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社会转型期，乡镇企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为乡村社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乡镇企业在员工权益保障方面却存在比较严重的缺位现象，制约了乡村社区的和谐。现阶段，乡镇企业的员工权益保障水平普遍偏低，通过对山东省X镇民营经济园区的30家乡镇企业及其300个员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乡镇企业的自身条件、员工的文化素质、乡土社会的特点影响员工权益保障水平。
［关键词］ 乡镇企业 员工 乡土社会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员工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日益提上日程。众多周知，社会转型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和谐社会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系统协调统一的社会。其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其中最为重要方面——“公平正义”是指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使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社会公平正义[1]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不断调整社会基本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内容。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晴雨表、风向标，劳动关系的和谐需要以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基础。近年来，各大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不断报道劳动者权益受损现象，而且比例越来越大，特别是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引起了社会成员的极大关注。可以说，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员工都在日益重视员工权益问题。但是在远离行政权力主导的乡村社区中，情况却有所不同。乡镇企业的员工权益保障水平普遍偏低，主要表现在员工招工中的知情权未得到保障；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劳动时间长，严重超过国家规定的劳动时间；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且加班费用的支付未遵循法定支付金额；社会保险购买率低，福利待遇较差；安全生产条件较好，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工作环境很差；仍有部分员工的平等自由权未得到保障；员工受训率较低，且培训内容单一。研究发现：乡镇企业的自身条件、员工文化素质和乡土社会的特点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乡镇企业的员工权益保障水平。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展开对影响因素分析。
博弈理论指出，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他们都是参与博弈的直接主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他们总是从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出发考虑，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博弈策略。在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双方首先要进行合作博弈，才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当然这要求雇主与雇员之间达成一种有约束力的协议。然而，这种协议在乡镇企业中难以达成。因而，雇主与雇员之间便会形成一种非合作博弈，即参与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优先考虑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雇主与雇员在进行博弈时存在四种情况，如图一。（1）当雇主采取斗争，而雇员采取合作形式时，即雇主损害员工的合法权益，而员工仍然坚持为企业创造财富时，如图中左下角，雇主获得最大利益为7。（2）当雇主与雇员全部采取合作形式时，即雇主主动保护雇员的合法权益，而雇员积极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时，雇主和雇员都获得比较多的利益，如图中左上角，雇主获得的利益为6，雇员获得的利益为4。（3）当雇员采取斗争，而雇主采取合作形式时，即员工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断与雇主对抗，而企业本身就已经在某些方面保护员工合法权益时，员工获得最大利益，如图一的右上角，雇员获得的利益为5。（4）当雇员和雇主都采取斗争形式时，即雇员因为员工权益受损不断与雇主斗争，生产积极性差，旷工现象严重，而雇主未在员工权益保障方面作出改进时，雇主与雇员获得的利益都是最少的，员工不提供劳动力，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员工失业，企业只能破产或资本外移。
一、乡镇企业的自身条件影响员工权益保障水平
乡镇企业的自身条件主要包括经济效益和企业规模两个方面。因而，从经济效益和企业规模两个方面考察乡镇企业的自身条件对员工权益保障的影响。
首先，乡镇企业经济效益影响员工权益保障。乡镇企业这个“蛋糕”在被分割时，要视“蛋糕”的大小而定，“蛋糕”越大，员工分得的相对较多。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具有较高同质性的乡镇企业中竞争更加激烈。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为赢得竞争，获得较高的经济利润，乡镇企业尽量压低企业成本。然而保障员工权益势必提高企业成本，因此，员工保障水平在不同经济效益的乡镇企业之间存在差异。通过对企业年销售收入与各类员工权益保障状况的交互分析，发现经济效益好比效益差的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略高，劳动时间相对较短，劳动报酬较高、福利待遇水平更好、安全生产条件好。通过对年销售收入与员工权益保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见表1），发现企业经济效益与员工权益保障的满意度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18。总的来说，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员工权益保障水平相对好一些。
其次，乡镇企业规模影响员工权益保障。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会设立工会，一般有工会组织的企业，员工的满意度较高。这是因为有工会的企业，工会可以代表员工与企业交涉，反应员工意志，企业针对员工的意见，完善各种政策，使员工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员工在与雇主展开博弈的过程中，工会是员工采取斗争形式必不可少的组织，作为员工利益的代表者，代表员工与企业进行“对话”，才能够迫使乡镇企业不断改善员工待遇，使劳动关系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走向协调。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乡镇企业工会组织的作用还十分微弱，员工与雇主的博弈不能达到博弈矩阵中的第三种类型（雇主合作，雇员斗争），实现员工的最大利益。
二、员工自身文化素质影响员工权益保障水平
员工文化素质影响员工权益保障状况。首先，员工的文化素质影响员工的职务，通过对文化程度与员工岗位的多重方差检验（见表2），发现不同文化程度的员工的工作岗位存在显著差异，文化素质高的员工，职务或岗位相对较高。乡镇企业在员工权益保障中存在分层现象，随着员工职务的上升，其所处的权益保护层也会上移，如图二。员工文化素质的差异造成工作职务或岗位的差异，导致不同文化素质的员工处在不同的员工权益保护层。通过对员工职务与员工权益保障满意度进行相关分析（见表3），Eta系数为0.252，说明员工职务或岗位与员工权益保障满意度的存在正相关关系，职务或岗位越高，员工对企业在员工权益保障方面的满意度就高。其次，员工的文化程度影响与员工对相关信息的知晓程度，从而影响员工的权利意识。调查显示，乡镇企业员工的文化程度大都集中在初中水平以下，占54.7%。文化程度较低，员工对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不清，调查中，了解《劳动合同法》内容的仅占16.3%，而不太了解和一点也不了解的占83.7%。博弈论强调信息的重要性，认为信息是影响博弈均衡的重要因素。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掌握程度决定了其最优战略的选择。由于雇员文化素质的限制，雇主与雇员在博弈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员工对自己的权利没有明确的认识。因而在博弈过程中，他们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忍让，以保住自己的饭碗。信息不灵通造成员工在博弈过程中的忍让，使得乡镇企业能够轻易逃避各种保障员工权益的责任。
三、乡土社会的特点影响员工权益保障水平
乡镇企业处在农村社区中，其发展离不开农村社区这一客观环境。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性力量，如习俗、传统等，对乡镇企业产生重要影响。乡土社会孕育了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乡土社会的特点同时也制约了乡镇企业对员工权益应有的保障。
首先，“熟人关系”的交往原则，使得乡镇企业与员工之间更多地建立非契约关系，以致员工权益保障缺乏最基本的契约性约束。中国乡村社区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费孝通认为，“熟人社会”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朴素表达。在农村社区这个“场域”中，信任建立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乡镇企业中的员工大都是互相介绍进入企业，他们之间有着良好的信任关系，对自己所工作的企业也有比较高的信任，他们相信企业会善待自己，而不是通过劳动合同这种契约形式确定企业与他们的关系。费孝通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而现今的乡土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乡镇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契约关系难以建立，进而影响员工权益保障。
其次，乡土社会供过于求的劳动力现状与乡民的强烈求职意愿之间的反差，导致员工在与雇主的博弈过程中，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大都采取“默许”方式，形成“雇员合作，雇主斗争”的博弈状况。一方面乡镇企业中，员工获得的收入明显高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收入，另一方面，在乡土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乡镇企业。因而，员工都非常珍惜难得的工作机会。如果员工与雇主对抗，有可能出现对雇员损害更大的情况——被开除。因而，为保住自己认为比较好的工作，员工对企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表现为“默许”。调查显示，几乎没有员工与企业发生过劳动争议，也证明了这一点。乡镇企业员工很少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与雇主对抗，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乡镇企业损害员工权益的机会主义心理。
再次，乡民看重血缘关系，乡镇企业大都采用家族式管理，员工权益保障存在“差序格局”，大多数普通员工难以进入家族成员所处的员工权益保护的核心层，而是处在员工权益保障的底层。乡土社会中的乡民具有浓厚的血缘意识，在乡镇企业中表现突出。浓厚的血缘意识，使得大多数乡镇企业采用家族式管理，而家族制的管理方式造成员工权益保障水平在同一企业中出现差异。与费孝通所提到的“差序格局”相似，乡镇企业在保障员工权益的过程中存在“差序格局”。与企业老板关系密切的员工得到的保障多于普通员工。一些企业，员工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其受保障的力度。在不同的劳动保护层中，随着与雇主关系亲密程度的递减，员工所处的保护层逐渐下降。此外，家族制的管理方式，使乡镇企业笼罩着浓厚的家族色彩，非家族内部的成员难以进入家族成员所处的保护层。
四、对策
毋庸置疑，乡镇企业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转型，并且有力地推动了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工权益保障问题逐渐凸现，有违社会公正，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将乡镇企业员工权益保障问题提上日程。就目前看，要继续发挥乡镇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素质，进而提高乡镇企业员工权益保障水平。
首先，继续发挥乡镇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是经济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组织，它除了承担创造经济利润的经济责任外，还担负着培养人才、保护环境、参与社区建设等社会责任。正如美国的管理学家H. R. Bowon 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的社会契约概念中所说的，企业存在于社会期望中，就必须遵守社会建立的指导准则、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被认为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从现阶段看，乡镇企业主要担任了“经济人”角色，创造的利润和税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乡镇企业不仅应该担任“经济人”角色，注重一般GDP的增长，更应该看重绿色GDP的增长，不断完善“社会人”角色，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为新农村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其次，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工人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往往是防守的，基本不会采取进攻。在乡镇企业中更是如此，农民的维权意识比较低。一方面，员工安于现状，满足于一份比农业制生产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素质比较低，造成农民的权利意识模糊。因而，要提高乡镇企业的员工保障水平，唤醒员工的维权意识至关重要。在我国，农民权利意识淡薄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分割下的教育资源的“缺失”直接相关。长期以来，国家重视城市社区的教育事业，将大量经费投资于城市教育，对乡村地区教育的投资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教育资源的缺失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享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农民的文化素质整体得不到提高。随着社会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从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到现在规定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国家的法律法规打破了教育体制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义务教育在农村地区有了发展的保证。这样，为农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平台，能够保证向劳动力市场输送更加合格的人才，促使员工在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过程中，充分了解自己的权益，在与雇主的博弈过程中作出更加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cpc.people.com.cn（2006-10-1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风笑天: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研究[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
[4]秦颖等: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J].江汉论坛，2001（7）
［关键词］ 乡镇企业 员工 乡土社会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员工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日益提上日程。众多周知，社会转型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和谐社会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系统协调统一的社会。其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其中最为重要方面——“公平正义”是指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使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社会公平正义[1]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不断调整社会基本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内容。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晴雨表、风向标，劳动关系的和谐需要以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基础。近年来，各大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不断报道劳动者权益受损现象，而且比例越来越大，特别是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引起了社会成员的极大关注。可以说，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员工都在日益重视员工权益问题。但是在远离行政权力主导的乡村社区中，情况却有所不同。乡镇企业的员工权益保障水平普遍偏低，主要表现在员工招工中的知情权未得到保障；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劳动时间长，严重超过国家规定的劳动时间；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且加班费用的支付未遵循法定支付金额；社会保险购买率低，福利待遇较差；安全生产条件较好，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工作环境很差；仍有部分员工的平等自由权未得到保障；员工受训率较低，且培训内容单一。研究发现：乡镇企业的自身条件、员工文化素质和乡土社会的特点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乡镇企业的员工权益保障水平。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展开对影响因素分析。
博弈理论指出，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他们都是参与博弈的直接主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他们总是从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出发考虑，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博弈策略。在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双方首先要进行合作博弈，才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当然这要求雇主与雇员之间达成一种有约束力的协议。然而，这种协议在乡镇企业中难以达成。因而，雇主与雇员之间便会形成一种非合作博弈，即参与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优先考虑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雇主与雇员在进行博弈时存在四种情况，如图一。（1）当雇主采取斗争，而雇员采取合作形式时，即雇主损害员工的合法权益，而员工仍然坚持为企业创造财富时，如图中左下角，雇主获得最大利益为7。（2）当雇主与雇员全部采取合作形式时，即雇主主动保护雇员的合法权益，而雇员积极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时，雇主和雇员都获得比较多的利益，如图中左上角，雇主获得的利益为6，雇员获得的利益为4。（3）当雇员采取斗争，而雇主采取合作形式时，即员工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断与雇主对抗，而企业本身就已经在某些方面保护员工合法权益时，员工获得最大利益，如图一的右上角，雇员获得的利益为5。（4）当雇员和雇主都采取斗争形式时，即雇员因为员工权益受损不断与雇主斗争，生产积极性差，旷工现象严重，而雇主未在员工权益保障方面作出改进时，雇主与雇员获得的利益都是最少的，员工不提供劳动力，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员工失业，企业只能破产或资本外移。
一、乡镇企业的自身条件影响员工权益保障水平
乡镇企业的自身条件主要包括经济效益和企业规模两个方面。因而，从经济效益和企业规模两个方面考察乡镇企业的自身条件对员工权益保障的影响。
首先，乡镇企业经济效益影响员工权益保障。乡镇企业这个“蛋糕”在被分割时，要视“蛋糕”的大小而定，“蛋糕”越大，员工分得的相对较多。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具有较高同质性的乡镇企业中竞争更加激烈。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为赢得竞争，获得较高的经济利润，乡镇企业尽量压低企业成本。然而保障员工权益势必提高企业成本，因此，员工保障水平在不同经济效益的乡镇企业之间存在差异。通过对企业年销售收入与各类员工权益保障状况的交互分析，发现经济效益好比效益差的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略高，劳动时间相对较短，劳动报酬较高、福利待遇水平更好、安全生产条件好。通过对年销售收入与员工权益保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见表1），发现企业经济效益与员工权益保障的满意度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18。总的来说，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员工权益保障水平相对好一些。
其次，乡镇企业规模影响员工权益保障。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会设立工会，一般有工会组织的企业，员工的满意度较高。这是因为有工会的企业，工会可以代表员工与企业交涉，反应员工意志，企业针对员工的意见，完善各种政策，使员工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员工在与雇主展开博弈的过程中，工会是员工采取斗争形式必不可少的组织，作为员工利益的代表者，代表员工与企业进行“对话”，才能够迫使乡镇企业不断改善员工待遇，使劳动关系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走向协调。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乡镇企业工会组织的作用还十分微弱，员工与雇主的博弈不能达到博弈矩阵中的第三种类型（雇主合作，雇员斗争），实现员工的最大利益。
二、员工自身文化素质影响员工权益保障水平
员工文化素质影响员工权益保障状况。首先，员工的文化素质影响员工的职务，通过对文化程度与员工岗位的多重方差检验（见表2），发现不同文化程度的员工的工作岗位存在显著差异，文化素质高的员工，职务或岗位相对较高。乡镇企业在员工权益保障中存在分层现象，随着员工职务的上升，其所处的权益保护层也会上移，如图二。员工文化素质的差异造成工作职务或岗位的差异，导致不同文化素质的员工处在不同的员工权益保护层。通过对员工职务与员工权益保障满意度进行相关分析（见表3），Eta系数为0.252，说明员工职务或岗位与员工权益保障满意度的存在正相关关系，职务或岗位越高，员工对企业在员工权益保障方面的满意度就高。其次，员工的文化程度影响与员工对相关信息的知晓程度，从而影响员工的权利意识。调查显示，乡镇企业员工的文化程度大都集中在初中水平以下，占54.7%。文化程度较低，员工对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不清，调查中，了解《劳动合同法》内容的仅占16.3%，而不太了解和一点也不了解的占83.7%。博弈论强调信息的重要性，认为信息是影响博弈均衡的重要因素。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掌握程度决定了其最优战略的选择。由于雇员文化素质的限制，雇主与雇员在博弈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员工对自己的权利没有明确的认识。因而在博弈过程中，他们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忍让，以保住自己的饭碗。信息不灵通造成员工在博弈过程中的忍让，使得乡镇企业能够轻易逃避各种保障员工权益的责任。
三、乡土社会的特点影响员工权益保障水平
乡镇企业处在农村社区中，其发展离不开农村社区这一客观环境。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性力量，如习俗、传统等，对乡镇企业产生重要影响。乡土社会孕育了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乡土社会的特点同时也制约了乡镇企业对员工权益应有的保障。
首先，“熟人关系”的交往原则，使得乡镇企业与员工之间更多地建立非契约关系，以致员工权益保障缺乏最基本的契约性约束。中国乡村社区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费孝通认为，“熟人社会”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朴素表达。在农村社区这个“场域”中，信任建立的基础是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乡镇企业中的员工大都是互相介绍进入企业，他们之间有着良好的信任关系，对自己所工作的企业也有比较高的信任，他们相信企业会善待自己，而不是通过劳动合同这种契约形式确定企业与他们的关系。费孝通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而现今的乡土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乡镇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契约关系难以建立，进而影响员工权益保障。
其次，乡土社会供过于求的劳动力现状与乡民的强烈求职意愿之间的反差，导致员工在与雇主的博弈过程中，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大都采取“默许”方式，形成“雇员合作，雇主斗争”的博弈状况。一方面乡镇企业中，员工获得的收入明显高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收入，另一方面，在乡土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乡镇企业。因而，员工都非常珍惜难得的工作机会。如果员工与雇主对抗，有可能出现对雇员损害更大的情况——被开除。因而，为保住自己认为比较好的工作，员工对企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表现为“默许”。调查显示，几乎没有员工与企业发生过劳动争议，也证明了这一点。乡镇企业员工很少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与雇主对抗，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乡镇企业损害员工权益的机会主义心理。
再次，乡民看重血缘关系，乡镇企业大都采用家族式管理，员工权益保障存在“差序格局”，大多数普通员工难以进入家族成员所处的员工权益保护的核心层，而是处在员工权益保障的底层。乡土社会中的乡民具有浓厚的血缘意识，在乡镇企业中表现突出。浓厚的血缘意识，使得大多数乡镇企业采用家族式管理，而家族制的管理方式造成员工权益保障水平在同一企业中出现差异。与费孝通所提到的“差序格局”相似，乡镇企业在保障员工权益的过程中存在“差序格局”。与企业老板关系密切的员工得到的保障多于普通员工。一些企业，员工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其受保障的力度。在不同的劳动保护层中，随着与雇主关系亲密程度的递减，员工所处的保护层逐渐下降。此外，家族制的管理方式，使乡镇企业笼罩着浓厚的家族色彩，非家族内部的成员难以进入家族成员所处的保护层。
四、对策
毋庸置疑，乡镇企业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转型，并且有力地推动了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工权益保障问题逐渐凸现，有违社会公正，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将乡镇企业员工权益保障问题提上日程。就目前看，要继续发挥乡镇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素质，进而提高乡镇企业员工权益保障水平。
首先，继续发挥乡镇企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是经济主体，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组织，它除了承担创造经济利润的经济责任外，还担负着培养人才、保护环境、参与社区建设等社会责任。正如美国的管理学家H. R. Bowon 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出的社会契约概念中所说的，企业存在于社会期望中，就必须遵守社会建立的指导准则、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被认为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从现阶段看，乡镇企业主要担任了“经济人”角色，创造的利润和税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乡镇企业不仅应该担任“经济人”角色，注重一般GDP的增长，更应该看重绿色GDP的增长，不断完善“社会人”角色，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为新农村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其次，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工人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往往是防守的，基本不会采取进攻。在乡镇企业中更是如此，农民的维权意识比较低。一方面，员工安于现状，满足于一份比农业制生产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素质比较低，造成农民的权利意识模糊。因而，要提高乡镇企业的员工保障水平，唤醒员工的维权意识至关重要。在我国，农民权利意识淡薄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分割下的教育资源的“缺失”直接相关。长期以来，国家重视城市社区的教育事业，将大量经费投资于城市教育，对乡村地区教育的投资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教育资源的缺失使得许多农民失去享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农民的文化素质整体得不到提高。随着社会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从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到现在规定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国家的法律法规打破了教育体制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义务教育在农村地区有了发展的保证。这样，为农民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平台，能够保证向劳动力市场输送更加合格的人才，促使员工在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过程中，充分了解自己的权益，在与雇主的博弈过程中作出更加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cpc.people.com.cn（2006-10-1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风笑天: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研究[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
[4]秦颖等: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J].江汉论坛，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