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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和政策的偏向，资源垄断利益的错位、权利过于集中形成行政垄断、政策执行的偏向、企业改制缺乏监管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主要为，使资源垄断利益为全体人民所有、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垄断、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加大中西部的投入、改善民生、改革税收制度等。
［关键词］ 收入差距 差距过大 垄断 制度缺失 政策偏向 监管 监控
一、衡量收入差距扩大的标准
1.关于基尼系数的指标。国际上用来衡量收入差距扩大的指标（标准）是基尼系数，通常认为它处于0.3—0.4时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
2.先阶段我国收入呈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6左右，收入差距不大，改革开放后随着一些政策的出台，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而且呈扩大的趋势，据有关专家测算，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5，到2005年接近0.47，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也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为什么收入差距会加速扩大呢？理论界有不同的声音，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改革开放后必经之路，而且收入差距的过大相当一定时期不能解决，即必须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缩小收入差距，还有的人拿中国的国情与世界其它国家不同，中国长期是二元社会结构，即农村与城市割裂发展，如此推算，基尼系数的扩大时必然的，是正常的，改革开放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让一部分人享用，广大民众长期处于低生活水平状况，甚至永远存在下去。请问改革开放三十年了，难道收入差距的缩小还需要三十年吗？
二、出现收入差距过大（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与政策的偏向
1. 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资源的垄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重要的资源都进行垄断，问题是这项制度的设立，要理清资源的垄断是为谁服务，是为全体民众服务？还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以石油为例，我们国家的石油为中石油、中石化垄断，赚了钱上交利润过低，据中石油报表，中石油2005年上交利润54%，中石化上交40%，陪了钱由国家买单，甚至中石化在2005年净赚509亿，还向中央政府伸手要100亿补贴，而垄断石油在美国上交美国政府利润60.7%，发展中国家75.85%，个别国家高达90%。电力垄断在我国也不例外，电的出厂价是每度0.15元人民币，售价是0.50元左右，所得利润大部分没有上交国库，而是作为福利放进了电力职工的腰包，甚至有一个直辖市2007年初每个电力职工一次性发放住房补贴33万元人民币，还不包括之前之后的其他福利。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每次价格变动，他们中的一些人总能左右中央政策的出台，一次次从中得到好处，得到实惠，其实质是变国家垄断为其利益集团垄断，垄断的结果是为少数人——利益集团职工的利益服务，中央政府成了他们的保护伞，即名曰保障国计民生，实则保障了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在。
2. 收入差距过大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权利的过于集中形成行政垄断。（1）“双轨制价格的存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双轨制价格”，即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同时存在，这样使一些有权利有门路的人倒卖国家 重要物质，甚至粮油，一些人靠此发家，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权贵，这主要是国家制度的遗漏给这些人钻了空子，当然相当一批手中握有批文的官员也从中发家致富。（2）土地收益的流失。据王小鲁报告称，根据官方数字计算出2005年全国有价出让国有土地面积16.3万公顷，出让价款5505亿元，其中“招拍挂”出让价款3920亿元（国土资源部，2006）“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亿元，出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剩下的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者是房地产商暴利和权利者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未采用有价出让方式进入市场的还未被计算在内。在对农民土地的征收中，可以说是掠夺性征收，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只是象征性得到补偿，有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至少获得了平均每亩约10万元的巨大收益，却被地方政府占有，如何花掉不得而知。（3）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的寻租（受贿），包括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监管、税收、司法、和执法。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审批相继出台，同时也带来各种寻租的机会，如医药审批就是一个典型的范本，郑小禹案不是个案，医药审批带来的灰色收入虽然难以计算，但严重加重医药成本已是不争的事实；再如建筑许可付费已占建筑成本的相当比重；在对企业的问卷中，有调查显示超过60%的企业认为行贿对企业的生存已构成了威胁。
3.金融改革滞后，缺乏监管。改革开放后，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正规金融机构在正常贷款之后存在着一项“潜规则”，即每笔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后额外付费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低的再5%利息，高的负10%，保守估算在9%。据王小鲁报告：2006年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已超过22万亿。按贷款总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这还不包括条件贷款和关系贷款形成的不良贷款而造成的损失由国家买单；在制度不完善、贷款缺乏透明度，缺乏监管的情况下，金融改革举步维艰，金融利益集团已形成了与政府对抗的堡垒，因此政府其实质失去了监管的权力。
4.中央政府向东南沿海政策倾斜拉大收入差距。改革开放前，东南沿海与内地的收入差距很小，改革开放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实行政策优惠，如广东特区外商投资三年免征税收，进而吸引大部分投资投向东南沿海。曾经有一位学者写过一篇文章叫《特区不特》，即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广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央政府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同时，内地其它省份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特殊政策，反而上交的税收的比例一点也不少，同时向广东输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源。而政策的结果是广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三十年后，在内的经济仍落后的状况下，广东经济一往无前，自然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可想而知了。
5.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缺乏监管机制，国有资产流向私人腰包。一些不法分子趁国有企业改制的，内外勾结，虚假评估作价，低估国家财产，采取低价进高价出的方法，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使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向了个人腰包；工人下岗，一些不法之徒从中发财致富，严重损害了国家和职工的利益，同时也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三、当前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对策
1.变利益集团对国家重要资源的垄断为国家垄断。当前首先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监管措施。对重要的资源垄断利润除按规定一部分留作职工工资福利外，绝大部分垄断利润都要上交国库，垄断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不能由利益集团自己制定，改由国家统一制定，变利益集团对国家重要资源垄断为国家垄断，其垄断利润为全体国民所有，在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真正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拿国家的资源为少数人服务，由少数人享受垄断利润。全国人大、中央政府要下决心制定相应的法律和监管制度。
2.对土地的出让坚决实行“招拍挂”制度。政府制定出对土地的出让实行“招拍挂”制度要坚决执行，不实行“招拍挂”的按违法惩处，国土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出让土地违法的惩处，加大违法成本，对违法犯罪人员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责任。使土地的出让按市场原则运作。在对农民土地的征收中，地方政府不得参与其中，不能与地方条例代替法律法规，更不能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运作；政府下大力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监管，确有必要的监管和审批，政府要设有第三方监督，真正切断权利部门伸向利益集团的黑手，违者按侵占国家利益罪论处。
3.加强金融改革，金融监管要到位。一方面中央政府会同有关部门深入调研，制定出一套对金融企业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中央银行的监管要真正到位。金融贷款要实行阳光透明制度，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到人，对金融机构的“潜规则”一经查出，追究其刑事责任；任何金融机构造成的不良贷款不能由国家买单，要由金融企业自行承担；金融企业职工工资、福利要上报国家监控，不能由企业自作主张。
4.中央政府采取政策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首先，重点投资建设一批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公路、铁路、高速公路、医院、学校等公共基础设施，改善中西部的投资环境；其次，重点建设一批产业项目，变中西部资源输出为产品输出，这样不仅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总量，同时节约运输成本，改善民生，扩大就业，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第三，由发达的东部对中西部进行技术援助和资金投资，由先富带动后富，帮助中西部致富，以此缩小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
5.要确实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中低居民的收入水平，主要是提高七亿农民和两亿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中央政府要拿出确实可行的方案；同时重点解决民生项目，加大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使教育和医疗投入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增长）相适应，特别是投资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农村医院、公共卫生设施，要与城市接轨，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教育与医疗上实行国民待遇，不能再采取歧视原则。
6.认真研究和调整税收的征收。首先，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要提高起征点，使广大工薪阶层退出主要纳税对象的范围，同时提高对高收入者的纳税征收比率；其次，研究征收其它税收的项目，如遗产税、房产税、财产税、物业税、赠予税等；第三，加大对偷税、漏税的违法制裁，不仅要提高偷税、漏税的违法成本，还要加强刑事处罚法的力度。
参考文献：
[1]国家发改委报告关注居民收入差距. 搜狐新闻,2007年2约2日
[2]公务员隐形收入名目繁多 分配不公影响社会和谐. 搜狐新闻,2008年12约22日
[3]于泽远: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 搜狐新闻,2009年4月9日
[4]何 伟：论中国垄断行业的特色.经济研究信息,2007年第6期
[5]杨宜勇等: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十一五”时期对策.宏观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6] 李松涛 万兴亚: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幕将启.新华月报,2006年8月号
[7]潘 燕: 破解民生难题 不可轻弃“无形之手”.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13期
[8]专家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应用法律制度和规则去规范. 中华网,2006年6月6日
[9]中央探求收入分配改革.新华月报,2006年7月号
[10]彭兴庭: “公用事业”的定价和“价格听证”.经济导刊,2007年2月号
[11]何炼成: 也谈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理性问题.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底3期
［关键词］ 收入差距 差距过大 垄断 制度缺失 政策偏向 监管 监控
一、衡量收入差距扩大的标准
1.关于基尼系数的指标。国际上用来衡量收入差距扩大的指标（标准）是基尼系数，通常认为它处于0.3—0.4时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
2.先阶段我国收入呈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6左右，收入差距不大，改革开放后随着一些政策的出台，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而且呈扩大的趋势，据有关专家测算，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5，到2005年接近0.47，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也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为什么收入差距会加速扩大呢？理论界有不同的声音，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改革开放后必经之路，而且收入差距的过大相当一定时期不能解决，即必须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缩小收入差距，还有的人拿中国的国情与世界其它国家不同，中国长期是二元社会结构，即农村与城市割裂发展，如此推算，基尼系数的扩大时必然的，是正常的，改革开放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是让一部分人享用，广大民众长期处于低生活水平状况，甚至永远存在下去。请问改革开放三十年了，难道收入差距的缩小还需要三十年吗？
二、出现收入差距过大（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与政策的偏向
1. 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资源的垄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重要的资源都进行垄断，问题是这项制度的设立，要理清资源的垄断是为谁服务，是为全体民众服务？还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以石油为例，我们国家的石油为中石油、中石化垄断，赚了钱上交利润过低，据中石油报表，中石油2005年上交利润54%，中石化上交40%，陪了钱由国家买单，甚至中石化在2005年净赚509亿，还向中央政府伸手要100亿补贴，而垄断石油在美国上交美国政府利润60.7%，发展中国家75.85%，个别国家高达90%。电力垄断在我国也不例外，电的出厂价是每度0.15元人民币，售价是0.50元左右，所得利润大部分没有上交国库，而是作为福利放进了电力职工的腰包，甚至有一个直辖市2007年初每个电力职工一次性发放住房补贴33万元人民币，还不包括之前之后的其他福利。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每次价格变动，他们中的一些人总能左右中央政策的出台，一次次从中得到好处，得到实惠，其实质是变国家垄断为其利益集团垄断，垄断的结果是为少数人——利益集团职工的利益服务，中央政府成了他们的保护伞，即名曰保障国计民生，实则保障了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在。
2. 收入差距过大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权利的过于集中形成行政垄断。（1）“双轨制价格的存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双轨制价格”，即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同时存在，这样使一些有权利有门路的人倒卖国家 重要物质，甚至粮油，一些人靠此发家，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权贵，这主要是国家制度的遗漏给这些人钻了空子，当然相当一批手中握有批文的官员也从中发家致富。（2）土地收益的流失。据王小鲁报告称，根据官方数字计算出2005年全国有价出让国有土地面积16.3万公顷，出让价款5505亿元，其中“招拍挂”出让价款3920亿元（国土资源部，2006）“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亿元，出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剩下的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者是房地产商暴利和权利者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未采用有价出让方式进入市场的还未被计算在内。在对农民土地的征收中，可以说是掠夺性征收，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只是象征性得到补偿，有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至少获得了平均每亩约10万元的巨大收益，却被地方政府占有，如何花掉不得而知。（3）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的寻租（受贿），包括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监管、税收、司法、和执法。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审批相继出台，同时也带来各种寻租的机会，如医药审批就是一个典型的范本，郑小禹案不是个案，医药审批带来的灰色收入虽然难以计算，但严重加重医药成本已是不争的事实；再如建筑许可付费已占建筑成本的相当比重；在对企业的问卷中，有调查显示超过60%的企业认为行贿对企业的生存已构成了威胁。
3.金融改革滞后，缺乏监管。改革开放后，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正规金融机构在正常贷款之后存在着一项“潜规则”，即每笔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后额外付费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低的再5%利息，高的负10%，保守估算在9%。据王小鲁报告：2006年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已超过22万亿。按贷款总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这还不包括条件贷款和关系贷款形成的不良贷款而造成的损失由国家买单；在制度不完善、贷款缺乏透明度，缺乏监管的情况下，金融改革举步维艰，金融利益集团已形成了与政府对抗的堡垒，因此政府其实质失去了监管的权力。
4.中央政府向东南沿海政策倾斜拉大收入差距。改革开放前，东南沿海与内地的收入差距很小，改革开放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实行政策优惠，如广东特区外商投资三年免征税收，进而吸引大部分投资投向东南沿海。曾经有一位学者写过一篇文章叫《特区不特》，即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广东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央政府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同时，内地其它省份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特殊政策，反而上交的税收的比例一点也不少，同时向广东输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源。而政策的结果是广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三十年后，在内的经济仍落后的状况下，广东经济一往无前，自然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可想而知了。
5.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缺乏监管机制，国有资产流向私人腰包。一些不法分子趁国有企业改制的，内外勾结，虚假评估作价，低估国家财产，采取低价进高价出的方法，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使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向了个人腰包；工人下岗，一些不法之徒从中发财致富，严重损害了国家和职工的利益，同时也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三、当前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对策
1.变利益集团对国家重要资源的垄断为国家垄断。当前首先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监管措施。对重要的资源垄断利润除按规定一部分留作职工工资福利外，绝大部分垄断利润都要上交国库，垄断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不能由利益集团自己制定，改由国家统一制定，变利益集团对国家重要资源垄断为国家垄断，其垄断利润为全体国民所有，在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真正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拿国家的资源为少数人服务，由少数人享受垄断利润。全国人大、中央政府要下决心制定相应的法律和监管制度。
2.对土地的出让坚决实行“招拍挂”制度。政府制定出对土地的出让实行“招拍挂”制度要坚决执行，不实行“招拍挂”的按违法惩处，国土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出让土地违法的惩处，加大违法成本，对违法犯罪人员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责任。使土地的出让按市场原则运作。在对农民土地的征收中，地方政府不得参与其中，不能与地方条例代替法律法规，更不能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运作；政府下大力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监管，确有必要的监管和审批，政府要设有第三方监督，真正切断权利部门伸向利益集团的黑手，违者按侵占国家利益罪论处。
3.加强金融改革，金融监管要到位。一方面中央政府会同有关部门深入调研，制定出一套对金融企业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中央银行的监管要真正到位。金融贷款要实行阳光透明制度，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到人，对金融机构的“潜规则”一经查出，追究其刑事责任；任何金融机构造成的不良贷款不能由国家买单，要由金融企业自行承担；金融企业职工工资、福利要上报国家监控，不能由企业自作主张。
4.中央政府采取政策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首先，重点投资建设一批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公路、铁路、高速公路、医院、学校等公共基础设施，改善中西部的投资环境；其次，重点建设一批产业项目，变中西部资源输出为产品输出，这样不仅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总量，同时节约运输成本，改善民生，扩大就业，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第三，由发达的东部对中西部进行技术援助和资金投资，由先富带动后富，帮助中西部致富，以此缩小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
5.要确实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中低居民的收入水平，主要是提高七亿农民和两亿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中央政府要拿出确实可行的方案；同时重点解决民生项目，加大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使教育和医疗投入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增长）相适应，特别是投资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农村医院、公共卫生设施，要与城市接轨，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教育与医疗上实行国民待遇，不能再采取歧视原则。
6.认真研究和调整税收的征收。首先，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要提高起征点，使广大工薪阶层退出主要纳税对象的范围，同时提高对高收入者的纳税征收比率；其次，研究征收其它税收的项目，如遗产税、房产税、财产税、物业税、赠予税等；第三，加大对偷税、漏税的违法制裁，不仅要提高偷税、漏税的违法成本，还要加强刑事处罚法的力度。
参考文献：
[1]国家发改委报告关注居民收入差距. 搜狐新闻,2007年2约2日
[2]公务员隐形收入名目繁多 分配不公影响社会和谐. 搜狐新闻,2008年12约22日
[3]于泽远: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 搜狐新闻,2009年4月9日
[4]何 伟：论中国垄断行业的特色.经济研究信息,2007年第6期
[5]杨宜勇等: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十一五”时期对策.宏观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6] 李松涛 万兴亚: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幕将启.新华月报,2006年8月号
[7]潘 燕: 破解民生难题 不可轻弃“无形之手”.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13期
[8]专家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应用法律制度和规则去规范. 中华网,2006年6月6日
[9]中央探求收入分配改革.新华月报,2006年7月号
[10]彭兴庭: “公用事业”的定价和“价格听证”.经济导刊,2007年2月号
[11]何炼成: 也谈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理性问题.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底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