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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那个冬天
纵观中共的历史，至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届党代表大会之后的三中全会往往具有特殊意义，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往往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
一切还是要回到1978年的那个冬天。根据中央规划，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于1978年12月中下旬召开，在此之前，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工作会议。
按照原定的计划，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1978年11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个议题：第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第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此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也希望全国努力生产，实现他提出的各种规划和设想。
但在这次会上还是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许多与会人员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表示拥护，但是指出：在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早在这一年5月发起的真理标准讨论已经汹涌成为突破旧藩篱的思想洪流，为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武器。邓小平显然是这场变革的灵魂。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8年9月中旬，邓小平访朝归来视察东北三省时再次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从9月下旬到11月，全国共有21个省份党委负责人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这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也进入了最后阶段。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与会者的批评，从对“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中央领导成员，发展到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并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一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人，接二连三地发言，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
时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当时分在了西北组，这也是会议期间发言最为热烈的一个组，更是第一个指名批评汪东兴的组。于光远后来回忆，西北组列入分组名单的有35人，34人全都积极发言，发言6次以上的人数最多，部分人发言甚至超过10次。
形势随即发生变化，会议开始朝着拨乱反正的方向大踏步迈进。11月14日，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1976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一报告实际上成为三天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的决断
于光远于今年9月26日病逝。他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列席了三中全会，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更值得称道的是，于留下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著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这是迄今为止社会各界公认的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系统的回忆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参加了9月30日的于光远告别仪式，也勾起了他与于交往的一段回忆。1997年2月22日，也就是邓小平逝世后的第三天，时任《百年潮》杂志社社长的郑惠和韩钢一道去于家约稿（当时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韩钢还在《百年潮》杂志担任兼职编辑）。说话的间隙，于光远偶然说起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一些情况，还说他保存有邓小平亲自拟定的这篇讲话的提纲手稿。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就是后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著名文章。海内外对于这篇文稿的起草情况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从来没有听说邓小平自己写过一份提纲，这引起郑惠、韩钢想要看到这份提纲和了解这篇讲话稿产生经过的极大兴趣。
多日辛苦查找，最后在于家发现了邓小平的提纲手稿。手稿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根据韩钢的研究，邓小平的讲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完成的。邓小平对初稿不满意，就亲自拟了一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
于光远一直将自己在讲话起草中的角色定位为组织者之一，他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定位。于光远说：“讲话的指导思想和重要观点的提出都是邓小平本人的，参加这个工作的胡耀邦和我当然也讲了一些话，但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
于光远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邓小平提出的。邓小平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胡耀邦说好，于光远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
其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邓小平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这时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已经过半，时间紧迫。胡耀邦、于光远于是赶忙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人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给邓小平，后者再次召集胡耀邦、于光远，逐字逐句地边念边做修改。以后又经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讲话稿起草完成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留在于光远手里，一直保存至今。
纵观中共的历史，至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历届党代表大会之后的三中全会往往具有特殊意义，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往往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
一切还是要回到1978年的那个冬天。根据中央规划，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于1978年12月中下旬召开，在此之前，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工作会议。
按照原定的计划，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1978年11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个议题：第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第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此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也希望全国努力生产，实现他提出的各种规划和设想。
但在这次会上还是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许多与会人员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表示拥护，但是指出：在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和政策，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早在这一年5月发起的真理标准讨论已经汹涌成为突破旧藩篱的思想洪流，为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武器。邓小平显然是这场变革的灵魂。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8年9月中旬，邓小平访朝归来视察东北三省时再次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从9月下旬到11月，全国共有21个省份党委负责人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这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也进入了最后阶段。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与会者的批评，从对“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中央领导成员，发展到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并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一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人，接二连三地发言，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
时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当时分在了西北组，这也是会议期间发言最为热烈的一个组，更是第一个指名批评汪东兴的组。于光远后来回忆，西北组列入分组名单的有35人，34人全都积极发言，发言6次以上的人数最多，部分人发言甚至超过10次。
形势随即发生变化，会议开始朝着拨乱反正的方向大踏步迈进。11月14日，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1976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一报告实际上成为三天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的决断
于光远于今年9月26日病逝。他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列席了三中全会，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更值得称道的是，于留下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著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这是迄今为止社会各界公认的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系统的回忆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参加了9月30日的于光远告别仪式，也勾起了他与于交往的一段回忆。1997年2月22日，也就是邓小平逝世后的第三天，时任《百年潮》杂志社社长的郑惠和韩钢一道去于家约稿（当时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韩钢还在《百年潮》杂志担任兼职编辑）。说话的间隙，于光远偶然说起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一些情况，还说他保存有邓小平亲自拟定的这篇讲话的提纲手稿。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就是后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著名文章。海内外对于这篇文稿的起草情况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但从来没有听说邓小平自己写过一份提纲，这引起郑惠、韩钢想要看到这份提纲和了解这篇讲话稿产生经过的极大兴趣。
多日辛苦查找，最后在于家发现了邓小平的提纲手稿。手稿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根据韩钢的研究，邓小平的讲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完成的。邓小平对初稿不满意，就亲自拟了一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
于光远一直将自己在讲话起草中的角色定位为组织者之一，他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定位。于光远说：“讲话的指导思想和重要观点的提出都是邓小平本人的，参加这个工作的胡耀邦和我当然也讲了一些话，但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
于光远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邓小平提出的。邓小平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胡耀邦说好，于光远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
其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邓小平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这时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已经过半，时间紧迫。胡耀邦、于光远于是赶忙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人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给邓小平，后者再次召集胡耀邦、于光远，逐字逐句地边念边做修改。以后又经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讲话稿起草完成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留在于光远手里，一直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