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低调的全国总工会，在本次“两会”中的言论颇受关注，其提出的解决分配不公的五条建议，听起来上合政意、下快民心。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增设欠薪罪”和“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将收入分配作为“各级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的重要考核目标”，并“使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至60%的水平”。
　　看来全国总工会的逻辑是，收入分配之所以不公平，贫富差距之所以过大，罪在当老板的太黑心，其为企业和个人的利润最大化，轻则打压员工工资、重则恶意欠薪逃匿，所以，只有司法和政府行政力量双管齐下，并组织企业员工在工会领导下集体维权，让老板们把钱吐出来，才是解决“分配不公”的灵丹妙药。
　　这种逻辑非常值得担心，它迎合了当前社会上不健康的仇富心态，混淆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问题。试问，欠薪逃匿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主流问题吗？社会上那些特别富有的企业，是通过克扣职工的工资获得的利润吗？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过程中，谁又拿走了“大头”呢？如果把贫富失衡的矛头指向企业主，把他们描述为“剥削阶级”，放在人民的对立面，是市场经济的倒退。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中，工资是重要的市场要素，其体现了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工资多少并不是由企业主单方面决定，而是取决于供求关系和劳动效率。今年开春以来，广东省等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就是市场的选择，企业出的工资少了，自然招不到人。相反，如果企业成本和负担过重，或者产业附加值过低，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在工资问题上也就捉襟见肘，在这种局面下，用行政手段强行提高工资水平，会有什么结果呢？
　　人是理性的经济主体，企业主也是。人们创办企业的动力和初衷，是追求持续稳定的利润，正常的人都不会为了节省薪水开支，而放弃能盈利的企业去亡命天涯。出现“欠薪”无非两种可能，第一是游戏规则保护欠薪者，欠薪不受制裁、也不会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第二是企业打算不干了或干不下去了，少数道德败坏的企业主恶意欠债逃跑，其中包括欠员工的债——薪水。但如果企业都干不下去了，欠债不是太自然不过的了吗？只是企业欠了员工的债，侵害到了弱势群体，其罪恶性往往就成为社会焦点，被舆论和仇富情绪放大。
　　这种被放大的罪恶，很容易被拿来转移视线，难道民工不欠薪了，中国的分配问题就解决了？当前收入分配中最大的问题，当属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主体之间的财富分配比例。统计表明，2007年居民、政府和企业三者收入比重变为57.9%、19.5%和22.6%，相对1995年，居民收入下降了7.2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收入分别提高了4.3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社会财富的蛋糕中，政府越分越多，居民越分越少，而企业所分到的22%里，如果把垄断、特权企业和普通企业分开统计，相信后者的分配比重也呈下降趋势。
　　财富分配失衡的同时，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却在不断加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发展中国家平均税负比重是17.9%（这里面还包含社保税），而我国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20.4%，再加上各类行政收费，我们的税负痛苦指数已排在全球第二。此外，单独收取的社保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研究发现，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如此重负的局面下，政府还在不断提高垄断门槛，挤压普通企业的生存空间，加工资的钱从何而来？居民的收入又如何提高呢？
　　想解决问题首先要有勇气面对问题，政府和居民的分配不公，特权企业和普通企业的分配不公，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本质。如果只看局部忽视整体，还要把争论的焦点，放在低收入阶层和某些高薪阶层的分配差距上，放在解决最低工资标准和欠薪逃匿上，无疑是舍本逐末。
　　温家宝总理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那就是政府的良知。对此我们深表认同，只是需要提醒全国总工会等政府部门，不要把总理的话误解为“财富蛋糕，我来做，我来分”，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做蛋糕、分蛋糕”的规则。因此，国家更多地来承担一部分社会成本，让市场拥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财富才能被做大；政府维护好竞争机制和法制环境，减少各种不必要的门槛和束缚，分配才能更公平。
　　我们要辨析社会各方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上的责任，企业主在市场经济中的贡献应该得到承认和保护，而不该被妖魔化、被阶级斗争化；而某些政府部门也不要紧握财富分配的权杖，出来扮演救世主。解铃还需系铃人，谁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谁就该承认，谁拿走了最大份额的钱，谁就该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