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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美国，学校里类似家长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分两种：一种称为“家长老师协会”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缩写为PTA），另外一种称为“老师家长组织” （Parent-Teacher Organization，缩写为PTO）。这两个组织从起源、结构和功能上都有所不同。PTA始于1897年艾丽丝·伯尼夫人创办的“母亲全国委员会”。现在在美国大概有1/4的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PTA。这些地方学校的PTA全部隶属于全国性的PTA（national PTA，其前身即 “母亲全国委员会”）。地方PTA 需要交会费给州或者全国的PTA，并且要遵守其章程。因此，它的结构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同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更大。全国PTA在华盛顿设有游说办公室，他们会派代表到国会参加听证会，提出并参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比如关于学校午餐营养标准的制定等。
而PTO的建立，则是在1999年，因为不满PTA对政治活动以及对全国两大教师工会的参与太多而建立的独立组织。PTO的独立性更强，它不用像PTA 那样交会员费，并且它只关心自己学校和所在镇里面的一些事情。每个学校的PTO都可以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bylaw）。比如说，我们镇中学里面的PTO就有自己的独立的规章制度，里面详细规定了组织的功能，有哪些人可以成为会员，其执行董事会的组成（通常包括总裁、副总裁、财务和秘书），以及对于执行董事会的选举，还有PTO开会的时间等等。
这个由学校家长和教职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隔一段时间就召开一次例会，任何家长都可以参与，在例会上校长汇报学校情况，大家讨论和学校相关的各种事务。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小学枪击案事件造成了家长对于孩子安全问题的恐慌，于是在我们镇小学的PTO例会上，统管学区的教育官员就学校安全措施的加强做了报告，家长积极参与讨论，协助学校对各个安全环节都作了细致的考虑，以最大程度保证孩子的安全。
美国学校教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学校和家庭之间相互畅通、紧密的联系，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家长更多地参与到学校的事务和活动中去。我的孩子在美国小学读书，每天回来书包里面总会装三五张学校活动的传单，其中很多都是学校的PTO组织的。在每学期开学的时候，学校选择一个晚上做“Open house （学校开放）”，让家长带着孩子参观学校、教室，认识学校的老师和校长。我们参加学校“Open house”的时候，校长满面笑容地站在学校走廊中央，与每位过往的学生和家长打招呼、聊天。校长几乎可以叫得出每位学生的名字，这证明他和学生平时的接触多么地密切。家长参与这种活动的热情也很高，几乎每个孩子的父母都到了。家长随着孩子自由地过往各个教室、学校餐厅，还有图书馆等等。每个教室的老师都会和家长自由聊天，介绍学校的活动和孩子的情况。教室里面，有些老师选择用投影幻灯片的方式展示学生平时的学习、活动照片；在体育教室里面还做了各种展板；学校的餐厅里面展示学生平时午餐的套餐样品。这些活动的最大目的就是拉近学校和家长的距离，让家长更加了解学校。
最近收到学校“Silent Auction（无声拍卖会）”的募款传单，也是PTO组织的。以前看到有位作者介绍新西兰PTA的时候，也提到“Silent Auction”。看来不同国家的PTA在活动形式上都有很多类似甚至相同之处。
曾经看到一篇介绍日本的PTA的文章，谈到了日本学校对“欺凌”现象的重视。非常有趣的是，美国学校对“欺凌”现象也非常重视。他们会定期培训老师，避免这种现象在学生之间发生。同时，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积极参与，因为通常家长会比较直接地发现孩子的异常。最近我们家长刚刚收到学校发出的如何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以及避免“欺凌”现象发生的问卷，其中问到你的孩子是否发生过不喜欢去上学的状况，学校的环境是否友善等问题。日本和美国学校对“欺凌”情况的重视，并不一定表明这两个国家发生学校孩子之间的互相欺负的状况更多。这只说明，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容易出现强壮的欺负弱小的状况，但是这种状况，如果没有老师和家长的积极参与来避免和引导，孩子之间的残酷和惧怕也许永远都没有人知道。美国学校对“欺凌”这个概念，已经做到非常细化了，哪怕只是学生感觉不友善，或者是感觉受到了威胁等等情况都算在内。由此可见学校和家长共同作了多少的努力。
在收集美国PTA资料的时候，我详细查阅了美国PTA的创始人艾丽丝·伯尼夫人的人生经历和当时创建母亲全国委员会的过程。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我们从当时伯尼夫人对于在孩子教育中，家庭尤其是母亲的重要角色的认识，和当时的社会整个大环境对“母亲全国委员会”所表现出的支持，以及这个“母亲全国委员会”为孩子的教育成就的一件又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艾丽丝·伯尼于1858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是8个小孩当中的老四。艾丽丝·伯尼认为自己有一个正常和快乐的童年，她生活的家庭稳定而且家庭结构很紧密。15岁高中毕业后，她在17岁时加入了位于马萨诸赛州的Mount Holyoke 神学院。如果说她童年时从一个稳定的家庭当中得到的爱和鼓励给了她对这个国家儿童事业的一种热诚，神学院的教育则给了她通过从事传教士、老师或做母亲来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用于服务他人的信仰和能力。
虽然在22岁时，她的第一任丈夫就离世了，并留下一个孩子，但生活的变故并没有太多地束缚艾丽丝·伯尼。艾丽丝·伯尼多才多艺，有漂亮的嗓音，钢琴弹得很好，善于打网球和骑马。不仅如此，她还精通很多科目，并且积极投身社会事业。
在艾丽丝·伯尼生活的那个时代，因为经济的不景气造成很多工厂通过雇佣童工来降低成本。孩子们常常要在危险的情况下长时间地工作，来为家庭提供部分经济支持。虽然当时生活在社会中上阶层的妇女们并不能太多地感受到经济压力和社会的不稳定，但是她们已经开始通过组成各种俱乐部以及社会组织来帮助这些不幸的孩子摆脱贫困和无知。 “作为一个学者，艾丽丝·伯尼对父母们缺少教育孩子所需的文学作品、好的建议以及相关信息不畅通的情况感到震惊。作为一个母亲，生活在一个孩子被迫在工厂里面工作而无法受到教育的时代，艾丽丝·伯尼相信妈妈们有这个责任——不仅是对自己的孩子，而且是对整个社会——来为自己孩子的教育和幸福操心，保护自己孩子的未来不受到任何不利因素的影响。她为人们似乎根本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孩子的情况愤怒。”
“因为坚定地相信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这个道理，艾丽丝·伯尼开始考虑帮助这些孩子摆脱困境的方式。因为发现教育孩子和教育父母亲之间的联系，艾丽丝·伯尼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于母爱，于是她开始寻求方法让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受到抚养孩子方面的教育，并且让她们认识到孩子的无以伦比的重要性。”
在艾丽丝·伯尼的作品集《童年》这本书中，她开篇就提到，谁都不会否认教育孩子是一项职业，但是大多数父母在面对这项职业的时候都是毫无准备的——他们没有任何的训练，甚至连对自己责任的认识都是模糊的。虽然人的本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没有对孩子道德、心理和生理属性等方面的了解，我们是不可能教育好孩子的。
艾丽丝·伯尼的理念以及母亲全国委员会的建立，在资金上得到了Phoebe Apperson Hearst夫人的大力支持。Phoebe Apperson Hearst夫人是一位金矿主的遗孀，在丈夫死后，继承了大量遗产的她开始积极投身慈善事业。这也可见良好的慈善或者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需要一批有远见和社会责任心的富裕者，他们能够积极支持和帮助民间的公益活动。不管是美国的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富裕者在各个社会公益领域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一次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使用不断地让社会的弱势群体得到发展，从而使这个社会的繁荣具有更全面的意义，并且带来一种爱和回馈社会的氛围。
母亲全国委员会建立之后，就积极投身社会儿童事业。母亲们最开始从事的5项关于改变儿童生存状况的事业包括：建立幼儿园，建立童工法，实施热午餐项目，建立青少年司法系统，以及规定义务注射疫苗等。这个组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会员达到了5万人，在1960年的时候，达到顶峰的1200万会员，到2006年，PTA大概仍有700万的会员。
很难相信PTA建立的历史，跟“教育母亲”的使命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父母的角色在一个孩子生命成长当中的重要性。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过早地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很多家长依然认为教育是学校单方面的责任，我们的中国农村仍有大量的留守儿童甚至连父母都不在身边。我们的社会也像艾丽丝·伯尼那样坚信“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孩子对社会的未来如此重要，我们就要积极地开始建造家庭，维护家庭的完整性，给父母亲充电——尤其是妈妈们，让她们更多地了解教育孩子方面的知识，帮助家庭慢慢成为学校教育最好的助手。
在阅读艾丽丝·伯尼的作品集《童年》的时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生活在19世纪的一位母亲，对于教育孩子的方方面面能够写得那么地细致入微：从如何了解和处理孩子的害怕、紧张和过于疲惫，到学校的通气系统给孩子补充新鲜的空气、对体罚的态度、男孩和女孩的不同教育、孩子清洁习惯的养成等等等等，她的立意是那么地高远——用正义和公平的准则教育孩子，并且给孩子的惩罚要公平。她对孩子注重公民教育：当孩子发现自己居住的镇有什么不如人意的地方，妈妈就对他说，如果你长大有投票权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把这里改善得很好。她的写作没有引经据典，但是处处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朴素的道理。这些都说明那个时候的妈妈们在教育孩子方面已经有很高的起点了。
作者系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专业硕士、教育管理和政策博士。现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某州立大学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她翻译的《从零开始——创建你自己的课堂》（2010年）被评为“2011年度十佳教育图书”，其著作《学会爱孩子的五堂课》于2012年出版。她和美国临床心理学家维吉尼亚·希勒博士经营的关于教育的中英双语微博（@希勒女士）广受读者欢迎。
而PTO的建立，则是在1999年，因为不满PTA对政治活动以及对全国两大教师工会的参与太多而建立的独立组织。PTO的独立性更强，它不用像PTA 那样交会员费，并且它只关心自己学校和所在镇里面的一些事情。每个学校的PTO都可以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bylaw）。比如说，我们镇中学里面的PTO就有自己的独立的规章制度，里面详细规定了组织的功能，有哪些人可以成为会员，其执行董事会的组成（通常包括总裁、副总裁、财务和秘书），以及对于执行董事会的选举，还有PTO开会的时间等等。
这个由学校家长和教职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隔一段时间就召开一次例会，任何家长都可以参与，在例会上校长汇报学校情况，大家讨论和学校相关的各种事务。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小学枪击案事件造成了家长对于孩子安全问题的恐慌，于是在我们镇小学的PTO例会上，统管学区的教育官员就学校安全措施的加强做了报告，家长积极参与讨论，协助学校对各个安全环节都作了细致的考虑，以最大程度保证孩子的安全。
美国学校教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学校和家庭之间相互畅通、紧密的联系，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家长更多地参与到学校的事务和活动中去。我的孩子在美国小学读书，每天回来书包里面总会装三五张学校活动的传单，其中很多都是学校的PTO组织的。在每学期开学的时候，学校选择一个晚上做“Open house （学校开放）”，让家长带着孩子参观学校、教室，认识学校的老师和校长。我们参加学校“Open house”的时候，校长满面笑容地站在学校走廊中央，与每位过往的学生和家长打招呼、聊天。校长几乎可以叫得出每位学生的名字，这证明他和学生平时的接触多么地密切。家长参与这种活动的热情也很高，几乎每个孩子的父母都到了。家长随着孩子自由地过往各个教室、学校餐厅，还有图书馆等等。每个教室的老师都会和家长自由聊天，介绍学校的活动和孩子的情况。教室里面，有些老师选择用投影幻灯片的方式展示学生平时的学习、活动照片；在体育教室里面还做了各种展板；学校的餐厅里面展示学生平时午餐的套餐样品。这些活动的最大目的就是拉近学校和家长的距离，让家长更加了解学校。
最近收到学校“Silent Auction（无声拍卖会）”的募款传单，也是PTO组织的。以前看到有位作者介绍新西兰PTA的时候，也提到“Silent Auction”。看来不同国家的PTA在活动形式上都有很多类似甚至相同之处。
曾经看到一篇介绍日本的PTA的文章，谈到了日本学校对“欺凌”现象的重视。非常有趣的是，美国学校对“欺凌”现象也非常重视。他们会定期培训老师，避免这种现象在学生之间发生。同时，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积极参与，因为通常家长会比较直接地发现孩子的异常。最近我们家长刚刚收到学校发出的如何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以及避免“欺凌”现象发生的问卷，其中问到你的孩子是否发生过不喜欢去上学的状况，学校的环境是否友善等问题。日本和美国学校对“欺凌”情况的重视，并不一定表明这两个国家发生学校孩子之间的互相欺负的状况更多。这只说明，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容易出现强壮的欺负弱小的状况，但是这种状况，如果没有老师和家长的积极参与来避免和引导，孩子之间的残酷和惧怕也许永远都没有人知道。美国学校对“欺凌”这个概念，已经做到非常细化了，哪怕只是学生感觉不友善，或者是感觉受到了威胁等等情况都算在内。由此可见学校和家长共同作了多少的努力。
在收集美国PTA资料的时候，我详细查阅了美国PTA的创始人艾丽丝·伯尼夫人的人生经历和当时创建母亲全国委员会的过程。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我们从当时伯尼夫人对于在孩子教育中，家庭尤其是母亲的重要角色的认识，和当时的社会整个大环境对“母亲全国委员会”所表现出的支持，以及这个“母亲全国委员会”为孩子的教育成就的一件又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艾丽丝·伯尼于1858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是8个小孩当中的老四。艾丽丝·伯尼认为自己有一个正常和快乐的童年，她生活的家庭稳定而且家庭结构很紧密。15岁高中毕业后，她在17岁时加入了位于马萨诸赛州的Mount Holyoke 神学院。如果说她童年时从一个稳定的家庭当中得到的爱和鼓励给了她对这个国家儿童事业的一种热诚，神学院的教育则给了她通过从事传教士、老师或做母亲来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用于服务他人的信仰和能力。
虽然在22岁时，她的第一任丈夫就离世了，并留下一个孩子，但生活的变故并没有太多地束缚艾丽丝·伯尼。艾丽丝·伯尼多才多艺，有漂亮的嗓音，钢琴弹得很好，善于打网球和骑马。不仅如此，她还精通很多科目，并且积极投身社会事业。
在艾丽丝·伯尼生活的那个时代，因为经济的不景气造成很多工厂通过雇佣童工来降低成本。孩子们常常要在危险的情况下长时间地工作，来为家庭提供部分经济支持。虽然当时生活在社会中上阶层的妇女们并不能太多地感受到经济压力和社会的不稳定，但是她们已经开始通过组成各种俱乐部以及社会组织来帮助这些不幸的孩子摆脱贫困和无知。 “作为一个学者，艾丽丝·伯尼对父母们缺少教育孩子所需的文学作品、好的建议以及相关信息不畅通的情况感到震惊。作为一个母亲，生活在一个孩子被迫在工厂里面工作而无法受到教育的时代，艾丽丝·伯尼相信妈妈们有这个责任——不仅是对自己的孩子，而且是对整个社会——来为自己孩子的教育和幸福操心，保护自己孩子的未来不受到任何不利因素的影响。她为人们似乎根本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孩子的情况愤怒。”
“因为坚定地相信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这个道理，艾丽丝·伯尼开始考虑帮助这些孩子摆脱困境的方式。因为发现教育孩子和教育父母亲之间的联系，艾丽丝·伯尼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于母爱，于是她开始寻求方法让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受到抚养孩子方面的教育，并且让她们认识到孩子的无以伦比的重要性。”
在艾丽丝·伯尼的作品集《童年》这本书中，她开篇就提到，谁都不会否认教育孩子是一项职业，但是大多数父母在面对这项职业的时候都是毫无准备的——他们没有任何的训练，甚至连对自己责任的认识都是模糊的。虽然人的本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没有对孩子道德、心理和生理属性等方面的了解，我们是不可能教育好孩子的。
艾丽丝·伯尼的理念以及母亲全国委员会的建立，在资金上得到了Phoebe Apperson Hearst夫人的大力支持。Phoebe Apperson Hearst夫人是一位金矿主的遗孀，在丈夫死后，继承了大量遗产的她开始积极投身慈善事业。这也可见良好的慈善或者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需要一批有远见和社会责任心的富裕者，他们能够积极支持和帮助民间的公益活动。不管是美国的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富裕者在各个社会公益领域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一次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使用不断地让社会的弱势群体得到发展，从而使这个社会的繁荣具有更全面的意义，并且带来一种爱和回馈社会的氛围。
母亲全国委员会建立之后，就积极投身社会儿童事业。母亲们最开始从事的5项关于改变儿童生存状况的事业包括：建立幼儿园，建立童工法，实施热午餐项目，建立青少年司法系统，以及规定义务注射疫苗等。这个组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会员达到了5万人，在1960年的时候，达到顶峰的1200万会员，到2006年，PTA大概仍有700万的会员。
很难相信PTA建立的历史，跟“教育母亲”的使命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父母的角色在一个孩子生命成长当中的重要性。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过早地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很多家长依然认为教育是学校单方面的责任，我们的中国农村仍有大量的留守儿童甚至连父母都不在身边。我们的社会也像艾丽丝·伯尼那样坚信“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孩子对社会的未来如此重要，我们就要积极地开始建造家庭，维护家庭的完整性，给父母亲充电——尤其是妈妈们，让她们更多地了解教育孩子方面的知识，帮助家庭慢慢成为学校教育最好的助手。
在阅读艾丽丝·伯尼的作品集《童年》的时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生活在19世纪的一位母亲，对于教育孩子的方方面面能够写得那么地细致入微：从如何了解和处理孩子的害怕、紧张和过于疲惫，到学校的通气系统给孩子补充新鲜的空气、对体罚的态度、男孩和女孩的不同教育、孩子清洁习惯的养成等等等等，她的立意是那么地高远——用正义和公平的准则教育孩子，并且给孩子的惩罚要公平。她对孩子注重公民教育：当孩子发现自己居住的镇有什么不如人意的地方，妈妈就对他说，如果你长大有投票权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把这里改善得很好。她的写作没有引经据典，但是处处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朴素的道理。这些都说明那个时候的妈妈们在教育孩子方面已经有很高的起点了。
作者系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专业硕士、教育管理和政策博士。现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某州立大学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她翻译的《从零开始——创建你自己的课堂》（2010年）被评为“2011年度十佳教育图书”，其著作《学会爱孩子的五堂课》于2012年出版。她和美国临床心理学家维吉尼亚·希勒博士经营的关于教育的中英双语微博（@希勒女士）广受读者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