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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富士康等代工企业频繁发生的劳工问题出发,就国内相关学者对当前中国发生的劳工问题产生根源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指出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分别是从企业管理角度、比较优势理论角度和马克思异化理论角度探讨分析中国劳工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此,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于利润分割视阈下,结合微笑曲线并且运用相关数据对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当今中国发生的劳工问题从根本上是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结果,即作为代工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在利润分割中地位微乎其微,从而实质上是资本主义跨越空间攫取剩余价值,并且导致国内存在不稳定现象,而国内的不稳定却为相应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提供了基础。同时作者批判了基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人口红利作用之下,结合我国科教水平,只有从创新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在新时期面临的人口红利才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利润分割;劳工问题;人口红利;创新
引言
2010年1月至8月,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①陆续发生了17起自杀事件,造成13死4伤。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5月27日,由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公安部组织的中央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富士康进行调查②。6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新生代农民工代表座谈会,他深情地指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③”。中国当前的劳工问题显然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原因的探寻许多学者以及相关的社会人士都做了不少努力。富士康事件仅仅是劳工问题的一个微缩,正如2010年7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载的《IPHONE4神秘“玻璃女王”调查》指出的:“谁也没有想到,左右白色iphone4全球货源的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湖南浏阳企业,这家本土隐形代工企业一边高速成长,一边正遭遇富士康式的烦恼”。或许“烦恼”仅仅是少女的痴笑,痴笑中黄粱一梦般的觉醒才发觉的此笑非痴吧。事实上,富士康如果作为一个高频词汇,其舞台又何止2010呢?2006年《星期日邮报》以富士康工厂为背景所撰写的文章——《“苹果”中国代工厂探秘: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300》,《第一财经日报》亦曾刊发《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然而,不妨设想的是,这样的舞台又岂会“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的探析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正是想在这方面做些许尝试。富士康事件或许是正视中国劳工问题的契机,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众多的探讨,对于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的分析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分析劳工问题。聂正安从企业管理视角下,分析农民工问题,进行体制内和体制一般性分析(聂正安,2006)。潘毅从跨国公司生产守则出发,提出“道德理念重构”的概念,认为跨国公司生产守则④的施行可以被理解成一个资本积极建构劳动关系的过程,作者基于此将该过程概念化为“道德理念重构”;涂晓敏在潘毅的基础上从跨国——国家——地方的分析框架下对跨国公司行为准则与中国外资企业劳工标准进行了实证性分析(潘毅,2005;涂晓敏,2006,2007)。此外,徐道稳等学者通过对富士康企业员工的调查,发现员工工作时间长、心理压力大,认为富士康员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时间和空间问题,其实质是劳工保护制度的不健全和劳动者基本权利的缺失,是“宿舍劳动体制”对员工的控制和规训(徐道稳,2010;胡伟凯,2010)。宋泾溧指出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多数企业对科学管理理论存在误解,并且最终导致企业面临巨大的困境(宋泾溧,2010)。
第二种观点是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分析劳工问题。这种观点主要认为资源禀赋结构导致的世界产业分工是形成劳工问题的客观原因。认为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资本相对短缺,从而基于比较优势战略,我国不少企业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品牌等条件,只能走低劳动力成本之路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低劳动力成本的结果这是工人待遇的不断压低,从而导致劳工问题(王宗光、周鹏、李军,2008年)。而这种观点的理论来源则是源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对于这种观点,文章会在第四部分进行更为详细的论证。
第三种观点是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角度分析劳工问题。这种观点就富士员工跳楼事件为出发点,认为这一事故看似是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和企业管理模式以及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问题,实际上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多种社会深沉矛盾激化的外在表现,从而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初期“异化”“物化”的结果(谢梦珍,严格,2006;裴广一,2010)。本文认为中国劳工问题的确表现为异化,但是这样的现象背后有更为深层次的经济上的原因,而这才是产生劳工问题的原因,异化仅仅是一种表现,本文会在第三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证。
对于目前许多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文章认为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在于利润分割,即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在分割上本国企业并不具备强势地位,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控制了核心技术,在产品价值链上占据有了优势地位,从而导致代工企业不得不采取低劳动力成本的战略。后文将做如下安排:文章第二部,在对相关学者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作者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从利润分割视阈下对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进行了解释,首先再次重申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枢纽,剩余价值来源于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所凝结的价值,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当今的问题在于资本在空间的扩张下对于剩余价值在空间的分割,并且从微笑曲线这一分析工具出发,指出,对于剩余价值的分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作为代工企业的中国对于剩余价值的分割是微不足道的,而正是这样的利润分割背景导致了代工企业国家的劳工问题的出现。最后作者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文章第三部分,作者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来源于劳动,并且强调:代工企业作为的劳动密集型,通过积累优势向技术或资本密集型转变,即使在其自身的逻辑框架下也是不成立的。这是基于代工企业工厂本身的性质,工人的简单化的操作最终的结果是造就一批听话的机器而不是具有敏捷思维的人。文章最后一部分,作者从创新和人口红利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利润分割视阈下对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的解析
文章认为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在于对于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的分割。首先文章会再次重申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分析,并且指出这样的分析对于今天的现实经济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文章引入微笑曲线的概念,并且运用相关数据对其进行说明;最后文章指出,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的表现形式,用微笑曲线可以说明,对于利润的分割,作为代工企业的国家在利润的分割上处于劣势地位,并且为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无偿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这,又会反过来使得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的工人与处于劣势地位的工人的对立加强而不是弱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指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⑤”,正是在阐明劳动是价值的来源的基础上,马克思从第二篇至第六篇详细的分析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二者的关系和工资理论。马克思指出“价值增值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而持续下去,那就是价值增殖过程。⑥”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之后,马克思在第三卷分析了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即所费资本转为成为成本价格:
(C+V)→K,W=C+V+M=K+M
从而成本价格掩盖了价值生产的真相,此时剩余价值表现为所费资本和所用资本的一个超过额,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即:
W=K+M→W=K+π
进一步的,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π’=M/(C+V) 在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一个统一的剩余价值率前提下,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周转速度不同,利润率就会不同,最后会形成平均利润率,从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同时马克思指出利润平均化的形成机制是由于部门内竞争和部门间竞争的结果。
下面,文章将引入“微笑曲线”进行进一步的论证,说明利润的分割是资本主义空间扩散下的结果,拥有资本和核心技术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凭借其资本权力在全球开疆扩土,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是台湾宏基公司总裁施正荣于1992年根据他从事IT行业的经验提出,他用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来描述个人电脑制造流程中各个环节的附加值。实际上,微笑曲线在中国其他行业也普遍存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领先者的领先地位会进一步强化其优势,从而曲线向V型演化的趋势会更强,从而有可能从“微笑曲线”变成了“苦笑曲线”,如图⑦1所示:
正是由于拥有核心技术和资本的主要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其资本权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廉劳动力资源,并且以发挥比较优势为由,认为在通过干中学可以逐步提高技术能力,但是由于机械化使得复杂劳动简单化,单一化,流水线作业,对于工人而言,这样的工作方式并不能使得思维更为敏捷,而是疲乏困倦成为了主要的生活方式。在《“两岸三地”富士康高校调研总报告》中,与工人访谈的结果是,富士康作为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半军事化的管理,员工之间可以的分散化,封闭化,即使是同一宿舍的工人,彼此不熟悉的可能性完成不是天方夜谭,同时机械化使得工作不是思考而是习惯,这样的工作方式如何能够使得通过比较优势,有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呢?
因此,文章第四部分从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批判的角度出发,认为就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应该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使得创新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并且这在当下的中国也是可行的。
对当前盛行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一种批判
正如文章第二部分说分析的,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的根本来源是劳动。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后经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现在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观点,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充分利用我国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并且在干中学和用中学的过程中,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这一思路在改革开发初期我国整体经济水平较为落后,并且存在人才短缺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是随着已经具备人口红利⑧的今天,这样的观点结合当今主要代工企业的做法恐怕显得不太适用。
首先,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改革要做出必要的牺牲。改革的确会使得牺牲存在,但是改革的目的一定是减少牺牲,并且弥补曾经做出过很大牺牲的人,并且这也密切关系到我国内需的扩大,藏富于民不是以牺牲为前提,也不是以国家发钱为根本,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模式。
其次比较优势致力于以投资促进GDP地增长,这在特殊时期是有效的,但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但人口红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一项重要的财富时,这样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当前我国的新一代工人80后90后具有不同于60后70后的重要特点,他们的公民意识强,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我国9年制义务教育的成果正在逐步的发挥效应,并且吸收新事物的能力强。其次全球范围内对比国内的工人生活状况和国外的工人生活状况,二者的差距明显,而这源自利润分割,如果继续延续现有的模式,代工企业的结果是新成长的一代并没有能够让他们的才智得以发挥,而是在机器声中机械化,同时可以发现,国内的工人与国外工人的状况不会是协作,而是在代工体制下二者的对立会越发的严重。
最后,代工企业作为的劳动密集型,通过干中学和用中学,逐步积累优势,从而向技术或资本密集型转化的可能性即使在比较优势自身的逻辑框架下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代工工厂在国外资本的强制下,不得不采取压低工人工资的办法,富士康事件或许在2010年很响亮,但是曾经的历史舞台上,他又何曾寂寞过呢?毕竟,工人的简单化操作最终的结果是造就一批听话的机器而不是具有敏捷思维的人。 政策建议:突破上述困境的一种思路
最后本文认为,突破上述困境的一个可行性条件是充分发挥我国累积的人口红利条件。人口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红利指一个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列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会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但是这一定义主要强调量的重要,实质上,作者认为,人口红利的质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尤其重要。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1977年恢复高考,此后我国教育事业尽管为人诟病,但是不可否认,9年制义务教育对于我国整体人口素质的提升具有重大作用,而文章认为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具有基本科学文化素质的人口,这样的人具有一定的适应力、学习力,而这正是走出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怪圈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文章认为,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概念是我国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可行性条件。此外,我国还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和潜在有利条件。现实条件在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并且又能力进行研发和创新,而创新正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潜在有利条件。因此,文章认为,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条件结合创新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突破点。
1富士康科技集团,文章中简称富士康,是郭台铭于台湾创立的鸿海集团在我国内地投资注册的企业,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为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6C产业的高科技企业。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工厂。
2引自“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年9月
3引自温家宝于2010年6月14日在新生代农民工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4具体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守则包括(以Reebok国际有限公司为例):1、满足150000名企业员工的生存需要;2、保证工作环境符合国际认证标准以及地方法律的要求;3、履行公司的人权承诺;4、维护公司的品牌名誉。转引自潘毅:《全球化工厂体制与“道德理念重构”——跨国公司生产守则与中国劳动关系》,《开放时代》,2005年2月
5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指出“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具体参阅该书P54-55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6同上,P227页
7图形参考余建形,徐维祥,楼杏丹:《“微笑曲线”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经济问题探索》,2005年第9期
8对于人口红利的概念会在第四部分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发[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4]“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
[5]聂正安.农民工问题:一种企业管理视野的分析[J].经济评论,2006
[6]潘毅.全球化工厂体制与“道德理念重构”——跨国公司生产守则与中国劳动关系[J].开放时代,2005
[7]涂晓敏.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与中国外资企业劳工标准——一项“跨国——国家——地方”分析框架下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
[8]涂晓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运动:现象、问题与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6
[9]王宗光.周鹏.李军.跨国公司“血汗工厂”问题研究[J].商业时代,2008
[10]裴广一.马克思异化理论视阈下“富士康事件”深沉思考[J].理论探讨,2010
[11]徐道稳.生存境遇、心理压力与生活满意度——来自深圳富士康员工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0
[12]曾航.IPHONE4神秘“玻璃女王”调查[N].21世纪经济报道,2010-7-19(1)
[13]贾福军.从“富士康事件”谈我国企业外来工的工作倦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
[14]何燕珍.点击富士康事件[J].人力资源,2007
[15]胡伟凯.浅析富士康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及对策[J].经济师,2010
作者简介
张雪琴(1986—),女,四川遂宁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关键词】利润分割;劳工问题;人口红利;创新
引言
2010年1月至8月,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①陆续发生了17起自杀事件,造成13死4伤。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5月27日,由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公安部组织的中央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富士康进行调查②。6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新生代农民工代表座谈会,他深情地指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③”。中国当前的劳工问题显然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原因的探寻许多学者以及相关的社会人士都做了不少努力。富士康事件仅仅是劳工问题的一个微缩,正如2010年7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载的《IPHONE4神秘“玻璃女王”调查》指出的:“谁也没有想到,左右白色iphone4全球货源的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湖南浏阳企业,这家本土隐形代工企业一边高速成长,一边正遭遇富士康式的烦恼”。或许“烦恼”仅仅是少女的痴笑,痴笑中黄粱一梦般的觉醒才发觉的此笑非痴吧。事实上,富士康如果作为一个高频词汇,其舞台又何止2010呢?2006年《星期日邮报》以富士康工厂为背景所撰写的文章——《“苹果”中国代工厂探秘: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300》,《第一财经日报》亦曾刊发《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然而,不妨设想的是,这样的舞台又岂会“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的探析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正是想在这方面做些许尝试。富士康事件或许是正视中国劳工问题的契机,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众多的探讨,对于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的分析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分析劳工问题。聂正安从企业管理视角下,分析农民工问题,进行体制内和体制一般性分析(聂正安,2006)。潘毅从跨国公司生产守则出发,提出“道德理念重构”的概念,认为跨国公司生产守则④的施行可以被理解成一个资本积极建构劳动关系的过程,作者基于此将该过程概念化为“道德理念重构”;涂晓敏在潘毅的基础上从跨国——国家——地方的分析框架下对跨国公司行为准则与中国外资企业劳工标准进行了实证性分析(潘毅,2005;涂晓敏,2006,2007)。此外,徐道稳等学者通过对富士康企业员工的调查,发现员工工作时间长、心理压力大,认为富士康员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时间和空间问题,其实质是劳工保护制度的不健全和劳动者基本权利的缺失,是“宿舍劳动体制”对员工的控制和规训(徐道稳,2010;胡伟凯,2010)。宋泾溧指出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多数企业对科学管理理论存在误解,并且最终导致企业面临巨大的困境(宋泾溧,2010)。
第二种观点是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分析劳工问题。这种观点主要认为资源禀赋结构导致的世界产业分工是形成劳工问题的客观原因。认为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资本相对短缺,从而基于比较优势战略,我国不少企业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品牌等条件,只能走低劳动力成本之路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低劳动力成本的结果这是工人待遇的不断压低,从而导致劳工问题(王宗光、周鹏、李军,2008年)。而这种观点的理论来源则是源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对于这种观点,文章会在第四部分进行更为详细的论证。
第三种观点是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角度分析劳工问题。这种观点就富士员工跳楼事件为出发点,认为这一事故看似是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和企业管理模式以及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问题,实际上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多种社会深沉矛盾激化的外在表现,从而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初期“异化”“物化”的结果(谢梦珍,严格,2006;裴广一,2010)。本文认为中国劳工问题的确表现为异化,但是这样的现象背后有更为深层次的经济上的原因,而这才是产生劳工问题的原因,异化仅仅是一种表现,本文会在第三部分进行详细的论证。
对于目前许多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文章认为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在于利润分割,即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在分割上本国企业并不具备强势地位,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控制了核心技术,在产品价值链上占据有了优势地位,从而导致代工企业不得不采取低劳动力成本的战略。后文将做如下安排:文章第二部,在对相关学者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作者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从利润分割视阈下对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进行了解释,首先再次重申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枢纽,剩余价值来源于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所凝结的价值,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当今的问题在于资本在空间的扩张下对于剩余价值在空间的分割,并且从微笑曲线这一分析工具出发,指出,对于剩余价值的分割,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作为代工企业的中国对于剩余价值的分割是微不足道的,而正是这样的利润分割背景导致了代工企业国家的劳工问题的出现。最后作者运用相关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文章第三部分,作者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来源于劳动,并且强调:代工企业作为的劳动密集型,通过积累优势向技术或资本密集型转变,即使在其自身的逻辑框架下也是不成立的。这是基于代工企业工厂本身的性质,工人的简单化的操作最终的结果是造就一批听话的机器而不是具有敏捷思维的人。文章最后一部分,作者从创新和人口红利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利润分割视阈下对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的解析
文章认为中国劳工问题产生根源在于对于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的分割。首先文章会再次重申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分析,并且指出这样的分析对于今天的现实经济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文章引入微笑曲线的概念,并且运用相关数据对其进行说明;最后文章指出,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的表现形式,用微笑曲线可以说明,对于利润的分割,作为代工企业的国家在利润的分割上处于劣势地位,并且为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无偿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这,又会反过来使得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的工人与处于劣势地位的工人的对立加强而不是弱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指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⑤”,正是在阐明劳动是价值的来源的基础上,马克思从第二篇至第六篇详细的分析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二者的关系和工资理论。马克思指出“价值增值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而持续下去,那就是价值增殖过程。⑥”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之后,马克思在第三卷分析了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即所费资本转为成为成本价格:
(C+V)→K,W=C+V+M=K+M
从而成本价格掩盖了价值生产的真相,此时剩余价值表现为所费资本和所用资本的一个超过额,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即:
W=K+M→W=K+π
进一步的,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π’=M/(C+V)
下面,文章将引入“微笑曲线”进行进一步的论证,说明利润的分割是资本主义空间扩散下的结果,拥有资本和核心技术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凭借其资本权力在全球开疆扩土,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是台湾宏基公司总裁施正荣于1992年根据他从事IT行业的经验提出,他用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来描述个人电脑制造流程中各个环节的附加值。实际上,微笑曲线在中国其他行业也普遍存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领先者的领先地位会进一步强化其优势,从而曲线向V型演化的趋势会更强,从而有可能从“微笑曲线”变成了“苦笑曲线”,如图⑦1所示:
正是由于拥有核心技术和资本的主要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其资本权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廉劳动力资源,并且以发挥比较优势为由,认为在通过干中学可以逐步提高技术能力,但是由于机械化使得复杂劳动简单化,单一化,流水线作业,对于工人而言,这样的工作方式并不能使得思维更为敏捷,而是疲乏困倦成为了主要的生活方式。在《“两岸三地”富士康高校调研总报告》中,与工人访谈的结果是,富士康作为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半军事化的管理,员工之间可以的分散化,封闭化,即使是同一宿舍的工人,彼此不熟悉的可能性完成不是天方夜谭,同时机械化使得工作不是思考而是习惯,这样的工作方式如何能够使得通过比较优势,有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呢?
因此,文章第四部分从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批判的角度出发,认为就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应该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使得创新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并且这在当下的中国也是可行的。
对当前盛行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一种批判
正如文章第二部分说分析的,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的根本来源是劳动。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后经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现在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观点,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充分利用我国存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并且在干中学和用中学的过程中,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这一思路在改革开发初期我国整体经济水平较为落后,并且存在人才短缺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是随着已经具备人口红利⑧的今天,这样的观点结合当今主要代工企业的做法恐怕显得不太适用。
首先,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改革要做出必要的牺牲。改革的确会使得牺牲存在,但是改革的目的一定是减少牺牲,并且弥补曾经做出过很大牺牲的人,并且这也密切关系到我国内需的扩大,藏富于民不是以牺牲为前提,也不是以国家发钱为根本,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模式。
其次比较优势致力于以投资促进GDP地增长,这在特殊时期是有效的,但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但人口红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一项重要的财富时,这样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当前我国的新一代工人80后90后具有不同于60后70后的重要特点,他们的公民意识强,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我国9年制义务教育的成果正在逐步的发挥效应,并且吸收新事物的能力强。其次全球范围内对比国内的工人生活状况和国外的工人生活状况,二者的差距明显,而这源自利润分割,如果继续延续现有的模式,代工企业的结果是新成长的一代并没有能够让他们的才智得以发挥,而是在机器声中机械化,同时可以发现,国内的工人与国外工人的状况不会是协作,而是在代工体制下二者的对立会越发的严重。
最后,代工企业作为的劳动密集型,通过干中学和用中学,逐步积累优势,从而向技术或资本密集型转化的可能性即使在比较优势自身的逻辑框架下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代工工厂在国外资本的强制下,不得不采取压低工人工资的办法,富士康事件或许在2010年很响亮,但是曾经的历史舞台上,他又何曾寂寞过呢?毕竟,工人的简单化操作最终的结果是造就一批听话的机器而不是具有敏捷思维的人。 政策建议:突破上述困境的一种思路
最后本文认为,突破上述困境的一个可行性条件是充分发挥我国累积的人口红利条件。人口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红利指一个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列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会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但是这一定义主要强调量的重要,实质上,作者认为,人口红利的质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尤其重要。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1977年恢复高考,此后我国教育事业尽管为人诟病,但是不可否认,9年制义务教育对于我国整体人口素质的提升具有重大作用,而文章认为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具有基本科学文化素质的人口,这样的人具有一定的适应力、学习力,而这正是走出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怪圈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文章认为,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概念是我国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可行性条件。此外,我国还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和潜在有利条件。现实条件在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并且又能力进行研发和创新,而创新正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潜在有利条件。因此,文章认为,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条件结合创新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突破点。
1富士康科技集团,文章中简称富士康,是郭台铭于台湾创立的鸿海集团在我国内地投资注册的企业,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为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6C产业的高科技企业。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工厂。
2引自“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年9月
3引自温家宝于2010年6月14日在新生代农民工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4具体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守则包括(以Reebok国际有限公司为例):1、满足150000名企业员工的生存需要;2、保证工作环境符合国际认证标准以及地方法律的要求;3、履行公司的人权承诺;4、维护公司的品牌名誉。转引自潘毅:《全球化工厂体制与“道德理念重构”——跨国公司生产守则与中国劳动关系》,《开放时代》,2005年2月
5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指出“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具体参阅该书P54-55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6同上,P227页
7图形参考余建形,徐维祥,楼杏丹:《“微笑曲线”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经济问题探索》,2005年第9期
8对于人口红利的概念会在第四部分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发[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4]“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
[5]聂正安.农民工问题:一种企业管理视野的分析[J].经济评论,2006
[6]潘毅.全球化工厂体制与“道德理念重构”——跨国公司生产守则与中国劳动关系[J].开放时代,2005
[7]涂晓敏.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与中国外资企业劳工标准——一项“跨国——国家——地方”分析框架下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
[8]涂晓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运动:现象、问题与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6
[9]王宗光.周鹏.李军.跨国公司“血汗工厂”问题研究[J].商业时代,2008
[10]裴广一.马克思异化理论视阈下“富士康事件”深沉思考[J].理论探讨,2010
[11]徐道稳.生存境遇、心理压力与生活满意度——来自深圳富士康员工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0
[12]曾航.IPHONE4神秘“玻璃女王”调查[N].21世纪经济报道,2010-7-19(1)
[13]贾福军.从“富士康事件”谈我国企业外来工的工作倦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
[14]何燕珍.点击富士康事件[J].人力资源,2007
[15]胡伟凯.浅析富士康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及对策[J].经济师,2010
作者简介
张雪琴(1986—),女,四川遂宁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资本主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