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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贺氏是唐朝宰相贺知章的后代，原居浙江宁波府镇海县，清雍正六年（1728）贺宏声到湖南任按察使司狱，“恤囚有隐德，贫未能归”而占籍善化，是为贺长龄、贺熙龄、贺桂龄等兄弟辈的高祖。祖父贺国华、父亲贺启曾“两世皆习法家言，佐郡邑治”，在善化可算是书香门第。
贺长龄（1785—1848），字耦庚，号西涯，晚号耐庵。他从小聪慧好学，且刻苦用功，“生而岐嶷如成人，弱不好弄，读不释卷，年十六应童子试辄冠其曹”。后入岳麓书院，师从山长、著名学者罗典。嘉庆十二年（1807）参加乡试，又夺得第一名，为解元。次年联捷成进士，入翰林院，正式步入清廷官场。嘉庆年间，除曾在广西主持乡试以及担任了三年山西学政外，贺长龄一直在京为官。他一方面利用翰林院丰富的图书资料和京师优良的环境继续学习，进一步充实知识、历练本领;另一方面，和广大的中下层官吏、知识分子交往，吟诗论学，参加宣南诗社活动，与湘籍在京人士陶澍、唐鉴、魏源等人订交。道光元年（1821），贺长龄外放南昌知府，首次担任地方实职，此后历任山东、江苏、贵州等省地方官，最后以云贵总督达到他仕途的顶峰。道光二十八年（1848），贺长龄病逝于长沙，终年六十三岁。他平生最重经世致用之学，是嘉庆、道光两朝的经世派大臣和学者。
贺长龄官宦四十年，勤勤恳恳，修身立言极为讲究。他洞察社会危机、讲求实学、建言实政的重要言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上达皇帝的两百余份奏疏公牍中。正如黄楷盛在《耐庵奏议序》中所说：“先生之政本诸学，先生之学本诸心，以学之所得于心者达之于政，而精神才力又足以扩大之。故其政之行也，如风霆之鼓荡而不见其迹，如雨露之滋润而不有其功，至于显晦升沉、成败利钝，固非所计也。”虽然历史的命运决定了他对清王朝的统治已无力回天，但他励精图治，在任上却尽力做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好事，其政绩主要在治理漕运与巡抚贵州两个方面。
道光之初，“漕运已成不治之症”（林则徐《复陈恭甫书》），主要的弊端是漕运机构和人员日益庞大，而漕粮要经过的征收、交兑、查验、运输、入仓等许多环节，官僚层层勒索，中饱私囊;负责运输的旗丁、官吏和奸商又互相勾结，弄虚作假;加上运河淤塞，漕运受阻，每年从南方运送到京的漕粮便十分困难。道光五年初，由于黄河泛滥，运河阻塞，户部尚书英和提出“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道光帝决定采用这一建议，便不顾人们对海运的怀疑和反对，调敢于任事的陶澍为江苏巡抚，又把赞成海运的琦善调任两江总督，而由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负责统筹创办海运。贺长龄了解魏源的才学，于是聘请魏源入幕，一方面参与筹划正在议行的漕粮海运事宜，一方面委托他编辑一部本朝人有关经世的文选。
贺长龄与魏源自道光五年二月筹划海运之事以来，“宵旦讨论，寝食筹度，征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诹之海客畸民，众难解驳，愈推愈审，万举万全，更无疑义”，于是才敢以调查所得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论据，由魏源代作《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即贺长龄答复前任两江总督魏元煜咨询海运之事的书信。在这封书信中，他们对海运的得失与利害关系分析论证说：“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民生、海商也;不利者有三：海关税侩、天津仓胥、屯弁运丁也。”利、弊比较之下，利在国家，所以海运势在必行。七月，陶澍偕同布政使贺长龄及其幕僚魏源等同赴上海，召集海运船户商人，宣讲政策，调查访问，考察运道。在妥善解决了海运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之后，道光六年正月、六月，陶澍、贺长龄两次到上海督办海运，终于胜利完成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一百六十多万石漕粮的运输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又杜绝了粮食损耗，从而解决了朝廷用粮的燃眉之急。
海运成功，一时好评如潮，朝廷表彰琦善、陶澍、贺长龄等，上谕称“藩司贺长龄布置精详，着交部议叙”。正因为海运成功于贺长龄实心任事，不久即调山东护巡抚，入觐道光帝时，皇上对他说：“汝声名甚好，今调山东，非因汝曾任山东，实因地方难治也。”到道光十六年，贺长龄又被调往贵州任巡抚，是地处边陲，全国最穷困、自然条件更恶劣的难治省份。贺长龄抚黔九载，深入民间，推行实政：兴文教、建义学、种桑棉、劝耕织，促进生产发展;勤吏治、惩土豪、禁鸦片、改风俗，安定社会秩序，从而推动了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开发，改善了人民生活。
其政绩尤为显著者，一是大力整顿吏治，如勒休精力衰颓之员，弹劾革职延案不结之官，并依据实际情况调整行政归属，会同云贵总督伊里布将石阡府改为直隶厅，所属龙泉县拨归思南府管辖等。二是为解决“贫黎褴缕，衣不蔽体”问题，推广种棉养蚕织布。贺长龄曾派人到河南、山东等地采购棉籽二万六千一百多斤，全部贷给农民，让他们种植良种棉花，并设局雇匠教农妇纺织。还翻刻了《蚕桑编》、《木棉谱》、《棉花图》等书籍，进一步推广种棉培育和防治病虫害等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举措大获成功，使贵州各地“绸则胜于遵义之橡茧，布则贱于客货，民大便之”。三是查禁鸦片，得到道光帝的好评。如贺长龄奏查禁郎岱、普定、清镇、贵筑各厅县私种罂粟情况，得旨“严饬地方官认真查访，立予拔弃”。又上奏续获开馆贩烟各犯，起获烟土等件，上谕称“查缉尚好，總期有犯必除，以绝此患，勉之”。又如上奏访获大定府经历陈培玉吸食鸦片，请将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得旨“所办好”。
贺长龄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和湘籍经世派的杰出代表。他关注民生，具有强烈的经世思想，提倡经世实学，并身体力行。他在给好友、门生黄惺斋的信中说：“我辈读书非关身心性命，即系天下国家，余可概置弗阅，实亦无暇旁及。”其弟贺桂龄乡试中举后，他也勉励说：“臣唯有殚心于职守，持久而益励其勤。勖弟以忠清，读书必期有用，务崇实学，务侈儒生稽古之荣，勉失贞操。”在他发布的《饬去繁文而修实政札》中，他郑重申明：“本护院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凡有关于风俗、人心、吏疵、民病，无不虚襟延伫，切实讲求。” 贺长龄早年在岳麓书院求学时，就以崇尚程朱理学，奠定关心社会、主张经世致用、革除时弊的思想基础。进入官场后，更利用权势，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很想选编一部有关经世致用的书，以扭转当时“学者群趋于考据一途”的“浮藻饾饤”学风。他想到了博学多才的魏源，认为魏源能担当此任，于是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上便邀请魏源入幕，委托他访照明朝陆燿《切问斋文钞》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的体例，编辑一部本朝人有关经世的文选，其目的就是要以经学解决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即为官员经邦济世提供历史借鉴。这就是具有经世学划时代意义的《皇朝经世文编》。
他与魏源共同确定了编选该书的五项原则，即《皇朝经世文编五例》——审取、广存、条理、编校和未刻，其中主要是审取与广存。审取，就是选文章要有严格的标准，即：“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时易势殊，敝极必反。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也。”也就是说，他们选录文章的标准，第一是有用，空泛而没有内容的不选;第二是对今天有用的就选，对于前朝有用而对今天已经失效的也不选。一句话，选文的标准是有益于实用和时用。所谓“广存”，就是在符合选录标准的条件下，要取材范围广泛一些，各种议论都选入，以集思广益，供读者择善而从。
该书于道光六年仲冬编成，次年刊行，共一百二十卷，选文二千二百三十六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个门类，类下再分子目。文章辑自清初至道光五年的官方文书、奏议、文集、方志等文献，入选作品反映了清代前中期部分学者和官吏的经世思想和改革图治的愿望。此书自初刻本起，“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不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朝代均多次翻印，版本达二十余种，而且仿其体例的踵作之风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人们充分肯定《皇朝经世文编》的巨大作用和深刻影响，盛颂贺长龄策划和编印此书的功绩。如陈邦瑞《皇朝经世文编四编序》说：“《经世文编》为前云贵总督贺耦耕先生所辑，凡文字足备经济、有关治世者，无不搜集，洵称大观，后贤复踵而续之。”
贺长龄生平还非常重视兴学办教育。“以培养人才、扶植学术为事”，且汲汲不遗余力，一定要见成效。他每到一地，都要亲临督视，兴办文教。如他担任山西学政期间，就曾为晋阳书院厘正条规，增加学员的津贴，还不时将学员召入自己的公廨，“授之餐而课试之”。考察得到的优秀学员，他还捐资送到省城肄业，再通过测试选择其尤为突出的带往京师深造。在南昌知府任上，他感叹宋代江西建书院四十余所，南昌就有豫章、东湖、南昌三个书院，说：“嗟乎！教化行而民俗美，师道立则善人多，斯言良可味也。”而如今的西昌书院名存实亡。他便与吉州太守郑梦白一起重建了西昌书院，并在其《重修西昌书院记》中说：“诸士肄业其中，朝受业，昼讲贯，夜服习，亲师、论学、取友，不苟同于流俗，教者有不倦之心，学者有不怠之功，蓄道德而能文章，处则为正士，出则为名臣，吾为尔多士望矣。”
他在贵州任上，更是以兴学作为政事活动的主要内容。“黔地瘠苦，文教未兴，或连教厅县无一义塾”，有的地方即使有书院，由于当局不重视，也是徒有虚名。为此，贺长龄凭借自己担任巡抚的权位，拨出官帑修复省城书院，以此为榜样“倡廉创建”，带动全省。他还参照岳麓书院和其他书院的办法，在书院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学生每日功课，必须填注簿册以备考察，甚至还以普通教师的身份亲往书院督查和主讲，以此督饬府县官员。在他的督饬和影响下，府县官员纷纷捐资建校，几年间，“凡贵阳、铜仁、安顺、石阡等府，普安八寨，郎岱，松桃等厅，黄平州、普定、天柱、永从、瓮安、清平、兴义、普安等县，皆兴立书院、义学，并上其事于朝，各予奖叙”，为贵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贺长龄在办学中扶植学术，主要是通过对学员教学内容的把握来体现。他在学术上崇尚程朱理学，对学员和子弟的教育，尊崇理学道统的正学“四书五经”，特别强调“小学、《近思录》及《性理大全》等书断不可不读”，认为“必如是，方为真人才，真人品，真学问，真经济”。他要培养的“四真”人才，关键在德育，即要把品格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德是主要的，离开了德即使有才也不是“真才”，不能真的做到经世济民。从贺长龄在道光辛卯（1831）居忧回籍捐资创办扶风学舍等义学的“美意良法”来看，他办学的宗旨和强调的“德”，并不是以科举为业的“竞心于利禄”，而是“明德饬行，以读书做人合为为一事”的古代门塾遗风。他说：“古之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今则竞心于利禄，而于所以为人之道，概乎其未有闻。”
贺长龄的这些学术观点、办学理念及其经世言行，对其同辈好友和晚辈湘籍人士都影響很大。如陶澍，是与贺长龄同为京官并同官江苏，共商经世大政的亲家（陶澍女嫁贺长龄之弟熙龄之子）。陶澍任职四川时，贺长龄写书勉励，陶澍收信后复书，说贺书“情真意挚，语语脚踏实地，可见施行”，并说：“自莅任以来，所得友信，惟亲家与乐园、南雅之书，大有资于身心政事，时悬座阳，以当箴铭也。”陶澍与贺长龄志同道合，尤赞赏贺长龄所说的“接人办事，老实为妙”一语。贺长龄与唐鉴，既是善化同乡，又曾同为京官并同官贵州，也是志同道合，且经常一起畅谈经世之学的“讲习切磋之友”。
在当时后起的湖南人才中，贺长龄更是他们眼中湘籍官宦的典范之一，诚如林则徐与左宗棠会谈时林氏所说：“如贺某者，殆古所称大人君子者也。”曾国藩在翰林院任职期间，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曾向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巡抚贺长龄修书请教，“自陈所学所志”。他得到了贺长龄的指教和经济援助，次年曾国藩日记中有“今年冬间，贺耦耕先生寄三十金”的记载。他们之间常有书信往来，论治论学，相互启发。
再如左宗棠，更对贺长龄非常崇敬和感恩，他在《请将前云贵总督宣付史馆立传折》中奏曰：“臣弱冠时，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贺长龄居忧长沙，发所藏官私图史，借臣披览。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其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大率类此。尝言：‘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至今每一思及，犹耿耿于怀，不能自释。”奏折中所述左宗棠借书求教之事，发生在道光十年左宗棠十九岁时。贺长龄见左宗棠志向远大，不落凡俗，便推为“国士”，二人成了忘年交，可见其激赏对左宗棠成长影响之大。光绪五年（1879），左宗棠《与谭文卿中丞书》中曾称：“耦耕先生实嘉、道两朝名臣，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更可见左氏对贺长龄的学问人品是十分佩服的。乃至安徽桐城人姚莹称赞贺长龄说：“大君子治绩声称，上结九重之知，下逾岭海之外。士大夫操觚从政者，无不仰为当代伟人。”
贺长龄（1785—1848），字耦庚，号西涯，晚号耐庵。他从小聪慧好学，且刻苦用功，“生而岐嶷如成人，弱不好弄，读不释卷，年十六应童子试辄冠其曹”。后入岳麓书院，师从山长、著名学者罗典。嘉庆十二年（1807）参加乡试，又夺得第一名，为解元。次年联捷成进士，入翰林院，正式步入清廷官场。嘉庆年间，除曾在广西主持乡试以及担任了三年山西学政外，贺长龄一直在京为官。他一方面利用翰林院丰富的图书资料和京师优良的环境继续学习，进一步充实知识、历练本领;另一方面，和广大的中下层官吏、知识分子交往，吟诗论学，参加宣南诗社活动，与湘籍在京人士陶澍、唐鉴、魏源等人订交。道光元年（1821），贺长龄外放南昌知府，首次担任地方实职，此后历任山东、江苏、贵州等省地方官，最后以云贵总督达到他仕途的顶峰。道光二十八年（1848），贺长龄病逝于长沙，终年六十三岁。他平生最重经世致用之学，是嘉庆、道光两朝的经世派大臣和学者。
治理漕运 巡抚贵州
贺长龄官宦四十年，勤勤恳恳，修身立言极为讲究。他洞察社会危机、讲求实学、建言实政的重要言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上达皇帝的两百余份奏疏公牍中。正如黄楷盛在《耐庵奏议序》中所说：“先生之政本诸学，先生之学本诸心，以学之所得于心者达之于政，而精神才力又足以扩大之。故其政之行也，如风霆之鼓荡而不见其迹，如雨露之滋润而不有其功，至于显晦升沉、成败利钝，固非所计也。”虽然历史的命运决定了他对清王朝的统治已无力回天，但他励精图治，在任上却尽力做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好事，其政绩主要在治理漕运与巡抚贵州两个方面。
道光之初，“漕运已成不治之症”（林则徐《复陈恭甫书》），主要的弊端是漕运机构和人员日益庞大，而漕粮要经过的征收、交兑、查验、运输、入仓等许多环节，官僚层层勒索，中饱私囊;负责运输的旗丁、官吏和奸商又互相勾结，弄虚作假;加上运河淤塞，漕运受阻，每年从南方运送到京的漕粮便十分困难。道光五年初，由于黄河泛滥，运河阻塞，户部尚书英和提出“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道光帝决定采用这一建议，便不顾人们对海运的怀疑和反对，调敢于任事的陶澍为江苏巡抚，又把赞成海运的琦善调任两江总督，而由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负责统筹创办海运。贺长龄了解魏源的才学，于是聘请魏源入幕，一方面参与筹划正在议行的漕粮海运事宜，一方面委托他编辑一部本朝人有关经世的文选。
贺长龄与魏源自道光五年二月筹划海运之事以来，“宵旦讨论，寝食筹度，征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诹之海客畸民，众难解驳，愈推愈审，万举万全，更无疑义”，于是才敢以调查所得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论据，由魏源代作《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即贺长龄答复前任两江总督魏元煜咨询海运之事的书信。在这封书信中，他们对海运的得失与利害关系分析论证说：“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民生、海商也;不利者有三：海关税侩、天津仓胥、屯弁运丁也。”利、弊比较之下，利在国家，所以海运势在必行。七月，陶澍偕同布政使贺长龄及其幕僚魏源等同赴上海，召集海运船户商人，宣讲政策，调查访问，考察运道。在妥善解决了海运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之后，道光六年正月、六月，陶澍、贺长龄两次到上海督办海运，终于胜利完成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一百六十多万石漕粮的运输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又杜绝了粮食损耗，从而解决了朝廷用粮的燃眉之急。
海运成功，一时好评如潮，朝廷表彰琦善、陶澍、贺长龄等，上谕称“藩司贺长龄布置精详，着交部议叙”。正因为海运成功于贺长龄实心任事，不久即调山东护巡抚，入觐道光帝时，皇上对他说：“汝声名甚好，今调山东，非因汝曾任山东，实因地方难治也。”到道光十六年，贺长龄又被调往贵州任巡抚，是地处边陲，全国最穷困、自然条件更恶劣的难治省份。贺长龄抚黔九载，深入民间，推行实政：兴文教、建义学、种桑棉、劝耕织，促进生产发展;勤吏治、惩土豪、禁鸦片、改风俗，安定社会秩序，从而推动了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开发，改善了人民生活。
其政绩尤为显著者，一是大力整顿吏治，如勒休精力衰颓之员，弹劾革职延案不结之官，并依据实际情况调整行政归属，会同云贵总督伊里布将石阡府改为直隶厅，所属龙泉县拨归思南府管辖等。二是为解决“贫黎褴缕，衣不蔽体”问题，推广种棉养蚕织布。贺长龄曾派人到河南、山东等地采购棉籽二万六千一百多斤，全部贷给农民，让他们种植良种棉花，并设局雇匠教农妇纺织。还翻刻了《蚕桑编》、《木棉谱》、《棉花图》等书籍，进一步推广种棉培育和防治病虫害等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举措大获成功，使贵州各地“绸则胜于遵义之橡茧，布则贱于客货，民大便之”。三是查禁鸦片，得到道光帝的好评。如贺长龄奏查禁郎岱、普定、清镇、贵筑各厅县私种罂粟情况，得旨“严饬地方官认真查访，立予拔弃”。又上奏续获开馆贩烟各犯，起获烟土等件，上谕称“查缉尚好，總期有犯必除，以绝此患，勉之”。又如上奏访获大定府经历陈培玉吸食鸦片，请将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得旨“所办好”。
提倡经世实学 主编《经世文编》
贺长龄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和湘籍经世派的杰出代表。他关注民生，具有强烈的经世思想，提倡经世实学，并身体力行。他在给好友、门生黄惺斋的信中说：“我辈读书非关身心性命，即系天下国家，余可概置弗阅，实亦无暇旁及。”其弟贺桂龄乡试中举后，他也勉励说：“臣唯有殚心于职守，持久而益励其勤。勖弟以忠清，读书必期有用，务崇实学，务侈儒生稽古之荣，勉失贞操。”在他发布的《饬去繁文而修实政札》中，他郑重申明：“本护院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凡有关于风俗、人心、吏疵、民病，无不虚襟延伫，切实讲求。” 贺长龄早年在岳麓书院求学时，就以崇尚程朱理学，奠定关心社会、主张经世致用、革除时弊的思想基础。进入官场后，更利用权势，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很想选编一部有关经世致用的书，以扭转当时“学者群趋于考据一途”的“浮藻饾饤”学风。他想到了博学多才的魏源，认为魏源能担当此任，于是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上便邀请魏源入幕，委托他访照明朝陆燿《切问斋文钞》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的体例，编辑一部本朝人有关经世的文选，其目的就是要以经学解决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即为官员经邦济世提供历史借鉴。这就是具有经世学划时代意义的《皇朝经世文编》。
他与魏源共同确定了编选该书的五项原则，即《皇朝经世文编五例》——审取、广存、条理、编校和未刻，其中主要是审取与广存。审取，就是选文章要有严格的标准，即：“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时易势殊，敝极必反。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也。”也就是说，他们选录文章的标准，第一是有用，空泛而没有内容的不选;第二是对今天有用的就选，对于前朝有用而对今天已经失效的也不选。一句话，选文的标准是有益于实用和时用。所谓“广存”，就是在符合选录标准的条件下，要取材范围广泛一些，各种议论都选入，以集思广益，供读者择善而从。
该书于道光六年仲冬编成，次年刊行，共一百二十卷，选文二千二百三十六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个门类，类下再分子目。文章辑自清初至道光五年的官方文书、奏议、文集、方志等文献，入选作品反映了清代前中期部分学者和官吏的经世思想和改革图治的愿望。此书自初刻本起，“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不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朝代均多次翻印，版本达二十余种，而且仿其体例的踵作之风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人们充分肯定《皇朝经世文编》的巨大作用和深刻影响，盛颂贺长龄策划和编印此书的功绩。如陈邦瑞《皇朝经世文编四编序》说：“《经世文编》为前云贵总督贺耦耕先生所辑，凡文字足备经济、有关治世者，无不搜集，洵称大观，后贤复踵而续之。”
兴教育人 扶植学术
贺长龄生平还非常重视兴学办教育。“以培养人才、扶植学术为事”，且汲汲不遗余力，一定要见成效。他每到一地，都要亲临督视，兴办文教。如他担任山西学政期间，就曾为晋阳书院厘正条规，增加学员的津贴，还不时将学员召入自己的公廨，“授之餐而课试之”。考察得到的优秀学员，他还捐资送到省城肄业，再通过测试选择其尤为突出的带往京师深造。在南昌知府任上，他感叹宋代江西建书院四十余所，南昌就有豫章、东湖、南昌三个书院，说：“嗟乎！教化行而民俗美，师道立则善人多，斯言良可味也。”而如今的西昌书院名存实亡。他便与吉州太守郑梦白一起重建了西昌书院，并在其《重修西昌书院记》中说：“诸士肄业其中，朝受业，昼讲贯，夜服习，亲师、论学、取友，不苟同于流俗，教者有不倦之心，学者有不怠之功，蓄道德而能文章，处则为正士，出则为名臣，吾为尔多士望矣。”
他在贵州任上，更是以兴学作为政事活动的主要内容。“黔地瘠苦，文教未兴，或连教厅县无一义塾”，有的地方即使有书院，由于当局不重视，也是徒有虚名。为此，贺长龄凭借自己担任巡抚的权位，拨出官帑修复省城书院，以此为榜样“倡廉创建”，带动全省。他还参照岳麓书院和其他书院的办法，在书院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学生每日功课，必须填注簿册以备考察，甚至还以普通教师的身份亲往书院督查和主讲，以此督饬府县官员。在他的督饬和影响下，府县官员纷纷捐资建校，几年间，“凡贵阳、铜仁、安顺、石阡等府，普安八寨，郎岱，松桃等厅，黄平州、普定、天柱、永从、瓮安、清平、兴义、普安等县，皆兴立书院、义学，并上其事于朝，各予奖叙”，为贵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贺长龄在办学中扶植学术，主要是通过对学员教学内容的把握来体现。他在学术上崇尚程朱理学，对学员和子弟的教育，尊崇理学道统的正学“四书五经”，特别强调“小学、《近思录》及《性理大全》等书断不可不读”，认为“必如是，方为真人才，真人品，真学问，真经济”。他要培养的“四真”人才，关键在德育，即要把品格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德是主要的，离开了德即使有才也不是“真才”，不能真的做到经世济民。从贺长龄在道光辛卯（1831）居忧回籍捐资创办扶风学舍等义学的“美意良法”来看，他办学的宗旨和强调的“德”，并不是以科举为业的“竞心于利禄”，而是“明德饬行，以读书做人合为为一事”的古代门塾遗风。他说：“古之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今则竞心于利禄，而于所以为人之道，概乎其未有闻。”
贺长龄的这些学术观点、办学理念及其经世言行，对其同辈好友和晚辈湘籍人士都影響很大。如陶澍，是与贺长龄同为京官并同官江苏，共商经世大政的亲家（陶澍女嫁贺长龄之弟熙龄之子）。陶澍任职四川时，贺长龄写书勉励，陶澍收信后复书，说贺书“情真意挚，语语脚踏实地，可见施行”，并说：“自莅任以来，所得友信，惟亲家与乐园、南雅之书，大有资于身心政事，时悬座阳，以当箴铭也。”陶澍与贺长龄志同道合，尤赞赏贺长龄所说的“接人办事，老实为妙”一语。贺长龄与唐鉴，既是善化同乡，又曾同为京官并同官贵州，也是志同道合，且经常一起畅谈经世之学的“讲习切磋之友”。
在当时后起的湖南人才中，贺长龄更是他们眼中湘籍官宦的典范之一，诚如林则徐与左宗棠会谈时林氏所说：“如贺某者，殆古所称大人君子者也。”曾国藩在翰林院任职期间，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曾向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巡抚贺长龄修书请教，“自陈所学所志”。他得到了贺长龄的指教和经济援助，次年曾国藩日记中有“今年冬间，贺耦耕先生寄三十金”的记载。他们之间常有书信往来，论治论学，相互启发。
再如左宗棠，更对贺长龄非常崇敬和感恩，他在《请将前云贵总督宣付史馆立传折》中奏曰：“臣弱冠时，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贺长龄居忧长沙，发所藏官私图史，借臣披览。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其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大率类此。尝言：‘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至今每一思及，犹耿耿于怀，不能自释。”奏折中所述左宗棠借书求教之事，发生在道光十年左宗棠十九岁时。贺长龄见左宗棠志向远大，不落凡俗，便推为“国士”，二人成了忘年交，可见其激赏对左宗棠成长影响之大。光绪五年（1879），左宗棠《与谭文卿中丞书》中曾称：“耦耕先生实嘉、道两朝名臣，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更可见左氏对贺长龄的学问人品是十分佩服的。乃至安徽桐城人姚莹称赞贺长龄说：“大君子治绩声称，上结九重之知，下逾岭海之外。士大夫操觚从政者，无不仰为当代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