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幽禁时期的财产状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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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幽禁初期,张学良携带了大量现款作为生活费用;在贵州时期,现款用尽,生活较为拮据,但仍得到在美家人的经济支持和宋子文等人的帮助;来台湾后,随着财产清理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伊雅格对张学良的资助和解冻张学良在国外财产的努力,他的财产状况得到好转,并一直支持他在台湾的生活。而张学良赴美定居后的生活主要由拍卖房地和文物所得的为数不小的资金所支持。可以说,正是张学良幽禁前的财产使他得以度过幽禁的困难时期,并在后来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
  关键词:张学良;幽禁;财产状况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辗转幽禁各地,广义上说,张学良的幽禁生涯包括五个阶段。
  浙江一湖南时期,即幽禁初期,从1937年1月到1938年12月。军法会审后,张学良到达浙江,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西北善后方案,随后的“二二”事件使东北军分裂,营救张学良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抗战开始,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张学良先后迁往安徽、江西,最后到达湖南。这一时期,张学良的生活状况较好,物质生活方面待遇较高,行动范围也较广,来看望他的人也较多,与外界联系比较方便,因此心情比较轻松。
  贵州时期,从1938年12月到1946年10月。由于抗战局势紧张,张学良被转移到贵州,先后到过修文、贵阳、开阳、桐梓,在后方渡过了整个抗战时期。由于在战争时期,军统局对张学良的待遇开始下降和减少,张学良携带的现款也逐渐用完,生活状况有所下降,不得不求助于宋子文和在美国的家人;日常的行动范围缩小,来看望的人也很少,与外界联系逐渐困难。张学良的身体逐渐变差,视力下降,精神也比较苦闷。
  台湾前期,从1946年11月到1959年3月。抗战胜利后,张学良被迁到台湾继续幽禁。由于国民党的全面败退、“二二八事件”以及两岸关系的紧张局面,张学良的生活也显得不平静,居住地几经变动,与特务队的关系也时呈紧张。他被幽禁在深山中,与外界联系较少。此时,张学良得到了早年的朋友和管家、美籍富商伊雅格的帮助,经济和生活状况得到好转。随着两岸局势的逐步稳定,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959年3月,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
  台湾后期,从1959年3月到1993年12月。严格来讲,解除“管束”后的张学良已不再是被“幽禁”,但是“幽居”生活仍在继续,并持续了30多年,比被幽禁的20多年还要长。“解禁”后的张学良在台北买地建造了私宅,可以自由行动,会见朋友,与蒋经国之间也建立了良好关系。蒋经国在生活和物质上对张学良更加优待和照顾,但在政治上仍对张学良保持着相当的戒心和旧有观点,没有在政治上对这一问题做出最后解决,这也是继承了蒋介石处置张学良的方式和思维。蒋经国去世后,台湾的社会舆论和政界开始对张学良采取比较同情的态度,张学良在台湾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得以与记者和学者较多见面,开始进行口述历史,举行祝寿活动,并为赴美做准备。
  美国时期,从1993年12月到2001年10月张学良去世。张学良赴美定居后,台湾当局对他的人身行动已不再控制。张学良卖掉了在台湾的房子以及多年收藏的文物字画;此外,还捐赠了幽禁时期的藏书、笔记、信函、日记等文字资料,并完成了口述历史的录制。
  张学良出生在旧式军阀家庭,继承了张作霖的事业,成为第二代奉系军阀首领;同时,也继承了其父留下的黄金、土地、生意、古董字画等巨大的财富。九一八后,张学良在东北的财产受到重创,但作为东北军统帅和国民政府高层,其在国内外仍拥有巨额的财富。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幽禁生活,期间,特别是在1960年后,除了军统局给予他一定的招待标准外,张学良也依靠自己的个人财产来支撑幽禁期间的生活所需。因此,张学良幽禁时期的财产状况,是理解张学良幽禁时期生活状况的一条重要线索。本文拟从收集到的史料出发,力图获得一个关于张学良幽禁时期财产状况的大概面貌。
  一、幽禁前财产状况概述
  1.关于张氏父子在东北时期的理财方式和财产状况
  张学良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多次提到,张氏父子之所以在东北能够有一定的声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从不靠搜刮地皮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财产,而主要是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和有利条件来涉足各项生意,从中获得利润,这也是当时军阀私人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关于张学良在东北的财产究竟有多少,恐怕难以确切查证,不过张在口述历史中也有提到:“你要知道我在东北的家产有多大?我没讲过,我在那个时候的钱,虽然不能说称亿吧,反正我有五六千万家产。”
  张学良的财产非常多样,包括现款、黄金、珍贵字画、股份股票、房产、名贵药材、奢侈品等。收藏名贵书画是张学良一生的爱好,其中很多字画都是价值连城。张学良在东北收藏的字画大都在九一八以及之后的战乱中失散或被拍卖,而在九一八之后张学良仍热衷于收藏字画,因此也有了张学良从故宫提取文物并未归还的一段公案。张学良也曾说:
  “我当年在北方,我算是差不多第二,就不能说第一。我要是在第二个,就不算头一个,就这么讲。我从前没有旁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个人管道也有,拍卖的也有,一种嗜好。”整个幽禁时期,张学良都随身携带着很多名贵字画,后来在赴美定居前都拍卖了,卖出了很高的价钱。
  2.关于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的财产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为日本所占,张学良在东北的财产也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当时的边业银行负责人韦锡九回忆“在九一八事变后,关外边业银行千万元以上的资产,以及张家在该行寄存的黄金四万七、八千两和古董等,全被日人没收无余,仅仅张学良从关内边业银行得以提回一百余万元的余款。”可见,张学良的财产于九一八事变时受到重创,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没有了。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想把张学良的财产送来北平还给他,张的日本朋友也提出要为他保管财产,但都为张学良拒绝,后来大都被日军拍卖或者瓜分了。
  关于张学良在出国时期和后来的武汉和西安时期的财务状况,根据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司令部工作,后负责保管张学良财物的赵新华回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个人财务并没有受到损失,大都装在箱子和柳条包里。其中,樟木箱子有40多件,柳条包有40多件,此外还有一些皮箱等小件物品。这些箱子中,有一些贴着封条。没贴封条的木箱和柳条包里装有古书古画、人参、鹿茸、呢料服装,还有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姑爷齐亚诺送的两支自动枪。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对张学良西安时期的财产有一个初步认识。   二、幽禁时期的财产状况
  1.大陆时期
  根据史料,张学良在幽禁初期的生活较好,随身也携带了很多现款,因此出手花钱还保持着以往的阔绰。当时,溪口中国旅行社经理钱君藏回忆,张学良被幽禁在溪口时,不想打扰旅行社的生意,因此给他五百英镑,让钱君藏另造一幢房子。钱在附近的一个叫水涧岩的地方造了三间楼房,余下的钱,还买了很多东西。但是,张学良提出搬迁的要求时,却未获同意。可见,当时张学良随身携带的现款能随便盖起一座楼房,此时他用钱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在辗转安徽、江西、湖南各省时,张学良仍依靠自己所带的现款来购物,在由萍乡到郴州的路上,沿途经过较大城镇时,张学良夫妇便收购网球、羽毛球等。有一次竟把某地商店里的网球和羽毛球、乒乓球都买光了。付款时,副官拿出100元中央银行的大钞票来找钱,不料那个铺子竟没有见过如此大的钞票。
  在贵州时,张学良携带的现款已基本用完了,加上正在抗战中,张学良的生活也变得拮据起来。张学良曾回忆“抗战的时候,在贵州,我腰里一个钱也没有。公家应该什么都管,但是牙膏这事儿得自己花钱买,就没那个钱买牙膏。大伙吃饭,就是煮一锅菜。也不能说苦,要说苦(也)不能说苦,是俭朴。
  由此可见,张学良在失去自由以后,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虽然他在海外尚有一部分财产,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可能及时得到那些存在英美等国的私人款项,有时生活拮据,不得不靠家人补贴以及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帮助。
  我们可以根据1945年10月张学良给宋子文的信中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张学良在信中说:“弟等在此一切安适,唯前由香港带来之现款早已用罄,目下常囊空如洗。弟深知雨农状况,不愿常烦向他累索。现在百物腾贵,弟与四妹二人吸一吸香烟每月约千枝,就是蹩脚货‘大小英’香烟,要近万元(弟还要Cheaterfield,假如兄能给我带些来,无任欢迎之至)。每月看看杂志,购买书籍,还有两个佣人的零费,我们四个人穿鞋袜,衣被等,每月总得几千,换个一双布鞋,总是百元以上,一条被单,总是二千元以上,要是做一套布的棉衣,总得三千。我们四个人只是刷刷牙,每个月就得五百元。……弟从来没有这样穷过……现在不能不向兄作将伯之呼,拟用四妹(赵鸾翔)名义向中国银行或兄借款数十万元,或将来由弟偿还,或立即由弟函美国家中拨还。……总之,弟每月总得二万元零用(听只数目吓人,其实不过当年一二百元),请兄替弟想办法。否则几万数目,到手了,下月又怎样办呢?弟目下快成犹太鬼了,吸香烟要吸到底,舍不得丢烟头。走路要择软的,怕费鞋呦。你们听见会笑吧。再,此前函家中所要的东西,未晓这回交兄带来否?兄前次出国前送来皮鞋呢帽等、弟真舍不得带。现在弟已化为真正乡下人,大布之衣、大白之冠,……我知道这是麻烦你。但是我又不得不麻烦你,请兄分神,并乞原宥。”
  透过这封信,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抗战时期张学良幽禁生活的许多细节,可以说是在贵州期间有代表性的一封信。首先,可以看出,此时张学良的经济状况拮据,不得不向在美国的家人和宋子文求助,以使自己有基本的生活费用。
  其次,张学良幽禁期间的生活费用要他自己支付,需要在美家人用各种方法给他钱。而同时他也提到“不愿常烦雨农向他累索”,可见军统局并不是不管张学良的平时生活。从信中还能看出,张学良向宋子文借款属于不得已,那么在这之前张的生活费用则很可能是由军统局和张学良共同承担的,并不是全部由张学良自己花钱,这一点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也可以得到证明。张严佛曾回忆幽禁时的张学良:生活食用方面,抽烟喝酒,添购什物,不受限制。军统局高层沈醉也回忆说戴笠经常自己或派人去看望张学良,给他送点东西。
  再次,张学良提出“或立即由弟函美国家中拨还”,可见张在美国的家人是他幽禁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即使是数额较大的钱款,他在美国的家人也能够很快地为他提供。
  最后,张学良在贵州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状况,不仅与少帅时代是天壤之别,甚至只能勉强温饱而已,但考虑到抗战物资普遍匮乏,且他总被幽禁在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区,他还能抽到外国香烟、偶尔享受进口食品与衣物,也属不易之事。
  2.台湾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北平的一批张学良的旧部和朋友,鉴于张氏遗产在日降后无人接受的现状,决定由曾任东北兴业银行的彭相庭出面向宋子文写信,请求由宋出面向蒋介石恳请发还张学良,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在宋子文的大力协助下,成立了“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负责清理接受原张氏家族在东北的资产。三畲堂是张作霖的堂号,奉系军阀时代,张氏家族曾在东北兴办实业,开办了众多以油坊、典当、粮栈为主的经营性企业和商号,并置办了大量的房产。张氏家族在东北的这些实业,多以“三畲”为号。九一八事变后,这部分家业全部落入敌手。1946年4月,莫德惠来贵州探望张学良时,即向张学良转达了归还北平财产的意思。
  1947年5月,莫德惠来台湾井上温泉探望张学良,带来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的信函和附属的财产清单。得到清单后,张学良给大姐张冠英(字首芳)写了一封信,托莫氏转交,信中说:“财产有多少?在何处?我是弄不十分清楚的。除了爸爸给留下来的,我自己买的房子,或者股票等等,不是为了好玩就是为了帮朋友忙,我从来不十分注意它们的。如果人家存心欺我骗我,那我是不甘心的;余则,我是向来抱着楚弓楚得的原则。”从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对自己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财产都抱着一种豁达的态度,不计较具体的得失。从他后来与宋子文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此时可以返还的财产也是以房产为主,恐怕只占张学良原来财产的很小一部分了。
  另据西安事变后保管张学良财物的赵新华回忆:1945年3月,于学忠从重庆打来电报,让我把张学良将军的财物从陕西省安康运送他那里去。于学忠这时已被蒋介石调离了部队,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这些张学良在西安时期的财物可能也随着“财产清理委员会”的工作而返还给张学良了。   此外,我们还需注意伊雅格这个人物。伊雅格(JimmyEdder),美国人,出生在东北,其父任职铁路段长。伊雅格一直追随张学良,并负责张学良的家庭财务与子女教养,类似张家总管的角色,是张学良最信得过的朋友。在幽禁时期,宋子文、伊雅格乃至戴笠都曾为张学良寄来外国银行支票或文件,待张学良签字后用来解冻其在外国的财产。1951年4月,伊雅格在宋子文的帮助下来台,与张学良在大溪见面,伊雅格带来了几份银行文件让张学良签字,这些钱对张学良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后来,伊雅格又几次来台,每次“自美来台,箱笼累累运送络绎于途。”1952年,伊雅格迁往台北杭州南路居住,从此与张学良相见更加方便,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婚礼就是在台北伊雅格家中举行的。张学良曾说:“我父兴建东三省铁路,请了一位美籍工程专家当顾问,他返国时,我父亲送了他一大笔钱让他投资经商。这位专家却也是个理财能手,几十年后竟变成了亿万巨富。……在他致富之后,曾一再打探我们家人的下落,直到国府迁至台湾,他才得到宋子文先生的帮助,来台北看望我,归还给我一大笔钱。这位知恩报恩的美国豪富,也就成了我的好朋友了。”张学良此处所说的美国豪富正是指伊雅格。
  1959年“解禁”后,张学良的生活比以往自由了许多;同时,台湾当局也不再像幽禁时期那样,为张学良的生活提供经费。从这时起,张学良的生活就主要靠他的个人财产了。直到90年代初张学良打算赴美定居,陆续处理了在台湾的财产,他的财产状况在那时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张学良解禁后,在台北北投修建了“朴园”,又买了一部二手的福特车,可以自由进出台北市内访问好友莫德惠、张群、王新衡、伊雅格以及一些亲属,如张作霖的五夫人、六夫人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怀敏等。可见张学良在“解禁”后确实有一些钱,这些维持生计的钱数额还不小,因为它们支撑了张学良“解禁”后三十多年在台湾相对宽裕的生活。
  从其他资料中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收藏字画是张学良毕生的爱好,也可能是他最大的开支所在。如果他一旦发现散失民间的古画国宝真迹,总是不惜重金,肯于收买,而且在“解禁”之后也不例外。
  3.美国时期
  1993年3月,张学良为第二次赴美做准备,卖掉了台北北投的“朴园”和地皮,得了近两亿台币,这是他处理台湾财产的开始。1994年1月,张学良夫妇来到夏威夷,并在这里定居下来,此后便陆续处理了在台北的财产,作为赴美定居以后的生活之资。首先将租来的天母公寓退了租,收藏的书画文物则委托美国在台湾的索思比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近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中,张学良是没有一分钱收入的,只能依靠自己从前的一些积蓄度日,而一旦去美国这样高消费的国家生活,没有生活费是不行的。由此也看出张学良晚年的生活状况。
  1995年4月,索思比拍卖行开始拍卖,207件拍卖品全部拍出,拍卖所得总值达到13289.55万元新台币,比事前预计高出三、四倍之多,相当于数百万美元。由此可见,物以人贵,张学良的收藏品也因此身价大增。张学良赴美定居后,身边仍保存有最后一批珍贵藏品,这是他一生中最喜爱的收藏。所以,即便到了美国有许多地方需要用钱,他也没有舍得卖掉。后来,张学良将这批最后收藏品连同他的日记、文稿一起,无偿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开办展览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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