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周恩来总理借机调黄华回京参加接待工作，于是，黄华很早从湖北干校调回北京。他的战友们由此预感到他们也将会陆续被调回京，都非常高兴，班里还为他举行“百鸡（田鸡）宴”饯行。黄华回到北京约两个月后，我也接到回京調令，我在江西干校大约待了一年半。历尽磨难，我们全家终于在北京团聚。
　　斯诺夫妇到北京那天，黄华和我到北京机场迎接他们。去接他们的还有斯诺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和马海德等人。斯诺一下飞机，就同我们热烈拥抱。回到中国访问使斯诺兴奋不已。他对看见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和新鲜，连机场路两旁整齐的杨树也令他赞叹不已。“啊，看哪！”他说，“这些树都长得那么高了。”斯诺告诉我们，他和现在的夫人洛伊斯结婚也有20年了，说她原来是纽约市的一位话剧演员，对中国的舞台艺术很感兴趣，早想来中国，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还说，他们有两个孩子，男孩叫克里斯多弗，女孩叫西安，现在都在瑞士。斯诺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开口就要我们这些老朋友向他介绍最近五年中国的情况，并说说这次邀请他访华的原因。
　　两天以后，斯诺夫妇在颐和园同朋友吃晚饭，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邀请，去观看一场中国乒乓球队与朝鲜队的表演赛，并会同他交谈。周总理在落成不久的首都体育馆会见斯诺，自然给在场的各国外交官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总理先同斯诺谈了当时中国党和人民关心的防骄破满问题。从表情上来看，斯诺一点都不明白防骄破满的含意。总理还建议他先到外地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斯诺急着要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和了解中国情况，哪里舍得花时间去休养，他婉谢了总理的好意，同意先去各地参观访问。会见中，总理对美国情况问得很仔细，斯诺则询问中美关系是否有机会创造新的开始，总理说邀请他访华就是希望对此问题找到一个答案。
　　当时总理劝斯诺先去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的建议背后确有重要原因。因那时国内外许多棘手的问题亟待毛主席和周总理处理，他们尚无暇顾及斯诺的采访问题。根据总理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黄华和我及外交部的两位英文翻译徐尔维和姚伟同志，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我们参观了清华和北大，包括斯诺30年代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燕园。在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然后参观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二七机车厂和河北省遵化县的一个生产大队，接着去访问延安和保安。1936年斯诺和马海德骑着牲口到保安去的那条峡谷小路，现在是宽阔的黄土公路。我们的汽车快到保安时，路旁突然钻出许多欢笑的孩子，向我们欢呼。斯诺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的深情。他寻找毛主席当年住过的窑洞、红军大学旧址和他当年住过的招待所，还在毛主席旧居前照了相。斯诺夫人告诉斯诺，她看见许多人穿着旧的、打补丁的衣服。斯诺说，当年保安的老百姓一人只有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上衣在夜里还要当被子盖，还说1936年这里只住着100人，现在有3000人，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只有一家小铺子，红军是在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的，现在这里有13个手工工厂、一个机修厂、一个发电厂，主要街道两旁全是小商店，还有一家小百货公司、一个戏院。老百姓的生活同过去那种赤贫的状况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保安的领导人在新建的政府办公楼热烈欢迎我们，欢迎宴会则在露天举行。干部和农民同我们一起吃新鲜的玉米、烤红薯、陕西式的大米捞饭、辣子鸡和红烧猪肉。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对斯诺这位美国老朋友是有真情的。
　　我们回到北京，很快又乘飞机去沈阳和鞍山参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到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斯诺对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和从电影上看到的成昆铁路的建成赞赏有加，他没有想到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工程。他的身体并不好，却坚持一步步走完两公里长的长江大桥。在上海，出面接待他的革委会主任徐景贤，津津乐道地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一直介绍造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然后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的今天。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
　　再次回到北京后，斯诺夫妇受邀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毛主席在城楼上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各国驻华使节握手致意后，请周总理邀斯诺夫妇去他那里，主席同斯诺作了一些交谈，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中间的情景被摄像机定格下来。事后毛主席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斯诺是个十分认真和勤奋的记者，看重实地调查，爱同各种人接触交谈，他这次访华也是如此。他经常一个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同人聊天。有一天晚上，他走出北京饭店到后面的小街散步，看见一些人在排队买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于是也排在人群中。轮到他买的时候，老头儿向他要粮票，他才明白在中国那时买东西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他赶忙回饭店向黄华要了粮票，才吃上烤白薯。
　　周总理在12月7日夜里写了一封短信给黄华，要黄华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同时提醒他，在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总理见斯诺。黄华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因为周总理知道斯诺的报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
　　1970年12月18日晚，毛主席请斯诺去中南海谈话和吃早饭，由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人担任记录和翻译，一直谈到中午。关于中美关系，毛主席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12月25日毛主席77岁生辰前夕，《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主席12月18日会见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的消息，并且刊出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和斯诺的合影照片，再一次用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他在几天后就知道了。在毛主席12月会见斯诺之后，总理还同斯诺长谈了一次国内经济情况，向他提供了1960—1970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数字。 　　为在圣诞节时同儿女们团聚，斯诺的夫人决定先离华回国，斯诺则留在中国等待毛主席审定谈话稿。这时，天气寒冷，斯诺还只穿件毛衣和单裤，细致周到的周总理建议给斯诺做一件呢子大衣和买一件丝棉袄，以我们的名义送给他。我们知道斯诺手头并不宽裕，原先要全程免费招待斯诺夫妇，但斯诺为了避免国外有人说他受中共贿赂，在离京回瑞士前，硬是把几个月的旅馆房费交给了北京饭店。1971年2月，斯诺结束这次长达半年的对中国的访问，回到瑞士。
　　斯诺的访华报道，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4月，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斯诺对之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尼克松总统要访问中国等这些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他在瑞士家中，忙着撰写他这次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准备在次年尼克松访华前先抵达北京，采访这一震撼世界的大事。但这时斯诺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到疲倦，后来经过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肝肿大，得了胰腺癌，他住进了医院。在医院斯诺接到一封来自尼克松的信，问候斯诺的健康，对斯诺“长期杰出的生涯”表示敬佩，尼克松在信中还说他将访问中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斯诺认为，美国同新中国的关系早就该建立了，他没有回复尼克松的信。
　　斯诺的夫人为斯诺的病四处写信求援，也给在中国的马海德写了一封。马海德复信给她，请斯诺考虑到北京接受治疗。她还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信，其中附有毛主席和邓颖超的问候，不久又收到宋庆龄的信。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等候斯诺一家人的到来。我们还包租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供斯诺一家乘坐。去瑞士迎接斯诺的六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于1972年1月抵达日内瓦。医疗小组为斯诺作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有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
　　2月初，黄华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病危，周总理要他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黄华赶到斯诺家，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斯诺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听他这样说，黄华既感动又心酸。
　　1972年2月15日，尼克松访华的前六天，中国的春节，斯诺与世长辞。斯诺毕生追求真理和正义，是让世界确信中国人民必定战胜法西斯、赢得光明未来的首位西方记者。斯诺曾经说过，中美之间建立友谊与相互理解的桥梁，虽然前途艰险，但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終必将架起。今年是斯诺诞辰115周年，而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困难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结点追忆他对促进两国友好作出的重要贡献，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加强双边交流合作有重要意义。（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外交部国际司原副司长、全国
　　政协委员，黄华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