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海啸肆虐之时，“危机”和“倒逼”成为新年伊始的流行语。曾经对我们的体制改革产生过正面效应的逼迫机制，在当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将再度发挥作用，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民族复兴梦想。
　　
　　逆境“逼”出来的巨大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稳操胜券、取得巨大成功，既有“一刚多柔”、“刚柔相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非对称组合”的改革之道，也有饥饿、低效、困境中“逼迫机制”产生急中生智的倒逼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是依据传统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改革实践中“逼”出来的，是对中国实践经验深刻总结的结果。
　　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原始起因来说，首先是由农民的贫穷逼出来的。农民整体上的长期贫穷必定生乱。改革伊始，中央自觉地、正确地把农村改革作为起点。但开始怎样改，中央虽没有拿出明确的、具体的方案，但“分田单干”还是一条绝对的红线。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揭不开锅的情况下，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死亡之约”搞起了“分田包产到户”。一个小小的小岗村，在中央、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逼迫”出来一个影响全国的大体制，最终被党中央国务院承认，成就了偌大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形式和基本途径。农村改革的“逼迫”，逼出了普遍的农村新体制，逼出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国营企业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促使领导人“穷则思变”，解开捆绑国企的“绳子”。到1976年，全国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只及1965年的一半，1/3的企业亏损，亏损额达到73亿元。继1978年10月四川省领导层提出先行解开高度集权、捆绑企业自主经营的“绳子”之后，中央出台五个扩权文件、“打破大锅饭”、“砸破铁饭碗”、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国有企业改革在渐进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提高。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涌回城市的“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逼迫”当时的城市管理者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网开一面。1979年“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结束，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成为城市的头号社会问题。现实问题迫使决策者突破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广开就业门路。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主们促进了经济发展，繁荣了市场，增进了社会财富，“倒逼”决策层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出台“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两个“平等保护”，“倒逼”出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半壁天下。
　　改革开放30年，逼迫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不断变化和深化，方式不断更新和提高。比如，宏观调控倒逼产业结构调整“步步高”，要素制约倒逼增长方式加快转变，资源集约利用倒逼循环经济加速发展，微利时代到来倒逼加速自主创新，市场机制作用倒逼政府职能转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发展也产生了一种“逼迫机制”。当国有企业改不动时，则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强非公制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成为公有有制和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逼迫公有制和国有制必须加快改革步伐。
　　
　　“逼迫机制”为何能创出新天地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凤凰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获得重生，并在重生中达到升华，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与幸福。个人、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患难与困苦是磨练人格的最高学府，“逆境和磨难中”被激发出的力量是异常巨大的。
　　从个体及组织的成长规律来看，“逆境”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许多成就都是被“逼”出来的。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往往能焕发斗志，激发出潜能，实现超越，从而战胜危机；而当处在顺境中时，则往往贪图安逸，鲜有作为。司马迁罗列了大量的史实证明了这个道理：盖西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古代大思想家孟子曾经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还留下了千古名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逼迫机制”的存在也是取得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比如进入新世纪，我国一些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都在迅速增长。这些压力汇集在一起，实际上向社会上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这样，就自然产生了逼迫机制，逼迫企业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有庞大的外部市场可以依赖，而启动内需所面对的诸多旧有制度又很难突破，因此导致了重外轻内的增长格局。而危机到来后严峻的形势必将对内部制度改革形成“逼迫”，进而从根本上形成利于内需启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危机”中确实蕴含了中國经济的“转机”。
　　
　　“逼迫机制”的激发效应
　　
　　“逼迫机制”之所以能够达到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预期目的，主要是因为这样的机制能够产生激发效应，使人和组织释放出自己的潜能，改变当前的不利境地。比如，浙江经济在年年实现高增长的同时，也为GDP的增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源要素和环境约束的“逼迫”带来的越来越严酷的现实，促使浙江省开始运用“逼迫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使浙江省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尝到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带来的甜头。
　　金融危机形成的“逼迫机制”，为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利于内需启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我们可以利用危机带来的压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节能减排，促进科学发展。同时，借助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之际，我们可以加快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改革。
　　中国人历来信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即好事和坏事总是相伴相生。金融危机，是一个重塑自我，找到新生活的契机。善用“逼迫机制”的激发效应，体现了“变压力为动力”的辩证法，是一种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觉悟，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中文的“危机”分为两个字，一个意味着危险，另外一个意味着机会。我们不要把精力如此集中地放在所面临的危险和困难上，相反要集中在机会上——因为危机中总是存在着机会。2009年将无疑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但同时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就是一个更为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一个更为强大的国际地位。（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