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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曲是在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基础上来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二曲认为王道之政的关键，一方面须重视修齐治平之学，另一方面须行“实心实证”之政，还须实施重民养民之策。只有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儒家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治以贤始，即以贤终”的王道之治才能得以实现。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措施使得儒家的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关键词：修齐治平；“实心实证”；王道；仁政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105－005
李颙（1627—1705），字中孚，今陕西周至人，取《汉书》“山曲曰盩，水曲曰厔”语，自署为“二曲土室病夫”，学者称为二曲先生，另有“多惭夫”等自称之号。二曲是清初著名学者与思想家，与吴中顾炎武、富平李因笃、华山王宏撰学术交往甚密；亦同容城孙奇逢、余姚黄宗羲一并“高名当时”，时论以为“三大名儒”（1）。当时或以“海内真儒”、“博学鸿儒”、“理学渊源”标榜，或以“关中大儒”、“一代龙门”、“躬行君子”称颂。
自孔孟、老庄以来，中国人文思想开出儒、道两条不同的思想路径。上自战国晚期，下迄秦汉之际，两家思想开始融合，后来又由道家思想衍生出玄学和仙学，并进一步摄取佛教文化，从而铸成中国化的佛学，由此又折回儒家思想路径而形成宋明理学。经过长期的曲折演进，中国人文思想在思想结构上以极为独特的形式展现出来，而政治思想又渗透于人文思想之中。二曲的政治哲学正是在这样的模式下进行的。二曲是在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基础上来阐述其政治哲学的，他始终主张以人为本，“治以贤始，即以贤终”。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模式使得儒家的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一、 阐修齐治平之学
《礼记·大学篇》充分地表达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自宋代以来便为学人所重视。朱子《大学章句》有关于“大学”之阐释，谓“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子详细阐述了政治领袖所应具备的基本学问及基本修养，但透显与理解仍不够明朗。由此，在有人问学时，阳明专门藉“良知”之阐发，从仁心的角度来阐释“大学”：
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1］972
阳明认为，政治领袖所应具备的基本修养在于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即普遍流露的无量的仁心）。万物一体是仁义之根源、道德之主体。这一点为中国政治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基础。然而，阳明的这一理解却在知识主体与知识对象之间的界限划分上隐晦不明。于是，二曲折衷二者，他指出：
大学，孔门授受之教典，全体大用之成规也。……吾人……苟志于学，则当依其次第，循序渐进，…自然德成材达，有体有用，顶天立地，为世完人。［2］401
吾人自读《大学》以来，亦知《大学》一书，为明体适用之书，《大学》之学乃明体适用之学。［2］401
明体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己。［2］401
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皆非所语于《大学》也。［2］401
二曲认为大学为全体大用之学（亦称明体适用之学），只要由此循序渐修，就可成一“顶天立地”之完人。这也是中国人文思想塑造理想人的基本途径。
二曲对朱子所领会的《大学》王道政治纲领（三纲领、八条目）非常赞同，对儒家学说体会甚深，对其治国总纲精研深透、融会贯通。他认为：“格物乃圣学入门第一义，入门一差则无所不差，毫厘千里，不可不慎。”［2］404物指何？又格个甚？二曲认为，物者，即“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诚、正、修、齐、治、平之则”，“格物原以明四德，发而为四端，达而为五常，见之于日用则忠信笃敬”，“明乎此，便是‘知致’。知致则本心之明，皎如白日，善恶所在，自不能掩，为善去恶，自然不肯姑息，此便是‘意诚’。以此正心则心正，以此修身则身修，以此治国则国治，以此平天下则天下平，即此便是‘止至善’，便是‘明明德于天下’”。［2］405二曲还特别重视个人修身，主张以“悔过自新为始基”，认为“每日默检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稍实，即痛自责罚。日消月汰，久自成德”，又说：“无一念不纯于理，无一息或间于私，而后为圣人之悔过；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而后为圣人之自新。”二曲强调人要先正其心、修其身，加强德性修养，一念、一言、一行每日务必检讨。如果个人（尤其是当政者）做到悔过自新、心正身修，则可实现齐其家、治其国、明明德于天下。
然而，格物与穷理并非一回事。二曲指出，格物穷理要有次序，不能本末倒置，须按八条目的顺序去做，才能达于至善，才能成功：
格物，犹言穷理也。物格知至，理亦明也。物即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皆当有以格之，然有序焉。由知、意、心、身，深究密诣，循序渐进，本立然后家、国、天下可得而言矣。否则，后其所先，而先其所后，何由近道？［2］40
二曲认为以儒学治国而达于治平之盛世还须辨明真假儒学、真假道学。只有分清二者，才能懂得儒学之明晦，懂得国家之盛衰存亡之所系，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儒学明晦，不止系士风盛衰，实关系生民休戚，世运否泰。儒学明，则士之所习者，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凝有不泰？儒学晦，则士之所攻者，词章记诵之末技，处也无守，出也无为，生民毫无所赖，而世运凝有不否？［2］120
可见，区分儒学、道学之明晦，其唯一的尺度在于明体适用、利民济世。那么，在处政之时又如何明体？如何适用？二曲指出：“澄心返观，深造默成以立体；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体用兼赅，斯不愧须眉。”［2］401 在有人问何为“体用”时，二曲说：
“明德”是体，“明明德”是明体；“亲民”是用，“明明德于天下”、“作新民”是适用。格、致、诚、正、修，乃明之之实；齐、治、均、平，乃新之之实。纯乎天理而弗杂，方是止于至善。［2］401—402
“明德”即心，心本至灵，不昧其灵，便是“明明德”。心本与万物为一体，不自分彼此，便是“亲民”。心本“至善”，不自有其善，便是“止至善”。［2］402
“明德”之在人，本与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顾自有生以来，为形气所使，物欲所蔽，习染所污，遂昧却原来本体，率意冥行，随俗驰逐。……律之以固有之良，悉属昏昧。故须明之，以复其初。……显澄默悟，一意本原。……令胸次纤医弗存，自然净极复明，彻骨彻髓，表里昭莹，日用寻常，悉在觉中。［2］402
二曲所谓的明体就是明明德，亦即明悟此“表里昭莹”之本体；适用则主要在“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从而使此澄澈昭莹之本体彰显。二曲对朱子与阳明思想之缺失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使得中国政治思想透显出明朗的形上学境界。
二、行“实心实证”之政
在二曲生活的早期，他就究心于兵法。在所列出的诸多适用类书目中，二曲于军事兵法甚为重视：
经世之法，莫难于用兵，俄顷之间，胜败分焉，非可以漫尝试也。今学者……有志当世，往往于兵机多不致意，以为兵非儒者所事。然则武侯之伟略，阳明之武功，非耶？学者于此，苟能深讨细究而有得焉，则异日当机应变，作用必有可观。［2］53
在此基础上，他又列律令，认为：“律令，最为知今之要 。而今之学者，至有终其身未之闻者。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2］54
二曲还著有《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以及《地理险要》等书，认为以上数种，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
从二曲所列适用类书目中可看出，二曲见识极广，他关于国家大政的构想与看法颇有见地。后来的川陕总督鄂善对二曲“学为帝师，道足王佐”之誉实非过誉之词。
二曲也指出，军事兵法是要重视，但兵书之用、用兵之道须在“人心”之治化：
兵食固为政先图，而固结人心，尤经济要务。盖民心乃国脉所系，国所恃以立者也。必平日深得民心，上下相信，斯有事民咸急公，不忍离贰。未乱可保不乱，既乱可保复治。否则人心一失，余何足恃？虽有粟不得而食诸，兵虽多，适足以阶乱。隋洛口仓、唐琼林库，财货充盈，米积日山，战将林立，甲骑云屯，不免国亡家破者，人心不属故也。善为政者，尚念之哉！［2］483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此拨乱返治之大机，救时定世之急着也。盖上不欲则源清，本源一清，斯流无不清；在在皆清，则在在不复妄取。敲骨吸髓之风既息，疲敝凋瘵之民获苏，各安其居，谁复思乱？《左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而近代辛复元亦云：“仕途贿赂公行，所以民间盗贼蜂起，从古如斯。”三复二说，曷胜太息！ ［2］484
在二曲看来，对于用兵之术“深计细究”才能知晓“经世之法”。“兵虽多”，若“人心一失”，则“适足以阶乱”。所以，强国雪耻之大本在于广施仁政、固结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更何况“民心乃国脉所系”，当政者应“固结人心”，时时做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而使百姓至愚而神明。
自古以来，便流传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作为二曲，他认识到从古至今，一治一乱都是由于缺乏“人心齐”，故而“泰山移”。二曲指出：
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学，则正学明，正学明则人心正，人心正则治化淳；所好在词章，则正学晦，正学晦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治化不兴。盖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应之机，捷于影响。［2］105
心体如此，则心得其中；治体如此，则治得其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人人得所，俗臻雍熙，四海何至“困穷”？彼四海之所以“困穷”者，只缘政治不中；政治之所以不中者，总缘存心不中。此治法之所以必本于心法，王道之所以必本于天德也。［2］510
治法须本于“心法”，如果“存心不中”，则“政治不中”，天下必“治乱”。所以，二曲认为“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而且以儒学治国，关键还在于“上之所好”、“人君躬行”，正如《大学》所言：“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至于到底如何来治理人心，使“人心正”，二曲又指出：
大约谓身心世界，是一非两，治世莫先于治心，而知性立本，尤为治心之要。识得未发真体，则变动云为，无适非不睹不闻之所统摄而运用，大本达道，位育齐收，身心世界，至此方为合一。其卓识精诣如此。然则，读是集者，诗也乎哉，有先乎诗者矣！［2］226
要本源清正，须以“知性立本”，此为“治心之要”，只有“识得未发真体”，才能“位育齐收”，从而实现王治。社会的治理与变革是多方位的，人的深层意识的变革又是首当其冲的，它始终是天下治乱的关键。二曲曾鼓励其门生：
宇宙之内，一民一物，痛痒皆与吾身相关，故其相养相安料理，皆是吾人之本分。《书》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宁，及鸟兽鱼龟之咸若。”鱼龟非吾同类，而且使之咸若，然犹曰彼有血气心知，欲生恶死所同。鬼神奚赖吾人，山川有何知识，而亦使之亦莫不宁者何？盖圣人以天地为心，为民生立命，心思既竭，仁爱无穷，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宁，无一事不极其妥帖，无一物不得其分原，而后其心始遂。［2］226
二曲实际上是将灵明本体中所包含的平等、自由、仁爱三义融为一体，是孔子“为政以德”、孟子“仁政”思想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二曲认为为政的“大经大法”在于是否以实心来行实证。若“以天地为心，为民生立命，心思既竭，仁爱无穷”，则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宁，无一事不极其妥帖，无一物不得其分原，而后其心始遂”。
“有天德，便有王道”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成了口头禅，它是仁政的施展，亦是王道的施行，与实心实证思想同出一辙。在程明道看来，“圣贤论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是完足之物”。［3］1在这里，天德即为本体之代名。对此，二曲自有他自己的看法。在有人问到如何行“古法”王道时，二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择吏、重农、轻敛、禁暴，其始乎；明礼、正学、兴贤，其成乎。得其人则法行，非其人则法废，责实效、慎保举，此择吏之要也。……学术者 ，人心风尚所关，人才所由出也，无所统一，斯小辩起而害道矣。明孔孟之大义，距异端之邪说，无妄分门户，以坏勿道之大全，无徒徇皮肤，以戕圣学之血脉，可大可久，“无党无偏”，此正学之要也。有治人，无治法，治以贤始，即以贤终，然无所待而兴者，其惟圣人乎？其余则皆俟乎上之振作鼓舞矣，而兴学校其首也。……教化明则学术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则人才蒸蒸然出而不穷，人才众而天下有不久安长治者乎？此兴贤之要也。［2］537-538
这些王道措施充分展现了二曲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特征。二曲的这一政治理想始终以人为本，即所谓“治以贤始，即以贤终”。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措施使得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三、献重民养民之策
二曲对儒家“民为邦本”、“民为父母”、“民无信不立”、“本固邦凝”等主张甚为信服。他虽不仕，但对历代的明君、贤相、清官甚为尊重，对贯彻执行民本主义思想而卓有成效的君臣称赞不已。二曲曾说：“范文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虽与‘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德性作用与气魄作用不同，然志在世道生民，与吾人志在一身一家者，自不可同日而语。”［2］404
尽管二曲身处普通民众之中，却对黎庶之疾苦非常关心。他有着“仁者爱人”的高尚品质，并以亚圣孟子之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二曲期望康熙大帝及其臣僚们发政施仁、以民为本，让普天下百姓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他以一位儒者的身份常常为民请愿。史称：“关中利害在民者，（公）未尝不为当事力言也。”二曲认为朝廷实施安民养民政策，就必须稳定社会、发展生产、以德化民、知人善任，而最后一条又是最为关键的：
盖惟知人，方能安民；故惟知人，方能爱人。若明不足以知人，而所用之人一有不当，本欲泽民而反以残民，则其爱也适以成害。即不残不害，而才不胜任，旷官废事，不能承流宣化，民不被泽，亦何以薄其爱乎？舜惟抿足以知人，故于众人之中识拔皋陶；汤惟明足以知人，故于众人之中识拔伊尹。［2］409
选拔使用官吏是国家为政的根本大计，它不仅关乎一国之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能否发展，更关乎安民、养民、泽民、爱民以及以民为本的治国指导思想之能否贯彻，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二曲还期望当政者能实施有效的富民教民政策。本着荀子“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的思想，二曲认为在富民教民并重中应以富民使有常产为先务：
民有恒产，然后可望其有恒心。故明君将欲兴学校以教民，心先有以制民之产；所以然者，衣食足然后可望其知礼义也。后世言治者，动曰“兴学校”，却不讲为民制恒产，不知恒产不制，而责民以恒心，是犹役馁夫负重、驱羸马致远，纵勉强一时，究之半途而废耳。［2］539
二曲的此项主张是对孟子恒产恒心说的发挥运用。二曲从爱民、养民、富民的角度出发，提出民众应有恒产的主张，认为民有恒产，才能衣食足，才能知礼仪，才能有恒心，才能侍亲以孝、侍君以忠。在当时实学思潮影响下，二曲提出了自己的美好愿望，期望朝廷给民众制恒产，尽管不是恢复孟子所言之井田，但在“视乎其时与人”的清康熙时代，二曲能提出这一举措实难能可贵。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激烈竞争、中国处于封建末期的情况下，大鱼吃小鱼以及经济竞争、政治上的豪夺，都是当时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即使有明君如此实施改革，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略舒一时一地断炊绝粮的燃眉之急，却解决不了民众长远生计。
注释:
（1）关于三大儒之说法，学界争论不一，亦有四大儒、五大儒之说。张岱年指出：“清初时最有名望的三个大儒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到了清末，人们讲清初三大儒，就改成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讲清初五大儒：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梁启超则推崇四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0页。亦可参见：何冠彪.明情人物与著述［M］.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50、55、59及62页。
参考文献：
［1］［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清］李顒.二曲集［M］.陈俊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3］［宋］程灏、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4]翟奎凤. 黄道周与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Ｊ].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４):31-37.
（责任编辑 吴 勇）
关键词：修齐治平；“实心实证”；王道；仁政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105－005
李颙（1627—1705），字中孚，今陕西周至人，取《汉书》“山曲曰盩，水曲曰厔”语，自署为“二曲土室病夫”，学者称为二曲先生，另有“多惭夫”等自称之号。二曲是清初著名学者与思想家，与吴中顾炎武、富平李因笃、华山王宏撰学术交往甚密；亦同容城孙奇逢、余姚黄宗羲一并“高名当时”，时论以为“三大名儒”（1）。当时或以“海内真儒”、“博学鸿儒”、“理学渊源”标榜，或以“关中大儒”、“一代龙门”、“躬行君子”称颂。
自孔孟、老庄以来，中国人文思想开出儒、道两条不同的思想路径。上自战国晚期，下迄秦汉之际，两家思想开始融合，后来又由道家思想衍生出玄学和仙学，并进一步摄取佛教文化，从而铸成中国化的佛学，由此又折回儒家思想路径而形成宋明理学。经过长期的曲折演进，中国人文思想在思想结构上以极为独特的形式展现出来，而政治思想又渗透于人文思想之中。二曲的政治哲学正是在这样的模式下进行的。二曲是在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基础上来阐述其政治哲学的，他始终主张以人为本，“治以贤始，即以贤终”。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模式使得儒家的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一、 阐修齐治平之学
《礼记·大学篇》充分地表达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自宋代以来便为学人所重视。朱子《大学章句》有关于“大学”之阐释，谓“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子详细阐述了政治领袖所应具备的基本学问及基本修养，但透显与理解仍不够明朗。由此，在有人问学时，阳明专门藉“良知”之阐发，从仁心的角度来阐释“大学”：
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1］972
阳明认为，政治领袖所应具备的基本修养在于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即普遍流露的无量的仁心）。万物一体是仁义之根源、道德之主体。这一点为中国政治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基础。然而，阳明的这一理解却在知识主体与知识对象之间的界限划分上隐晦不明。于是，二曲折衷二者，他指出：
大学，孔门授受之教典，全体大用之成规也。……吾人……苟志于学，则当依其次第，循序渐进，…自然德成材达，有体有用，顶天立地，为世完人。［2］401
吾人自读《大学》以来，亦知《大学》一书，为明体适用之书，《大学》之学乃明体适用之学。［2］401
明体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己。［2］401
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皆非所语于《大学》也。［2］401
二曲认为大学为全体大用之学（亦称明体适用之学），只要由此循序渐修，就可成一“顶天立地”之完人。这也是中国人文思想塑造理想人的基本途径。
二曲对朱子所领会的《大学》王道政治纲领（三纲领、八条目）非常赞同，对儒家学说体会甚深，对其治国总纲精研深透、融会贯通。他认为：“格物乃圣学入门第一义，入门一差则无所不差，毫厘千里，不可不慎。”［2］404物指何？又格个甚？二曲认为，物者，即“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诚、正、修、齐、治、平之则”，“格物原以明四德，发而为四端，达而为五常，见之于日用则忠信笃敬”，“明乎此，便是‘知致’。知致则本心之明，皎如白日，善恶所在，自不能掩，为善去恶，自然不肯姑息，此便是‘意诚’。以此正心则心正，以此修身则身修，以此治国则国治，以此平天下则天下平，即此便是‘止至善’，便是‘明明德于天下’”。［2］405二曲还特别重视个人修身，主张以“悔过自新为始基”，认为“每日默检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稍实，即痛自责罚。日消月汰，久自成德”，又说：“无一念不纯于理，无一息或间于私，而后为圣人之悔过；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而后为圣人之自新。”二曲强调人要先正其心、修其身，加强德性修养，一念、一言、一行每日务必检讨。如果个人（尤其是当政者）做到悔过自新、心正身修，则可实现齐其家、治其国、明明德于天下。
然而，格物与穷理并非一回事。二曲指出，格物穷理要有次序，不能本末倒置，须按八条目的顺序去做，才能达于至善，才能成功：
格物，犹言穷理也。物格知至，理亦明也。物即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皆当有以格之，然有序焉。由知、意、心、身，深究密诣，循序渐进，本立然后家、国、天下可得而言矣。否则，后其所先，而先其所后，何由近道？［2］40
二曲认为以儒学治国而达于治平之盛世还须辨明真假儒学、真假道学。只有分清二者，才能懂得儒学之明晦，懂得国家之盛衰存亡之所系，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儒学明晦，不止系士风盛衰，实关系生民休戚，世运否泰。儒学明，则士之所习者，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凝有不泰？儒学晦，则士之所攻者，词章记诵之末技，处也无守，出也无为，生民毫无所赖，而世运凝有不否？［2］120
可见，区分儒学、道学之明晦，其唯一的尺度在于明体适用、利民济世。那么，在处政之时又如何明体？如何适用？二曲指出：“澄心返观，深造默成以立体；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体用兼赅，斯不愧须眉。”［2］401 在有人问何为“体用”时，二曲说：
“明德”是体，“明明德”是明体；“亲民”是用，“明明德于天下”、“作新民”是适用。格、致、诚、正、修，乃明之之实；齐、治、均、平，乃新之之实。纯乎天理而弗杂，方是止于至善。［2］401—402
“明德”即心，心本至灵，不昧其灵，便是“明明德”。心本与万物为一体，不自分彼此，便是“亲民”。心本“至善”，不自有其善，便是“止至善”。［2］402
“明德”之在人，本与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顾自有生以来，为形气所使，物欲所蔽，习染所污，遂昧却原来本体，率意冥行，随俗驰逐。……律之以固有之良，悉属昏昧。故须明之，以复其初。……显澄默悟，一意本原。……令胸次纤医弗存，自然净极复明，彻骨彻髓，表里昭莹，日用寻常，悉在觉中。［2］402
二曲所谓的明体就是明明德，亦即明悟此“表里昭莹”之本体；适用则主要在“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从而使此澄澈昭莹之本体彰显。二曲对朱子与阳明思想之缺失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使得中国政治思想透显出明朗的形上学境界。
二、行“实心实证”之政
在二曲生活的早期，他就究心于兵法。在所列出的诸多适用类书目中，二曲于军事兵法甚为重视：
经世之法，莫难于用兵，俄顷之间，胜败分焉，非可以漫尝试也。今学者……有志当世，往往于兵机多不致意，以为兵非儒者所事。然则武侯之伟略，阳明之武功，非耶？学者于此，苟能深讨细究而有得焉，则异日当机应变，作用必有可观。［2］53
在此基础上，他又列律令，认为：“律令，最为知今之要 。而今之学者，至有终其身未之闻者。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2］54
二曲还著有《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以及《地理险要》等书，认为以上数种，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
从二曲所列适用类书目中可看出，二曲见识极广，他关于国家大政的构想与看法颇有见地。后来的川陕总督鄂善对二曲“学为帝师，道足王佐”之誉实非过誉之词。
二曲也指出，军事兵法是要重视，但兵书之用、用兵之道须在“人心”之治化：
兵食固为政先图，而固结人心，尤经济要务。盖民心乃国脉所系，国所恃以立者也。必平日深得民心，上下相信，斯有事民咸急公，不忍离贰。未乱可保不乱，既乱可保复治。否则人心一失，余何足恃？虽有粟不得而食诸，兵虽多，适足以阶乱。隋洛口仓、唐琼林库，财货充盈，米积日山，战将林立，甲骑云屯，不免国亡家破者，人心不属故也。善为政者，尚念之哉！［2］483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此拨乱返治之大机，救时定世之急着也。盖上不欲则源清，本源一清，斯流无不清；在在皆清，则在在不复妄取。敲骨吸髓之风既息，疲敝凋瘵之民获苏，各安其居，谁复思乱？《左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而近代辛复元亦云：“仕途贿赂公行，所以民间盗贼蜂起，从古如斯。”三复二说，曷胜太息！ ［2］484
在二曲看来，对于用兵之术“深计细究”才能知晓“经世之法”。“兵虽多”，若“人心一失”，则“适足以阶乱”。所以，强国雪耻之大本在于广施仁政、固结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更何况“民心乃国脉所系”，当政者应“固结人心”，时时做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而使百姓至愚而神明。
自古以来，便流传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作为二曲，他认识到从古至今，一治一乱都是由于缺乏“人心齐”，故而“泰山移”。二曲指出：
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学，则正学明，正学明则人心正，人心正则治化淳；所好在词章，则正学晦，正学晦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治化不兴。盖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应之机，捷于影响。［2］105
心体如此，则心得其中；治体如此，则治得其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人人得所，俗臻雍熙，四海何至“困穷”？彼四海之所以“困穷”者，只缘政治不中；政治之所以不中者，总缘存心不中。此治法之所以必本于心法，王道之所以必本于天德也。［2］510
治法须本于“心法”，如果“存心不中”，则“政治不中”，天下必“治乱”。所以，二曲认为“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而且以儒学治国，关键还在于“上之所好”、“人君躬行”，正如《大学》所言：“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至于到底如何来治理人心，使“人心正”，二曲又指出：
大约谓身心世界，是一非两，治世莫先于治心，而知性立本，尤为治心之要。识得未发真体，则变动云为，无适非不睹不闻之所统摄而运用，大本达道，位育齐收，身心世界，至此方为合一。其卓识精诣如此。然则，读是集者，诗也乎哉，有先乎诗者矣！［2］226
要本源清正，须以“知性立本”，此为“治心之要”，只有“识得未发真体”，才能“位育齐收”，从而实现王治。社会的治理与变革是多方位的，人的深层意识的变革又是首当其冲的，它始终是天下治乱的关键。二曲曾鼓励其门生：
宇宙之内，一民一物，痛痒皆与吾身相关，故其相养相安料理，皆是吾人之本分。《书》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宁，及鸟兽鱼龟之咸若。”鱼龟非吾同类，而且使之咸若，然犹曰彼有血气心知，欲生恶死所同。鬼神奚赖吾人，山川有何知识，而亦使之亦莫不宁者何？盖圣人以天地为心，为民生立命，心思既竭，仁爱无穷，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宁，无一事不极其妥帖，无一物不得其分原，而后其心始遂。［2］226
二曲实际上是将灵明本体中所包含的平等、自由、仁爱三义融为一体，是孔子“为政以德”、孟子“仁政”思想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二曲认为为政的“大经大法”在于是否以实心来行实证。若“以天地为心，为民生立命，心思既竭，仁爱无穷”，则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宁，无一事不极其妥帖，无一物不得其分原，而后其心始遂”。
“有天德，便有王道”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成了口头禅，它是仁政的施展，亦是王道的施行，与实心实证思想同出一辙。在程明道看来，“圣贤论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是完足之物”。［3］1在这里，天德即为本体之代名。对此，二曲自有他自己的看法。在有人问到如何行“古法”王道时，二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择吏、重农、轻敛、禁暴，其始乎；明礼、正学、兴贤，其成乎。得其人则法行，非其人则法废，责实效、慎保举，此择吏之要也。……学术者 ，人心风尚所关，人才所由出也，无所统一，斯小辩起而害道矣。明孔孟之大义，距异端之邪说，无妄分门户，以坏勿道之大全，无徒徇皮肤，以戕圣学之血脉，可大可久，“无党无偏”，此正学之要也。有治人，无治法，治以贤始，即以贤终，然无所待而兴者，其惟圣人乎？其余则皆俟乎上之振作鼓舞矣，而兴学校其首也。……教化明则学术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则人才蒸蒸然出而不穷，人才众而天下有不久安长治者乎？此兴贤之要也。［2］537-538
这些王道措施充分展现了二曲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特征。二曲的这一政治理想始终以人为本，即所谓“治以贤始，即以贤终”。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措施使得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三、献重民养民之策
二曲对儒家“民为邦本”、“民为父母”、“民无信不立”、“本固邦凝”等主张甚为信服。他虽不仕，但对历代的明君、贤相、清官甚为尊重，对贯彻执行民本主义思想而卓有成效的君臣称赞不已。二曲曾说：“范文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虽与‘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德性作用与气魄作用不同，然志在世道生民，与吾人志在一身一家者，自不可同日而语。”［2］404
尽管二曲身处普通民众之中，却对黎庶之疾苦非常关心。他有着“仁者爱人”的高尚品质，并以亚圣孟子之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二曲期望康熙大帝及其臣僚们发政施仁、以民为本，让普天下百姓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他以一位儒者的身份常常为民请愿。史称：“关中利害在民者，（公）未尝不为当事力言也。”二曲认为朝廷实施安民养民政策，就必须稳定社会、发展生产、以德化民、知人善任，而最后一条又是最为关键的：
盖惟知人，方能安民；故惟知人，方能爱人。若明不足以知人，而所用之人一有不当，本欲泽民而反以残民，则其爱也适以成害。即不残不害，而才不胜任，旷官废事，不能承流宣化，民不被泽，亦何以薄其爱乎？舜惟抿足以知人，故于众人之中识拔皋陶；汤惟明足以知人，故于众人之中识拔伊尹。［2］409
选拔使用官吏是国家为政的根本大计，它不仅关乎一国之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能否发展，更关乎安民、养民、泽民、爱民以及以民为本的治国指导思想之能否贯彻，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二曲还期望当政者能实施有效的富民教民政策。本着荀子“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的思想，二曲认为在富民教民并重中应以富民使有常产为先务：
民有恒产，然后可望其有恒心。故明君将欲兴学校以教民，心先有以制民之产；所以然者，衣食足然后可望其知礼义也。后世言治者，动曰“兴学校”，却不讲为民制恒产，不知恒产不制，而责民以恒心，是犹役馁夫负重、驱羸马致远，纵勉强一时，究之半途而废耳。［2］539
二曲的此项主张是对孟子恒产恒心说的发挥运用。二曲从爱民、养民、富民的角度出发，提出民众应有恒产的主张，认为民有恒产，才能衣食足，才能知礼仪，才能有恒心，才能侍亲以孝、侍君以忠。在当时实学思潮影响下，二曲提出了自己的美好愿望，期望朝廷给民众制恒产，尽管不是恢复孟子所言之井田，但在“视乎其时与人”的清康熙时代，二曲能提出这一举措实难能可贵。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激烈竞争、中国处于封建末期的情况下，大鱼吃小鱼以及经济竞争、政治上的豪夺，都是当时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即使有明君如此实施改革，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略舒一时一地断炊绝粮的燃眉之急，却解决不了民众长远生计。
注释:
（1）关于三大儒之说法，学界争论不一，亦有四大儒、五大儒之说。张岱年指出：“清初时最有名望的三个大儒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到了清末，人们讲清初三大儒，就改成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讲清初五大儒：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梁启超则推崇四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0页。亦可参见：何冠彪.明情人物与著述［M］.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50、55、59及62页。
参考文献：
［1］［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清］李顒.二曲集［M］.陈俊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3］［宋］程灏、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4]翟奎凤. 黄道周与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Ｊ].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４):31-37.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