偶的标准体现了长辈的希望，长辈的考虑更多的是从家庭发展的角度出发，加上受到农业社会和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的制约，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基本的生存、劳动力的增加，以及后代的繁衍和养育等。选择结婚对象的标准主要是看对方是否能干。
在调查了岳镇61对夫妻双方都在45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婚姻，勤劳、能干是他们选择结婚对象标准的首选；其次是身体健康，能够生育；再次就是孝顺长辈。此外，命相好，八字合，家里名声清白，善良，性格好也是择偶考虑的主要因素。
对于女性来说，这一时期，社会生产水平普遍不高，女性还需要依附于土地生存，保证温饱是她们家庭生活的中心，经济生活则是农业生产为主，男方的家庭经济情况是她们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由此延伸的男方的个人技能、身体状况也在考虑范围之内；女性的活动领域多限于家庭之中，围绕着丈夫和家庭进行运转，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基础，和丈夫家人的关系成为要特别考虑的因素，男方性格、人品以及男方家庭成员的宽容程度都成为考虑的因素。
九十年代，边境贸易如火如荼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卷入了边境贸易以及相关行业中，包括不少的女性，边境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女性的社会性别，由此也改变了择偶标准，二是经济发展的影响，年轻一代，较以前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农业社会中，生产收入都是集中掌握男性家长手中，而生产多元化发展之后，年轻一代，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能力，父母、家庭对子女婚姻的决定和影响力越来越弱，婚姻越来越成为子女个人自己的选择，个人条件成为了选择结婚对象的现实标准。尽管婚姻越来越基于双方感情的考虑，但是择偶的标准，却依然不得不受到社会以及社会性别偏好的指示，反过来，女性为了使自己择偶范围扩大，使婚姻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需要按照通行的择偶标准去塑造自己，使自己更加符合社会性别的要求。
通过对岳镇1995～2005年这十年之内结婚的178对夫妻，以及224位1975～1990年之间出生的未婚青年的访谈，可以发现择偶标准和社会性别之间的互动关系。这178对夫妻绝大多数都是出生于二十一世纪的七十、八十年代之间，属于自由恋爱的164对，占92.1％。访谈对象最低文化程度是小学文化，最高文化水平是大专。
由于边境贸易导致岳镇择偶标准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个人的条件渐渐取代家庭的条件而上升为主要标准，青年一代在择偶时，较少关注对方的家庭背景而更重视对方的个人素质。门当户对的家庭条件，在岳镇青年一代来说，并不是择偶的必要条件，对于男性来说更是如此。
边境贸易中的女性，更加体会社会资源的占有对于她们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她们希望通过婚姻去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不过，毕竟她们还是把婚姻视为个人事务，主要考虑的还是个人条件，毕竟个人条件也会转化成为社会资源。
综合访谈对象的选择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岳镇的传统的择偶标准与受到社会变迁影响的择偶标准共存。如择偶标准强调的老实可靠，善于操劳家务以及身体健康，仍然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受到重视。这是婚姻的基本要求，青年一代仍以稳定、长久作为婚姻的主导，老实可靠不仅代表忠厚、诚实的本色，仍然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美德；身体健康则是承担家庭义务和延续后代的起码条件，也是夫妻长相守的基础，加上农村医疗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家庭对突如其来的疾病灾难防范机制弱，一场大病就有可能带来一个家庭的贫困和不稳定，因而，身体健康自然成为择偶时候必须考虑的事情；而善于操劳家务，说明了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的延续。
与此同时，随着边境贸易发展，城镇化的进程，一些新的择偶标准也开始受到重视，如有理想，人际关系广泛，敢于闯、思维开拓等等，这些择偶标准是与社会、家庭发展相关的，边境贸易发展起来之后，岳镇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给予了个人和家庭发展的空间，但是对机会的掌握却因人而异，上述的择偶标准的出现，正是适应那些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性格，也是被证明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人的特征，所以，也成为了个人择偶的标准。岳镇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向城镇化发展，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社会结构更加具有弹性，安居乐业的家庭观念也遭到了一定冲击，青年一代开始强调情投意合。
其次，由于外界信息源源不断的进入岳镇传统社会，如村村通工程使得电视普及到了村子，媒介传播的强势冲击，来自城市的批量信息融入了本土观念之中，外出打工者带回的外面世界的观念和印象，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岳镇青年一代的择偶标准，特别是对异性的审美观点。男性受到了大众媒体的导向，开始偏爱容貌姣好、温柔贤惠、善解人意等特性的女性，郎才女貌的理想配偶类型也得到接受。在调查的61对45岁以上的夫妇，只有一个丈夫提到了妻子的容貌并以此为骄傲，其他的都没有考虑到容貌的因素，反而强调的是身体健康、体格结实，没有残疾就好。在岳镇传统观念中，女性向来不是弱者，温柔纤弱也不是男性追求的美感。现在的岳镇男青年在考虑结婚对象的时候，开始把容貌视为一个因素，而一些对女性的审美观点，也受到了外界的影响，温柔、贤惠、身材苗条等形容词出现在择偶标准中。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青年一代对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娶妻子不再仅仅意味着给家里添加一个强壮劳动力或者生育工具，更加注重情感的因素。
文化程度也开始成为岳镇青年男女考虑的因素，这一点在老一辈的婚姻中也没有得到强调，这是由于在岳镇的农业社会中，生产模式单一不变，生产方式以初级生产为主，文化程度的高低不能给家庭经济带来明显改变，也不能获得农村生产和生活中不同的社会地位，自然得不到社会和家庭的重视。而现在的岳镇，文化程度意味着正式脱离农业身份的可能，意味着另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能够读书出去的人，是得到左邻右舍的称赞和羡慕的；就是留在村子的，也会因为有文化，而拥有更多的资源，主要是技术资源，因此文化带来家庭经济乃至家庭地位变化都是可能的；而教育程度的不同，对边境贸易参与程度和参与成效的不同，从一个实证的角度，说明了文化的重要性，所以青年一代的岳镇人，会更加注重对象的文化程度，男性也是如此，不过相对而言，女性会更男性更加注重这一因素。这一点，受到文化教育越高的越会强调这一点，在高中毕业的访谈对象中，都希望自己的配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可以和自己交流。
另外，岳镇青年女性择偶中的经济因素也开始减少，许多女性把有技术、有手艺、有文化、会致富的男青年作为选择的目标。注重男性的品质，对感情要忠实，给人以安全感，有责任心。经济因素在女性择偶中地位的下降与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有关，在边境贸易等非农产业中的女性，她们的经济收入是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像农业生产中，她们的收入全部归属于自己的家庭，她们依靠自己的才干，收入比以前明显增加。当然，也有许多女性对男方的经济条件十分关注，但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表现为对男方经济条件的现实功利的要求，而转化为一种潜在的希望与期待。也就是说，即使对方眼前的经济条件还不是很优越，但只要本人能力强、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女方也会接受。不看重对方的家庭条件、职业等“硬件”，更看重的是个人能力这一充满了可变量的“软件”，女性在情感领域中自我意识增强。
三、结 论
综上所述，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是个人对私人生活的掌握，如果说在之前的私人生活还是大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一举一动，包括自己的情感、婚姻选择等还是要受到家庭利益、家庭伦理乃至社会规范的影响，那么边境贸易带来的是私人生活的“私人化”，个人得到了私人事务的决定权。
婚姻形式，作为一种能动的社会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婚姻形式体现出的性别关系，比起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来说，往往具有更大的保守性、循续渐进性和新的适应性。在文化的调试下，还会出现变通性和变异性，然而，婚姻中的性别关系，总是体现出其社会发展和文化意义的。在岳镇城镇化过程中，婚姻的形式、择偶方式、通婚圈、婚礼等等发生了变化，并且通过这样文化事项的变化，去塑造了社会性别新的期待，特别是婚姻的选择，描述了一个同一文化背景中的异性眼中理想的性别期待。婚姻是一项社会事项，缔结婚姻，总是有一定的目的，或者是经济联盟、或者生育、或是情感，或是家庭联合，择偶标准受到社会的巨大的制约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社会成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种抉择，择偶标准及其模式无疑会反映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个人的择偶不仅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还通过巨大的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左右人们的择偶行为，并对违反常规的择偶形成强大的压力，不同社会背景之下，不同代际的人，择偶标准各有偏好，反过来说，个人择偶标准的变化，也说明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体现的。社会性别和社会文化的互动是很清楚条理的。
注释：
①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P12。
②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P11。
③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P269。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版。P129-132。
〔责任编辑：陈家柳〕
【关键词】社会性别；边境贸易；城镇化
【作 者】李溱，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类学博士。广州，510642
【中图分类号】K8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 -
Private Life: Marriage and Social Gender
——A Case Study of Town Yue in County Jingxi, Guangxi Li Qin
Abstract：The frontier trade development accelerates the urbanization procedure, and the female's social gender changes accordingly. It tries to interpret on the mutu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ocial gender and private life ,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urbanization caused by the frontier trade. It shows that social gender can be constructed and is a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social and its'culture, and change as the social is changing. With The marriage form, the standard of choosing spouse, wedding ceremony ect., the new social gender is constructed.
Keywords: social； gender；frontier trade；urbanization
私人生活是“在理想状态下既不受公众监视，也不受国家权利干涉的那部分个人生活”，①私人生活具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形式，也就是“家庭的私生活之内又有个人的私生活”，②文本探讨的主要对象是婚姻。婚姻是个人事务和个人选择，但是却不得不受到所在社会及其文化的规范，包括社会性别，彼此之间存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婚姻，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设置，它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将它置于社会网络中的时候，它就体现了社会的要求和制约——它是两个人依照社会所要求的契约关系和程序来组建共同生活，因此，婚姻赋予结婚者的居住形式、地位、角色、性别分工、权利、义务，莫不是体现了社会的塑造和文化的规范。
岳镇是一个边陲小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东南部，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高平省接壤。山间、田间的小路连接着两国村民的往来，国境两边的村民不用通过通关口岸，通过这些羊肠小道就能来往于中国与越南之间，或是探亲访友，或是买卖商品，有些地方，国境两边的稻田甚至都连接在一起。岳镇的主体民族是壮族的布央支系，壮族占总人口的99%以上，和越南北部的壮族支系侬、岱族说着同一种语言，是一个跨境民族。
居住于中越边境岳镇的边民，有着民间贸易的传统，但是无论是边民互市、草皮街还是传统的端午药市，都是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商品经济还处于相当的薄弱的地位，其经济还是一种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其文化仍带有浓郁的稻作文化的气息，1989年，中越边境贸易全面恢复，国家把岳镇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口岸后，地方政府介入了边境贸易之中，使之成为政府主导和规划下的市场经济行为，政府有意识的把岳镇发展成为一个以边境贸易和边境旅游为主的边境城镇，事实上，十多年的边境贸易的规划和实施，使得岳镇已经初具城镇化势态——三级油路、沿边公路的通车、中越边贸一条街和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的建成、沿边大会战、八桂村村通的进入等等基础设施的相继完善，为边境贸易提供了发展的物质基础，也为岳镇的城镇化提供了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与此同时，土地的减少，人口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脱离了土地，参与了边境贸易或是与之相关的行业，事实上，由于水稻的种植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收入，很多人对土地的种植已经失去了兴趣，不少村民还是愿意寻找其他非农的发展机会；而边境贸易和随之而来的边境旅游的兴起，广播电视的辐射，也在逐渐改变着岳镇当地人的观念和价值取向。
岳镇，现代化的边境贸易发展之后，以及随着而来的城镇化过程，对婚姻产生了重要的互动作用。婚姻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城镇化后，社会文化变迁，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的变化，婚姻是社会的控制手段，也是个人的选择，所以社会一旦发生变迁，个人观念一旦变化，那么婚姻不可避免的也随之变化；而婚姻作为社会文化的投影和缔结人口再生产单位的方式，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对社会性别产生作用，建构和发展出新的社会性别和性别期待。
涉及到婚姻的每一个话题都有非常丰富的社会性别涵义，婚姻中的社会性别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存在所谓的自然形成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分工，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岳镇女性，对婚姻往往采取是服从的态度；恰恰相反的是，随着岳镇女性进入公领域，进入了边境贸易的活动中，她们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反而加强了，在私领域和公领域都是如此。话语权因性别分工而不同，边境贸易之中的性别分工，赋予了岳镇女性更多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以此，她们对婚姻的选择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决定权。
岳镇传统农业社会中，婚姻不仅仅是属于夫妇两人之间的事情，其功能是为了要满足家庭延续和发展的需要。个人的意愿要服从家庭的整体的福祉；边境贸易发展之后，非农生产代替了农业生产，生活质素以及资源使用的自主权大为提高，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生活模式的转变，婚姻选择，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
一、择偶、爱情与婚姻
首先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岳镇大家庭，通过对其家庭中婚姻故事进行深入描述，去了解婚姻观念的变迁，并以此阐述婚姻中规定的社会性别变化。
文远，一家四代人，6口人，母亲、文远夫妇、儿子永香、儿媳慧芸以及1岁的孙女晓玉。他们一家三代人婚姻及其形式的延续和变化，缩影了岳镇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中性别关系的变化。
1）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母亲的故事
姆现，文远的母亲，1916年生。十八岁时，文远的父亲仁保家里请村子里的媒人上门提亲，两家相隔不远，彼此都了解双方的基本情况，通过合八字，下聘礼，还礼，两人正式定下婚约。在结婚前几年，仁保家里在几个重大节日，都会给姆现家里送礼物，姆现和仁保各自还是有自己的社交活动。
婚礼，是在订婚后四年，姆现23岁时举行，婚礼之后，姆现留在娘家，这种风俗在当时的靖西县的壮族地区都很流行，即“不落夫家”。在女子成婚后，即返娘家长住，短则一二年，长则七八年甚至十年，逢年过节或农忙时，才会到夫家暂时住上几天，待到怀孕生育才到夫家安居。不过，姆现回娘家后三、五天内，仁保家就派一名父母双全的女孩，她是仁保堂妹，邀请姆现再一次去家里，这一邀请必须在结婚的当月。姆现也带了自己的小堂妹去做伴，这次姆现只住了一天，跟随着家婆、和丈夫的姐妹去做农活，第二天，姆现又和小堂妹回到自己家里，和婚前一样生活、劳动。
这一次邀请后，逢年过节，或农忙时，姆现都会有几天到仁保家里帮忙，随便小住一阵子，而仁保也会在逢年过节来岳父家里探望，或者农忙时来帮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年，姆现27岁生了长子文现，之后，也就正式住在了仁保家里，一直到现在。
2）介绍型婚姻：文远的故事
文远，生于1954年，是姆现最小的儿子，1978年，文远和妻子氏片结婚，氏片和文远生活在同一个村子、但是不同屯里，一个热心的乡亲，她和文远的母亲有密切的往来，她把氏片介绍给了文远。那时，双方家里都不富裕，所以省去了很多繁文缛节，文远家里只是送了一些礼金，和猪肉、酒、米花等东西。结婚时，也没举行什么仪式，两家人摆了几桌酒席就算结了婚，婚后，氏片也没有在文远家里住，也是在娘家和婆家之间走动，农忙的时候也要两边帮忙，在怀大儿子永香的时候，氏片才常住到了婆家。
文远和氏片的婚姻，也是媒妁之言，但是得到了个人的肯定，这个时期的婚姻，不管在媒人介绍之前，双方是否认识，在婚前都是给予了双方一个了解的机会，媒人的作用主要就是充当了中间人，但是是否最后能缔结婚姻，父母也会听从子女的意愿，个人的自主权有所增加。
3）自主的一代：永香的故事
永香是文远的大儿子，1980年生，初中文化，2004年与慧芸结婚，慧芸也是靖西人，不过娘家离岳镇有60公里，两人在广东东莞认识。慧芸高中毕业后就外出东莞务工。永香初中毕业后也和老乡去东莞打工，刚开始时，只能在一个苗圃帮别人种花，后来才有机会进了一家电子厂。永香的同学，和慧芸在同一间厂，由于她的关系，两人经常在一起玩，经过两年相处，2003年两人确定关系，并且告知家里。两家人都没有什么意见，2004年春节，两人回靖西举行婚礼。永香和慧芸的婚礼，在靖西县城的大酒店举行，摆了40桌酒席。
婚后，两人在家里生活了一段时间，2004年5月，永香又离家去了东莞，这次慧芸留了下来，因为她已经怀孕，2005年1月女儿晓玉出生。晓玉满月时，刚好是春节，永香回家过春节，随便探望襁褓中的女儿。过年后，永香再次离开了妻子和女儿，继续打工生活。
慧芸在女儿一岁之前，都会留在家里，带孩子、照顾家务，不过她说，等女儿一岁断奶以后，就会把晓玉留在家里，给奶奶氏片带，自己还是会和丈夫一起出去打工的。
文远一家三代的婚姻缔结，和家庭的组成，描绘了岳镇婚姻、家庭中社会性别的变化过程，体现了私人生活随着社会变迁的变化，文远的父母、文远夫妇，都是生活在农业社会中，他们的择偶、爱情、婚姻不能不受到其中文化和伦理的规范，在农业社会中，大家庭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个人的私人生活，基于大家庭考虑，选择什么样的婚姻是要符合大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个人的情感因素，往往会被忽略，情感和婚姻，往往是分裂的，婚前岳镇的青年男女可以通过歌圩、日常交往，建立起情感，但是婚姻的考虑却要基于家庭生产和再生产的考虑，文远母亲一辈，婚前都有着社会交往的自由，婚姻缔结时候自由度却是有限，文远一代，容许婚前的交往和了解，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但是这一自主权是有范围限定的。对此，婚姻通过变异的具体形式去调节了这一缺失的不足，“不落夫家”就是对这样的包办型和介绍型婚姻的调试。
文远的儿子一代，他们的爱情与婚姻，发生在边境贸易发展起来以后，边境贸易的发展，反而给予了私人生活更多的空间，个人在私人生活中的私事，可以成为自己意愿的行为和表现；不同于农业社会，谋生方式多元化，社会文化多元化，个人的想法更加得到尊重，相对来说，个人的选择也会因此更有自由度。
二、从女儿到妻子——婚姻中的社会性别分析
婚姻，改变了女性的人生过程和生活空间，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从女儿到妻子，从娘家到婆家，女性因此发生质的转变，因此，对婚姻的社会性别分析，尤为必要。婚姻，作为一种能动的社会文化，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婚姻形式与社会性别，是一种互动变化的过程，这种互动变化，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能动的变化。岳镇的边境贸易，给予了个人更多的机会，社会性别的期待变得多元化，赋予了婚姻选择更多的自由。
1）通婚圈的扩展和通婚半径的扩大
通婚半径的扩大，是一个明显的变化。随着，婚后居住从不落夫家发展到从夫居，通婚圈的扩大，包括嫁入媳妇的通婚半径的扩大和嫁出女儿通婚半径的扩大。无论姆现一代的媳妇，还是氏片一代的媳妇，通婚圈还多数限制在本镇之内，即就在本村或者本镇的邻村。在L村P屯中，12位70岁以上的女性中，娘家就在L村的有4人，通婚半径都在1公里之内，娘家在岳镇其他村的有8人，通婚圈限于本镇的约为85％，来自其他镇的只有2人，而且都是临近的H镇。90年代之前，通婚圈大多都没有突破岳镇的范围，在L村P屯，35～45岁之间的媳妇，一共有20人，17人的娘家就在岳镇，其中，3人娘家就在P屯。
和慧芸同一代或者略为年长的媳妇，通婚半径就扩大了许多，慧芸本人就是从靖西的另一端的T镇嫁入岳镇的。与此同时，岳镇的女儿们，她们通婚圈和这些媳妇一样，也扩展到了岳镇以外，有一些嫁得更远，在从夫居的居住制度之下，通过婚姻，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迁移到更加富裕的地方，是女性改变命运的一个契机，这是通婚圈扩大的动力之一。
通婚圈扩大的前提，是社交圈的扩展，在边境贸易发展以后，个人的社交活动范围无疑比起他们的父辈要大许多，女性的社会交往改变了对家庭关系的依附，成为个人行为，这就为她们自主交往提供了可能性。首先，边境贸易及其相关行业的非农生产，个人不再束缚于土地之上，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突破乡土社会的地域限制，事实上，边境贸易等非农产业的性质，是需要更大的交往范围；二是，边境贸易发展之后，对教育的重视，给予了年轻一代过多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拓展了他们的社交范围，年轻一代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完善，同学是他们社交圈扩展的第一步，读到初中甚至到县城读高中的年轻人，社交圈已经脱离了熟人社会的限制；再次，离开土地束缚的年轻人，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打工，他们所见到的世面和遇到的人，已经是父辈们望尘莫及的；最后，通讯、交通的越发便利，也进一步促使了年轻一代社交范围的扩展。有这些前提，岳镇通婚圈的日益扩大，是不足为奇的。
岳镇通婚圈扩大的三个典型代表，一是边境贸易，二是教育机会，三是外出务工。社会交往机会的扩大，是通婚圈扩大的前提，个人观念、婚姻对女性影响的变化，则促进了通婚圈的扩大。
加拿大的宝森博士在《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中认为，较之要求妇女生活在陌生人当中的做法，婚后仍同娘家亲属生活在一起为妇女提供了获得土地、保护和资历的优势。因此，衡量妇女同母方亲属的距离，不管以公里计算，还是根据到她娘家所花的时间，都成为妇女得到社会支持的一项间接衡量指标。3在岳镇，通婚圈范围的变化，也与此有关联。女性嫁入夫家以后，加入的是丈夫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是建构传统岳镇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柱，在一个从夫居的家庭中，无疑，丈夫占据了优势，落定夫家的女性，只能以丈夫为沟通交点，连接起自己新的交往网络，而娘家越远，则婚前的关系网络的影响越脆弱，这一点制约了女性通婚圈的扩展。但是，随着岳镇边境贸易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之外，一些新的关系，如业缘、同学、伙伴诸如此类的关系也成为交织人际关系网络的经纬，使得一个家庭的人际关系网络不再是单纯的父系血缘网络，这一点变化使得女性能够减弱对娘家支持的依赖；多方面信息的流通，基层政府的完善和介入，也使得女性获得更多的支持；加之边境贸易发展，赋予的女性更具独立性的观念得到支持和实践，通婚半径对女性进入夫家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这也是婚姻圈越来越扩展的一个深层原因。
2）择偶标准和社会性别偏向
择偶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是婚姻却是一项社会事项，缔结婚姻，总是有一定的目的，或者是经济联盟、或者生育、或是情感，或是家庭联合。既然，择偶的目的是为了婚姻，那么，择偶标准受到社会的巨大的制约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社会成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种抉择，择偶标准及其模式无疑会反映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个人的择偶不仅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还通过巨大的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左右人们的择偶行为，并对违反常规的择偶形成强大的压力，不同社会背景之下，不同代际的人，择偶标准各有偏好，反过来说，个人择偶标准的变化，也说明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体现的。
在这里，探讨岳镇的择偶标准变化，一是想从男性择偶标准的变化，来说明岳镇的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性别期待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有着一定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变迁的背景的；二是想通过女性择偶标准的变化，来说明影响她们择偶标准变化的背景原因，特别是女性的性别地位、性别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也是基于一定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变迁的背景之中的。
择偶标准是动态的，具有可变性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这种动态变化反映在社会历史的变迁对它的影响上，择偶标准和择偶观念势必会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指向，使之带有一定的社会性与时代性。性别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这一点深刻的影响到了岳镇青年男女的择偶标准，并且通过择偶标准，表明社会、文化对性别特征的偏好，以此，塑造着岳镇女性的社会性别。
在岳镇的城镇化之前，婚姻的缔结，父母之命占据了更多的因素，家庭在择偶过程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更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因而，在择偶时，父母的考虑更为重要，更加偏向于家庭、家族的标准，这就是择偶标准上的“门当户对”。按照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的看法，婚姻并不是个人的私事，选择谁与自己终生相伴，也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志，而是更多地受家庭制度、社会价值和风俗习惯的制约。④因此，择偶的标准体现了长辈的希望，长辈的考虑更多的是从家庭发展的角度出发，加上受到农业社会和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的制约，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基本的生存、劳动力的增加，以及后代的繁衍和养育等。选择结婚对象的标准主要是看对方是否能干。
在调查了岳镇61对夫妻双方都在45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婚姻，勤劳、能干是他们选择结婚对象标准的首选；其次是身体健康，能够生育；再次就是孝顺长辈。此外，命相好，八字合，家里名声清白，善良，性格好也是择偶考虑的主要因素。
对于女性来说，这一时期，社会生产水平普遍不高，女性还需要依附于土地生存，保证温饱是她们家庭生活的中心，经济生活则是农业生产为主，男方的家庭经济情况是她们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由此延伸的男方的个人技能、身体状况也在考虑范围之内；女性的活动领域多限于家庭之中，围绕着丈夫和家庭进行运转，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基础，和丈夫家人的关系成为要特别考虑的因素，男方性格、人品以及男方家庭成员的宽容程度都成为考虑的因素。
九十年代，边境贸易如火如荼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卷入了边境贸易以及相关行业中，包括不少的女性，边境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女性的社会性别，由此也改变了择偶标准，二是经济发展的影响，年轻一代，较以前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农业社会中，生产收入都是集中掌握男性家长手中，而生产多元化发展之后，年轻一代，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能力，父母、家庭对子女婚姻的决定和影响力越来越弱，婚姻越来越成为子女个人自己的选择，个人条件成为了选择结婚对象的现实标准。尽管婚姻越来越基于双方感情的考虑，但是择偶的标准，却依然不得不受到社会以及社会性别偏好的指示，反过来，女性为了使自己择偶范围扩大，使婚姻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需要按照通行的择偶标准去塑造自己，使自己更加符合社会性别的要求。
通过对岳镇1995～2005年这十年之内结婚的178对夫妻，以及224位1975～1990年之间出生的未婚青年的访谈，可以发现择偶标准和社会性别之间的互动关系。这178对夫妻绝大多数都是出生于二十一世纪的七十、八十年代之间，属于自由恋爱的164对，占92.1％。访谈对象最低文化程度是小学文化，最高文化水平是大专。
由于边境贸易导致岳镇择偶标准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个人的条件渐渐取代家庭的条件而上升为主要标准，青年一代在择偶时，较少关注对方的家庭背景而更重视对方的个人素质。门当户对的家庭条件，在岳镇青年一代来说，并不是择偶的必要条件，对于男性来说更是如此。
边境贸易中的女性，更加体会社会资源的占有对于她们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她们希望通过婚姻去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不过，毕竟她们还是把婚姻视为个人事务，主要考虑的还是个人条件，毕竟个人条件也会转化成为社会资源。
综合访谈对象的选择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岳镇的传统的择偶标准与受到社会变迁影响的择偶标准共存。如择偶标准强调的老实可靠，善于操劳家务以及身体健康，仍然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受到重视。这是婚姻的基本要求，青年一代仍以稳定、长久作为婚姻的主导，老实可靠不仅代表忠厚、诚实的本色，仍然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美德；身体健康则是承担家庭义务和延续后代的起码条件，也是夫妻长相守的基础，加上农村医疗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家庭对突如其来的疾病灾难防范机制弱，一场大病就有可能带来一个家庭的贫困和不稳定，因而，身体健康自然成为择偶时候必须考虑的事情；而善于操劳家务，说明了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的延续。
与此同时，随着边境贸易发展，城镇化的进程，一些新的择偶标准也开始受到重视，如有理想，人际关系广泛，敢于闯、思维开拓等等，这些择偶标准是与社会、家庭发展相关的，边境贸易发展起来之后，岳镇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给予了个人和家庭发展的空间，但是对机会的掌握却因人而异，上述的择偶标准的出现，正是适应那些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性格，也是被证明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人的特征，所以，也成为了个人择偶的标准。岳镇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向城镇化发展，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社会结构更加具有弹性，安居乐业的家庭观念也遭到了一定冲击，青年一代开始强调情投意合。
其次，由于外界信息源源不断的进入岳镇传统社会，如村村通工程使得电视普及到了村子，媒介传播的强势冲击，来自城市的批量信息融入了本土观念之中，外出打工者带回的外面世界的观念和印象，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岳镇青年一代的择偶标准，特别是对异性的审美观点。男性受到了大众媒体的导向，开始偏爱容貌姣好、温柔贤惠、善解人意等特性的女性，郎才女貌的理想配偶类型也得到接受。在调查的61对45岁以上的夫妇，只有一个丈夫提到了妻子的容貌并以此为骄傲，其他的都没有考虑到容貌的因素，反而强调的是身体健康、体格结实，没有残疾就好。在岳镇传统观念中，女性向来不是弱者，温柔纤弱也不是男性追求的美感。现在的岳镇男青年在考虑结婚对象的时候，开始把容貌视为一个因素，而一些对女性的审美观点，也受到了外界的影响，温柔、贤惠、身材苗条等形容词出现在择偶标准中。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青年一代对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娶妻子不再仅仅意味着给家里添加一个强壮劳动力或者生育工具，更加注重情感的因素。
文化程度也开始成为岳镇青年男女考虑的因素，这一点在老一辈的婚姻中也没有得到强调，这是由于在岳镇的农业社会中，生产模式单一不变，生产方式以初级生产为主，文化程度的高低不能给家庭经济带来明显改变，也不能获得农村生产和生活中不同的社会地位，自然得不到社会和家庭的重视。而现在的岳镇，文化程度意味着正式脱离农业身份的可能，意味着另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能够读书出去的人，是得到左邻右舍的称赞和羡慕的；就是留在村子的，也会因为有文化，而拥有更多的资源，主要是技术资源，因此文化带来家庭经济乃至家庭地位变化都是可能的；而教育程度的不同，对边境贸易参与程度和参与成效的不同，从一个实证的角度，说明了文化的重要性，所以青年一代的岳镇人，会更加注重对象的文化程度，男性也是如此，不过相对而言，女性会更男性更加注重这一因素。这一点，受到文化教育越高的越会强调这一点，在高中毕业的访谈对象中，都希望自己的配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可以和自己交流。
另外，岳镇青年女性择偶中的经济因素也开始减少，许多女性把有技术、有手艺、有文化、会致富的男青年作为选择的目标。注重男性的品质，对感情要忠实，给人以安全感，有责任心。经济因素在女性择偶中地位的下降与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有关，在边境贸易等非农产业中的女性，她们的经济收入是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像农业生产中，她们的收入全部归属于自己的家庭，她们依靠自己的才干，收入比以前明显增加。当然，也有许多女性对男方的经济条件十分关注，但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表现为对男方经济条件的现实功利的要求，而转化为一种潜在的希望与期待。也就是说，即使对方眼前的经济条件还不是很优越，但只要本人能力强、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女方也会接受。不看重对方的家庭条件、职业等“硬件”，更看重的是个人能力这一充满了可变量的“软件”，女性在情感领域中自我意识增强。
三、结 论
综上所述，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是个人对私人生活的掌握，如果说在之前的私人生活还是大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一举一动，包括自己的情感、婚姻选择等还是要受到家庭利益、家庭伦理乃至社会规范的影响，那么边境贸易带来的是私人生活的“私人化”，个人得到了私人事务的决定权。
婚姻形式，作为一种能动的社会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婚姻形式体现出的性别关系，比起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来说，往往具有更大的保守性、循续渐进性和新的适应性。在文化的调试下，还会出现变通性和变异性，然而，婚姻中的性别关系，总是体现出其社会发展和文化意义的。在岳镇城镇化过程中，婚姻的形式、择偶方式、通婚圈、婚礼等等发生了变化，并且通过这样文化事项的变化，去塑造了社会性别新的期待，特别是婚姻的选择，描述了一个同一文化背景中的异性眼中理想的性别期待。婚姻是一项社会事项，缔结婚姻，总是有一定的目的，或者是经济联盟、或者生育、或是情感，或是家庭联合，择偶标准受到社会的巨大的制约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社会成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种抉择，择偶标准及其模式无疑会反映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个人的择偶不仅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还通过巨大的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左右人们的择偶行为，并对违反常规的择偶形成强大的压力，不同社会背景之下，不同代际的人，择偶标准各有偏好，反过来说，个人择偶标准的变化，也说明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体现的。社会性别和社会文化的互动是很清楚条理的。
注释：
①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P12。
②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P11。
③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P269。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版。P129-132。
〔责任编辑：陈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