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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中都活跃着女红军这一特殊的英雄群体。她们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特殊贡献，彰显了长征精神和中国革命女性的伟大力量，也使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史诗增添了更加耀眼的光辉。
关于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有30人、32人、34人等多种说法，具体是哪些人，各种说法也有一定出入。产生分歧的原因除缺乏相关史料外，还有统计方法或统计标准的不同。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干部主要有30人，她们是：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蔡畅、刘群仙（刘群先）、萧月华、金维映、廖似光、陈慧清、刘英、李见珍（后名李坚真）、李建华、邱一涵、周越华、杨厚珍、李伯钊、曾玉、吴仲廉、钱希钧、阚思颖（后名甘棠）、钟月林、王泉媛、谢琼香（后名谢飞）、谢小梅、危拱之、危秀英、邓六金、吴富莲、李桂洪（后名李桂英）、刘彩香（后名刘彩霞）。另有一人姓名不详，是兴国人，随部队到湘南后，被派护送伤员回到江西游击区。还有两人只参加了两三天的长征：彭儒被批准参加长征，但随部队出发两天后又因病返回苏区；陈碧英未被批准参加长征，但跟随部队向丈夫董必武送行三天后返回。女红军干部除少数随总部机关行动之外，多数被单独编在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已知姓名的只有蔡云香（途中牺牲）一人；有的著作称还有女战士刘钊，实际上她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战士。此外，有的文章提到蔡纫湘、黄长娇也参加了长征，实际上她们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长征途中，1935年2月，阚思颖、李桂洪调至新成立的红军川南游击队分别任党总支书记和指导员。3月，谢小梅和丈夫罗明被留在贵阳一带开展革命斗争。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康克清、李伯钊、周越华、吴仲廉、李建华等曾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王泉媛和吴富莲调至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分任团长和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随西路军参加了河西战役，吴富莲不幸牺牲，吴仲廉被俘，后被党营救，王泉媛被俘后逃出，辗转回到家乡。上述女红军干部除去长征路上留下和参加西路军者，长征到达陕北的共24人。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除了要求政治上坚强、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外，还要求身体健康能适应长途远征，所以她们大都经过严格的选拔和体检，不符合条件的就要被留下。同时，她们在长征前也大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从事重要工作，并非仅仅因为是领导同志的夫人就可以参加长征。如邓颖超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康克清为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委员，贺子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要科科长，蔡畅为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陈慧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李建华为中革军委无线电报务员等。能否参加长征由中央统一安排，走和留都必须服从组织决定。邓颖超在长征前由于工作劳累缺乏医药和营养，肺结核病日益严重至大吐血，因而自己要求留在根据地，以免给组织增加负担。“但组织决定让我跟队伍走，我只好服从”，她后来向采访她的爱泼斯坦说。也有领导同志的夫人如陈碧英，十分想同新婚不久的丈夫一起行动，但党组织决定让她留下打游击，最后只好服从组织安排，一路含泪送别董必武至苏区边界。还有个别女红军如曾玉因有身孕开始没让参加长征，但她自己偷跑着追上红军队伍，最后只好带着她长征，一路得到其他女红军的精心照顾。
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有18人、20余人等说法，实际上要大大多于这个数目，目前已知姓名的有近50人。1934年8月，李贞、陈琮英、陈罗英、戚元德、周雪莲（即周雪林）、张吉兰、马忆湘等13名女红军随红六军团西征。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参加长征的还有：蹇先任、蹇先佛、曾红林（曾洪林，原名曾凤英）、胡越强、张四妹（原名张玉英）、石芝、陈琼英、伍秋姑、马积莲、杜玉珍、秦金美、张金莲、范琴芳（也有写作范庆芳，即二妹子、张二妹，张金莲之女）、尹菊英、李智、叶林、殷成福、侯幺妹、刘大妹（刘大梅）、陈月英、吴友香、文新妹、胡××（红军战士称其为大老胡）、侯月英、李芝（原名李金香）、胡月祥（红军战士称其为小老胡）、杜永新、许清、谢金莲、汤五姑、胡玉梅、胡自强、段六姑、张士美、大老张、曾纪林、徐远德、伍玉莲、夏玉莲、朱国英、小老张等。她们当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分散在各单位，没有单独编队和统一组织。其中，张吉兰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被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坚持斗争（不久牺牲），刘大妹到达贵州时在战斗中牺牲，侯幺妹在甘肃成县的战斗中牺牲，文新妹在行军途中被敌机炸成重伤留在当地，大老胡在过草地时牺牲，段六姑在途中牺牲。李贞曾回忆说，红二方面军还有很多女红军，或牺牲，或散落，她们都是没有留下姓名的英雄姐妹。
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最多，总数没有十分确切的统计，有约2000人、3000人、4000余人、8000余人、10000余人等说法，但多数观点认为约有3000人。主要有：张琴秋、曾广澜、陶万荣、林月琴、王泽南、汪荣华、王定国、何莲芝、杨文局、吴朝祥、华全双、李开芬、陈真仁、刘坚、林江、苟贵英、李健、刘伯兴、彭玉茹、赵明英、侯守玉、马正英、胡玉兰、何福祥、张怀碧、赵应兰、阎桂明、赵兰英、刘桂兰、何翠华、詹应香、廖赤见、刘立清、郭长春、张明秀、吴顺英、张萍、史群英、张苏、杨磊、何炽、王顺洪、侯正芳、姜萍、李敏、孟瑜、卢桂秀、张正富、张茶清、李开英、李文英、贾德福、罗林、王学荣、王学农、朱映明、马桂花、阎桂秀、彭仲美、周时清、张世秀、张传玉、刘照林、潘家珍、李玉南、邬先碧、蒲秀英、郑庭玉、苏桂英、吴国秀、王子俊、王大英、李保珍、李秀英、宋学珍、孙桂英、李山仁、杨玉花等。她们集中在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妇女工兵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新剧团，总供给部下属粮食局、被服厂、军医院、运输队，各军、师的宣传队等。因为参加战斗，减员幅度较大，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由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重新组编的妇女抗日先锋团约1300人，以及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有关工作人员，各部队宣传队和医护人员约四五百名女红军，参加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最后只有少数人回到陕北。 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没有争议，共有七人：周少兰（后名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后名余光）、田喜兰（也有写作田希兰）、曾纪兰（也有写作曾继兰）、张桂香、曹宗楷。她们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被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称为“七仙女”。其中，曾纪兰、曹宗楷壮烈牺牲，其余五位长征到达陕北。
红军在艰苦紧迫的长征中基本无暇顾及婚姻家庭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由于有了相对宽松的条件，王泉媛和王首道经特批结婚，但他们很快就各自投入紧张的战斗，后来在西路军失败后又阴差阳错天各一方，分别半个世纪。中央红军到毛儿盖后，刘彩香和毕占云也经特批结婚，毕占云时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二科科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省军区司令员，二人相伴一生。红军到达陕北后以及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曾结成很多“长征夫妻”，如刘英与张闻天、谢飞与刘少奇、钟月林与宋任穷、李坚真与邓振询、危秀英与钟赤兵、周东屏与徐海东、危拱之与叶剑英、邓六金与曾山等。
女红军在长征中要克服比男同志更大的困难、作出更大的牺牲，但是她们在运输、后勤、宣传、抢救伤员、做群众工作等方面甚至发挥着比男同志更大的作用。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首先要战胜身体上、生理上、心理上的各种困难。有些女红军如吴仲廉、杨厚珍、邬家珍、周起义、王泽南等，是裹了小脚的，行军困难可想而知。但她们爬山走路从不落后，身为红四方面军妇女营政委的王泽南执行运输任务时还和战士们一样负重行军，并完成战斗任务。中央红军翻越一座大山时遇敌机轰炸，抬担架的一个民夫吓跑了，邓六金不顾自己体弱生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她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下山后，她再也支持不住，大口大口地吐血。她回忆道：“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危秀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矮的女红军，但是她抬担架、做宣传、筹集粮食，充满革命激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她曾在收容伤员时背着一位因发高烧掉队的红军干部翻过两座山，脱离敌人追击，这位干部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廖志高。红四方面军的王新兰参加长征时只有11岁，担任宣传队分队长，能歌善舞，深得干部战士喜爱。但在长征出发不久她就得了严重的伤寒病，昏迷不醒。有人建议把王新兰留在当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命令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他算账！”王新兰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与肖华结为夫妻。李伯钊在长征中先后随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行动，她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红军中著名的歌唱家和戏剧家。她带领宣传队，充分发挥各种文艺形式的作用，鼓舞士气、促进团结、发动群众，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红军战士就是在她们的歌声激励下奋发前进、英勇作战的。沿途很多劳动群众和知识青年以她们为榜样，参加红军投身革命。 长征女红军有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坚韧不拔的奉献精神，成为长征精神和民族精神中光彩夺目的亮点，成为中国女性解放的伟大力量。参加红军的女战士曾多是受尽磨难的童养媳或官僚地主压迫下的受害者，她们冲破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投入自由解放的革命营垒，新鲜的革命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结合使她们形成一股巨大的解放力量。她们认定一个目标，紧跟党和红军。中央红军长征前，危拱之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但在长征中，她并不因此而消沉，仍然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主动担负着为部队筹措给养、烧洗脚水、准备食物、照顾伤病员和年纪大的老同志、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为红军战士鼓劲加油等任务。部队休息时，她还在东奔西跑，做群众工作，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等。在整个长征途中，危拱之忙前忙后，连一步牲口都没有骑，完全用一双曾裹足的“解放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并成为唯一一名被开除党籍而走完长征路的女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决定，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论是马夫、炊事员，都可以入党或重新入党。毛泽东针对历史上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问题，指出：他们如果真是坏人，又怎么肯跟着我们过雪山草地而不逃跑呢？危拱之被恢复党籍后，留下了激动而幸福的泪水。实际上，众多女红军都像危拱之一样一心热爱党和革命事业，她们的模范行动大大提高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声誉，这就是革命觉醒的力量。
长征女红军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财富，她们的精神力量也将在一代代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传承。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条战线上，她们以各种方式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继续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如邓颖超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二书记、全国政协主席，康克清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蔡畅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坚真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候补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刘英曾任中纪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蹇先任、蹇先佛、彭儒等曾任中纪委委员，周越华曾任卫生部党组成员、监察室副主任，张琴秋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李伯钊曾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廖似光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陈慧清曾任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常委，邱一涵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等。李贞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长征女红军是我们永远敬仰的英雄群体。（编辑 王 雪）
（执笔人：王继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员）
各路红军中究竟有多少女红军参加了长征
关于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有30人、32人、34人等多种说法，具体是哪些人，各种说法也有一定出入。产生分歧的原因除缺乏相关史料外，还有统计方法或统计标准的不同。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干部主要有30人，她们是：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蔡畅、刘群仙（刘群先）、萧月华、金维映、廖似光、陈慧清、刘英、李见珍（后名李坚真）、李建华、邱一涵、周越华、杨厚珍、李伯钊、曾玉、吴仲廉、钱希钧、阚思颖（后名甘棠）、钟月林、王泉媛、谢琼香（后名谢飞）、谢小梅、危拱之、危秀英、邓六金、吴富莲、李桂洪（后名李桂英）、刘彩香（后名刘彩霞）。另有一人姓名不详，是兴国人，随部队到湘南后，被派护送伤员回到江西游击区。还有两人只参加了两三天的长征：彭儒被批准参加长征，但随部队出发两天后又因病返回苏区；陈碧英未被批准参加长征，但跟随部队向丈夫董必武送行三天后返回。女红军干部除少数随总部机关行动之外，多数被单独编在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已知姓名的只有蔡云香（途中牺牲）一人；有的著作称还有女战士刘钊，实际上她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战士。此外，有的文章提到蔡纫湘、黄长娇也参加了长征，实际上她们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长征途中，1935年2月，阚思颖、李桂洪调至新成立的红军川南游击队分别任党总支书记和指导员。3月，谢小梅和丈夫罗明被留在贵阳一带开展革命斗争。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康克清、李伯钊、周越华、吴仲廉、李建华等曾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王泉媛和吴富莲调至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分任团长和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随西路军参加了河西战役，吴富莲不幸牺牲，吴仲廉被俘，后被党营救，王泉媛被俘后逃出，辗转回到家乡。上述女红军干部除去长征路上留下和参加西路军者，长征到达陕北的共24人。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除了要求政治上坚强、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外，还要求身体健康能适应长途远征，所以她们大都经过严格的选拔和体检，不符合条件的就要被留下。同时，她们在长征前也大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从事重要工作，并非仅仅因为是领导同志的夫人就可以参加长征。如邓颖超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康克清为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委员，贺子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要科科长，蔡畅为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陈慧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李建华为中革军委无线电报务员等。能否参加长征由中央统一安排，走和留都必须服从组织决定。邓颖超在长征前由于工作劳累缺乏医药和营养，肺结核病日益严重至大吐血，因而自己要求留在根据地，以免给组织增加负担。“但组织决定让我跟队伍走，我只好服从”，她后来向采访她的爱泼斯坦说。也有领导同志的夫人如陈碧英，十分想同新婚不久的丈夫一起行动，但党组织决定让她留下打游击，最后只好服从组织安排，一路含泪送别董必武至苏区边界。还有个别女红军如曾玉因有身孕开始没让参加长征，但她自己偷跑着追上红军队伍，最后只好带着她长征，一路得到其他女红军的精心照顾。
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有18人、20余人等说法，实际上要大大多于这个数目，目前已知姓名的有近50人。1934年8月，李贞、陈琮英、陈罗英、戚元德、周雪莲（即周雪林）、张吉兰、马忆湘等13名女红军随红六军团西征。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参加长征的还有：蹇先任、蹇先佛、曾红林（曾洪林，原名曾凤英）、胡越强、张四妹（原名张玉英）、石芝、陈琼英、伍秋姑、马积莲、杜玉珍、秦金美、张金莲、范琴芳（也有写作范庆芳，即二妹子、张二妹，张金莲之女）、尹菊英、李智、叶林、殷成福、侯幺妹、刘大妹（刘大梅）、陈月英、吴友香、文新妹、胡××（红军战士称其为大老胡）、侯月英、李芝（原名李金香）、胡月祥（红军战士称其为小老胡）、杜永新、许清、谢金莲、汤五姑、胡玉梅、胡自强、段六姑、张士美、大老张、曾纪林、徐远德、伍玉莲、夏玉莲、朱国英、小老张等。她们当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分散在各单位，没有单独编队和统一组织。其中，张吉兰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被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坚持斗争（不久牺牲），刘大妹到达贵州时在战斗中牺牲，侯幺妹在甘肃成县的战斗中牺牲，文新妹在行军途中被敌机炸成重伤留在当地，大老胡在过草地时牺牲，段六姑在途中牺牲。李贞曾回忆说，红二方面军还有很多女红军，或牺牲，或散落，她们都是没有留下姓名的英雄姐妹。
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最多，总数没有十分确切的统计，有约2000人、3000人、4000余人、8000余人、10000余人等说法，但多数观点认为约有3000人。主要有：张琴秋、曾广澜、陶万荣、林月琴、王泽南、汪荣华、王定国、何莲芝、杨文局、吴朝祥、华全双、李开芬、陈真仁、刘坚、林江、苟贵英、李健、刘伯兴、彭玉茹、赵明英、侯守玉、马正英、胡玉兰、何福祥、张怀碧、赵应兰、阎桂明、赵兰英、刘桂兰、何翠华、詹应香、廖赤见、刘立清、郭长春、张明秀、吴顺英、张萍、史群英、张苏、杨磊、何炽、王顺洪、侯正芳、姜萍、李敏、孟瑜、卢桂秀、张正富、张茶清、李开英、李文英、贾德福、罗林、王学荣、王学农、朱映明、马桂花、阎桂秀、彭仲美、周时清、张世秀、张传玉、刘照林、潘家珍、李玉南、邬先碧、蒲秀英、郑庭玉、苏桂英、吴国秀、王子俊、王大英、李保珍、李秀英、宋学珍、孙桂英、李山仁、杨玉花等。她们集中在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妇女工兵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新剧团，总供给部下属粮食局、被服厂、军医院、运输队，各军、师的宣传队等。因为参加战斗，减员幅度较大，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由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重新组编的妇女抗日先锋团约1300人，以及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有关工作人员，各部队宣传队和医护人员约四五百名女红军，参加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最后只有少数人回到陕北。 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没有争议，共有七人：周少兰（后名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后名余光）、田喜兰（也有写作田希兰）、曾纪兰（也有写作曾继兰）、张桂香、曹宗楷。她们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被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称为“七仙女”。其中，曾纪兰、曹宗楷壮烈牺牲，其余五位长征到达陕北。
长征女红军伟大的爱
红军在艰苦紧迫的长征中基本无暇顾及婚姻家庭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由于有了相对宽松的条件，王泉媛和王首道经特批结婚，但他们很快就各自投入紧张的战斗，后来在西路军失败后又阴差阳错天各一方，分别半个世纪。中央红军到毛儿盖后，刘彩香和毕占云也经特批结婚，毕占云时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二科科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省军区司令员，二人相伴一生。红军到达陕北后以及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曾结成很多“长征夫妻”，如刘英与张闻天、谢飞与刘少奇、钟月林与宋任穷、李坚真与邓振询、危秀英与钟赤兵、周东屏与徐海东、危拱之与叶剑英、邓六金与曾山等。
女红军在长征中要克服比男同志更大的困难、作出更大的牺牲，但是她们在运输、后勤、宣传、抢救伤员、做群众工作等方面甚至发挥着比男同志更大的作用。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首先要战胜身体上、生理上、心理上的各种困难。有些女红军如吴仲廉、杨厚珍、邬家珍、周起义、王泽南等，是裹了小脚的，行军困难可想而知。但她们爬山走路从不落后，身为红四方面军妇女营政委的王泽南执行运输任务时还和战士们一样负重行军，并完成战斗任务。中央红军翻越一座大山时遇敌机轰炸，抬担架的一个民夫吓跑了，邓六金不顾自己体弱生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她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下山后，她再也支持不住，大口大口地吐血。她回忆道：“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危秀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矮的女红军，但是她抬担架、做宣传、筹集粮食，充满革命激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她曾在收容伤员时背着一位因发高烧掉队的红军干部翻过两座山，脱离敌人追击，这位干部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廖志高。红四方面军的王新兰参加长征时只有11岁，担任宣传队分队长，能歌善舞，深得干部战士喜爱。但在长征出发不久她就得了严重的伤寒病，昏迷不醒。有人建议把王新兰留在当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命令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他算账！”王新兰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与肖华结为夫妻。李伯钊在长征中先后随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行动，她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红军中著名的歌唱家和戏剧家。她带领宣传队，充分发挥各种文艺形式的作用，鼓舞士气、促进团结、发动群众，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红军战士就是在她们的歌声激励下奋发前进、英勇作战的。沿途很多劳动群众和知识青年以她们为榜样，参加红军投身革命。 长征女红军有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坚韧不拔的奉献精神，成为长征精神和民族精神中光彩夺目的亮点，成为中国女性解放的伟大力量。参加红军的女战士曾多是受尽磨难的童养媳或官僚地主压迫下的受害者，她们冲破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投入自由解放的革命营垒，新鲜的革命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结合使她们形成一股巨大的解放力量。她们认定一个目标，紧跟党和红军。中央红军长征前，危拱之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但在长征中，她并不因此而消沉，仍然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主动担负着为部队筹措给养、烧洗脚水、准备食物、照顾伤病员和年纪大的老同志、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为红军战士鼓劲加油等任务。部队休息时，她还在东奔西跑，做群众工作，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等。在整个长征途中，危拱之忙前忙后，连一步牲口都没有骑，完全用一双曾裹足的“解放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并成为唯一一名被开除党籍而走完长征路的女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决定，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论是马夫、炊事员，都可以入党或重新入党。毛泽东针对历史上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问题，指出：他们如果真是坏人，又怎么肯跟着我们过雪山草地而不逃跑呢？危拱之被恢复党籍后，留下了激动而幸福的泪水。实际上，众多女红军都像危拱之一样一心热爱党和革命事业，她们的模范行动大大提高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声誉，这就是革命觉醒的力量。
长征女红军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财富，她们的精神力量也将在一代代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传承。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条战线上，她们以各种方式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继续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如邓颖超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二书记、全国政协主席，康克清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蔡畅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坚真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候补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刘英曾任中纪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蹇先任、蹇先佛、彭儒等曾任中纪委委员，周越华曾任卫生部党组成员、监察室副主任，张琴秋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李伯钊曾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党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廖似光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陈慧清曾任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常委，邱一涵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等。李贞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长征女红军是我们永远敬仰的英雄群体。（编辑 王 雪）
（执笔人：王继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