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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呼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文化交流让亚洲文明长盛不衰
东海之滨的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昔日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的兴盛，与德化瓷器密切相关。记者在离古代海港“刺桐港”不远的德化县城看到，因为普遍推广“气烧”和“电烧”等清洁生产工艺，城内外已经见不到“窑火”遍地、青烟缭绕的传统烧瓷景象。但德化瓷业非但没有随着“窑火”“窑烟”远去，相反，数以百计德化瓷厂迄今仍在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瓷器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德化城中的瓷业领军人物许瑞峰、陈仁海、郑鹏飞等人，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精品瓷器、瓷雕博物馆，展陈的作品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德化瓷温润如玉、含蓄内敛的特有瓷质与瓷色“中国白”，如象牙般沉着含蓄、如和田玉般温润通透，让人过目难忘。
“从鼎盛时期‘一箱瓷器一箱白银’，到如今仍然深受海外市场喜爱，德化瓷成功得益于能够不断对海外文化特别是亚洲文化兼容并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许瑞峰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德化瓷始终没有成为“官窑”，而是沿着一条“供给侧改革”之路，不断根据海外订单要求，在瓷色、造型、款式、图案等方面“以销定产”，制造的瓷器从唐代开始就畅销海外，千百年来一直长盛不衰。
从荟萃世界文化特色的德化瓷，到承继阿拉伯商人技艺、调和亚洲各地所产香料和中草药的“永春香”，再到仙游红木雕刻工艺、武夷山岩茶和安溪铁观音，中国的东南沿海，到处有集纳亚洲千姿百态“文明信号”的文化产品和产业。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城市和地域文化，具有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文化气质。
很多文化学者说，中国从沿海到内地很多城市文化几千年发展所走的道路，是在“一统多元”格局下，交流互鉴并深度融合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道路。从泉州、厦门，到上海、广州，很多城市都在开放包容文化环境下，以中华文化为“本”、融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文明元素，形成了“新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些亚洲文明融合“活标本”交相辉映、共同托举下，中国才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在历史的进程中走完了从“中国的中国”到“亚洲的中国”的道路，进而迈开脚步，踏上了“世界的中国”的旅程。
亚洲文明的历史贡献
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地。在远古时期，亚洲各个地区有不少大河之滨的冲积平原，古代农业率先在这些地方产生和发展起来，那里的人们就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立家、立族、立邦、立国的。由于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比较安定平稳，有利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因而亚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最先产生了著名的西亚两河文明、东亚中华文明、南亚印度文明等几大古文明，而且它们对欧洲古代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亚洲不仅对古代世界文明贡献巨大，而且从公元前后至19世纪中叶的将近两千年间，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一直占有绝大部分，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一直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据统计，到公元1750年，在当时世界经济总量中，中国占32%，印度占24%，而欧洲的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意大利五国总共才占17%。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其《大国雄心》一书中写道：“直到1800年之前，欧洲在市场化程度、农业发展、城市化比例、居民生活水平、经济总量方面都不如中国。”
《泰晤士世界历史》一书中也曾写道：在整个近代早期，“东方的经济规模比欧洲要大得多”，“世界工业的中心是亚洲，而不是欧洲”;“从1500～1750年，亚洲生产着当时世界上约80%的产品，换句话说，占世界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的亚洲人，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产品”;“所以，在1500年之后的近三个世纪，亚洲人有生产力最发达的经济”。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曾经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兴起，从思想文化和经济技术上提供了重要条件，甚至产生了奠基性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希提认为：“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和增补，承前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阿拉伯学者，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英国学者托马斯·阿诺德、阿尔弗雷德·纪尧姆和威尔斯都指出，“伊斯兰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是伊斯兰的文明昭示和指引了文艺复兴这场伟大的运动”。“没有伊斯兰文化，欧洲社会至少落后两百年”。
关于中国文明对欧洲近代文明形成的贡献，在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之中也是稱道不已的。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在欧洲出现过一百年的“中国文化热”。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说：“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马克思曾经把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和应用，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预兆”。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其《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英国自觉地获得和吸取了中国的技术——无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还是特定的技术知识。”“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 （综合《人民日报》5.15 《新华每日电讯》5.15等）
文化交流让亚洲文明长盛不衰
东海之滨的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昔日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的兴盛，与德化瓷器密切相关。记者在离古代海港“刺桐港”不远的德化县城看到，因为普遍推广“气烧”和“电烧”等清洁生产工艺，城内外已经见不到“窑火”遍地、青烟缭绕的传统烧瓷景象。但德化瓷业非但没有随着“窑火”“窑烟”远去，相反，数以百计德化瓷厂迄今仍在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瓷器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德化城中的瓷业领军人物许瑞峰、陈仁海、郑鹏飞等人，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精品瓷器、瓷雕博物馆，展陈的作品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德化瓷温润如玉、含蓄内敛的特有瓷质与瓷色“中国白”，如象牙般沉着含蓄、如和田玉般温润通透，让人过目难忘。
“从鼎盛时期‘一箱瓷器一箱白银’，到如今仍然深受海外市场喜爱，德化瓷成功得益于能够不断对海外文化特别是亚洲文化兼容并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许瑞峰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德化瓷始终没有成为“官窑”，而是沿着一条“供给侧改革”之路，不断根据海外订单要求，在瓷色、造型、款式、图案等方面“以销定产”，制造的瓷器从唐代开始就畅销海外，千百年来一直长盛不衰。
从荟萃世界文化特色的德化瓷，到承继阿拉伯商人技艺、调和亚洲各地所产香料和中草药的“永春香”，再到仙游红木雕刻工艺、武夷山岩茶和安溪铁观音，中国的东南沿海，到处有集纳亚洲千姿百态“文明信号”的文化产品和产业。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城市和地域文化，具有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文化气质。
很多文化学者说，中国从沿海到内地很多城市文化几千年发展所走的道路，是在“一统多元”格局下，交流互鉴并深度融合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道路。从泉州、厦门，到上海、广州，很多城市都在开放包容文化环境下，以中华文化为“本”、融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文明元素，形成了“新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些亚洲文明融合“活标本”交相辉映、共同托举下，中国才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在历史的进程中走完了从“中国的中国”到“亚洲的中国”的道路，进而迈开脚步，踏上了“世界的中国”的旅程。
亚洲文明的历史贡献
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地。在远古时期，亚洲各个地区有不少大河之滨的冲积平原，古代农业率先在这些地方产生和发展起来，那里的人们就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立家、立族、立邦、立国的。由于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比较安定平稳，有利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因而亚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最先产生了著名的西亚两河文明、东亚中华文明、南亚印度文明等几大古文明，而且它们对欧洲古代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亚洲不仅对古代世界文明贡献巨大，而且从公元前后至19世纪中叶的将近两千年间，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一直占有绝大部分，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一直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据统计，到公元1750年，在当时世界经济总量中，中国占32%，印度占24%，而欧洲的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意大利五国总共才占17%。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其《大国雄心》一书中写道：“直到1800年之前，欧洲在市场化程度、农业发展、城市化比例、居民生活水平、经济总量方面都不如中国。”
《泰晤士世界历史》一书中也曾写道：在整个近代早期，“东方的经济规模比欧洲要大得多”，“世界工业的中心是亚洲，而不是欧洲”;“从1500～1750年，亚洲生产着当时世界上约80%的产品，换句话说，占世界人口总数三分之二的亚洲人，生产着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产品”;“所以，在1500年之后的近三个世纪，亚洲人有生产力最发达的经济”。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曾经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兴起，从思想文化和经济技术上提供了重要条件，甚至产生了奠基性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希提认为：“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和增补，承前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阿拉伯学者，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英国学者托马斯·阿诺德、阿尔弗雷德·纪尧姆和威尔斯都指出，“伊斯兰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是伊斯兰的文明昭示和指引了文艺复兴这场伟大的运动”。“没有伊斯兰文化，欧洲社会至少落后两百年”。
关于中国文明对欧洲近代文明形成的贡献，在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之中也是稱道不已的。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在欧洲出现过一百年的“中国文化热”。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说：“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马克思曾经把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和应用，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预兆”。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其《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英国自觉地获得和吸取了中国的技术——无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还是特定的技术知识。”“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 （综合《人民日报》5.15 《新华每日电讯》5.1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