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础，基层治理方式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经济新常态时期，加强文化治理，有利于提升乡镇社会综合治理水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涌现，给乡镇文化治理带来了困惑。所以探索乡镇文化治理的模式，以便有利于新型城镇的文化建设需要。
关键词：乡镇；文化治理；模式；探索
一、乡镇文化治理的现实基础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可见基层的治理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和基础，是基层社会保持充满活力的最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1]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基层治理，有利于维护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随着国家“五位一体”战略的总布局的展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新常态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新要求，也给乡镇治理带来很多新的变化和要求。因此，加强乡镇文化治理，提升乡镇社会综合治理水平，是对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有利回应。
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体现了多重制度的变迁，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也为乡镇文化治理创造了条件。通过文化治理，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对文化需求的表达，有助于广大人民享受城镇公共文化服务，以便政府加强对他们进行文化领导和管理，弥补因为市场经济无法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不足。
二、乡镇文化治理面临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非常注重文化的建设与治理，但在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方针指导下，文化建设又处于经济建设的从属地位，从前愚昧落后和封建迷信的相关活动不断复生，也给乡镇文化治理带来了困惑。在部分乡镇，随着人口的不断流动，一些不健康的表演公开上演，呈现出向感官化和低俗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也许是国家再次大规模进行乡镇文化治理的理由之一。
当前政府推动的“农家书屋”、“送图书、送电影、送文艺”下乡等活动[2]，其结果是或者群众反响冷淡，或者沦为一种表面形式。乡镇干部在工作计划中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应付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因为考核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不是基于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愿望。这些都是当前乡镇文化治理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乡镇文化治理主要是乡镇干部的一项“政治任务”，而他们内心深处并不非常认同。
作为乡镇文化重要主体的农民，他们无法发出应有的文化意愿和声音。农民在国家的文化治理中处于缺位状态，但在建设庙宇中捐资和集资非常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就需要在乡镇文化场域中对干群关系进行分析，加强文化治理。
三、乡镇文化治理的实践模式探索
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文化治理融入城镇化的具体形式。推进乡镇文化治理，有利于促进相关制度的改革、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共治，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建设需要。
1、文化治理的政治模式
当前的城镇化建设和发展，为文化治理在制度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空间。优化制度设计，需要在制度改革中注重文化治理问题。其一，农业转移人口产生“文化迷茫”，需要形成城镇和农村村委会组织、城镇和农村社区结对共建，从而探索出“人离土，心系乡”城乡一体化的文化协同发展机制。其二，户籍制度需要全面改革，率先建立城乡“文化资源”平等共享的机制，面向全社会开放公共文化资源，如公共文化设施和历史文化景点等。其三，健全民工集中地的基层党组织，发挥工会的职能，对民工开展文化素质的提升教育，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民工适度的高雅文化消费需求。其四，鼓励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在文化领域进行创新创业，支持他们把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创新创业。
2、文化治理的经济模式
产业的集聚和发展，是城镇化的基本特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进行资源配置，促进文化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经济。并结合城镇文化价值观的基本要求，生产和提供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企业的生产模式现代化，提高文化产品的研发创新能力和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增强文化产品的竞争力。探索将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的结合，投入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创造文化企业品牌，促进文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应该促进城镇化与文化企业产业的协同发展。此外，鼓励运用城市发展中的PPP模式，把社会资本投入到公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发展兼顾社会效益、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的“文化友好型”产业[3]。
3、文化治理的社会模式
文化治理应该依托社会共治，促进文化与社会和谐发展。其中，城镇社会组织、社区和居民应该发挥主要作用。首先，把社会组织和城镇社区的工作扎根于城镇社会，需要关注和应对各阶层的文化意愿。把城镇居民的社会心理与文化需求向政府反映，制定出兼顾各方利益的有关文化政策。针对低收入居民开展必要的定点文化服务，让他们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满足他们个人的文化需求。其次，在城镇居民中应该开展增强文化治理参与意识的活动，让他们合法表达自己的文化需求，利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平台，满足居民个人文化素质提升的需求，使他们的个人心理调适能力得到提升和发展。
总之，在乡镇文化治理中，应该发挥政府的积极主动作用，促进不同阶层的居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雇佣民工的企业和单位应该主动维护民工合法收入的权利，坚决杜绝拖欠工资等现象，保障民工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稳步提升。此外，发挥好企业的社会功能，积极主动参与城镇社区的文化活动和公益文化服务事业，增强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能力。
基金项目：本文受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乡镇文化治理法治化研究》（項目编号：SWU1709522）专项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蒋家胜.城乡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J].政府与法治，2016，4
[2] 陈楚洁、袁梦倩.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经[J].中国农村观察，2011，3
[3] 石冉、张学昌.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维度、框架与路径[J].农村经济，2015年第11期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关键词：乡镇；文化治理；模式；探索
一、乡镇文化治理的现实基础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可见基层的治理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和基础，是基层社会保持充满活力的最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1]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基层治理，有利于维护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随着国家“五位一体”战略的总布局的展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时期。经济新常态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新要求，也给乡镇治理带来很多新的变化和要求。因此，加强乡镇文化治理，提升乡镇社会综合治理水平，是对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有利回应。
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体现了多重制度的变迁，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也为乡镇文化治理创造了条件。通过文化治理，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对文化需求的表达，有助于广大人民享受城镇公共文化服务，以便政府加强对他们进行文化领导和管理，弥补因为市场经济无法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不足。
二、乡镇文化治理面临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非常注重文化的建设与治理，但在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方针指导下，文化建设又处于经济建设的从属地位，从前愚昧落后和封建迷信的相关活动不断复生，也给乡镇文化治理带来了困惑。在部分乡镇，随着人口的不断流动，一些不健康的表演公开上演，呈现出向感官化和低俗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也许是国家再次大规模进行乡镇文化治理的理由之一。
当前政府推动的“农家书屋”、“送图书、送电影、送文艺”下乡等活动[2]，其结果是或者群众反响冷淡，或者沦为一种表面形式。乡镇干部在工作计划中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应付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因为考核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不是基于群众的文化需求和愿望。这些都是当前乡镇文化治理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乡镇文化治理主要是乡镇干部的一项“政治任务”，而他们内心深处并不非常认同。
作为乡镇文化重要主体的农民，他们无法发出应有的文化意愿和声音。农民在国家的文化治理中处于缺位状态，但在建设庙宇中捐资和集资非常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就需要在乡镇文化场域中对干群关系进行分析，加强文化治理。
三、乡镇文化治理的实践模式探索
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文化治理融入城镇化的具体形式。推进乡镇文化治理，有利于促进相关制度的改革、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共治，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建设需要。
1、文化治理的政治模式
当前的城镇化建设和发展，为文化治理在制度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空间。优化制度设计，需要在制度改革中注重文化治理问题。其一，农业转移人口产生“文化迷茫”，需要形成城镇和农村村委会组织、城镇和农村社区结对共建，从而探索出“人离土，心系乡”城乡一体化的文化协同发展机制。其二，户籍制度需要全面改革，率先建立城乡“文化资源”平等共享的机制，面向全社会开放公共文化资源，如公共文化设施和历史文化景点等。其三，健全民工集中地的基层党组织，发挥工会的职能，对民工开展文化素质的提升教育，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民工适度的高雅文化消费需求。其四，鼓励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在文化领域进行创新创业，支持他们把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创新创业。
2、文化治理的经济模式
产业的集聚和发展，是城镇化的基本特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进行资源配置，促进文化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经济。并结合城镇文化价值观的基本要求，生产和提供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企业的生产模式现代化，提高文化产品的研发创新能力和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增强文化产品的竞争力。探索将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的结合，投入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创造文化企业品牌，促进文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应该促进城镇化与文化企业产业的协同发展。此外，鼓励运用城市发展中的PPP模式，把社会资本投入到公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发展兼顾社会效益、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的“文化友好型”产业[3]。
3、文化治理的社会模式
文化治理应该依托社会共治，促进文化与社会和谐发展。其中，城镇社会组织、社区和居民应该发挥主要作用。首先，把社会组织和城镇社区的工作扎根于城镇社会，需要关注和应对各阶层的文化意愿。把城镇居民的社会心理与文化需求向政府反映，制定出兼顾各方利益的有关文化政策。针对低收入居民开展必要的定点文化服务，让他们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满足他们个人的文化需求。其次，在城镇居民中应该开展增强文化治理参与意识的活动，让他们合法表达自己的文化需求，利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平台，满足居民个人文化素质提升的需求，使他们的个人心理调适能力得到提升和发展。
总之，在乡镇文化治理中，应该发挥政府的积极主动作用，促进不同阶层的居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雇佣民工的企业和单位应该主动维护民工合法收入的权利，坚决杜绝拖欠工资等现象，保障民工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稳步提升。此外，发挥好企业的社会功能，积极主动参与城镇社区的文化活动和公益文化服务事业，增强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能力。
基金项目：本文受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乡镇文化治理法治化研究》（項目编号：SWU1709522）专项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蒋家胜.城乡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J].政府与法治，2016，4
[2] 陈楚洁、袁梦倩.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经[J].中国农村观察，2011，3
[3] 石冉、张学昌.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维度、框架与路径[J].农村经济，2015年第11期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