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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奖助学金的认定与评定是高校资助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从资助工作的实际出发，围绕资助申请、认定以及后续教育三个时间节点，对其中存在的常见现象进行分析与反思，为高校资助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高校;资助;奖助学金评定
一、“自我”和“本我”之间的“资格”博弈
整个资助过程中的首要是学生个人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此过程中，学生会呈现诸多的“纠结”现象，即“我到底要不要申请”。一种是“试一试”的状态，即自己认为自己是符合认定条件，但自己的家庭状况没有很糟糕，所以先试着申请。另一种是想却担心的状态。主要表征为“如果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会不会被同学们看不起？”
两种现象的本质为“自我”与“本我”的博弈。从需要层次看，学生进行认定申请，部分原因出于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由此而产生的安全感缺乏。人天生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出于自我保护进行认定申请是“自我”的突出表现，而学生出现的诸多“纠结”即是作为“社会人”基于社会准则所形成的“自我”对于“本我”的制约与约束。
二、“攻略”背后的“竞争对手”与“你争我夺”
在认定申请表填报中，“攻略”大量存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利用政策漏洞而获得利益的现象。其逻辑在于：决定学生个体是否申请并不在于本身是否需要，而是如果自己不申请，自己肯定就得不到。但可能经济基础比自己好的人会申请后会得到这笔补助，这样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出于“保护自己权益”的心态，学生“巧妙”地填写了申请表。
这反映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对“我”的过分关注，导致学生在填写申请表时极易出现的“取巧”现象，申请认定的动机并不在于保证基本的生活与学习，而是有了这笔钱，我的生活品质能够提高。至于那些真正困难的学生，与“我”无关，甚至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是不需要特别关注的。
社会的运行机制势必会对学生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在实际的资助政策宣讲中，辅导员在传达政策文件精神的同时，注重学生思想的引导，尤其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合理的资助观，资助的目的在于帮助那些真正困难需要帮助的同学，而不是竞争性奖励。
三、关系模式中的材料失真与信任危机
《乡土中国》中提到，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现代社会中人们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法，而是想如何运用各种方式寻找关系和人情。
目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申请表由盖章改为个人承诺签字，并要求申请学生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
地方政府不是国家奖助学金的出资方，只需为学生填写的家庭困难状况证明盖章，在“关系”模式下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会受到“老乡”情结的影响，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存在偏差。
这就使得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第一步就有可能走偏，因此实际的资助工作中，如何甄别判断学生材料的真实性以保证精准帮扶，如何引导学生将外在的物质保证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诚信作为资助教育的重要内容。
四、“要”与“争”中学生关系的破坏
奖助学金认定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此起彼伏的“不公平”。主要存在两种表征，表征1：“我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那我一定就会有奖助学金”。这是一种因果逻辑，因为被认定家庭经济困难了，那我为什么没有助学金。
表征2：“为什么某某同学就有，而我没有”这是基于比较的假设逻辑，如果某某得到了，那么我就应该得到。
两种思维逻辑方式表现出在奖助学金评定过程中存在的“要”和“争”的心理。由于每年的奖助学金名额有限，那么势必就存在选择与取舍。在学生心目中“争”“要”的背后是“名额是竞争得来的，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
基于上述逻辑，学生间的关系随即发生了变化，由于竞争的介入，学生之间逐渐形成“我与你”的关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两者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也就是“你有我就没有，我有你就没有”。
反观奖助学金的评定初衷，是给予确实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难以承受教育费用的学生。其在于“保底”的帮扶，指向的是“我们”的互惠关系，我没有评上，是因为有人家庭状况比我更糟糕，是出于对他人的关爱与帮助。
这要求在进行奖助学金评定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奖助学金意义与价值的宣讲，避免学生对政策的扭曲理解。
五、重权利轻义务中资助后行为的引导
“凭什么我拿了奖助学金，我就要帮助其他人，我自己的作业也很多，根本没有时间。”这是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真实现象。
回归现象本身，学生的关键点在于“凭”字。即：奖助学金是国家政策给予我们的，作为学生我们有获得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及助学贷款的权利，但是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帮助其他同学。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指出学生有“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履行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相应义务”。00后学生的法制思维很强，对于很对事情都要找个根据，一贯的强制显然不能发挥作用。这就需要资助工作者发挥智慧，建构可量化、可分解的义务条目，积极进行教育引导，以增加学生认同感、归属感与责任感的方式加强学生资助后行为的引导。
高校资助工作是一项及其复杂但又充满教育契机的常规性事务，从认定到评定到后期的感恩教育与诚信教育，每一环节都会存在诸多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输血”，还应该加强学生自身的“造血”功能，真正实现资助育人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韩红柳， 王飞通.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論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 2015， 000（022）：81-83.
[2]高永祥， 余臣. 学校社会工作视域下高校贫困生获资后教育配套机制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J]. 高教学刊， 2016， 000（022）：60-61，63.
[3]张志勇， 邓喆.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探析[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期）：52-55.
[4]蒋连霞， 李小鲁. 当前高校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研究[J].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05， 015（001）：21-22.
[5]孙凯鹏，李伟亮，张代利.人文关怀视阈下高校"精准资助"工作实践与路径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9）.94-96.
[6]陈清.发展性学生资助理念的内涵探析与理论归宿[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5）.163-165.
[7]王俐，贾曦.新时代高校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实践与探索[J].教育评论，2018，（5）.63-65.
作者简介：
任艳茹，女，汉，河北省衡水市，1992年3月，研究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高校;资助;奖助学金评定
一、“自我”和“本我”之间的“资格”博弈
整个资助过程中的首要是学生个人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此过程中，学生会呈现诸多的“纠结”现象，即“我到底要不要申请”。一种是“试一试”的状态，即自己认为自己是符合认定条件，但自己的家庭状况没有很糟糕，所以先试着申请。另一种是想却担心的状态。主要表征为“如果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会不会被同学们看不起？”
两种现象的本质为“自我”与“本我”的博弈。从需要层次看，学生进行认定申请，部分原因出于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由此而产生的安全感缺乏。人天生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出于自我保护进行认定申请是“自我”的突出表现，而学生出现的诸多“纠结”即是作为“社会人”基于社会准则所形成的“自我”对于“本我”的制约与约束。
二、“攻略”背后的“竞争对手”与“你争我夺”
在认定申请表填报中，“攻略”大量存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利用政策漏洞而获得利益的现象。其逻辑在于：决定学生个体是否申请并不在于本身是否需要，而是如果自己不申请，自己肯定就得不到。但可能经济基础比自己好的人会申请后会得到这笔补助，这样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出于“保护自己权益”的心态，学生“巧妙”地填写了申请表。
这反映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对“我”的过分关注，导致学生在填写申请表时极易出现的“取巧”现象，申请认定的动机并不在于保证基本的生活与学习，而是有了这笔钱，我的生活品质能够提高。至于那些真正困难的学生，与“我”无关，甚至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是不需要特别关注的。
社会的运行机制势必会对学生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在实际的资助政策宣讲中，辅导员在传达政策文件精神的同时，注重学生思想的引导，尤其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合理的资助观，资助的目的在于帮助那些真正困难需要帮助的同学，而不是竞争性奖励。
三、关系模式中的材料失真与信任危机
《乡土中国》中提到，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现代社会中人们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法，而是想如何运用各种方式寻找关系和人情。
目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申请表由盖章改为个人承诺签字，并要求申请学生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
地方政府不是国家奖助学金的出资方，只需为学生填写的家庭困难状况证明盖章，在“关系”模式下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会受到“老乡”情结的影响，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存在偏差。
这就使得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第一步就有可能走偏，因此实际的资助工作中，如何甄别判断学生材料的真实性以保证精准帮扶，如何引导学生将外在的物质保证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诚信作为资助教育的重要内容。
四、“要”与“争”中学生关系的破坏
奖助学金认定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此起彼伏的“不公平”。主要存在两种表征，表征1：“我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那我一定就会有奖助学金”。这是一种因果逻辑，因为被认定家庭经济困难了，那我为什么没有助学金。
表征2：“为什么某某同学就有，而我没有”这是基于比较的假设逻辑，如果某某得到了，那么我就应该得到。
两种思维逻辑方式表现出在奖助学金评定过程中存在的“要”和“争”的心理。由于每年的奖助学金名额有限，那么势必就存在选择与取舍。在学生心目中“争”“要”的背后是“名额是竞争得来的，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
基于上述逻辑，学生间的关系随即发生了变化，由于竞争的介入，学生之间逐渐形成“我与你”的关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两者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也就是“你有我就没有，我有你就没有”。
反观奖助学金的评定初衷，是给予确实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难以承受教育费用的学生。其在于“保底”的帮扶，指向的是“我们”的互惠关系，我没有评上，是因为有人家庭状况比我更糟糕，是出于对他人的关爱与帮助。
这要求在进行奖助学金评定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奖助学金意义与价值的宣讲，避免学生对政策的扭曲理解。
五、重权利轻义务中资助后行为的引导
“凭什么我拿了奖助学金，我就要帮助其他人，我自己的作业也很多，根本没有时间。”这是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真实现象。
回归现象本身，学生的关键点在于“凭”字。即：奖助学金是国家政策给予我们的，作为学生我们有获得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及助学贷款的权利，但是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帮助其他同学。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指出学生有“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履行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相应义务”。00后学生的法制思维很强，对于很对事情都要找个根据，一贯的强制显然不能发挥作用。这就需要资助工作者发挥智慧，建构可量化、可分解的义务条目，积极进行教育引导，以增加学生认同感、归属感与责任感的方式加强学生资助后行为的引导。
高校资助工作是一项及其复杂但又充满教育契机的常规性事务，从认定到评定到后期的感恩教育与诚信教育，每一环节都会存在诸多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输血”，还应该加强学生自身的“造血”功能，真正实现资助育人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韩红柳， 王飞通.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論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 2015， 000（022）：81-83.
[2]高永祥， 余臣. 学校社会工作视域下高校贫困生获资后教育配套机制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J]. 高教学刊， 2016， 000（022）：60-61，63.
[3]张志勇， 邓喆.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探析[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3期）：52-55.
[4]蒋连霞， 李小鲁. 当前高校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研究[J].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05， 015（001）：21-22.
[5]孙凯鹏，李伟亮，张代利.人文关怀视阈下高校"精准资助"工作实践与路径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9）.94-96.
[6]陈清.发展性学生资助理念的内涵探析与理论归宿[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5）.163-165.
[7]王俐，贾曦.新时代高校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实践与探索[J].教育评论，2018，（5）.63-65.
作者简介：
任艳茹，女，汉，河北省衡水市，1992年3月，研究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