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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
译者：李雪顺
提名理由：
《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彼得·海斯勒（中国名何伟）在2001年夏天考取了中国驾照，并在此后的七年中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作为作者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作者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彼得·海斯勒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他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而是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自己面前一点点展开。中国巨变的推动者是这些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10年中的决定因素。
熟悉而陌生的祖国与同胞
在豆瓣上，已经有不少的精彩书评。更多书评，则是摘录《寻路中国》的一些精彩描述。阅读这本书，是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感受：如此熟悉而陌生的场景，经何伟的文字描述，变得如此有趣、新颖，这或是文化的比较、文化的差异，才可诞生的一种“观”。这个“观”，带有观点的意思，但也是一种视角、一种感受，一种文化差异。
“据我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在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
“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
“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而一切都快速变化又形成了新的挑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人们活得很有激情也很辛苦：“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当电子阅读时代来临，这是我这10年来，第一次再读书而通宵未眠。何伟笔下的中国，是活生生的中国：在我的生活中，在我同学、朋友的生活中，这些场景都天天存在。何伟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来。专业系统的训练，没有被体制化、中国化的观察与思维，他笔下的中国如此丰富、可爱、感伤、活力十足、野蛮、混乱、迷惑、变迁……
他所记录的，是2000年至2006年中国这些地方的白描。其实，最近这三年，何尝不是更加多变？同学亲友移民国外，也有拿了国外身份重新回来做生意的。周边的同事、亲友，他们的信息和知识比之以前更加扩大，但更多视野与精神状态，或还是在那种焦虑、压抑、半封闭等等的状态中。成功学的时代，还依然占领着更多中国人的人生与价值观。
我曾去过非洲、拉美、南亚等十几个国家。感受到一种直接的心理冲击—这是出国尤其第一次出国、或到一个陌生文化的国度生活感受最强烈的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这没有对和错，但人类之间的交流与感知，很多内容并不会因为语言差异而差异。就是：我们所在的时代中国，是历史上变化最大的10年，信息化、拆迁、乡村的退缩、汽车时代、环境与污染、挣钱心切、乡村党政的选举、温州工厂的变迁……何伟笔下的寻路中国，那是四年之前甚至10年前的中国了，今天的中国，还在寻路，从各样的普通中国人到官员。
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中国于我们是什么概念？当我在巴基斯坦，在安哥拉，在摩洛哥，在墨西哥，每个地方有着相同而不同的天空，不同肤色与语言的人们。只有比较，才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高度、状态，在什么样的一个“观”场……
这是巨变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其实，一直想把故乡老家的变迁写出来，我觉得，在中国，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逝去、改变中，但有两种能力，是限制我们书写自己脚下土地、周围亲友进程的两大瓶颈。
一是我们的“观”，这个关乎自己的思维模式，价值观，也就文化差异。因为我们整天都在这样的思想层面、文化社会中，跳出来非常难，我们已经熟视无睹—对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中国社会的大小巨细各样现状。
二是我们的专业技术，从小的表达、思想逻辑训练等，我们缺乏一种真实的阅读审美、缺乏冷静的观察和跳出，就是我们忘记了如何去描述真实，因为更多时候，我们自己都难以判断自己的内心是否真实。我们要度过这个充满谎言的社会，还需要很多年，这同时也是时代给予每个中国人的机会。
：是什么原因让你在中国旅行了近10年时间？
Peter Hessler：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会旅行这么久。老实说，199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对中国毫无兴趣。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的人来说，中国显得很遥远，所以之前我从未考虑过要来中国。在英国毕业以后，我想着可以走东边的路线回家，一路经过东欧、俄罗斯还有东南亚。但是当坐火车从俄国到东南亚的时候，中国是必经之路。这就是我来中国的惟一原因。刚开始我只想用一点时间在中国。因为我遇到许多西方旅行者，都告诉我，中国对旅行者来说，不是一个好选择。
但当我到达北京时，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北京，喜欢她的活力。事实上，和俄罗斯比起来，在中国旅行也不是那么困难。1994年时，俄罗斯经济不振，很低迷，但我感觉到中国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所以我延长了我的旅行计划，多花了六个星期，去了安徽、广东和云南。然后我申请了和平队项目，这样我就可以在中国生活并学习中文。和平队是一个需要两年服务期的志愿者项目，但两年结束以后，我觉得我还想继续待下去。就这样，又生活了10年多才离开。
：在异国旅行，你怎样接近观察对象，融入当地生活？
Peter Hessler：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旅行者，你很难真正融入当地。这需要你停下脚步，并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生活。这就是我1994年时遇到的问题。我曾用了六个月在12个国家旅行，这六个月的旅行让我有点疲惫，我认为我需要定居，并且深入认识一个地方，于是我来到了中国，在这里生活并学习语言，对我帮助很大。
：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深入中国旅行，会碰到什么困难？你是如何克服的？
Peter Hessler：中国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里，对旅游者来说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了。在中国我从未遇到过扒手，但我在埃及的第一个月就被偷了。实际上，在中国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被卷入一场车祸中。在外国人眼中在中国开车确实是有点恐怖的。除此之外，如果你不会中文，往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来适应旅途中低下和混乱的效率。有时候在消费时你会挨宰，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中国对老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目的地。
：在你的书中我看到了许多有趣的片段，这些片段在我们自己的眼中习以为常，可是经由你的笔触表达出来就变得生动有趣。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中国正在飞速发展，现在的中国在美国普通人的眼中，和10年前有什么不同吗？
Peter Hessler：最大的区别是，10年前几乎没有美国人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人们没弄明白，中国将成为对世界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也没有意识到）。1999年，当我在美国将我的书稿送交出版商，大多数出版社会对我说：“你的书稿很好，可我认为没有人想阅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当然，现在那本书已经卖得很好，并且将继续畅销下去，这是因为现在，很多美国人想要了解中国。
现在，美国人清楚中国的经济实力，甚至，许多美国人有点害怕中国，他们担心中国巨大的经济体如此迅速地发展下去，将会取代美国的大国地位。美国政客经常发出这样耸人听闻的警告。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非凡的变革，但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当今低靡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是一个亮点，没人想要一个贫穷的中国，让13亿人过上富足的生活，这对全世界都是有益的。
：在中国，做一名自由撰稿人意味着不稳定的收入以及没有着落的生计，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职业。美国的自由撰稿人是什么生存状态？作为一个在中国写作的美国自由撰稿人，你在财务方面有保障吗？对中国同行，你有什么建议吗？
Peter Hessler：在美国，自由撰稿人也不是收入丰厚的职业。但有一点胜过中国，在美国不会有盗版的现象，美国有完善的司法体系保护作者的版权。因此，我能得到稳定的版税收入。
值得庆幸的是，我目前有三个收入来源：从2000年开始，我就给《纽约客》、国家地理杂志撰稿，还有我的书销路一直都不错。有了这些保障，从2001年开始，我的收入总的来说还算不错，而且我实际上开销也不大。我对奢侈品不感兴趣，我没有房产，因为我喜欢自由，不想有束缚。
在美国自由职业者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医疗保险。这就是人们更愿意在公司里谋求一个职位的原因——公司会为他们提供保险，但作为自由职业者，我和妻子需要自己承担医疗费用，在美国看病是非常昂贵的。
我不确定我能给中国的自由职业者什么建议，因为两个国家国情完全不同，我觉得需要有一些固定的合作媒体能提供比较稳定的收入，然后再开辟另外的一些收入来源。这是我的经验，《纽约客》是我最稳定的收入来源，然后是我的书。
：经过这么久的中国生活与报道后，您现在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中东？为什么？
Peter Hessler：我不想成为一个只能写中国的作家。一方面，这是编辑和读者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四年中我报道的故事来自于许多不同地方——美国、尼泊尔、日本和埃及。另一方面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不想我的写作题材受到限制，我在埃及也看到了许多故事，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采访题材。
：关于中国的旅行和报道，您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Peter Hessler：我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但我希望五六年后我能和我妻子再回到中国来。我有一对一岁半的双胞胎女儿，他们现在还太小，我希望未来她们能有机会学习汉语。至于未来的选题，我想回到涪陵，在那儿再待一段时间，写出这个城市的变化。那是我第一次了解中国，之后的几年我又重游了许多次，所以对于这个地方的变迁我是以一种当地人的视角来看待的。
中国的伟大之处是它幅员辽阔，它的多样性让作家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选题。我很幸运，我在1994年来到了中国，这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我的生活。
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
译者：李雪顺
提名理由：
《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彼得·海斯勒（中国名何伟）在2001年夏天考取了中国驾照，并在此后的七年中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作为作者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作者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彼得·海斯勒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他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而是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自己面前一点点展开。中国巨变的推动者是这些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10年中的决定因素。
熟悉而陌生的祖国与同胞
在豆瓣上，已经有不少的精彩书评。更多书评，则是摘录《寻路中国》的一些精彩描述。阅读这本书，是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感受：如此熟悉而陌生的场景，经何伟的文字描述，变得如此有趣、新颖，这或是文化的比较、文化的差异，才可诞生的一种“观”。这个“观”，带有观点的意思，但也是一种视角、一种感受，一种文化差异。
“据我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在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
“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
“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而一切都快速变化又形成了新的挑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人们活得很有激情也很辛苦：“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当电子阅读时代来临，这是我这10年来，第一次再读书而通宵未眠。何伟笔下的中国，是活生生的中国：在我的生活中，在我同学、朋友的生活中，这些场景都天天存在。何伟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来。专业系统的训练，没有被体制化、中国化的观察与思维，他笔下的中国如此丰富、可爱、感伤、活力十足、野蛮、混乱、迷惑、变迁……
他所记录的，是2000年至2006年中国这些地方的白描。其实，最近这三年，何尝不是更加多变？同学亲友移民国外，也有拿了国外身份重新回来做生意的。周边的同事、亲友，他们的信息和知识比之以前更加扩大，但更多视野与精神状态，或还是在那种焦虑、压抑、半封闭等等的状态中。成功学的时代，还依然占领着更多中国人的人生与价值观。
我曾去过非洲、拉美、南亚等十几个国家。感受到一种直接的心理冲击—这是出国尤其第一次出国、或到一个陌生文化的国度生活感受最强烈的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这没有对和错，但人类之间的交流与感知，很多内容并不会因为语言差异而差异。就是：我们所在的时代中国，是历史上变化最大的10年，信息化、拆迁、乡村的退缩、汽车时代、环境与污染、挣钱心切、乡村党政的选举、温州工厂的变迁……何伟笔下的寻路中国，那是四年之前甚至10年前的中国了，今天的中国，还在寻路，从各样的普通中国人到官员。
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中国于我们是什么概念？当我在巴基斯坦，在安哥拉，在摩洛哥，在墨西哥，每个地方有着相同而不同的天空，不同肤色与语言的人们。只有比较，才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高度、状态，在什么样的一个“观”场……
这是巨变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其实，一直想把故乡老家的变迁写出来，我觉得，在中国，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逝去、改变中，但有两种能力，是限制我们书写自己脚下土地、周围亲友进程的两大瓶颈。
一是我们的“观”，这个关乎自己的思维模式，价值观，也就文化差异。因为我们整天都在这样的思想层面、文化社会中，跳出来非常难，我们已经熟视无睹—对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中国社会的大小巨细各样现状。
二是我们的专业技术，从小的表达、思想逻辑训练等，我们缺乏一种真实的阅读审美、缺乏冷静的观察和跳出，就是我们忘记了如何去描述真实，因为更多时候，我们自己都难以判断自己的内心是否真实。我们要度过这个充满谎言的社会，还需要很多年，这同时也是时代给予每个中国人的机会。
：是什么原因让你在中国旅行了近10年时间？
Peter Hessler：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会旅行这么久。老实说，199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对中国毫无兴趣。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的人来说，中国显得很遥远，所以之前我从未考虑过要来中国。在英国毕业以后，我想着可以走东边的路线回家，一路经过东欧、俄罗斯还有东南亚。但是当坐火车从俄国到东南亚的时候，中国是必经之路。这就是我来中国的惟一原因。刚开始我只想用一点时间在中国。因为我遇到许多西方旅行者，都告诉我，中国对旅行者来说，不是一个好选择。
但当我到达北京时，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北京，喜欢她的活力。事实上，和俄罗斯比起来，在中国旅行也不是那么困难。1994年时，俄罗斯经济不振，很低迷，但我感觉到中国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所以我延长了我的旅行计划，多花了六个星期，去了安徽、广东和云南。然后我申请了和平队项目，这样我就可以在中国生活并学习中文。和平队是一个需要两年服务期的志愿者项目，但两年结束以后，我觉得我还想继续待下去。就这样，又生活了10年多才离开。
：在异国旅行，你怎样接近观察对象，融入当地生活？
Peter Hessler：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旅行者，你很难真正融入当地。这需要你停下脚步，并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生活。这就是我1994年时遇到的问题。我曾用了六个月在12个国家旅行，这六个月的旅行让我有点疲惫，我认为我需要定居，并且深入认识一个地方，于是我来到了中国，在这里生活并学习语言，对我帮助很大。
：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深入中国旅行，会碰到什么困难？你是如何克服的？
Peter Hessler：中国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里，对旅游者来说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了。在中国我从未遇到过扒手，但我在埃及的第一个月就被偷了。实际上，在中国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被卷入一场车祸中。在外国人眼中在中国开车确实是有点恐怖的。除此之外，如果你不会中文，往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来适应旅途中低下和混乱的效率。有时候在消费时你会挨宰，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中国对老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目的地。
：在你的书中我看到了许多有趣的片段，这些片段在我们自己的眼中习以为常，可是经由你的笔触表达出来就变得生动有趣。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中国正在飞速发展，现在的中国在美国普通人的眼中，和10年前有什么不同吗？
Peter Hessler：最大的区别是，10年前几乎没有美国人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人们没弄明白，中国将成为对世界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也没有意识到）。1999年，当我在美国将我的书稿送交出版商，大多数出版社会对我说：“你的书稿很好，可我认为没有人想阅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当然，现在那本书已经卖得很好，并且将继续畅销下去，这是因为现在，很多美国人想要了解中国。
现在，美国人清楚中国的经济实力，甚至，许多美国人有点害怕中国，他们担心中国巨大的经济体如此迅速地发展下去，将会取代美国的大国地位。美国政客经常发出这样耸人听闻的警告。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非凡的变革，但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当今低靡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是一个亮点，没人想要一个贫穷的中国，让13亿人过上富足的生活，这对全世界都是有益的。
：在中国，做一名自由撰稿人意味着不稳定的收入以及没有着落的生计，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职业。美国的自由撰稿人是什么生存状态？作为一个在中国写作的美国自由撰稿人，你在财务方面有保障吗？对中国同行，你有什么建议吗？
Peter Hessler：在美国，自由撰稿人也不是收入丰厚的职业。但有一点胜过中国，在美国不会有盗版的现象，美国有完善的司法体系保护作者的版权。因此，我能得到稳定的版税收入。
值得庆幸的是，我目前有三个收入来源：从2000年开始，我就给《纽约客》、国家地理杂志撰稿，还有我的书销路一直都不错。有了这些保障，从2001年开始，我的收入总的来说还算不错，而且我实际上开销也不大。我对奢侈品不感兴趣，我没有房产，因为我喜欢自由，不想有束缚。
在美国自由职业者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医疗保险。这就是人们更愿意在公司里谋求一个职位的原因——公司会为他们提供保险，但作为自由职业者，我和妻子需要自己承担医疗费用，在美国看病是非常昂贵的。
我不确定我能给中国的自由职业者什么建议，因为两个国家国情完全不同，我觉得需要有一些固定的合作媒体能提供比较稳定的收入，然后再开辟另外的一些收入来源。这是我的经验，《纽约客》是我最稳定的收入来源，然后是我的书。
：经过这么久的中国生活与报道后，您现在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中东？为什么？
Peter Hessler：我不想成为一个只能写中国的作家。一方面，这是编辑和读者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四年中我报道的故事来自于许多不同地方——美国、尼泊尔、日本和埃及。另一方面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不想我的写作题材受到限制，我在埃及也看到了许多故事，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采访题材。
：关于中国的旅行和报道，您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Peter Hessler：我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但我希望五六年后我能和我妻子再回到中国来。我有一对一岁半的双胞胎女儿，他们现在还太小，我希望未来她们能有机会学习汉语。至于未来的选题，我想回到涪陵，在那儿再待一段时间，写出这个城市的变化。那是我第一次了解中国，之后的几年我又重游了许多次，所以对于这个地方的变迁我是以一种当地人的视角来看待的。
中国的伟大之处是它幅员辽阔，它的多样性让作家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选题。我很幸运，我在1994年来到了中国，这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