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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精英们纷纷移民海外时，他们却选择了一种另类的方式：到村庄去，“归隐”山水间。
一年前，当看到阳光穿透云层，如同聚光灯一般打在海面上时，丁磊的内心掀起从未有过的波澜：就是这里了。找地、签合同，一个星期内，丁磊完成了36年人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角色转换：从上海的一位高级白领变身为洱海边的一位新居民。
吸引丁磊的，是大理洱海边一个名叫双廊的村子。就在丁磊决定迁到此地前，这个面积不到8平方公里的小村庄，靠海的闲置土地几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这些土地的，无一例外都是像丁磊一样的外地人。他们有的在此建客栈，有的在这里做一些小生意。
对自由的向往战胜一切
在过去的10年间，丁磊顺风顺水，房地产做了8年，位至高管之列；后转做金融，公司正筹备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在外人眼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事业有圈子。
然而，光鲜外表下，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丁磊和妻子每天睡觉不到6个小时，手机不敢关，应酬不能拒。两人忙到连交流的时间都没有。由于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经常绞在一起。裂痕终于在2009年出现，两人闹到不可开交。
“生活中出现了反推力，要么反抗，要么妥协。”在过去的日子，丁磊通常采取的是妥协，因为这样“省时间”，但这一次，他突然发现，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为什么要继续妥协？
一个月后，丁磊踏上了去大理的路。一住半个多月，每天四处走走，远眺对面的大理古城，他对比上海和双廊完全不同的生活。终于，对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战胜了一切，来不及返回上海处理“后事”，他就先在洱海边租了一个院子。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开始前所未有地轻松：离婚，辞职，卖房，“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
大城市是生存，这里是生活
有人将这些“新移民”归为“逃离北上广”一族。“这么说也没错。”一年之后，在洱海边的客栈里，丁磊呷了一口普洱茶，慢悠悠地说，“不过，是我们舍弃了北上广，而不是北上广舍弃了我们。”当然，相比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一群人，这些人大多事业有成，无论是资金还是人脉，都要更强大一些。
丁磊在决定移民时，就开始重新谋划自己的未来。他的第一兴趣仍然是做酒店，他给客栈取名“七间房”，即总共7间房，自己和家人住两间，剩下的对外营业。从租地到建房，丁磊投入近300万，在他的构想中，以后要将之做成一个连锁品牌，专在类似于双廊这样的地方开店，为此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酒店管理公司。像丁磊一样，以客栈为家，同时也以客栈养家者不在少数。而要在这样的地方建一个客栈，少说也要一二百万，城市里的普通工薪阶层显然难以承受。
不过，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并不因经济条件的好坏而有什么不同。新移民们也各有各的活法。
一对“80后”的恋人——阿成和巴团在双廊开了间甜品店，阿成曾是银行项目经理，巴团曾是中学教师。2011年7月他们双双辞职来了双廊。他们的甜品店更像是一门业余生意。顾客少的时候，两人就划着房东的船，在洱海上晒太阳。
来自广东的宋夏艳则在大理古城开了家蔬菜馆，专做素菜。30多岁的宋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尹铁宏一样，为了教在家上学的女儿，一年前移居大理。现在，她的艺名——“蔬菜妈妈”比真名要知名得多。
同声传译高手CICI在大理洋人街上开了一家名为墨龙的咖啡馆，一次最多只能够装12个人——她开的虽是咖啡馆，但上的却是行政班：上午9点开门，下午5点就打烊，周日还休息。CICI说，这么早关门，是因为要回家给老公和孩子做饭，“最好的时光要留给家人”。
相比大中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沈见华曾算过一笔账，在上海，他们一家三口，一个月的开支在12000元，而到了大理，直接去掉了一个零。陈阵刚到双廊时，一天的生活费更是不超过25元。“在大城市，我们是生存，到这里，是生活。”陈阵说，既然能够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赚钱就不再是目的。正因为如此，对这些外来户而言，租房还是买房，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件那么紧迫的事。几个月前，刚刚卖掉上海房子搬来大理的作家许崧，现在的选择就是租房。
还有一些人，则干脆将大城市中的住房出租，再在大理租个新房，仅差价就够自己生活。
补回前30年缺的觉
与“逃离北上广”话题相对应，坊间也曾有过关于“逃回北上广”的讨论。事实上对于大理和双廊村里的“新移民”而言，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对突然慢下来的生活，也有人在尝鲜之后开始不适应，转而又返回大城市的。
那些留下来的人对此见怪不怪，当地流行着一句话：这里不能选择什么人来，但能选择什么人留下来。“在城市里，别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咸和我全无关系，即使是好奇，出于礼貌和心防，也只可远远观望，”丁磊说，“但到了这里之后，我可以参观别人的生活，有着相似心路历程的移民们也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现在的丁磊也和双廊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事的时候，就在二楼平台上看云，看山，看洱海。他笑言，前30年缺的觉，现在开始慢慢往回补。
事实上，因为有网络，丁磊并非与世隔绝，相反，他还是微博上的活跃分子。那些选择入住其客栈的客人，大多是在微博上脾气相投的，连订房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完成。
陈阵则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办起教育来。到了大理，陈阵打算复制美国夏山学校的模式——孩子想学就学，想玩就玩，因材施教——创办一个私塾，一方面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帮助那些移民家庭解决教育问题。陈阵将学堂选址在苍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树林，取名“苍山学堂”。现在，学堂已经有5名学生，4个老师。他计划再招收6名10岁以上的学生，从明年开始，环球游学。
最近，双廊的客栈老板们正准备联合起来，搞一个自导自演的话剧社，“都三四十岁的人了，很难想象吧？”巴图说，以前在学校怕丢人，在社会也怕丢人，到了这里，怕什么？“丢人也没人认识。”
而与本地人之间，新移民们相处得也颇为融洽。沈见华不但收了老邻居的儿子做学生，而且正在做一个农民画社，将当地50～70多岁的老奶奶们组织到一起画画。同时正在和村里合办一份完全公益的乡村画报，记录双廊的生活。
新移民的到来，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着当地人的生活。一些渔民开始上岸，开饭馆、跑出租车，或者直接在客栈打工，收入来源比以前多了许多。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这里回到最本质之处。沧海一粟的店主林灿在广州时，整天忙于工地和图纸之间，虽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女儿，却总是心不在焉。他忘了孩子是什么时候学会叫爸爸，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搬到大理之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女儿相处，有一天早上醒来，女儿问他：“洱海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没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条鱼又是怎么来的？”“这真是我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刻。”他在博客中写道。 (摘自《南方周末》)
一年前，当看到阳光穿透云层，如同聚光灯一般打在海面上时，丁磊的内心掀起从未有过的波澜：就是这里了。找地、签合同，一个星期内，丁磊完成了36年人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角色转换：从上海的一位高级白领变身为洱海边的一位新居民。
吸引丁磊的，是大理洱海边一个名叫双廊的村子。就在丁磊决定迁到此地前，这个面积不到8平方公里的小村庄，靠海的闲置土地几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这些土地的，无一例外都是像丁磊一样的外地人。他们有的在此建客栈，有的在这里做一些小生意。
对自由的向往战胜一切
在过去的10年间，丁磊顺风顺水，房地产做了8年，位至高管之列；后转做金融，公司正筹备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产公司的副总。在外人眼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事业有圈子。
然而，光鲜外表下，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丁磊和妻子每天睡觉不到6个小时，手机不敢关，应酬不能拒。两人忙到连交流的时间都没有。由于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经常绞在一起。裂痕终于在2009年出现，两人闹到不可开交。
“生活中出现了反推力，要么反抗，要么妥协。”在过去的日子，丁磊通常采取的是妥协，因为这样“省时间”，但这一次，他突然发现，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为什么要继续妥协？
一个月后，丁磊踏上了去大理的路。一住半个多月，每天四处走走，远眺对面的大理古城，他对比上海和双廊完全不同的生活。终于，对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战胜了一切，来不及返回上海处理“后事”，他就先在洱海边租了一个院子。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开始前所未有地轻松：离婚，辞职，卖房，“一切都好像理所当然”。
大城市是生存，这里是生活
有人将这些“新移民”归为“逃离北上广”一族。“这么说也没错。”一年之后，在洱海边的客栈里，丁磊呷了一口普洱茶，慢悠悠地说，“不过，是我们舍弃了北上广，而不是北上广舍弃了我们。”当然，相比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一群人，这些人大多事业有成，无论是资金还是人脉，都要更强大一些。
丁磊在决定移民时，就开始重新谋划自己的未来。他的第一兴趣仍然是做酒店，他给客栈取名“七间房”，即总共7间房，自己和家人住两间，剩下的对外营业。从租地到建房，丁磊投入近300万，在他的构想中，以后要将之做成一个连锁品牌，专在类似于双廊这样的地方开店，为此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酒店管理公司。像丁磊一样，以客栈为家，同时也以客栈养家者不在少数。而要在这样的地方建一个客栈，少说也要一二百万，城市里的普通工薪阶层显然难以承受。
不过，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并不因经济条件的好坏而有什么不同。新移民们也各有各的活法。
一对“80后”的恋人——阿成和巴团在双廊开了间甜品店，阿成曾是银行项目经理，巴团曾是中学教师。2011年7月他们双双辞职来了双廊。他们的甜品店更像是一门业余生意。顾客少的时候，两人就划着房东的船，在洱海上晒太阳。
来自广东的宋夏艳则在大理古城开了家蔬菜馆，专做素菜。30多岁的宋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尹铁宏一样，为了教在家上学的女儿，一年前移居大理。现在，她的艺名——“蔬菜妈妈”比真名要知名得多。
同声传译高手CICI在大理洋人街上开了一家名为墨龙的咖啡馆，一次最多只能够装12个人——她开的虽是咖啡馆，但上的却是行政班：上午9点开门，下午5点就打烊，周日还休息。CICI说，这么早关门，是因为要回家给老公和孩子做饭，“最好的时光要留给家人”。
相比大中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沈见华曾算过一笔账，在上海，他们一家三口，一个月的开支在12000元，而到了大理，直接去掉了一个零。陈阵刚到双廊时，一天的生活费更是不超过25元。“在大城市，我们是生存，到这里，是生活。”陈阵说，既然能够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赚钱就不再是目的。正因为如此，对这些外来户而言，租房还是买房，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件那么紧迫的事。几个月前，刚刚卖掉上海房子搬来大理的作家许崧，现在的选择就是租房。
还有一些人，则干脆将大城市中的住房出租，再在大理租个新房，仅差价就够自己生活。
补回前30年缺的觉
与“逃离北上广”话题相对应，坊间也曾有过关于“逃回北上广”的讨论。事实上对于大理和双廊村里的“新移民”而言，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对突然慢下来的生活，也有人在尝鲜之后开始不适应，转而又返回大城市的。
那些留下来的人对此见怪不怪，当地流行着一句话：这里不能选择什么人来，但能选择什么人留下来。“在城市里，别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咸和我全无关系，即使是好奇，出于礼貌和心防，也只可远远观望，”丁磊说，“但到了这里之后，我可以参观别人的生活，有着相似心路历程的移民们也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现在的丁磊也和双廊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事的时候，就在二楼平台上看云，看山，看洱海。他笑言，前30年缺的觉，现在开始慢慢往回补。
事实上，因为有网络，丁磊并非与世隔绝，相反，他还是微博上的活跃分子。那些选择入住其客栈的客人，大多是在微博上脾气相投的，连订房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完成。
陈阵则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办起教育来。到了大理，陈阵打算复制美国夏山学校的模式——孩子想学就学，想玩就玩，因材施教——创办一个私塾，一方面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帮助那些移民家庭解决教育问题。陈阵将学堂选址在苍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树林，取名“苍山学堂”。现在，学堂已经有5名学生，4个老师。他计划再招收6名10岁以上的学生，从明年开始，环球游学。
最近，双廊的客栈老板们正准备联合起来，搞一个自导自演的话剧社，“都三四十岁的人了，很难想象吧？”巴图说，以前在学校怕丢人，在社会也怕丢人，到了这里，怕什么？“丢人也没人认识。”
而与本地人之间，新移民们相处得也颇为融洽。沈见华不但收了老邻居的儿子做学生，而且正在做一个农民画社，将当地50～70多岁的老奶奶们组织到一起画画。同时正在和村里合办一份完全公益的乡村画报，记录双廊的生活。
新移民的到来，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着当地人的生活。一些渔民开始上岸，开饭馆、跑出租车，或者直接在客栈打工，收入来源比以前多了许多。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这里回到最本质之处。沧海一粟的店主林灿在广州时，整天忙于工地和图纸之间，虽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女儿，却总是心不在焉。他忘了孩子是什么时候学会叫爸爸，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搬到大理之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女儿相处，有一天早上醒来，女儿问他：“洱海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没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条鱼又是怎么来的？”“这真是我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刻。”他在博客中写道。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