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词发展史上，苏轼和辛弃疾同被称为豪放派词人，笔者以为他们的词风与其经历、思想影响有着一定的联系。
　　个人经历?：
　　苏辛二人均仕途遭遇极大挫败和坎坷。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落差令常人难以想象，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然而他仍然能够用诙谐的语言总结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足见苏轼胸襟之坦荡。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辛弃疾他21岁参加抗金义军，审时度势，相机行动，率两千民众高举抗金义旗；以大局为重，团结抗金力量，甘居人下率部归耿京；扶正驱邪，大义凛然，追杀窃印叛逃的义端；深謀远虑，劝耿归宋共图大计；张安国杀耿降金，辛弃疾率五十骑与敌营五万众中生擒叛徒，献俘建康。这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英勇行动，乃是一个22岁青年在不足两年内完成的，是文学史上其他词人难以达到的生命高峰。这成为他以后四十五年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与创作泉源，也是他词心永驻并与其他词人风格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然则他一度戎马，终被闲置，江西湖北、辗转“安抚”，以言者弹劾、以台臣弹劾，两度落职，两度复归。他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恢复祖国的豪情壮志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慷慨悲壮。
　　思想底蕴：
　　中国文化向以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两大思想派系：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儒家的基本特征是刚健进取、积极入世；而道家的基本特征则是遁世退隐、消极出世。
　　在思想文化上，苏轼首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即而老庄深得其心，黄州之后又深受佛学影响，三教融而为一，构成了自己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苏轼是崇尚儒道互补，亦儒亦道的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这类人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他们并不遁迹山林，而是身居“庙堂”，心怀山林，一边走着儒家的入世进取之路，一边又游心于道家的世外高远之境。遇到挫折，既不消极退避，离群索居，也不用自杀或向社会报复的极端方式来对付。苏轼既具杰出的文学才能，也有超凡的政治见解和治世才干，但仕途却并不顺畅，屡遭贬谪，然而，他却并不因自己的失败和遭遇不公而意气用事，仍然尽职尽责，勤政爱民。同时，始终保持热爱自然、热爱自由、不较得失、豁达开朗的胸襟。正因为有了这种外儒内道的人生态度，苏轼才能不为灾难所困，而超然旷达于人世，并在积极地发挥个人作用，泽被万生的同时，求得了自身的大彻大悟。
　　而辛弃疾只崇尚儒学，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主张参与现实政治，积极进取，担当社会责任，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言，即使“身无分文”，也要“心怀天下”。这种人生态度的不足就是过分拘泥于现实政治和人伦实用，个体受制于群体，个性自由受到压抑，难以得到充分张扬。若一味进取，不知权变，一旦失意或身处逆境，就容易失去精神依托和心理平衡。然辛弃疾有渴望恢复祖国的豪情壮志，却被投闲置散，未能委以重任，不能有所作为，故辛词中有抒发壮志难酬的悒郁和苦闷，表现了沉郁、苍凉，悲歌慷慨的人生苦短，表现了一种勇猛进取的豪者胸襟。
　　苏辛二人的不同处世人生态度，形成了苏词超迈旷达，辛词沉郁豪壮的两种豪放词风。
　　正如叶嘉莹先生对苏辛的评价：“辛词沉郁，苏词超妙。辛词多愤慨之气，苏词富旷飘逸之怀。”〔3〕而苏轼和辛弃疾正是因为他们豪放词风的差异性，从而在共同特征的基础上体现各自的特点和魅力，为豪放词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廷杰 《宋词艺术论》．北京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2］王艳芳 《试比较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词》.兰州学刊.2008年第7期
　　［3］唐圭璋 《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