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当小引
　　《现代化的陷阱》是经济学家何清涟教授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专著，10年前问世之初，曾是一部引发争议的热销书，赞同者和反对者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但有一点却没有疑义，那就是这本书采用资料的依据公正、翔实，事实准确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无论如何，这种争论都应该说是在中国改革大潮中难能可贵的思想交锋，有益无害。“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0年来改革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和尚须努力解决的棘手问题，为我们做出了并非最终的答案。“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今天重读《现代化的陷阱》，并反思所提出的一些触动神经的焦点问题，有一种温故而知新的感觉；于是边阅读，边思索，边记录，写下感悟的文字，借以自慰并与书友们交流、共勉。
　　
　　“党不能自己毁掉自己”
　　执政党的党风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我们几代领导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取得的共识——“党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国人咬牙切齿地痛恨腐败，可是一直未能找到一种防治腐败的特效药方。如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这已经不是道德领域能够解释的现象，它是一种机制性的腐败，源于特定体制、特定改革环境所产生的“政治之癌”。不无遗憾的是曾经有些著名的学者对腐败给中国改革造成的巨大损害视而不见，甚至放出“腐败有理”、“腐败有利”的说辞，认为腐败是改革所必需的社会成本，而且是最小的成本。何清涟教授在调查研究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用经济学者的良知，批驳了“腐败有理”的观点。她以住房建设为例说，“据行内人士透露，各个环节流失的‘买路钱’占楼价的20－50％左右。中国这个低收入国家出现高收入国家房价的扭曲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今日房价雾里看花“虚高”的病象，原来10年前何清涟教授就看得清清楚楚，分析的明明白白。“根据笔者多年来与不少局内人交谈而产生的调查体验，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大约是7比3，即每流失1万元国有资产，其中70％的资产要作为掩盖这种流失的‘成本’，在无数中间环节流失、沉淀（其结果是刺激了黄色产业的畸形发展），就是那30％也还不一定能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资本，相反倒是转化为国外的购买力；大量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人将来源不明的财产大规模地卷逃到国外……”。这让人联想到前年刮起的“郎旋风”不过是“现代化的陷阱”之一隅，再看看数以千计的贪官携数以千亿计的巨款逃之夭夭，恰恰佐证了何清涟教授的研究结论。勿谓言之不予，而是“警言”没有引起“守夜人”的足够重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国人之哀矣。
　　
　　遏制“一把手”腐败刻不容缓
　　让部份人先富起来是一个绝好的主意。但“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道”者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对积累财富的过程，何清涟教授在书中有让人心痛且又心惊的描述，“笔者曾亲耳听到第三代富翁中有人自鸣得意地将此现象总结为：第一代富翁是‘半人半鬼’，第二代富翁是‘凡夫俗子’，第三代富翁则是‘半人半神’——所谓‘神’，指的是‘第三代富翁’有很大的能量，弄钱不花力气且数量巨大……在席卷中国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中，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这批人就是“官商勾结”的社会新阶层中的“捷足先登者”。他们通过权力渗透的“圈地运动”和权钱交易的“权力寻租”，巧取豪夺国有资产。何清涟教授认为，“这些年来，中国总是在腐败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众愤怒也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场‘反腐败运动’。……如何遏制腐败，防止进一步‘软政权化’，阻止分利集团与政治结盟，在中国目前其实已经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已经泥足深陷。”关于反腐倡廉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始终牢记心头，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然而效果并不尽如“老百姓”之意，“前腐后继”，影响极其恶劣。近年来，矿难频繁发生，究其原因，就是在一些矿难背后，有权力介入的腐败行为。腐败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利用公权力来牟取私利。权力介入经济，不择手段，五花八门，公职人员入股办矿，权钱交易办矿……可以说“腐败不除，矿无宁日”。清代学者赵翼在总结历代贿赂现象后得出“贿随权集”的结论，即行贿总是围绕权力进行。可见“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关键在于“制权”。何清涟教授在书中引用《中国市场经济报》的资料告诉读者，“‘一把手’往往与单位里的财务人员勾结在一起，‘吃喝嫖赌贪’一条龙，蚕食国有资产不留情。”于是得出结论，“遏制企业‘一把手’犯罪刻不容缓”。党的十六大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日前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讲操守重品行，强调力倡“八大”良好风气，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特别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窃一位“一把手”身体力行是关键。
　　
　　“权力寻租”是国学“贪渎文化”的延续
　　“中国目前的许多问题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何清涟教授对我国发生的官员腐败现象透辟分析之后得出如上的结论，至今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克鲁格教授创立了“寻租”理论，即把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统统纳入“寻租现象”的范畴；我国学术界称之为“权力经济”，或曰“权钱交易”。何清涟教授把发生在中国的“寻租活动”分为“事前寻租”和“事后寻租”。“事前的寻租活动”系指各种利益集团，付出努力和资源来影响各种政策的出台；“事后的寻租活动”则是指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各种政策空隙寻找租金。我国转轨时期的体制漏洞非常之多，寻租活动的施展天地相当广阔。何清涟教授10年前就指出，“当前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管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寻租现象”是世界性的问题，而我国独具“自家特色”而已。何清涟教授认为“历史上的‘贪渎文化’与今日寻租活动的文化有着继承关系”。“人是历史文化的沉淀，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利益交换在我国古代就被赋予一种‘道德’含义，现在的腐败现象只不过是中国古老贪渎文化的一种延续。也正因为有如此浓厚的文化沉淀，大规模的腐败现象在我国出现，才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仅如此，前些年还出现一种看法：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公正有冲突，二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而腐败有助于消解体制内不利于改革的阻力，从而降低改革成本。这种论调无疑对腐败现象的滋生起了辩护的作用。”人们不幸的看到一个最不想看到的现象——“社会各阶层都有腐败的倾向”，“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我们应当记住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朴素的真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颠覆这一规律。清代著名学者唐甄《潜书•柅政篇》云：“天下难治，人皆以为人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哉！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与言治也。”窃以为古人的“治民必先治官”的至理良言，颇有启迪，值得重视。
　　
　　不能做“没心没肺的经济学家”
　　“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材须待七年期”。《现代化的陷阱》问世之初，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腐斗争的“多年之痒”，让读者益发感到何清涟教授在“追寻学者生命真谛”的历程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时的国家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邹东涛先生，怀着相当激动的心情读完书稿后，热情洋溢地写下感言：“读了这部书稿，深感在这30余万字的字里行间，反映了作者富有深厚的社会良知、社会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呼吁社会健康发展的强烈愿望。作者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社会弊端，特别是腐败问题，透视深刻，分析精辟，无疑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上海师大萧功秦教授认为，“何清涟的研究已占据了中国国情研究的一个制高点，我虽然不完全赞同她的观点，但我相信这是能够留下来的书。以后要研究中国转型期的经济社会问题，就必须读这本书。”著名作家韩少功读后为之动容，何清涟“是在用直接的生命感受推动自己的思想，具有现实感强、观点锐利而准确的特点，是我评价最高的几位极具现实品格的学者之一”。资深学者朱学勤在读过《现代化的陷阱》后，也有精辟的言论：“十九世纪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曾被马克思斥之为‘庸俗经济学’，而将他自己创立的经济学派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创始者的勇气已经被他的后裔阉割殆尽，以致在谈论一种彻头彻尾来自政治设计的经济结构时，可以回避它真正意义上的本来内涵，只围绕着它的经济外观转。……一位西方学者为我们不谈政治的经济学取了一个尖刻的名字——‘没心没肺的经济学’。”读到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清涟教授在后记中说过的一段话：“不少人文学者……对自己原来从事的冷门学术决绝而去，现炒现卖地做起了‘经济学者’，不断在报上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热门话题……彷佛中国一夜之间开出了若干个‘经济学家’速成班，产出‘经济学家’的速度远非英美诸国能够相比。但只要对北京经济学界的话题不陌生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做的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功夫。不过现实对他们最大的嘲讽就是他们只被这里的传媒和有关方面尊为‘学者’，他们甚至无法被国内同行视为‘学者’。”这让我联想起去年国人关于“中国有没有经济学家”的争论，看来是事出有因的一种难有答案的文字游戏而已。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结末，我们必须一提的是《现代化的陷阱》“主编手记”中的一段醒人之语：“本书对阻碍改革深层发展的主要问题，即‘权力寻租’进行了剖析。腐败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却危害深远。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活动，大肆侵吞国有财产，败坏了社会风气，加深了社会矛盾，最终，会将改革引向毁灭。本书的妙处不在于泛泛地进行道德讨伐，而是仔细地层层剥离，让这些热衷于权力寻租的腐败分子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说，这样的出版初衷是达到了。《现代化的陷阱》的面世，“对经济学界是个挑战，对人文学界同样是挑战。这一次她来敲门，门内有两群人，两群人都可能装聋作哑。因此，敲门者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可能要不断地敲，敲这扇禁闭的大门，敲这扇生锈的大门。”“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我们期待着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