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巷里的鲁迅”试图寻觅日常生活中行走北京街头的鲁迅。鲁迅曾经在北京生活过15个年头。鲁迅的足迹曾经遍布北京的街头巷尾。鲁迅固然主要是个作家，总是把一天中精力最充沛的时光消耗在他并不见得豪华的书斋里。但为了谋生，鲁迅也不得不和常人一样走出家门到教育部上班和到北大、北师大等很多所学校兼职教课。除了工作，就医、购物、休闲、访友等业余生活也会把鲁迅和北京的某个胡同、某条街道连结在一起。鲁迅在北京是100年前的事情了，但鲁迅对北京城市的影响却越来越清晰。很多时候，正是鲁迅标定了许多原本偏僻的街巷的存在价值，推动了对这些街巷历史风貌的原状保护。通过对这些和鲁迅相关的北京城市地理的梳理和勾勒，有望形成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地理概念——鲁迅北京。
　　在看鲁迅日记的时候，禄米仓胡同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那天我很偶然地走到了禄米仓胡同。
　　我要去的是建于明朝的智化寺。我们从朝阳门地铁站出来沿着二环路西边的一条小胡同往南走着去找智化寺，走到一条东西向的胡同，往右手一拐，就是智化寺。智化寺的地面比它外面的路面要低很多。北京很多古老的建筑都是这样。元代的白塔寺比它外面的阜成门内大街要低三四米。在智化寺转了一圈，印象深刻的是院子里的树。每一进院落里的树种都不一样。能记住的是有两棵丁香，其中的一棵是白丁香，另一棵是紫丁香。还有两棵在寺院里少见的梨树。另外还有海棠或者玉兰。我当时就想，如果是春天花开的时候再来看看就好了。要知道，以上所说的那些树都是有年头的古树，而且经过园丁的精心呵护，树干和树冠的造型都相当优美。
　　智化寺的特色项目是佛教音乐表演。但我去的时候，离固定的表演时间还有一阵子。那天的天气相当冷，人都冻得缩手缩脚的，只能不停地走动才能好一些，不知不觉就走出了寺庙。
　　走出智化寺顺着胡同随便往前走，突然看见路边地名牌上写着“禄米仓胡同”，脑子像被针扎了一下。人们到一个地方去，一般都是先想好要去的地方，然后经过一个逐渐靠近的过程，直到真正的目标出现在眼前。如果没有一点过渡和准备，突然置身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就会有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眼前的禄米倉胡同就是这样。觉得是自己的老熟人，但每一样东西又都是第一次寓目。胡同并不长，一会儿工夫就走到了西头儿。看到不少军队大院，但并没有见到禄米仓。回家看老地图，才知道那些军队大院就是过去占地面积很大的禄米仓。但能不能看到禄米仓并不重要。当年鲁迅和周作人来禄米仓也是访人而不是看禄米仓。
　　禄米仓胡同在老北京内城的东南，离八道湾和西三条都很远，但鲁迅和周作人来这儿的次数都不少，周作人来的次数还要更多一些。
　　周作人1924年日记的末尾有一份“知友一览”，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通讯录”。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住在禄米仓的人是张凤举，地址是禄米仓甲26六号，电话是东3823。
　　张凤举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一篇文章《鲁迅先生》。《鲁迅先生》1925年1月发表于《现代评论》杂志，是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整体评价并对鲁迅作为新文学第一个开拓者进行历史定位的第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语言流利异常，其中让人难忘的是说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三个特色”：
　　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你别想去恐吓他，蒙蔽他。不等你开口说话，他的尖锐的眼光已经叫你明白了他知道你比你自己知道得还更清楚。
　　张凤举是江西南昌人，1921年他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国文系当教授，和周作人成了同事。8月26日，沈士远和沈尹默带着张凤举到香山碧云寺见正在这里养病的周作人。大概这是周作人和张凤举的第一次见面。而鲁迅认识张凤举比周作人还要早几天。8月22日，鲁迅到中央公园参加沈尹默沈士远等北大同人的饭局，其中就有刚刚回国的张凤举。有人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参加了这个饭局的第二天，鲁迅就冒雨拜访了张凤举。查鲁迅日记，的确有“二十三日 雨。上午往南昌馆访张凤举。”大概刚到北京的时候，张凤举是住在“南昌馆”也就是南昌郡馆。南昌郡馆过去在宣武门外大街路东，现在大概是看不见了。1922年5月22日周作人日记里说：“往什方院访凤举。”在周作人的“知友一览”中，住在什方院的是沈尹默，地址是南小街什方院43号。看民国初年地图，“什方院”是禄米仓胡同南边不远的另一条胡同。很可能的是，张凤举曾经先从南昌郡馆搬到了什方院的沈家或什么地方暂住，后来又搬到了禄米仓胡同26号。
　　禄米仓在鲁迅的日记中只出现过一次，是1923年6月26日：
　　二十六日，晴。上午往伊东寓拔去一齿。往禄米仓访凤举、曜辰，并见士远、尹默，二弟已先到，同饭，谈至傍晚始出。
　　周作人这天在禄米仓待的时间比鲁迅还要长。他的日记中有：
　　廿六日 晴。上午十时往禄米仓访凤举等，下午七时归。
　　但这并不是说鲁迅就去过一次禄米仓。比如从周作人日记可以知道，1922年6月18日鲁迅和周作人也曾经一起拜访过张凤举。周作人这天的日记说：
　　十八日 晴。上午同大哥往访凤举、尹默、士远，下午三时返。
　　《鲁迅全集》没有收录1922年的鲁迅日记，所以我们也就不能从鲁迅日记知道这一年鲁迅和张凤举的交往情况。从1923年以后的鲁迅日记看，鲁迅和张凤举的交往是很多的。他在日记中说的“往访凤举”，往往也就是“往禄米仓访凤举”的意思。
　　但鲁迅和周作人到禄米仓也不是就见张凤举一个人。因为1923年后，徐耀辰逐渐成为周家的另一个重要客人，而那些年的徐耀辰好像是和张凤举一起住在禄米仓甲26号的。徐祖正，字耀辰，江苏昆山巴城镇人，他和张凤举是同一年出生的，又都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22年9月5日，张凤举把徐耀辰介绍给周作和人。1923年，周作人把徐耀辰引荐到北京大学。后来，张凤举和徐耀辰成为周作人的左膀右臂和莫逆之交。当然，住在什方院46号的沈氏兄弟也是周作人的北大好友，而什方院和禄米仓不过是一箭之地。所以，鲁迅和周作人到禄米仓访问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就送鲁迅在1923年6月26日日记中说的“往禄米仓访凤举、耀辰，并见士远、尹默”。 　　相对来说，周作人和张凤举等人的关系更密切，所以周作人到禄米仓的时候也更多。尤其是从1922年下半学期开始，周作人兼任了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那时候燕京大学还在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和禄米仓胡同并不远。周作人经常在去燕京大学上课前后顺便到禄米仓胡同访友、吃饭。也有的时候，周作人从禄米仓叫张凤举等北大朋友一起到燕京大学作讲演。如1923年2月14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午至禄米仓邀凤举至燕大讲演，士远、曜辰同去。”甚至，即使是到离禄米仓比较远的北大或女师大上课或者只是到街上逛逛书店，周作人都可能往禄米仓去吃过午饭。
　　当然，不光是周氏兄弟去禄米仓，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尹默这帮禄米仓人很快也成了八道湾周家的常客。1923年元旦和春节，周家都邀请北大的友人们来八道湾欢聚，其中就都有张凤举在内。如这年正月初二也就是2月17日，周作人日记中记载：
　　约友人茶话，到者达夫、凤举、耀辰、士远、尹默、兼士、幼渔、逷先等八人，下午四时散去。
　　从年龄上说，张凤举和徐耀辰是1895年生人，比周作人和鲁迅都小很多，但他们和周氏兄弟的关系却非常好，尤其是和周作人的关系更非一般。其中的原因没有人说过，但有一点可以猜得出来，张凤举大概是个有趣的人。很多时候，周作人去禄米仓，就是为了叫上禄米仓的朋友一起到公园逛一逛。如1923年9月29日周作人日记记载：“下午至北大，又往访凤举，同至公园散步，七时才回家。”禄米仓的朋友和周作人关系好，和周作人的家人关系也好。不光是周作人，周作人的妻子信子和孩子们也经常去禄米仓。如1923年7月26日，“上午同信子、丰一往访凤举，下午五时归。”12月8日，“下午同信子及诸儿至禄米仓访凤举等，听蓄音機，五时返”。
　　从和鲁迅的交往中也可以看出，张凤举能够很细腻的体察对方的爱好和需要。如1926年1月4日在北大讲课后鲁迅去禄米仓访张凤举，张凤举赠送鲁迅“H.Bahr：《Expressionesmus》一本，磁小品一件”；11日，鲁迅在北大讲课后再访张举，“见赠厨川白村墓及奈良寺中驯鹿照相各一枚”。 《Expressionesmus》是奥地利艺术批评家赫尔曼·巴尔的《表现主义》，是巴尔为表现主义绘画这个新兴艺术运动辩护的讲演集。我手里有三联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汉语版，一本小巧可爱的小册子。张凤举送给鲁迅的应该是1919年出版的原版书。一本《表现主义》和一件“磁小品”，可以看出张凤举对鲁迅的艺术情趣和爱好是很了解的。第二次赠送鲁迅的虽然只是两张照相，但都是很珍贵的。厨川白村是鲁迅非常喜爱和重视的文艺家，在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中不幸遇难。1924年，鲁迅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并把《苦闷的象征》作为文学理论教材在北大等学校讲授。奈良公园里的保护动物驯鹿至今也还是日本奈良的重要景观。送奈良寺驯鹿的照片给鲁迅，说明张凤举了解鲁迅对生物学的兴趣，而且也了解鲁迅周作人一家人到三贝子花园看动物的时候是很多的，三贝子花园又叫万牲园，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从八道湾胡同11号经过西直门内大街出西直门到万牲园是很近的。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