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贤”或“凡品”,略论东汉王符的社会交际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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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王符针对社会交际中普遍存在的“功利观念”与“恩怨之情”予以猛烈批判,并着手重构当时社会人际交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尺度。完成了中国古代关于交际问题的第一篇专论[1],其中提出了以践“四行”防“三患”的人际交往准则,对后世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不良风气,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王符;《潜夫论》;社会交际;四行;三患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8-0053-02
  王符,字节信,东汉安定郡临泾(今甘肃省镇原县)人也,是我国东汉中后期著名的政论思想家、哲学家以及文学家。因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合传,所以,便有了“后汉三贤”称誉。王符生性耿介且不流于世俗,不求引荐入仕,所以,其后半生多在隐居著书中度过。王符虽一介布衣文士,且一生坎坷,但其始终心系国家政事,以一个政治家敏锐的目光审视整个国家的运行状况。故范晔称其“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明,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2]。王符所著《潜夫论》是中国文化的古典名著之一,它的问世奠定了王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一、王符社会交际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致使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异常突出,并占据了思考的首要地位,儒学传统思想中保存诸多的氏族遗风,已并不仅是个简单的礼仪形式问题,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心理情感,在今天以至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它将起到稠密人际关系的良好作用。[3]所以,社会交际问题是社会学和伦理学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西汉时期,社会整体上重视教育的作用,而作为促进学识的一种重要方式“游学”在当时的社会上蔚然成风,众多学子广为交会,增长见识,共同学习。而到了东汉后期,宫帷祸迭,外戚宦官交替掌权,整个官场乱象丛生。与此同时,政治上的腐败程度大大加深,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退化,社会上许多庸俗和不良的风气反映到交际过程中来,“游学”逐渐转变为“游宦”,即通过该方式来寻求举荐入仕的门路,以便能顺利进入官场。王符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并深恶痛绝,并在其著作《潜夫论》中的《交际》篇对交际问题进行了集中研究,着重阐释了当时社会交际中普遍存在的功利观和恩怨之情,对这种现象予以猛烈抨击。并着手重构当时社会人际交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尺度。
  二、对“功利观念”与“恩怨之情”的批判
  《潜夫论》探讨的交际,主要是探讨的朋友之间的交际。王符认为朋友之间的交际贵在“久要与深固”,前者主要是指朋友之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后者则是指朋友之间要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世世代代都可以亲密交往。所谓:“人惟旧,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亲。此交际之理,人之情也。”[4]435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在交际中都不能彼此建立“久要与深固”的关系,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用一种非道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尺度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贵则人争附之,此势之常趣也;贫贱则人争去之,此理之固然也。”[4]435这是王符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功利观念的精辟描述。富贵者的交际的境遇与贫贱者的交际境遇几乎是天壤之别,富贵者即使“兼桀、跖之恶”,人们仍“诋为不肖,终不见是。”显然,这种观念是低级的甚至可以说是庸俗的,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是“与富贵者交,上有称举之用,下有财货之益。与贫贱者交,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4]437正是在这种功利观念所主导的社会风气下,包括王符在内的许多仁人志士被打压排挤,而一些奸佞小人却步步高升。
  而“恩怨之情”作为危害社会交际的另一种情况也被王符着重批判,其具体表现“有恩相亲,积怨则仇”,“且夫怨恶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对也,恩情相向,推极其意……是故侯生、豫子刎颈而不恨。苟相背也……是故陈余、张耳老相全灭而无痛感。”[4]446王符通过所举的两则事例说明感情的好恶在交际的过程中影响巨大,不仅朋友如此,就连君臣、夫妇亦如此。“当其欢也,父子不能间;及其乖也,怨仇不能先。”[4]446
  “功利观念”与“恩怨之情”在社会上大行其道,那么功利观念与恩怨之情产生的根源何在?王符用一个字予以解释“利”,他说:“夫交利相亲,交害相疏。是故长誓而废,必无用者也。交渐而亲,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于也,有利生亲,积亲生爱,积爱生是,积是生贤,情苟贤之,则不自觉心之亲之,口之誉之也。无利生疏,积疏生憎,积憎生非,积非生恶,情苟恶之,则不自觉心之外之,口之毁之也。”[4]440这里的“利”指的是“私人之利”。交际中存在的“功利观念”和“恩怨之情”,都是以“利”这种非道德的价值观念作为价值尺度的,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完全以自我私利为转移。这样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根本经不起任何考验,是不可取的。
  三、“践四行防三患”社会交际的正确原则
  同流俗的意识相反,王符力图超越功利观念、恩怨之情,甚至血缘关系,为人们的交际寻求一种深厚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尺度。[5]“富贵未必可重,贫贱未必可轻。”[4]447贫贱和富贵是不能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尺度的,所以社会交际应遵循的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原则。王符在儒家“五常”的基础之上,提出以“四行”——“恕、平、恭、守”作为主导交际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尺度,并且以践行“四行”的程度来划分“真贤”与“凡品”。
  “诗云:‘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世有大难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礼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者并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谓真贤。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无一,是谓小人。”[4]451
  “所谓恕者,君子之人,论彼则恕于我,动作则思于心。”[4]452这是王符关于“恕”原则的阐释,要求人们交往时一定要将心比心,彼此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以“己之所无,不以责下,我之所有,不以讥彼”的仁爱精神与人交际。“凡品”则不然,其“论人不恕己,动作不思心”,在其交际的过程中处处以自私和狭隘的心态处事待人接物,严以待人,宽于律己。“所谓平者,内怀鸤鸠之恩,外执砥矢之心”。[4]453这是王符关于“平”原则的阐释,鸤鸠就是布谷鸟,民间传说其喂养自己的孩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平均如一”。“平”要求人们交往时一定要怀着一颗公平正直的心。以“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于效验;不随俗而雷同,不逐声而寄论……不谄上而慢下,不厌故而敬新。” [4]453正直平等的精神与人交际。“凡品”则不然,其“内偏颇于妻子,外僭惑于知友。”在其交际的过程中充满了功利观念和不公正的行为。“所谓恭者,内不敢傲于室家,外不敢慢于士大夫。” [4]455这是王符关于“恭”原则的阐释,要求人们交往时一定要以礼相待、一视同仁。以“见贱如贵,视少如长;其礼先人,其言后出……事处其劳,居从其陋,位安其卑,养甘其薄”[4]455来严格要求自身,在交际中要处处体现尊敬他人、谦虚恭敬、言行谨慎的教养。“凡品”则不然,“内慢易于妻子,外轻侮于知友”。在于其交际的过程中,处处充满了轻慢、狂傲,表现得自己很愚蠢。“所谓守者,心也。”[4]457这是王符关于“守”原则的阐释,要求人们在交往时一定要情志专一,采取一种言必行、言必信的坚定态度。以“有度之士,情意精专,心思独睹……心坚金石,志轻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 [4]457的坚定信念和高尚志向展开交际活动。“凡品”则不然,“内无持操,外无准仪”,其在交际的过程中心口不一、言行不一、朝三暮四且没有原则。在王符看来这种交际很难与人交心,难以持久。
  王符在主张践行“四行”的同时,还提出了要防止“三患”,“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实薄而辞称厚,念实忽而文想忧,怀不来而外克期。不信则惧失贤,信之则诖误人。此俗士可厌之甚者也。”[4]460三患即是指口是心非、言过其实、言行不一,一言以蔽之,狡诈虚伪。本来与人之情十分浅淡,却故意表现得很浓厚;本来心中没有思念之情,却要显得很牵挂;本已打算不会前往,表面上却要与人约定好确切日期。这正是“凡品”或“小人”在社会交际过程中的“四本不立,四行不成”的表现,需要“真贤”们引以为戒。
  四、对王符社会交际思想的评价
  王符终身布衣处士,始终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无法将自己的抱负与所学施展于东汉的政治舞台之上,但王符通过自身积极而冷峻的观察和深刻的社会体验著成不朽之作—— 《潜夫论》,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王符的社会交际思想,不但批判了世俗社会交际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和“恩怨之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传统儒家所讲究的尊卑有序和宗法家族观念,由此可见王符卓越的气魄与胆识。其关于践“四行”防“三患”的具体阐述以及所提出的许多要求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人际交往学说,对早已“病变”的东汉社会人际交往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直到今天王符关于人与人之间社会交际的精辟论断仍值得学习。
  参考文献:
  [1]刘文英.评王符的交际论[J].甘肃社会科学,1991,(1).
  [2]( 南朝 · 宋 ) 范晔撰, ( 唐 ) 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30.
  [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305-306.
  [4]( 东汉 ) 王符著, ( 清 ) 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435,437,446,440,447,451,452,453,455,457,460.
  [5]刘文英.王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12.
  作者简介:
  聂勇,男,重庆云阳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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