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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担心的倒不是我国教育出现了悖论，而是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将矛盾和问题视为错误，与“政绩”挂钩，有时为了保护“政绩”，则以为尊者讳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当然就不能认真进行“解悖”。
◆ 我国的教育正处在这样一个“范式革命”的历史时期，需要我们对每一项熟悉的基本观念进行反思，这样，我们的改革才不至于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作者
辩证逻辑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任何事业都会出现矛盾和问题。我国教育在急剧变革时期，各种冲突和矛盾纷纷凸显出来，应当说，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悖论，这往往使我们的教育工作走进恶性循环的怪圈。
所谓悖论，原本是逻辑学术语，是指“由肯定它真即推出它假、由肯定它假即推出它真”的那些会导致逻辑矛盾的命题或论述。如大家熟知的《韩非子·难一》中记载的那位既卖矛又卖盾的楚国人，他关于矛和盾的论述就是一个悖论。西方国家关于悖论的典型范例是对“上帝是万能的”的质疑:上帝能否创造一物是他自己也无法举起来的？如果说创造出了这一物，而上帝却举不起来，则表明上帝不是万能的；如果造不出这样的一物，更证明上帝不是万能的。老百姓经常将这种现象称为怪圈。本文所论，当然不是这类语义范畴的逻辑悖论，而是实践活动中出现的悖于常理的矛盾现象，姑且称为悖论。
例如:前几年大学扩招。对这一决策的动机和目的，人们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则是希图借高校扩招来拓宽升大学的“独木桥”；二则认为可以满足中国老百姓的直觉性心理需求：学历越高，就业机会必定越多越好；三则中国的大学生在全体国民中的比例太低，扩招也可以使中国教育走上跨越式发展的道路，提高为经济高速发展服务的能力……但实践证明，因果率在高校扩招问题上，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高校扩招之后，社会对学历要求的胃口被吊得更高。因之，既便不断扩招，“独木桥”上仍显得越来越拥挤。在多元化社会到来之际，我国教育应该急速改变的线性结构反而被强化了，形成了如下的“一条龙”：学生要挤进升学率高的小学→挤进升学率高的初中→挤进升学率高的高中→挤进理想的大学，由本科而硕士，由硕士而博士，再不行就博士后。刚刚起步不久的职业高中和综合高中，是我国基础教育多元化的萌芽，是对传统教育线性结构的突围，北京地区一度出现过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1∶1的喜人局面。但是，大学扩招之后，职业高中和综合高中都不断萎缩，甚至连非示范性的普通中学办学都很艰难。升学竞争日益泛化，竟然发展到幼儿园，最明显的例证是学前班的大量创办。基础教育在校学生的两极分化问题开始凸显:有望升学者，或家长希望其升学者，学业负担日益加重；升学无望者，或家长难以负担其升学费用者，不得不辍学，导致近年辍学率呈上升的趋势。更令人感到沉重的是，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使用越来越挑剔。在各地的人才招聘会上，大学生们向一家家的招聘单位散发求职书，“花落谁家”却相当艰难。即使被聘用，起始工资有的也很低。部分大学毕业生无奈改行，没有学过“家政”，却去从事“家政”。有的贫寒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父母受尽了煎熬。“大学生一年学费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我国大学收费是世界上最富国家的3倍。”（胡赳赳：《大学之死》，《书摘》，2006年第4期）。如果用这样的血汗培养起来的学子，也找不到工作的话，我们教育工作者能够安心吗？我们的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要办平民教育。“平民教育”这个久违了的词汇，出自我们总理的口中，让多少人为之动容！
上述诸多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复杂。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这些现象纯由社会原因引起，与教育无关，其实不然。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曾经揭露某些国家教育所出现的严重问题：“有些社会正在开始拒绝制度化教育所产生的成果，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处所说教育“成果”，指的是学校培养的毕业生。社会拒绝使用学校培养的毕业生，这是教育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调，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标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详尽调查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教育落后于急剧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结论似更深刻。
教育改革中出现的悖论，不止扩招一项。笔者何以首先提出它来剖析呢？一是因为，对此问题，人们的认识尚存歧义，甚至将它视为中国教育的杰出成就，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二是因为，这一问题触及中国现行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结构性问题。令人担心的倒不是我国教育出现了悖论，而是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将矛盾和问题视为错误，与“政绩”挂钩，有时为了保护“政绩”，则以为尊者讳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当然就不能认真进行“解悖”。
其实，从科学发展史可知，逻辑悖论是科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杠杆。甚至，科学界号称的“危机”大多是科学创新难得的“契机”。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旧有理论的这种“危机”正是崭新理论出现的序曲。悖论的出现非但不应视为科学的灾难，反而应视为科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契机”。20世纪数学危机和物理学危机的发生与解除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爱因斯坦无疑是20世纪初面对“危机”抓住“契机”的第一人。面对“波粒二象悖论”，爱因斯坦没有只从实验与理论的矛盾入手去对理论进行修修补补，而是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初步方案：与波动说共存的光量子理论。待到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关系，使“波粒二象悖论”从根本上得到解除，全新的量子力学理论系统便得以确立。足见，只有正确认识悖论的逻辑矛盾性质，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解悖”，才可能突破原有理论的局限性，实现科学的创新。教育也是这样，我们只有认真研究诸如高校扩招一类的问题，追问为什么“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才可能使我们发现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才能创造出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现代教育体制和多元化的教育结构，开辟教育发展的新天地。
就扩招而论，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分析，至少是将“增长”视为“发展”，违背了科学发展观。深入到教育内部剖析，我们对学历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尚缺乏全面的认识，往往只看见其正效应，而忽略了它的负效应。学历的提升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必然会诱发“教育过度”，形成“学历幻觉”的扭曲的教育价值观，由此而大大增加国家和民众的教育负担。
进而论之，我们的教育改革应当正确把握世界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尽量避免重复发达国家或某些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弯路。应当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扩招体现的是农业社会的学历功能特征：学历是“入仕”的资格，不完全具有人力资本的性质，基本上也不具有社会流动性。而现在，学历的社会功能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文凭社会将由学习社会所代替，文凭制将由证书制所取代。以文凭为基本要件的社会筛选制度，将会随着学习社会的到来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我国的教育正处在这样一个“范式革命”的历史时期，需要我们对每一项熟悉的基本观念进行反思，这样，我们的改革才不至于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例如: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它和传统意义上的义务教育相比，在内涵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义务意味着接受教育是每个公民的必尽之责，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文凭社会，义务教育的内容是用接受同样教育的年限来表述的，例如:九年义务教育就意味着大家都要接受同样的九年教育，以获得初中毕业文凭为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标志。当今时代正在由文凭社会走向学习社会，那么，现代意义的义务教育恐怕就不应要求学生在一定年限内，接受完全相同的学历教育，以获得相应的毕业文凭为标志了。义务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合格的公民。国家对合格的公民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要为公民提供必要的教育，以使其获得必要的生存和发展。这表明义务教育具有统一性。但是，鉴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多元性和学生的个性差异，现代意义的义务教育在实施时，就需要兼顾社会需求和人的发展，使义务教育更具弹性，更受老百姓欢迎，更能满足多元化社会的需要。
将工业社会与学习社会相协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近年来有许多重大创新，值得教育界认真吸取。如我国政府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即不盲目逾越工业化这一历史阶段，而是用现代高新技术来武装和改造传统工业，这种思维方式就值得我们在教育改革中认真学习。我们在提升全民素质之时，不能回避提升全民学历水平的任务，但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是否应该考虑用证书制逐步取代文凭制？不要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相互为用，以促进教育结构突破线性体制，逐步构建多元发展的开放性结构，真正将“独木桥”改造成“立交桥”。
有人曾经形象地比喻，在东半球一只蝴蝶的飞舞，最后导致的可能是西半球某地的一场旋风。和谐发展是建立在差异与矛盾相统一的基础上的。教育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对中国教育极端不平衡的认识。教育要和谐发展，必须对我们出台的每一项教育政策，都以统筹兼顾的观念来审视之，即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孤立地修补“独木桥”，绝对解决不了“独木桥”的问题。我国政府就国家发展的全局提出了“五个统筹”，那么教育发展有哪些差异和矛盾，甚至悖论呢？必须确立哪几项“统筹”来“解悖”呢？这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编辑 孙金鑫）
◆ 我国的教育正处在这样一个“范式革命”的历史时期，需要我们对每一项熟悉的基本观念进行反思，这样，我们的改革才不至于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作者
辩证逻辑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任何事业都会出现矛盾和问题。我国教育在急剧变革时期，各种冲突和矛盾纷纷凸显出来，应当说，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悖论，这往往使我们的教育工作走进恶性循环的怪圈。
所谓悖论，原本是逻辑学术语，是指“由肯定它真即推出它假、由肯定它假即推出它真”的那些会导致逻辑矛盾的命题或论述。如大家熟知的《韩非子·难一》中记载的那位既卖矛又卖盾的楚国人，他关于矛和盾的论述就是一个悖论。西方国家关于悖论的典型范例是对“上帝是万能的”的质疑:上帝能否创造一物是他自己也无法举起来的？如果说创造出了这一物，而上帝却举不起来，则表明上帝不是万能的；如果造不出这样的一物，更证明上帝不是万能的。老百姓经常将这种现象称为怪圈。本文所论，当然不是这类语义范畴的逻辑悖论，而是实践活动中出现的悖于常理的矛盾现象，姑且称为悖论。
例如:前几年大学扩招。对这一决策的动机和目的，人们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则是希图借高校扩招来拓宽升大学的“独木桥”；二则认为可以满足中国老百姓的直觉性心理需求：学历越高，就业机会必定越多越好；三则中国的大学生在全体国民中的比例太低，扩招也可以使中国教育走上跨越式发展的道路，提高为经济高速发展服务的能力……但实践证明，因果率在高校扩招问题上，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高校扩招之后，社会对学历要求的胃口被吊得更高。因之，既便不断扩招，“独木桥”上仍显得越来越拥挤。在多元化社会到来之际，我国教育应该急速改变的线性结构反而被强化了，形成了如下的“一条龙”：学生要挤进升学率高的小学→挤进升学率高的初中→挤进升学率高的高中→挤进理想的大学，由本科而硕士，由硕士而博士，再不行就博士后。刚刚起步不久的职业高中和综合高中，是我国基础教育多元化的萌芽，是对传统教育线性结构的突围，北京地区一度出现过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1∶1的喜人局面。但是，大学扩招之后，职业高中和综合高中都不断萎缩，甚至连非示范性的普通中学办学都很艰难。升学竞争日益泛化，竟然发展到幼儿园，最明显的例证是学前班的大量创办。基础教育在校学生的两极分化问题开始凸显:有望升学者，或家长希望其升学者，学业负担日益加重；升学无望者，或家长难以负担其升学费用者，不得不辍学，导致近年辍学率呈上升的趋势。更令人感到沉重的是，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使用越来越挑剔。在各地的人才招聘会上，大学生们向一家家的招聘单位散发求职书，“花落谁家”却相当艰难。即使被聘用，起始工资有的也很低。部分大学毕业生无奈改行，没有学过“家政”，却去从事“家政”。有的贫寒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父母受尽了煎熬。“大学生一年学费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我国大学收费是世界上最富国家的3倍。”（胡赳赳：《大学之死》，《书摘》，2006年第4期）。如果用这样的血汗培养起来的学子，也找不到工作的话，我们教育工作者能够安心吗？我们的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要办平民教育。“平民教育”这个久违了的词汇，出自我们总理的口中，让多少人为之动容！
上述诸多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复杂。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这些现象纯由社会原因引起，与教育无关，其实不然。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曾经揭露某些国家教育所出现的严重问题：“有些社会正在开始拒绝制度化教育所产生的成果，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处所说教育“成果”，指的是学校培养的毕业生。社会拒绝使用学校培养的毕业生，这是教育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调，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标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详尽调查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教育落后于急剧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结论似更深刻。
教育改革中出现的悖论，不止扩招一项。笔者何以首先提出它来剖析呢？一是因为，对此问题，人们的认识尚存歧义，甚至将它视为中国教育的杰出成就，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二是因为，这一问题触及中国现行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结构性问题。令人担心的倒不是我国教育出现了悖论，而是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将矛盾和问题视为错误，与“政绩”挂钩，有时为了保护“政绩”，则以为尊者讳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当然就不能认真进行“解悖”。
其实，从科学发展史可知，逻辑悖论是科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杠杆。甚至，科学界号称的“危机”大多是科学创新难得的“契机”。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旧有理论的这种“危机”正是崭新理论出现的序曲。悖论的出现非但不应视为科学的灾难，反而应视为科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契机”。20世纪数学危机和物理学危机的发生与解除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爱因斯坦无疑是20世纪初面对“危机”抓住“契机”的第一人。面对“波粒二象悖论”，爱因斯坦没有只从实验与理论的矛盾入手去对理论进行修修补补，而是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初步方案：与波动说共存的光量子理论。待到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关系，使“波粒二象悖论”从根本上得到解除，全新的量子力学理论系统便得以确立。足见，只有正确认识悖论的逻辑矛盾性质，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解悖”，才可能突破原有理论的局限性，实现科学的创新。教育也是这样，我们只有认真研究诸如高校扩招一类的问题，追问为什么“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才可能使我们发现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才能创造出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现代教育体制和多元化的教育结构，开辟教育发展的新天地。
就扩招而论，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分析，至少是将“增长”视为“发展”，违背了科学发展观。深入到教育内部剖析，我们对学历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尚缺乏全面的认识，往往只看见其正效应，而忽略了它的负效应。学历的提升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必然会诱发“教育过度”，形成“学历幻觉”的扭曲的教育价值观，由此而大大增加国家和民众的教育负担。
进而论之，我们的教育改革应当正确把握世界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尽量避免重复发达国家或某些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弯路。应当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扩招体现的是农业社会的学历功能特征：学历是“入仕”的资格，不完全具有人力资本的性质，基本上也不具有社会流动性。而现在，学历的社会功能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文凭社会将由学习社会所代替，文凭制将由证书制所取代。以文凭为基本要件的社会筛选制度，将会随着学习社会的到来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我国的教育正处在这样一个“范式革命”的历史时期，需要我们对每一项熟悉的基本观念进行反思，这样，我们的改革才不至于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例如: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它和传统意义上的义务教育相比，在内涵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义务意味着接受教育是每个公民的必尽之责，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文凭社会，义务教育的内容是用接受同样教育的年限来表述的，例如:九年义务教育就意味着大家都要接受同样的九年教育，以获得初中毕业文凭为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标志。当今时代正在由文凭社会走向学习社会，那么，现代意义的义务教育恐怕就不应要求学生在一定年限内，接受完全相同的学历教育，以获得相应的毕业文凭为标志了。义务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合格的公民。国家对合格的公民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要为公民提供必要的教育，以使其获得必要的生存和发展。这表明义务教育具有统一性。但是，鉴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多元性和学生的个性差异，现代意义的义务教育在实施时，就需要兼顾社会需求和人的发展，使义务教育更具弹性，更受老百姓欢迎，更能满足多元化社会的需要。
将工业社会与学习社会相协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近年来有许多重大创新，值得教育界认真吸取。如我国政府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即不盲目逾越工业化这一历史阶段，而是用现代高新技术来武装和改造传统工业，这种思维方式就值得我们在教育改革中认真学习。我们在提升全民素质之时，不能回避提升全民学历水平的任务，但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是否应该考虑用证书制逐步取代文凭制？不要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相互为用，以促进教育结构突破线性体制，逐步构建多元发展的开放性结构，真正将“独木桥”改造成“立交桥”。
有人曾经形象地比喻，在东半球一只蝴蝶的飞舞，最后导致的可能是西半球某地的一场旋风。和谐发展是建立在差异与矛盾相统一的基础上的。教育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对中国教育极端不平衡的认识。教育要和谐发展，必须对我们出台的每一项教育政策，都以统筹兼顾的观念来审视之，即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孤立地修补“独木桥”，绝对解决不了“独木桥”的问题。我国政府就国家发展的全局提出了“五个统筹”，那么教育发展有哪些差异和矛盾，甚至悖论呢？必须确立哪几项“统筹”来“解悖”呢？这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编辑 孙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