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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早期文明存在的地理环境以及“昆仑模式”中山水围合的基本特征对中国“墙”文化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围合空间在古代中国具有非常实在的社会功能。而封建礼制不但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权力的核心制度，其中庸的思想也影响了“墙”文化中城池和建筑的格局。由围墙划分的不同单位所形成的圈子同时体现着封闭的观念。
【关键词】 墙文化;昆仑模式;中庸;围墙;圈子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8-0050-03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墙”文化特征，在中国社会中，墙无处不在。国家有经过历朝修筑得以绵延万里的长城，城市建有城墙，皇宫修有围墙，达官贵人的府邸有围墙，寻常百姓家的庭院也要有院墙;即便到了今天，政府大院、学校、社区再到农村的家家户户都有围墙，只有通过墙把自己圈起来才能安心。受传统儒教的影响，人们的心中往往也被墙包围，习惯于固步自封，保持现状。有形和无形的围墙构建起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如李约瑟所说：“成为每一个中国城的骨架者是墙，墙，还是墙。它们围绕着城，它们划分城为区或场，它们比较任何其他建筑物更能刻画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色。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城没有城墙围着它……”[1]可谓无墙不成国家，无墙不成城镇，无墙不成家园。
一、山水围合的环境特征对“墙”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特征
中国大陆的特点，一是面积巨大，二是地形复杂，尤其是边缘环境恶劣。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载体主要是在“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地域，该地域人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即西起青藏高原东缘一线，东到渤海、东海、黄海，北起秦汉长城一线南到南海[2]。这片地域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雪域高原和戈壁，南面是群山和大海，北面是草原。相较之下，北面地理环境尚可发展，但草原上又存在着不时侵扰中原的游牧民族，因此自春秋时期北方各国便在中原北部修筑长城，经历朝代的完善形成了如今的万里长城，使中原形成了“四面严防”的独特文化。中国古代为地名命名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原则是“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并且以阳命名的地名远远多于以阴命名的地名，原因就是山南水北为向阳面，而山北水南为背阴面，向阳面的局部环境更符合聚落的选址。同时我国季风气候明显，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南风和东南风，聚落选址在山南，冬季可以阻挡寒冷的北风。水资源在时空上分布的不均衡也导致我国旱涝灾害频繁，为了适应环境，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古人选址都尽量在海拔低、接近水源同时又不易受到水灾影响的河道弯曲的汭位建造聚落。[3]《管子 · 乘马篇》讲：“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都邑选址既要有充足的水源，又要便于堤防，居高以避潮湿，周边要有围合以抵御寒冷，修建屋顶以躲避雪霜雨露。
（二）“昆仑模式”
由于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所以古人视昆仑山为天地之中，《山海经》（卷十一）说：“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4]《水经注》中说：“禹乃以息土填鸿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为下地。”“去岸十三万里有弱水周匝绕山，东南接积石圃，西北接北户之室，东北临大阔之井，西南近承渊之谷。此四角大山，实昆仑之支辅也……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广万里，形如偃盆，下狭上广。故曰昆仑山有三角。”[5]传说中昆仑山是众神的居所，四角有四座大山为支辅，昆仑山中虚是大禹为了治洪水而挖掘导致的。昆仑山周围有弱水环绕，山顶地势平坦且上面有三个角，呈上广下窄状。昆仑山中虚之状、山水围合之势便是中国古代人们所理想的生存环境，建城邑时也多称其山源自昆仑之脉。
以北京城与为例，北京周边之地势“近则东有潞河之饶，西有香山之阜，南有柳林之区，北有居庸之口。远则易河、滹水带其前，龙门、狐岭屏其后，混同、鸭绿浮其左，五台、常山阻其右，所谓祖孙万世、帝王之业，与海岳相为长久也。”[6]被太行山、燕山所环抱的北京城，山水围合之势一目了然。而北京城内的皇宫紫禁城也是如此，紫禁城居中，背靠景山，西拥北海、中海、南海三海池，东有御河，南面金水河，皇城内又有河道将御河与三海相连，以围合之势护卫着紫禁城。
从修建长城以形成中国大陆“四面严防”的地理态势，到重要城镇修筑城墙及护城河，再到园林景观的设计以及寻常百姓的住所，无不体现着“昆仑模式”中弱水环抱、一水环山、一池一山等格局对“墙”文化的巨大影响。古人对山水围合格局的追求并不局限于具体的聚落和城池，而是贯穿于整体的人文空间之中。苏秉琦先生认为，1983年在辽宁绥中县止锚湾附近发现的姜女石遗址和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金山嘴发现的两组三处宫殿建筑构成了秦帝国的国门，[7]两地相距30公里，左右对峙连成一线，由此向东南直对辽东半岛的顶端旅顺老铁山和胶东半岛的顶端荣成成山头呈三点一线，渤海湾又形成封闭的围合海湾，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又有一岛屿链成关锁之势，[8]形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统一的、宅院门厅的格局。
二、“墙”文化中的封闭观念
（一）围墙的社会功能
围合空间在古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既可以防止外面人进来，又可以限制内部的人出去。在《西游记》中常常可以看到孙悟空在要暂时离开唐僧时，就在他周围画一个圈，只要待在圈里不出去，妖魔鬼怪就奈何不得，这就体现了古人眼中围合空间所具备的防范功能。围墙具有划分地界、防御、治安、便于管理等优点。《管子 · 八观》说：“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而在我国的战争史上，可以说从古代一直到解放战争，坚固设防的城墙都是防御作战最大的仰仗，《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明朝在长城沿线设立“九边”作为防御少数民族进攻的重点，在北部边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长城防线一直到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仍然发挥着作用。且长城不但防止外面的人進来，也阻止内部的人出去，[9]有控制人员往来、维护社会稳定等功能。在防御作战中依靠坚固城防而扬名天下的战役更是数不胜数，古有南宋王坚固守钓鱼城，近有1927年傅作义将军守涿州，都体现着城墙在防御中的重要作用。 （二）“墙”文化与封建等级制度
李约瑟指出：“不论是在那些壮观的神庙和宫殿建筑中，还是在那些或如农宅一样分散，或如城市一样聚集的民间建筑中，都存在着一种始终如一的秩序图式和有关方位、季节、风向和星座的象征意义。”[10]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要求一切都要与天地、山川的形式相对应，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1]周人通过对名山大川的排序，相对应于诸侯王公伯爵的尊卑，周天子五年巡守一次，“诸侯群后四方各朝天子于方岳之下”，[12]“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13]“其余山川视伯，小者视子男。”天子在不同规格的山川接见不同爵位的贵族，并根据山川的等级按照不同顺序和规格进行祭祀。
受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城池作为中国古代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14]，中国传统城池和建筑的布局也与等级观念思想密不可分。《周礼》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5]对中国古代城市规模、建筑规格、形制进行了详细的规划。王宫在城中心，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不同级别的宫门、城墙尺寸也不一样。
（三）“墙”的单元化与圈子
所谓围合，就是一个空间具有区别于周围其他空间环境的明确而闭合的边界，空间的围合性决定了空间的单元性。[16]我国古代人所崇尚的山水围合之势，反映到建筑上便是用墙来划分空间、建立围合，以“间”为基本单位，根据等级制度等因素形成的各种建筑物。围墙在现实生活中就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单元，大大小小的单元又形成不同的圈子。
在中国的“墙”文化中，尽管围合之势是封闭的，但它是对外封闭而对内开放，围墙的修建也可以说是对群体隐私的一种保护，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中国的家庭或家族中，很少有父母进孩子的房间前会敲门，这种情况在近些年才得到改善。而在其他的圈子比如政府部门中，上下级严格的等级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中国的官场文化中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尊重，替领导做事、为领导解忧，揣摩领导心思，迎合领导之想法，整个部门都是以最高领导为核心运作。放大到国家同样如此，皇帝是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有权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兴衰同正当政的皇帝个人贤明与否息息相关。也许古人推崇“天、地、君、亲、师”的本意并不是如此，对“君”的崇拜反映着人民对国泰民安的追求;对“亲”的崇拜则包括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君权”“父权”和“男权”的绝对权威。
围墙之内的人容易固步自封，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山头主义。不同圈子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因此围墙内外的人们非常容易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在中国的历史中，内部斗争从未停歇。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军队中派系林立，争斗不止，见死不救。国民党内部有嫡系部队和地方部队之分。嫡系部队瞧不起地方部队，在武器补给、粮饷分配上也多有不公，因此遇到战事不能互相救援。在孟良崮战役前，张灵甫于1947年5月6日曾给蒋介石发过一封电报，文中就有对国民党军内部问题的反思：“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虽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诚如张灵甫所言，各部队身处险境时无人来救，保守势力者又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如此离心离德，如何协同作战。
（四）“墙”文化与“中”的思想
中国古代城池及其建筑受礼制影响深远，而古人制礼讲究的是“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17]。正是基于这种中庸的思想，古代城池、皇宫的规划整体上大多是方正的，往往都以坐北朝南式布置，并且一般都有中轴线。以紫禁城为例，从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到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坤宁门、钦安殿、神武门，这些建筑严谨整齐地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张杰认为，紫禁城的中心不在太和殿而在中和殿，因为中和殿位于四个角楼的对角线的交点之上。[18]中和殿得名于《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殿内的匾额为乾隆所书“允执厥中”四字，意为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何谓“中”？不偏，不过，不不及是也，横不影响其他，竖不影响将来[19]。古人认为处事必须得中，得中即成，失中即毁。
这种中庸的思想在围墙之中被继承下来，形成了中华民族内向的品格和随遇而安，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基本精神的中国文化[20]。中国传统文化是含蓄的，为人处事倾向于低调，以自卑而尊人。这种含蓄自谦文化的形成与围墙也有关系，围墙的存在使人们更熟悉墙内的世界，对外界怀有一种未知的恐惧，因恐惧而不敢张扬。在围墙中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一成不变、因循守旧，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种既符合山水围合形势又与世隔绝、无须改变的地方便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三、结语
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是大的趋势，对外开放如今更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墙”文化在中国发展上千年，历史悠久，山水围合是中国古代空间模式的基本特征，破除有形的墙容易，但消灭无形的“心墙”却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十册[M].陈立夫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70-71.
[2]于逢春.论“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J].中州学刊，2012，（5）：140.
[3]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74.
[4]陈成.山海经译注：图文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91.
[5]郦道元著，羽丰编.水经注（上）[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14.
[6]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苑》编辑部编.史苑：第二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239.
[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132.
[8]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99.
[9]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71.
[10]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第五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5.
[11]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243.
[1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1.
[1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85.
[1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60.
[1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49.
[16]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48.
[1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35.
[18]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30.
[19]候春光.阎府家训中的儒教色彩[J].文物世界，2001，（5）：79-80.
[2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7.
作者简介：
宋赟，男，汉族，河南范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 墙文化;昆仑模式;中庸;围墙;圈子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8-0050-03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墙”文化特征，在中国社会中，墙无处不在。国家有经过历朝修筑得以绵延万里的长城，城市建有城墙，皇宫修有围墙，达官贵人的府邸有围墙，寻常百姓家的庭院也要有院墙;即便到了今天，政府大院、学校、社区再到农村的家家户户都有围墙，只有通过墙把自己圈起来才能安心。受传统儒教的影响，人们的心中往往也被墙包围，习惯于固步自封，保持现状。有形和无形的围墙构建起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如李约瑟所说：“成为每一个中国城的骨架者是墙，墙，还是墙。它们围绕着城，它们划分城为区或场，它们比较任何其他建筑物更能刻画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色。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城没有城墙围着它……”[1]可谓无墙不成国家，无墙不成城镇，无墙不成家园。
一、山水围合的环境特征对“墙”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特征
中国大陆的特点，一是面积巨大，二是地形复杂，尤其是边缘环境恶劣。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载体主要是在“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地域，该地域人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即西起青藏高原东缘一线，东到渤海、东海、黄海，北起秦汉长城一线南到南海[2]。这片地域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雪域高原和戈壁，南面是群山和大海，北面是草原。相较之下，北面地理环境尚可发展，但草原上又存在着不时侵扰中原的游牧民族，因此自春秋时期北方各国便在中原北部修筑长城，经历朝代的完善形成了如今的万里长城，使中原形成了“四面严防”的独特文化。中国古代为地名命名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原则是“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并且以阳命名的地名远远多于以阴命名的地名，原因就是山南水北为向阳面，而山北水南为背阴面，向阳面的局部环境更符合聚落的选址。同时我国季风气候明显，冬季盛行西北风，夏季盛行南风和东南风，聚落选址在山南，冬季可以阻挡寒冷的北风。水资源在时空上分布的不均衡也导致我国旱涝灾害频繁，为了适应环境，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古人选址都尽量在海拔低、接近水源同时又不易受到水灾影响的河道弯曲的汭位建造聚落。[3]《管子 · 乘马篇》讲：“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都邑选址既要有充足的水源，又要便于堤防，居高以避潮湿，周边要有围合以抵御寒冷，修建屋顶以躲避雪霜雨露。
（二）“昆仑模式”
由于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所以古人视昆仑山为天地之中，《山海经》（卷十一）说：“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4]《水经注》中说：“禹乃以息土填鸿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为下地。”“去岸十三万里有弱水周匝绕山，东南接积石圃，西北接北户之室，东北临大阔之井，西南近承渊之谷。此四角大山，实昆仑之支辅也……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广万里，形如偃盆，下狭上广。故曰昆仑山有三角。”[5]传说中昆仑山是众神的居所，四角有四座大山为支辅，昆仑山中虚是大禹为了治洪水而挖掘导致的。昆仑山周围有弱水环绕，山顶地势平坦且上面有三个角，呈上广下窄状。昆仑山中虚之状、山水围合之势便是中国古代人们所理想的生存环境，建城邑时也多称其山源自昆仑之脉。
以北京城与为例，北京周边之地势“近则东有潞河之饶，西有香山之阜，南有柳林之区，北有居庸之口。远则易河、滹水带其前，龙门、狐岭屏其后，混同、鸭绿浮其左，五台、常山阻其右，所谓祖孙万世、帝王之业，与海岳相为长久也。”[6]被太行山、燕山所环抱的北京城，山水围合之势一目了然。而北京城内的皇宫紫禁城也是如此，紫禁城居中，背靠景山，西拥北海、中海、南海三海池，东有御河，南面金水河，皇城内又有河道将御河与三海相连，以围合之势护卫着紫禁城。
从修建长城以形成中国大陆“四面严防”的地理态势，到重要城镇修筑城墙及护城河，再到园林景观的设计以及寻常百姓的住所，无不体现着“昆仑模式”中弱水环抱、一水环山、一池一山等格局对“墙”文化的巨大影响。古人对山水围合格局的追求并不局限于具体的聚落和城池，而是贯穿于整体的人文空间之中。苏秉琦先生认为，1983年在辽宁绥中县止锚湾附近发现的姜女石遗址和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金山嘴发现的两组三处宫殿建筑构成了秦帝国的国门，[7]两地相距30公里，左右对峙连成一线，由此向东南直对辽东半岛的顶端旅顺老铁山和胶东半岛的顶端荣成成山头呈三点一线，渤海湾又形成封闭的围合海湾，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又有一岛屿链成关锁之势，[8]形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统一的、宅院门厅的格局。
二、“墙”文化中的封闭观念
（一）围墙的社会功能
围合空间在古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既可以防止外面人进来，又可以限制内部的人出去。在《西游记》中常常可以看到孙悟空在要暂时离开唐僧时，就在他周围画一个圈，只要待在圈里不出去，妖魔鬼怪就奈何不得，这就体现了古人眼中围合空间所具备的防范功能。围墙具有划分地界、防御、治安、便于管理等优点。《管子 · 八观》说：“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而在我国的战争史上，可以说从古代一直到解放战争，坚固设防的城墙都是防御作战最大的仰仗，《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明朝在长城沿线设立“九边”作为防御少数民族进攻的重点，在北部边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长城防线一直到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仍然发挥着作用。且长城不但防止外面的人進来，也阻止内部的人出去，[9]有控制人员往来、维护社会稳定等功能。在防御作战中依靠坚固城防而扬名天下的战役更是数不胜数，古有南宋王坚固守钓鱼城，近有1927年傅作义将军守涿州，都体现着城墙在防御中的重要作用。 （二）“墙”文化与封建等级制度
李约瑟指出：“不论是在那些壮观的神庙和宫殿建筑中，还是在那些或如农宅一样分散，或如城市一样聚集的民间建筑中，都存在着一种始终如一的秩序图式和有关方位、季节、风向和星座的象征意义。”[10]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要求一切都要与天地、山川的形式相对应，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1]周人通过对名山大川的排序，相对应于诸侯王公伯爵的尊卑，周天子五年巡守一次，“诸侯群后四方各朝天子于方岳之下”，[12]“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13]“其余山川视伯，小者视子男。”天子在不同规格的山川接见不同爵位的贵族，并根据山川的等级按照不同顺序和规格进行祭祀。
受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城池作为中国古代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14]，中国传统城池和建筑的布局也与等级观念思想密不可分。《周礼》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5]对中国古代城市规模、建筑规格、形制进行了详细的规划。王宫在城中心，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不同级别的宫门、城墙尺寸也不一样。
（三）“墙”的单元化与圈子
所谓围合，就是一个空间具有区别于周围其他空间环境的明确而闭合的边界，空间的围合性决定了空间的单元性。[16]我国古代人所崇尚的山水围合之势，反映到建筑上便是用墙来划分空间、建立围合，以“间”为基本单位，根据等级制度等因素形成的各种建筑物。围墙在现实生活中就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单元，大大小小的单元又形成不同的圈子。
在中国的“墙”文化中，尽管围合之势是封闭的，但它是对外封闭而对内开放，围墙的修建也可以说是对群体隐私的一种保护，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中国的家庭或家族中，很少有父母进孩子的房间前会敲门，这种情况在近些年才得到改善。而在其他的圈子比如政府部门中，上下级严格的等级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中国的官场文化中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尊重，替领导做事、为领导解忧，揣摩领导心思，迎合领导之想法，整个部门都是以最高领导为核心运作。放大到国家同样如此，皇帝是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有权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兴衰同正当政的皇帝个人贤明与否息息相关。也许古人推崇“天、地、君、亲、师”的本意并不是如此，对“君”的崇拜反映着人民对国泰民安的追求;对“亲”的崇拜则包括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君权”“父权”和“男权”的绝对权威。
围墙之内的人容易固步自封，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山头主义。不同圈子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因此围墙内外的人们非常容易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在中国的历史中，内部斗争从未停歇。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军队中派系林立，争斗不止，见死不救。国民党内部有嫡系部队和地方部队之分。嫡系部队瞧不起地方部队，在武器补给、粮饷分配上也多有不公，因此遇到战事不能互相救援。在孟良崮战役前，张灵甫于1947年5月6日曾给蒋介石发过一封电报，文中就有对国民党军内部问题的反思：“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虽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诚如张灵甫所言，各部队身处险境时无人来救，保守势力者又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如此离心离德，如何协同作战。
（四）“墙”文化与“中”的思想
中国古代城池及其建筑受礼制影响深远，而古人制礼讲究的是“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17]。正是基于这种中庸的思想，古代城池、皇宫的规划整体上大多是方正的，往往都以坐北朝南式布置，并且一般都有中轴线。以紫禁城为例，从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到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坤宁门、钦安殿、神武门，这些建筑严谨整齐地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张杰认为，紫禁城的中心不在太和殿而在中和殿，因为中和殿位于四个角楼的对角线的交点之上。[18]中和殿得名于《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殿内的匾额为乾隆所书“允执厥中”四字，意为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何谓“中”？不偏，不过，不不及是也，横不影响其他，竖不影响将来[19]。古人认为处事必须得中，得中即成，失中即毁。
这种中庸的思想在围墙之中被继承下来，形成了中华民族内向的品格和随遇而安，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基本精神的中国文化[20]。中国传统文化是含蓄的，为人处事倾向于低调，以自卑而尊人。这种含蓄自谦文化的形成与围墙也有关系，围墙的存在使人们更熟悉墙内的世界，对外界怀有一种未知的恐惧，因恐惧而不敢张扬。在围墙中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一成不变、因循守旧，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种既符合山水围合形势又与世隔绝、无须改变的地方便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世外桃源。
三、结语
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是大的趋势，对外开放如今更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墙”文化在中国发展上千年，历史悠久，山水围合是中国古代空间模式的基本特征，破除有形的墙容易，但消灭无形的“心墙”却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十册[M].陈立夫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70-71.
[2]于逢春.论“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J].中州学刊，2012，（5）：140.
[3]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74.
[4]陈成.山海经译注：图文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91.
[5]郦道元著，羽丰编.水经注（上）[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14.
[6]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苑》编辑部编.史苑：第二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239.
[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132.
[8]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99.
[9]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71.
[10]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第五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5.
[11]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243.
[1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1.
[1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85.
[1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60.
[1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49.
[16]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48.
[1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35.
[18]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30.
[19]候春光.阎府家训中的儒教色彩[J].文物世界，2001，（5）：79-80.
[2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7.
作者简介：
宋赟，男，汉族，河南范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