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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一年一度的国家大考如约而至。人们已经习惯了“万人过独木桥”的新闻头条，但事情似乎在起着变化，国考招录人数持续增长与报名人数连续走低形成鲜明对比，公务员这个“金饭碗”真的在褪色吗？
国考全称为国家公务员考试，涉及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等诸多方面，不仅影响个人命运，更像是社会的晴雨表。在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既有个体的选择与矛盾，也渐渐透出社会的风向和时代的焦虑。
10月24日，是2016年度国考报名截止之日，扩招后的国考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迎来“双降”，似乎也呼应了当天的“霜降”节气。去年，国考报名人数骤降11万余人，当时曾引发广泛讨论，今年的数据进一步证实“降温”之说。
10月26日18时，2016年度国考资格审查工作结束，2016年国考计划招录2.7万余名公务员，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但报名人数只有139.46万，较2015年的140.9万人减少1.44万人，延续了下降趋势。
2016年的平均竞争比跌至1：50，几乎接近2010年的一半。从数据上看，2010年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达到了1：93，2012年至2014年维持在1：72到1：78之间，到2015年降至1：63，至2016年则再创竞争比新低。而近年来弃考现象不断凸显，2015年度过审141万，但实际只有近90万人参加考试，加上弃考因素，本次国考竞争比或许比数据显示的更低。
单就最热岗位的竞争来看，2016年度报考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技能竞赛处（全国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办公室）一职成为最热门岗位，仅招1人，最终有2847人竞争。1：2847这个数字，同往年相比，并不算惨烈。2013年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南川调查队业务科室科员一职，曾创下1：9470的竞争比，接近“万里挑一”。于是，有人将2016年称为最好考的国考年。
从社会关注度来看，国考降温从2014年起已现端倪。据2014年一项针对国内11所高校2000多名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参加国考人数比例下降了2.5%。但从国考报名人数和竞争比来看，2012就已算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公务员被看作 “性价比”颇高的职位：薪金福利丰厚、清闲、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被称为“金饭碗”。然而，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的深入，公务员职位本身，以及人们的态度，都在发生转变。
10月19日，是赵李堂22岁的生日。他下班后接了家里的电话，中途一怒之下挂掉了，接着，他索性将手机关机。父母毫无悬念地又一次试图劝说他参加国考，然后离开北京，回家工作，他依然不同意。
激怒他的是母亲的话：“要不是留北京，你能这么辛苦吗？你那点钱还不如在我们这边挣得多，你在那遭罪都是自找的，谁让你不回来。”
第二天，赵李堂在社交网站上写道：“无论我的什么亲人，有一个算一个，谁再提国考我就拉黑谁。”面对父母的继续劝说，他的措施是不接家里的电话，直到国考报名结束。
赵李堂之所以如此排斥报考公务员，是出于对体制的戒拒心理。“感觉是劣币驱逐良币。”他总觉得，在机关里，没有门路的人根本没有前途，不贪就富不了;而且当公务员太循规蹈矩，而现在又提倡阳光工资，“反正辛苦又没钱，谁爱干谁干。”赵李堂带着不屑的口气说。
《人民日报》客户端10月15日发布了一项关于国考吸引力的调查，到目前为止的数据显示，有17%的人选择“没有吸引力了，福利待遇往往比不上企业，我选择到社会上打拼”这一项。
赵李堂清晰地将自己定位为“希望做工作狂赚钱的人”。他去年报考了福州海关，就是因为听学长说“钱多，入职第一个月就9000块”。最终几分之差没能进面试，但他并不觉得可惜，“只是想多一个选择，工作那么枯燥，即使考上了我也干两三年就辞职。”
“公务员薪水太低，升职周期太长，我也不感兴趣。”即将硕士毕业的周余（化名），也果断放弃了报名。已经有两三年丰富实习经验的他，计划毕业后留在北京，找一份市场部或公关的工作。
在周余看来，公务员的工作价值相对比较低。“半天可以完成的事，他们花一天时间来做。”他不甘于清闲的日子，觉得这样“虚耗几十年”很是无聊。他更看重个人潜能在工作中能够提升多少，而公务员循规蹈矩一辈子对个人潜能要求比较低。他想到以后买房的问题，而公务员似乎住房福利也比以前少了，“光靠工资，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吧。”
相对于男性，大部分女性找工作更看重稳定。然而杨雪（化名）也不想再考公务员了。她在毕业求职时，国考加省考参加过四次了，其中两次进了面试，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那时候各省跑，工作又没着落，负能量超大。”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杨雪家在陕西，在上海读了大学，目前在河南工作。即使今年国考降温，她却认为好不好考很难定义，还得看具体职位，最终大部分人不可避免要做“炮灰”。公务员考试笔试后需要等成绩，成绩出了等资格审核，审核后等面试，“比较煎熬，拖得太久让我心里难受。”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毕业这一年精神压力太大，想先安心工作让心稳住，就不报国考了。”
尽管国考降温已是近年来不争的事实，但一百多万的报名人数，也不是少数。这个数字与1994年最初建立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时相比，增长了三百多倍，到2009年，报考人数首次突破百万。
尽管在《人民日报》的调查中17%的受访者认为国考不再有吸引力，但人数最集中的一个选项是“公务员职业稳定、社会地位高，仍是择业优选”，达41%。其余选项如“虽然吸引力变小，但国考相对公平，考一考也许会改变命运”和“我的理想是努力做实事，不论待遇如何，公务员仍是我的职业规划”也占35%的比重。
吴杨（化名）是中海油的一线工人，考取公务员是他能想到的几乎唯一换工作的途径。但由于专业和政策限制，他未能如愿报名。他本科专业是交通工程类，凡是招录此专业的岗位，都要求“三扶一支”或村官报考，他不符合条件。
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录笔试开考。华中师范大学考场外，一考生用一辅导班的复习材料遮挡阳光。图/CFP 图片编辑/董洁旭
作为向来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吴杨的高考分数比所考学校的专业多出79分，但毕业后跟风进了国企，他对现状颇为不满。工作四年依然是一线工人，单位不重视学历，作为家中独子，他的收入仅够解决自己温饱;工作没有技术含量，需要经常熬夜。
“虽然公务员的待遇可能和我现在一样，但至少轻松，不需要熬夜。”他每年都关注公务员考试职位，但始终没有合适自己的岗位。“国考不是我最重要的选择，只是没办法。”无奈仕途难入，他叹息道：“还是好好当工人吧。”
每年都参加公务员考试，对一些人来说，已经“成了习惯”。
27岁的河南姑娘刘唯（化名）已经是第五年报名国考了。2010年时，刘唯是应届毕业生，学中文专业的她没有明确的就业目标和选择，试着考了省会的公务员，笔试不错，面试没过，之后考上家乡某县级市的事业单位，一直工作至今。但由于之前进过面试，她总是抱着希望不断尝试。因为单位工作比较忙，经常加班，她想通过考公务员换份更好的工作，“每年报名，保持考试的感觉。”
尽管每年都报考，但在刘唯看来当公务员只是个谋生手段，对这个目标谈不上执着，“如果我第一份工作不是在事业单位，也不会想着考公务员。”她在朋友中工资最低，尽管大家都说“想赚钱就别考公务员”，但她认为，和自己一样，大部分人考公务员就是求稳定，而不是求收入。
似乎抱着一种投机心理，不少已经工作的人，虽没精力复习，但每年都会报考公务员，考上算作运气好，而大多数不可避免地沦为“炮灰”。刘唯的很多同事和她一样，每年报考，“一起报名考试，就像女生课间喜欢一起约着上洗手间一样，感觉不考一下，都跟大家没话题似的。”
当然，也有目标清晰，出于实现个人理想价值的动机，将国考纳入职业规划的考生，张同（化名）便是其中之一。他报考了证监会，因为在学商科出身的他看来，要在国内从事金融行业一定要去“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在高的平台上获得不一样的视野和积累。
今年3月，24岁的省委选调生张同刚从机关辞职，前往香港读研。他是2013年毕业的本科生，放弃了基层选调生的遴选机会，而选择学习深造。也正因曾有过公务员经验，他此次报考只考虑部委职位，“没有必要再回到老路上，我如果去市场化金融机构工作，年薪会比公务员高很多，只是我想要趁年轻多学东西，在职业起步时有一个高的平台和视野。”他的职业规划理性又清晰。
对于国考的降温，张同很赞同。两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对公务员的待遇、隐性收入以及上升空间的下降都深有体会：“拿的钱少了，福利没了，从我刚工作到辞职这段时间，少了大概10%。”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能够考进“一行三会”，也不会做一辈子，“毕竟公务员工资太低了。”
关于国考，报与不报，每个决定背后，都有着关于理想与现实、个人与家庭、求稳与求变的矛盾和妥协。
“不再排斥国考，专心复习”，做出这个决定对22岁的王昱来说并不容易。学法学的她一直怀有一个“律师梦”，而她现在决定暂时把梦想搁浅，为的是将来能够经常陪伴父母。“要成为律师至少需要三五年才能熬出来，我等得起，但我觉得父母等不起，他们都五十多岁了，不能再拿父母老去的时间去完成自以为是的梦想。”
生性乐观的王昱已经调整好心态，在很多年轻人看来繁琐而没有挑战的公务员工作，她换了个角度看待：“我觉得很有挑战，首先你要适应按部就班的规律，不能太任性。其次，公务员的工作本身也很繁琐，要做好老百姓的工作也不容易。”
“不想参加国考，我想画画，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被人强加的。父母觉得我需要，我真的需要吗？我不想国考，一点也不想。”一个女孩曾经在社交网站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而现在，通过和父母认真商量后，她最终报了国考，“大家都把结果看淡了，仔细想想，公务员虽然不是我理想的工作，但当你需要的时候就十分理想了。”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尽管近年来国考降温，考生或许越来越理性，但在大城市的应届生为了获得户口，也依然在挤这座“独木桥”。据统计，北京市的报考人数居首位，竞争比远超全国平均程度。不可否认，近年来进京指标越来越严，考取公务员已是获取北京户口的少有途径之一。不论社会对于公务员的待遇和压力有何评论，先拿到户口再跳槽，已是大部分人的想法。
即使对于已经放弃国考报名的人来说，纠结是难以避免的。
周余经常加班，有时候工作太忙没有私人生活的时候，他会幻想公务员朝九晚五的生活，也曾问过自己，这毕竟是一条路，就这样错过了吗？但所幸他一直明白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便停止了纠结。
杨雪或许以后还会考公务员。重点一本毕业的她不善交际，出身普通家庭也只能靠自己，现在的同事都是三本或大专毕业，她心理落差不小。“去了上海读那么好的大学，也没什么用。”母亲曾经的一句话她至今记得。“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主见，觉得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考公务员是比较好的选择。”
在这些人中，赵李堂或许最有个性，关于国考的决定也最坚定，但他对于未来职业并没有规划，或者可以说，他的选择一向“比较任性”，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他外表斯文，甚至有几分像女生，但话语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无所谓”，处处体现出他的些许叛逆和随性。
他毕业于北京一所重点工科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当初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当然要选”。他的高考分数高出一本线75分。毕业后，他选择了一家广告公司，做着与专业完全不搭边的工作。“我不想去化工厂，无聊，也不喜欢实验室，一群枯燥没情商的人，我喜欢和人打交道。”他很不屑。而他现在的工作，也是在当初被一家公司“放了鸽子”，一通海投后，收到了一家回复，便定下来了。 目前他每个月工资4000元，房租近2000元，工作有时会加班到凌晨，但他依然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建议去考公务员。在他看来，父母为了面子一心想让他当官然后留在家乡，他不愿意听从，也不愿回家乡，因为不甘于被安排的生活。
对于自己未来工作选择和规划，他唯一的标准就是“钱多”，至于其他，他从来没有目标。“我就是现走现看，人生不是靠规划的。”他随性地说道：“累对我来说没有问题，重点是有钱，只要有钱什么都干。”而在他家人眼中，最看重教师、公务员和医生的职业，他的表妹听从家人安排，每天按时吃饭、练琴、学习，令他十分反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倔强吧，不然过上父母的日子，人生就索然无味了。”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的深入，以及养老金并轨制度的实施等，公务员的诸多不合理的福利待遇受到制约，这对公务员群体和民众心态都在产生影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关改革举措在很大程度地修正公共机构以往的办事方式，使公务员感到权利受到限制和不知所措。
反腐风暴和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赢得了较高的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加之媒体对公务员离职潮和薪资的报道和探讨，都在修正着人们对公务员职业的看法和期待。由此，考取公务员职位的热情下降，人们也渐趋理性对待，国考降温也就不意外了。
此外，2016年度国考新增了一项规定，在职公职人员不得报考，这就减少了此前在职公职人员与普通考生的竞争。职位要求也更具区分性，比如大部分中央国家行政机关都要求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而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省级以下行政机构大多数都有应届生或者“三支一扶”等特殊要求，这些因素也是促成国考降温的客观原因。
但降温趋势是否会延续，白智立持保留态度：“我国当前还处在一个新旧变化的过渡阶段，今后是否会延续这种趋势还很难判断，主要是因为影响人们报考公务员的因素较多、较为复杂。”
人们报考国考的动机是多元的，既有追求个人利益的目的，也有实现个人理想和实现自我的诉求。
而涉及个人职业选择，在情感因素和理性因素的驱使下，纠结是不可避免的。而在白智立看来，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完全实现充分就业的课题，加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公务员考试的报考总体规模不会有太大的减少或变化，因此“金饭碗不再抢手”的说法还不能成立。
据权威数据，2016年我国应届毕业生或将达到770万。《中国青年报》通过对1889人的调查显示，共有约41%的受访者偏向于选择政府和事业单位类工作。而在2014年的调查中，虽然报考公务员人数下降，但依然是应届生的择业首选。
“最终决定国考趋势变化的，应该是包括户籍制度改革、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民间活力的提升等在内的宏观改革政策。”白智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国考全称为国家公务员考试，涉及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等诸多方面，不仅影响个人命运，更像是社会的晴雨表。在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既有个体的选择与矛盾，也渐渐透出社会的风向和时代的焦虑。
最好考的国考年
10月24日，是2016年度国考报名截止之日，扩招后的国考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迎来“双降”，似乎也呼应了当天的“霜降”节气。去年，国考报名人数骤降11万余人，当时曾引发广泛讨论，今年的数据进一步证实“降温”之说。
10月26日18时，2016年度国考资格审查工作结束，2016年国考计划招录2.7万余名公务员，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但报名人数只有139.46万，较2015年的140.9万人减少1.44万人，延续了下降趋势。
2016年的平均竞争比跌至1：50，几乎接近2010年的一半。从数据上看，2010年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达到了1：93，2012年至2014年维持在1：72到1：78之间，到2015年降至1：63，至2016年则再创竞争比新低。而近年来弃考现象不断凸显，2015年度过审141万，但实际只有近90万人参加考试，加上弃考因素，本次国考竞争比或许比数据显示的更低。
单就最热岗位的竞争来看，2016年度报考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技能竞赛处（全国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办公室）一职成为最热门岗位，仅招1人，最终有2847人竞争。1：2847这个数字，同往年相比，并不算惨烈。2013年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南川调查队业务科室科员一职，曾创下1：9470的竞争比，接近“万里挑一”。于是，有人将2016年称为最好考的国考年。
从社会关注度来看，国考降温从2014年起已现端倪。据2014年一项针对国内11所高校2000多名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参加国考人数比例下降了2.5%。但从国考报名人数和竞争比来看，2012就已算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公务员被看作 “性价比”颇高的职位：薪金福利丰厚、清闲、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被称为“金饭碗”。然而，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的深入，公务员职位本身，以及人们的态度，都在发生转变。
“谁再提国考我就拉黑谁”
10月19日，是赵李堂22岁的生日。他下班后接了家里的电话，中途一怒之下挂掉了，接着，他索性将手机关机。父母毫无悬念地又一次试图劝说他参加国考，然后离开北京，回家工作，他依然不同意。
激怒他的是母亲的话：“要不是留北京，你能这么辛苦吗？你那点钱还不如在我们这边挣得多，你在那遭罪都是自找的，谁让你不回来。”
第二天，赵李堂在社交网站上写道：“无论我的什么亲人，有一个算一个，谁再提国考我就拉黑谁。”面对父母的继续劝说，他的措施是不接家里的电话，直到国考报名结束。
赵李堂之所以如此排斥报考公务员，是出于对体制的戒拒心理。“感觉是劣币驱逐良币。”他总觉得，在机关里，没有门路的人根本没有前途，不贪就富不了;而且当公务员太循规蹈矩，而现在又提倡阳光工资，“反正辛苦又没钱，谁爱干谁干。”赵李堂带着不屑的口气说。
《人民日报》客户端10月15日发布了一项关于国考吸引力的调查，到目前为止的数据显示，有17%的人选择“没有吸引力了，福利待遇往往比不上企业，我选择到社会上打拼”这一项。
赵李堂清晰地将自己定位为“希望做工作狂赚钱的人”。他去年报考了福州海关，就是因为听学长说“钱多，入职第一个月就9000块”。最终几分之差没能进面试，但他并不觉得可惜，“只是想多一个选择，工作那么枯燥，即使考上了我也干两三年就辞职。”
“公务员薪水太低，升职周期太长，我也不感兴趣。”即将硕士毕业的周余（化名），也果断放弃了报名。已经有两三年丰富实习经验的他，计划毕业后留在北京，找一份市场部或公关的工作。
在周余看来，公务员的工作价值相对比较低。“半天可以完成的事，他们花一天时间来做。”他不甘于清闲的日子，觉得这样“虚耗几十年”很是无聊。他更看重个人潜能在工作中能够提升多少，而公务员循规蹈矩一辈子对个人潜能要求比较低。他想到以后买房的问题，而公务员似乎住房福利也比以前少了，“光靠工资，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吧。”
相对于男性，大部分女性找工作更看重稳定。然而杨雪（化名）也不想再考公务员了。她在毕业求职时，国考加省考参加过四次了，其中两次进了面试，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那时候各省跑，工作又没着落，负能量超大。”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杨雪家在陕西，在上海读了大学，目前在河南工作。即使今年国考降温，她却认为好不好考很难定义，还得看具体职位，最终大部分人不可避免要做“炮灰”。公务员考试笔试后需要等成绩，成绩出了等资格审核，审核后等面试，“比较煎熬，拖得太久让我心里难受。”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毕业这一年精神压力太大，想先安心工作让心稳住，就不报国考了。”
求稳定而不是求收入
尽管国考降温已是近年来不争的事实，但一百多万的报名人数，也不是少数。这个数字与1994年最初建立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时相比，增长了三百多倍，到2009年，报考人数首次突破百万。
尽管在《人民日报》的调查中17%的受访者认为国考不再有吸引力，但人数最集中的一个选项是“公务员职业稳定、社会地位高，仍是择业优选”，达41%。其余选项如“虽然吸引力变小，但国考相对公平，考一考也许会改变命运”和“我的理想是努力做实事，不论待遇如何，公务员仍是我的职业规划”也占35%的比重。
吴杨（化名）是中海油的一线工人，考取公务员是他能想到的几乎唯一换工作的途径。但由于专业和政策限制，他未能如愿报名。他本科专业是交通工程类，凡是招录此专业的岗位，都要求“三扶一支”或村官报考，他不符合条件。
作为向来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吴杨的高考分数比所考学校的专业多出79分，但毕业后跟风进了国企，他对现状颇为不满。工作四年依然是一线工人，单位不重视学历，作为家中独子，他的收入仅够解决自己温饱;工作没有技术含量，需要经常熬夜。
“虽然公务员的待遇可能和我现在一样，但至少轻松，不需要熬夜。”他每年都关注公务员考试职位，但始终没有合适自己的岗位。“国考不是我最重要的选择，只是没办法。”无奈仕途难入，他叹息道：“还是好好当工人吧。”
每年都参加公务员考试，对一些人来说，已经“成了习惯”。
27岁的河南姑娘刘唯（化名）已经是第五年报名国考了。2010年时，刘唯是应届毕业生，学中文专业的她没有明确的就业目标和选择，试着考了省会的公务员，笔试不错，面试没过，之后考上家乡某县级市的事业单位，一直工作至今。但由于之前进过面试，她总是抱着希望不断尝试。因为单位工作比较忙，经常加班，她想通过考公务员换份更好的工作，“每年报名，保持考试的感觉。”
尽管每年都报考，但在刘唯看来当公务员只是个谋生手段，对这个目标谈不上执着，“如果我第一份工作不是在事业单位，也不会想着考公务员。”她在朋友中工资最低，尽管大家都说“想赚钱就别考公务员”，但她认为，和自己一样，大部分人考公务员就是求稳定，而不是求收入。
似乎抱着一种投机心理，不少已经工作的人，虽没精力复习，但每年都会报考公务员，考上算作运气好，而大多数不可避免地沦为“炮灰”。刘唯的很多同事和她一样，每年报考，“一起报名考试，就像女生课间喜欢一起约着上洗手间一样，感觉不考一下，都跟大家没话题似的。”
当然，也有目标清晰，出于实现个人理想价值的动机，将国考纳入职业规划的考生，张同（化名）便是其中之一。他报考了证监会，因为在学商科出身的他看来，要在国内从事金融行业一定要去“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在高的平台上获得不一样的视野和积累。
今年3月，24岁的省委选调生张同刚从机关辞职，前往香港读研。他是2013年毕业的本科生，放弃了基层选调生的遴选机会，而选择学习深造。也正因曾有过公务员经验，他此次报考只考虑部委职位，“没有必要再回到老路上，我如果去市场化金融机构工作，年薪会比公务员高很多，只是我想要趁年轻多学东西，在职业起步时有一个高的平台和视野。”他的职业规划理性又清晰。
对于国考的降温，张同很赞同。两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对公务员的待遇、隐性收入以及上升空间的下降都深有体会：“拿的钱少了，福利没了，从我刚工作到辞职这段时间，少了大概10%。”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能够考进“一行三会”，也不会做一辈子，“毕竟公务员工资太低了。”
不甘于被安排的生活
关于国考，报与不报，每个决定背后，都有着关于理想与现实、个人与家庭、求稳与求变的矛盾和妥协。
“不再排斥国考，专心复习”，做出这个决定对22岁的王昱来说并不容易。学法学的她一直怀有一个“律师梦”，而她现在决定暂时把梦想搁浅，为的是将来能够经常陪伴父母。“要成为律师至少需要三五年才能熬出来，我等得起，但我觉得父母等不起，他们都五十多岁了，不能再拿父母老去的时间去完成自以为是的梦想。”
生性乐观的王昱已经调整好心态，在很多年轻人看来繁琐而没有挑战的公务员工作，她换了个角度看待：“我觉得很有挑战，首先你要适应按部就班的规律，不能太任性。其次，公务员的工作本身也很繁琐，要做好老百姓的工作也不容易。”
“不想参加国考，我想画画，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被人强加的。父母觉得我需要，我真的需要吗？我不想国考，一点也不想。”一个女孩曾经在社交网站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而现在，通过和父母认真商量后，她最终报了国考，“大家都把结果看淡了，仔细想想，公务员虽然不是我理想的工作，但当你需要的时候就十分理想了。”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尽管近年来国考降温，考生或许越来越理性，但在大城市的应届生为了获得户口，也依然在挤这座“独木桥”。据统计，北京市的报考人数居首位，竞争比远超全国平均程度。不可否认，近年来进京指标越来越严，考取公务员已是获取北京户口的少有途径之一。不论社会对于公务员的待遇和压力有何评论，先拿到户口再跳槽，已是大部分人的想法。
即使对于已经放弃国考报名的人来说，纠结是难以避免的。
周余经常加班，有时候工作太忙没有私人生活的时候，他会幻想公务员朝九晚五的生活，也曾问过自己，这毕竟是一条路，就这样错过了吗？但所幸他一直明白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便停止了纠结。
杨雪或许以后还会考公务员。重点一本毕业的她不善交际，出身普通家庭也只能靠自己，现在的同事都是三本或大专毕业，她心理落差不小。“去了上海读那么好的大学，也没什么用。”母亲曾经的一句话她至今记得。“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主见，觉得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考公务员是比较好的选择。”
在这些人中，赵李堂或许最有个性，关于国考的决定也最坚定，但他对于未来职业并没有规划，或者可以说，他的选择一向“比较任性”，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他外表斯文，甚至有几分像女生，但话语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无所谓”，处处体现出他的些许叛逆和随性。
他毕业于北京一所重点工科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当初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当然要选”。他的高考分数高出一本线75分。毕业后，他选择了一家广告公司，做着与专业完全不搭边的工作。“我不想去化工厂，无聊，也不喜欢实验室，一群枯燥没情商的人，我喜欢和人打交道。”他很不屑。而他现在的工作，也是在当初被一家公司“放了鸽子”，一通海投后，收到了一家回复，便定下来了。 目前他每个月工资4000元，房租近2000元，工作有时会加班到凌晨，但他依然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建议去考公务员。在他看来，父母为了面子一心想让他当官然后留在家乡，他不愿意听从，也不愿回家乡，因为不甘于被安排的生活。
对于自己未来工作选择和规划，他唯一的标准就是“钱多”，至于其他，他从来没有目标。“我就是现走现看，人生不是靠规划的。”他随性地说道：“累对我来说没有问题，重点是有钱，只要有钱什么都干。”而在他家人眼中，最看重教师、公务员和医生的职业，他的表妹听从家人安排，每天按时吃饭、练琴、学习，令他十分反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倔强吧，不然过上父母的日子，人生就索然无味了。”
金饭碗不再抢手了吗？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的深入，以及养老金并轨制度的实施等，公务员的诸多不合理的福利待遇受到制约，这对公务员群体和民众心态都在产生影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关改革举措在很大程度地修正公共机构以往的办事方式，使公务员感到权利受到限制和不知所措。
反腐风暴和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赢得了较高的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加之媒体对公务员离职潮和薪资的报道和探讨，都在修正着人们对公务员职业的看法和期待。由此，考取公务员职位的热情下降，人们也渐趋理性对待，国考降温也就不意外了。
此外，2016年度国考新增了一项规定，在职公职人员不得报考，这就减少了此前在职公职人员与普通考生的竞争。职位要求也更具区分性，比如大部分中央国家行政机关都要求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而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省级以下行政机构大多数都有应届生或者“三支一扶”等特殊要求，这些因素也是促成国考降温的客观原因。
但降温趋势是否会延续，白智立持保留态度：“我国当前还处在一个新旧变化的过渡阶段，今后是否会延续这种趋势还很难判断，主要是因为影响人们报考公务员的因素较多、较为复杂。”
人们报考国考的动机是多元的，既有追求个人利益的目的，也有实现个人理想和实现自我的诉求。
而涉及个人职业选择，在情感因素和理性因素的驱使下，纠结是不可避免的。而在白智立看来，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完全实现充分就业的课题，加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公务员考试的报考总体规模不会有太大的减少或变化，因此“金饭碗不再抢手”的说法还不能成立。
据权威数据，2016年我国应届毕业生或将达到770万。《中国青年报》通过对1889人的调查显示，共有约41%的受访者偏向于选择政府和事业单位类工作。而在2014年的调查中，虽然报考公务员人数下降，但依然是应届生的择业首选。
“最终决定国考趋势变化的，应该是包括户籍制度改革、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民间活力的提升等在内的宏观改革政策。”白智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