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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第九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于2011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召开之前的2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中国开始着手推进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相关工作。所以，此次会议虽然主题为“跨国公司与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但是所有公司高管几乎不约而同将话题引向跨国并购。
外企：安全审查，无压力
通用电气中国(GE)研发中心总裁陈向力告诉记者，GE在与中国公司进行技术合作时，必须遵守美国政府的相关技术出口的规定。事实上，21世纪初以来，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考量已经成为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一只手，它对涉外经济事务的影响也十分严重。中国始终是美国出口管理体制的重点。虽然从1983年美国开始把中国从出口管制的“P”组升级到“V”组，即“友好的非盟国”，但是1989年以后，美国对华出口一直极为严格，包括范围广泛的技术和设备。因此像GE这样的以技术研发为主导的公司，在这方面尤其慎重。
此前，GE中国在华投资项目主要是以设立合资公司为主，暂时还没有涉及并购。但是，陈向力表示，GE在三年前就有了在华并购的意向，公司已经设立了专门部门来研究并购事项，也在密切关注中国外商投资政策的变化。
GE去年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展开合作，由通用电气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共同组建的合资公司为其新的C919单通道飞机提供航空电子系统。“GE未来要成为航空电子全球供应商。”陈向力对此说到。他还透露，2011-2012年通用电气在中国的研发投入会达到5亿美元，其中2011年不少于1亿美元。
“目前我们已经在中国建立了3个研发中心，沈阳、西安和成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还会再成立新的研发中心，可能会在中部和南部城市，今年年底会再招聘600名研发人员。”“下一步会继续加大与国内企业的合作，也不排除会选择一些并购目标。”陈向力称。
关于并购安全审查，通用汽车(GM)中国公司副总裁陈实表示，具有百年造车历史的通用汽车早在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成立了办事处，中国合资企业的概念第一次提出是通用在1978年提出的。漫长的合作历史，“使通用汽车已经将中国从一个单纯的海外市场转变为集全球技术研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忧心于北京刚刚通过的汽车限购令，陈实依然表示总销量不会受到影响。他表示，北京市场只是通用在中国市场中的一部分，“2010年，通用汽车在北京的销量约占到我们中国总销量的3％。”
陈实还表示，通用汽车联手上汽不仅要继续在中国市场保持领先地位，而且两家公司还于2009年12月一起开启了全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宣布以印度市场为起点，联手拓展亚洲新兴市场，“去年一年在印度的汽车销售增加了59％。”
陈实还透露，另一方面，通用在中国二三四线城市的销量也在快速增长，今年公司也会在这些市场寻求更多机会。他预测，今年通用的凯迪拉克、别克、欧宝、五菱、宝骏以及解放的销量都能有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增长。
BP石油公司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都有密切合作，在中国海外合作项目上，BP起了很大作用。
过去两年，中国的石油公司海外并购活动频繁。2009年占据了当年全球油气行业并购交易总额的13％，2010年在全球30个超过10亿美元价值的并购价值当中，有9个涉及到中国的石油公司。
BP中国区副总裁白长波表示，除了中国境内的合作之外，BP与三大石油公司在境外也有非常好的合作。前几年，中海油从BP购买了印尼液化天然气项目中12.5％的股份，印尼与BP公司签署过一份长达25年的供气协议；2009年BP和中石油在伊拉克的共同竞标获得了成功，这使得BP和中国石油公司在海外合作站到了新的起点；接着与中石化通过安哥拉石油公司的合资企业建立了伙伴关系。用白长波的话说，BP石油已经与中国同行结成“利益共同体”。
沃尔玛最近因为“价格门”被推到风口浪尖上，除了“价格门”，沃尔玛控股京东商城一事媒体也格外关注。关于谈判进展，公司事务高级总监廖红晖回应称，目前沃尔玛暂时不发表评论。但他同时表示“中国网民数量大，每年网民增长速度迅猛，中国线上交易市场的前景非常可观。沃尔玛对此一直在关注并且开始研究相关的法律政策，将考虑在中国发展网络线上交易。”
中企：海外并购，喜中有忧
这次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通过后一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2月19日，迫于美国CIFUS(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压力，华为宣布放弃对美国一家小型科技公司3Leaf的特定资产收购，理由是这一交易可能对美国计算机网络安全构成威胁。去年5月份，华为斥资约200万美元收购了这家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公司的部分技术专利。
交易洽谈期间，美国政府一个并不公开的委员会一直对华为保持高度关注，进一步调查发现华为并未就这笔并购提出审查申请。这宗偶然的“被发现”事件以华为认输作结。而正好四年前，华为“被发现”窃取摩托罗拉商业机密，这宗官司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初定于今年11月开庭。
连续发生“被发现”事件，华为不是孤例。在埃森哲近期所做的有关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的调查中，已经有许多企业将“当地市场进入壁垒和贸易保护”和“当地政府政策限制和社会风险”列为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挑战。
中联重科200 8年增收收购意大利知名企业CIFA，成为全球第一大混凝土机械企业。CIFA作为单一品牌，市场占有率已经相对其他的竞争对手提高了30％以上。公司副总裁万钧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项并购如此顺利，和中联重科娴熟的技巧有很大关系。
之所以选定CIFA这家成立于1928年位居全球第三的老牌企业，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成熟的高端品牌，拥有这个行业里最领先，最成熟的技术，在欧美和独联体的市场渠道非常发达，远远超过中联重科和绝大部分中国企业。
万钧提到的并购技巧，主要体现在中联重科使用外部力量的技巧上。在这个并购过程当中，公司以高盛、联想的鸿毅投资、意大利政府圣保罗银行和中国国开行几家共同成立的一个私募基金，共同参与投资，这对加速融合、顺利并购帮助很大。
并购以后，铸造放在具有劳动力密集优势的中国，装配和调试放在具有研发和技术优势的米兰，形成良好的优势互补。销售平台和采购平台也得到了统一。所有的销售渠道都是由统一的一支销售队伍来对两个品牌的产品同时进行销售，大量的共性的，战略性的物资需要(比如液压件，主要购自德国)采购时，两家合并后谈判力度强了很多。由于欧洲企业依然把并购后的CIFA当作意大利企业，因此在采购零部件时能拿到很好的条件。
并购后，不仅挽救了金融危机中的CIFA，还向它打开了中国市场，因此大大改善了中国企业在意大利的形象。据万钧介绍，中联重科的海外战略目标是， 2015年海外销售额占比提高到40％以上。
上工申贝的并购案例和中联重科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上工申贝堪称国内缝纫机行业历史最悠久、资产规模最大的老牌国企，2005年对德国DA公司收购并赢利后，使其成为工业缝纫机领域规模居前三的跨国经营集团。
始创于1867年的德国DA公司是在国际同行中享有盛誉的百年老店，在缝制设备行业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虽然过去5年有余，公司总经理马民良对并购过程记忆犹新。能冒着极大风险顺利完成并购，和上工申贝的领导层决心直接相关，更与公司的并购技巧有关。
首先，在确定了对德国DA的收购战略后，上工申贝委托普华永道做收购的总顾问，进行尽职调查和方案设计。其次，通过增发B股，以募集资金与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共同收购德国DA公司的控股股权和利用DA公司技术建设特种缝纫机项目。第三，上工申贝在德国投资设立一个壳公司作为一个平台进行收购，这样就是一个德国公司收购另一家德国公司，而不是中国公司去收购德国公司，操作起来比较便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两国法律不一致的风险。
马民良也提到，有序且谨慎的整合，保持业务的稳定性，如DA公司管理层全部保留；有效的沟通，比如上工申贝总经理与所有DA中层经理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与工会组织建立良好关系，如进行文化的良好整合，而且邀请第三方机构参与双方的文化整合，这些都对公司整合并赢利帮助很大。
海外并购实践有喜有忧。出席论坛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对跨国经营、并购中管理人才的缺乏有很深的体会。
中海油服收购挪威AWO公司之初就知道人才、文化的融合很难，他们选择这家公司时，就是看中它的年轻，这样可能文化冲突、人才融合问题会比较少。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设计成基本保留原来的组织框架，可是一轮一轮谈下来，最后却仍没有实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让陈卫东感受很深——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并购以后和国外人才系统的接轨非常困难。
除此之外，相对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资本流动来讲，中国的企业规模偏小、中介机构欠缺、投资环境风险大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发改委：境外投资政策，有望大幅放宽
在本次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孔令龙表示，跨国并购过程中需要很多中介机构、投资机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但在他所接触的几乎所有的项目做中介的，无论是法律、财务等方面，都是国际上的投行在做，国内的投行很少介入，这也是一个欠缺。另外，中国的境外投资绝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所处的投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法律环境，风险都比较大。
正如全球保险经纪和风险管理企业达信大中华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韦朴所说：“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新兴市场从事投资、生产和贸易时面临的复杂的风险状况，尤其是原本并不太为中国企业所重视的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风险。”
随着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且80％是央企，有些国家对此产生了疑虑，甚至有意无意地制造像“中国威胁论”这样的阻力。
非技术风险的评估和应对措施，白长波表示，不管是并购之前、当中还是之后，不管是资产还是运营，在第三国发生的时候，对非技术风险的评估、预案的准备，都不可忽视，这里面包括地缘政治、所在国的文化、两个合作公司之间的磨合、人才的培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孔令龙所在的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用他的话概括，既管“引进来”，也管“走出去”。其中“走出去”这部分是外资司目前职能业务中量最大的一块。
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创新模式，采取新的策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一直是持积极支持和扶持的态度。”孔令龙说。这一点从国家在企业“走出去”的标准上大幅度放宽就可以看出，比如，对于地方企业都是由于地方政府来批准，不用报中央政府发改委来核准。这样的政策环境对于企业“走出去”应该说有很好的帮助。
论坛间隙，孔令龙对记者透露，发改委已经开始与商务部酝酿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促进法，目前正在起草阶段。孔令龙在当天论坛的演讲中称，发改委将大幅放宽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限制。他建议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完善法律法规，给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可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平台。
外企：安全审查，无压力
通用电气中国(GE)研发中心总裁陈向力告诉记者，GE在与中国公司进行技术合作时，必须遵守美国政府的相关技术出口的规定。事实上，21世纪初以来，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考量已经成为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一只手，它对涉外经济事务的影响也十分严重。中国始终是美国出口管理体制的重点。虽然从1983年美国开始把中国从出口管制的“P”组升级到“V”组，即“友好的非盟国”，但是1989年以后，美国对华出口一直极为严格，包括范围广泛的技术和设备。因此像GE这样的以技术研发为主导的公司，在这方面尤其慎重。
此前，GE中国在华投资项目主要是以设立合资公司为主，暂时还没有涉及并购。但是，陈向力表示，GE在三年前就有了在华并购的意向，公司已经设立了专门部门来研究并购事项，也在密切关注中国外商投资政策的变化。
GE去年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展开合作，由通用电气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共同组建的合资公司为其新的C919单通道飞机提供航空电子系统。“GE未来要成为航空电子全球供应商。”陈向力对此说到。他还透露，2011-2012年通用电气在中国的研发投入会达到5亿美元，其中2011年不少于1亿美元。
“目前我们已经在中国建立了3个研发中心，沈阳、西安和成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还会再成立新的研发中心，可能会在中部和南部城市，今年年底会再招聘600名研发人员。”“下一步会继续加大与国内企业的合作，也不排除会选择一些并购目标。”陈向力称。
关于并购安全审查，通用汽车(GM)中国公司副总裁陈实表示，具有百年造车历史的通用汽车早在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成立了办事处，中国合资企业的概念第一次提出是通用在1978年提出的。漫长的合作历史，“使通用汽车已经将中国从一个单纯的海外市场转变为集全球技术研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忧心于北京刚刚通过的汽车限购令，陈实依然表示总销量不会受到影响。他表示，北京市场只是通用在中国市场中的一部分，“2010年，通用汽车在北京的销量约占到我们中国总销量的3％。”
陈实还表示，通用汽车联手上汽不仅要继续在中国市场保持领先地位，而且两家公司还于2009年12月一起开启了全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宣布以印度市场为起点，联手拓展亚洲新兴市场，“去年一年在印度的汽车销售增加了59％。”
陈实还透露，另一方面，通用在中国二三四线城市的销量也在快速增长，今年公司也会在这些市场寻求更多机会。他预测，今年通用的凯迪拉克、别克、欧宝、五菱、宝骏以及解放的销量都能有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增长。
BP石油公司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都有密切合作，在中国海外合作项目上，BP起了很大作用。
过去两年，中国的石油公司海外并购活动频繁。2009年占据了当年全球油气行业并购交易总额的13％，2010年在全球30个超过10亿美元价值的并购价值当中，有9个涉及到中国的石油公司。
BP中国区副总裁白长波表示，除了中国境内的合作之外，BP与三大石油公司在境外也有非常好的合作。前几年，中海油从BP购买了印尼液化天然气项目中12.5％的股份，印尼与BP公司签署过一份长达25年的供气协议；2009年BP和中石油在伊拉克的共同竞标获得了成功，这使得BP和中国石油公司在海外合作站到了新的起点；接着与中石化通过安哥拉石油公司的合资企业建立了伙伴关系。用白长波的话说，BP石油已经与中国同行结成“利益共同体”。
沃尔玛最近因为“价格门”被推到风口浪尖上，除了“价格门”，沃尔玛控股京东商城一事媒体也格外关注。关于谈判进展，公司事务高级总监廖红晖回应称，目前沃尔玛暂时不发表评论。但他同时表示“中国网民数量大，每年网民增长速度迅猛，中国线上交易市场的前景非常可观。沃尔玛对此一直在关注并且开始研究相关的法律政策，将考虑在中国发展网络线上交易。”
中企：海外并购，喜中有忧
这次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通过后一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2月19日，迫于美国CIFUS(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压力，华为宣布放弃对美国一家小型科技公司3Leaf的特定资产收购，理由是这一交易可能对美国计算机网络安全构成威胁。去年5月份，华为斥资约200万美元收购了这家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公司的部分技术专利。
交易洽谈期间，美国政府一个并不公开的委员会一直对华为保持高度关注，进一步调查发现华为并未就这笔并购提出审查申请。这宗偶然的“被发现”事件以华为认输作结。而正好四年前，华为“被发现”窃取摩托罗拉商业机密，这宗官司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初定于今年11月开庭。
连续发生“被发现”事件，华为不是孤例。在埃森哲近期所做的有关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的调查中，已经有许多企业将“当地市场进入壁垒和贸易保护”和“当地政府政策限制和社会风险”列为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挑战。
中联重科200 8年增收收购意大利知名企业CIFA，成为全球第一大混凝土机械企业。CIFA作为单一品牌，市场占有率已经相对其他的竞争对手提高了30％以上。公司副总裁万钧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项并购如此顺利，和中联重科娴熟的技巧有很大关系。
之所以选定CIFA这家成立于1928年位居全球第三的老牌企业，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成熟的高端品牌，拥有这个行业里最领先，最成熟的技术，在欧美和独联体的市场渠道非常发达，远远超过中联重科和绝大部分中国企业。
万钧提到的并购技巧，主要体现在中联重科使用外部力量的技巧上。在这个并购过程当中，公司以高盛、联想的鸿毅投资、意大利政府圣保罗银行和中国国开行几家共同成立的一个私募基金，共同参与投资，这对加速融合、顺利并购帮助很大。
并购以后，铸造放在具有劳动力密集优势的中国，装配和调试放在具有研发和技术优势的米兰，形成良好的优势互补。销售平台和采购平台也得到了统一。所有的销售渠道都是由统一的一支销售队伍来对两个品牌的产品同时进行销售，大量的共性的，战略性的物资需要(比如液压件，主要购自德国)采购时，两家合并后谈判力度强了很多。由于欧洲企业依然把并购后的CIFA当作意大利企业，因此在采购零部件时能拿到很好的条件。
并购后，不仅挽救了金融危机中的CIFA，还向它打开了中国市场，因此大大改善了中国企业在意大利的形象。据万钧介绍，中联重科的海外战略目标是， 2015年海外销售额占比提高到40％以上。
上工申贝的并购案例和中联重科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上工申贝堪称国内缝纫机行业历史最悠久、资产规模最大的老牌国企，2005年对德国DA公司收购并赢利后，使其成为工业缝纫机领域规模居前三的跨国经营集团。
始创于1867年的德国DA公司是在国际同行中享有盛誉的百年老店，在缝制设备行业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虽然过去5年有余，公司总经理马民良对并购过程记忆犹新。能冒着极大风险顺利完成并购，和上工申贝的领导层决心直接相关，更与公司的并购技巧有关。
首先，在确定了对德国DA的收购战略后，上工申贝委托普华永道做收购的总顾问，进行尽职调查和方案设计。其次，通过增发B股，以募集资金与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共同收购德国DA公司的控股股权和利用DA公司技术建设特种缝纫机项目。第三，上工申贝在德国投资设立一个壳公司作为一个平台进行收购，这样就是一个德国公司收购另一家德国公司，而不是中国公司去收购德国公司，操作起来比较便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两国法律不一致的风险。
马民良也提到，有序且谨慎的整合，保持业务的稳定性，如DA公司管理层全部保留；有效的沟通，比如上工申贝总经理与所有DA中层经理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与工会组织建立良好关系，如进行文化的良好整合，而且邀请第三方机构参与双方的文化整合，这些都对公司整合并赢利帮助很大。
海外并购实践有喜有忧。出席论坛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对跨国经营、并购中管理人才的缺乏有很深的体会。
中海油服收购挪威AWO公司之初就知道人才、文化的融合很难，他们选择这家公司时，就是看中它的年轻，这样可能文化冲突、人才融合问题会比较少。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设计成基本保留原来的组织框架，可是一轮一轮谈下来，最后却仍没有实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让陈卫东感受很深——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并购以后和国外人才系统的接轨非常困难。
除此之外，相对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资本流动来讲，中国的企业规模偏小、中介机构欠缺、投资环境风险大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发改委：境外投资政策，有望大幅放宽
在本次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孔令龙表示，跨国并购过程中需要很多中介机构、投资机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但在他所接触的几乎所有的项目做中介的，无论是法律、财务等方面，都是国际上的投行在做，国内的投行很少介入，这也是一个欠缺。另外，中国的境外投资绝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所处的投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法律环境，风险都比较大。
正如全球保险经纪和风险管理企业达信大中华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韦朴所说：“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新兴市场从事投资、生产和贸易时面临的复杂的风险状况，尤其是原本并不太为中国企业所重视的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风险。”
随着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且80％是央企，有些国家对此产生了疑虑，甚至有意无意地制造像“中国威胁论”这样的阻力。
非技术风险的评估和应对措施，白长波表示，不管是并购之前、当中还是之后，不管是资产还是运营，在第三国发生的时候，对非技术风险的评估、预案的准备，都不可忽视，这里面包括地缘政治、所在国的文化、两个合作公司之间的磨合、人才的培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孔令龙所在的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用他的话概括，既管“引进来”，也管“走出去”。其中“走出去”这部分是外资司目前职能业务中量最大的一块。
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创新模式，采取新的策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一直是持积极支持和扶持的态度。”孔令龙说。这一点从国家在企业“走出去”的标准上大幅度放宽就可以看出，比如，对于地方企业都是由于地方政府来批准，不用报中央政府发改委来核准。这样的政策环境对于企业“走出去”应该说有很好的帮助。
论坛间隙，孔令龙对记者透露，发改委已经开始与商务部酝酿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促进法，目前正在起草阶段。孔令龙在当天论坛的演讲中称，发改委将大幅放宽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限制。他建议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完善法律法规，给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可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