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即包拯（公元999年———公元1062年7月3日），字希仁，生于安徽合肥东郊十五里公城乡（今大兴集乡），被民间尊称“包公”，是我国北宋中期比较进步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之一，因曾任天章阁特制、龙图阁直学士，故史称“包特制”、“包龙图”，逝世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主要作品有《包孝肃公奏议》，封爵“东海郡开国侯”。提起包公，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
　　包公平生整治吏治，注重生产，巩固国防，举贤任能，为民请命，颇有政绩，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他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勇斗贪官污吏，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终于成就了一个扬名千载的杰出人物———“包青天”，他是杰出的清官代表。
　　包公之名，成为清廉的象征。然而，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包公，只是被戏曲小说神化了的。除了忠君爱民，清正廉明、执法如山的特点与历史上的包公相同之外，诸多传奇故事，或者附会演义，或者纯属虚构，不足凭信。这些经久不衰的故事广泛流传，影响深远，使包公成了一个半神半人、仙凡合一的人物。其结果是“假作真来真亦假”，反而使人们对历史上真实的包公发生了疑问。
　　大伙对包公的部分了解，主要源自戏曲小说，而有关包公的戏曲小说，是从南宋逐渐出现的，到元代达到了高潮。诚然，这对包公名声的传播有很大的作用。但包公的威名却并不从戏曲小说起始，而是源远流长的，绝非后人虚设假造而成。若不是包公远远超过一般达官显贵的固有威望，仅仅靠几本戏曲小说的编演，千百年来是很难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和认可。正因为历史上的包公是大清官，包公戏在本质真实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清官典型，比较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所以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包公戏肯定了包公，宣扬了包公精神，如戏文中一些“立心正清，持操坚刚”“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申冤理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等等，都是符合包公的歷史时机，富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
　　不过，包公戏的副作用亦不可低估。有的戏情节离奇，荒诞不经，宣扬迷信，神化了包公，因而也损害了包公的形象。像称颂包公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比喻：“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戏曲硬是煞有介事地将包公写成了居然能“日断阳，夜断阴”，成了一位活神仙。无疑，神化包公的结果必然是否定了包公。
　　历史上的包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如何评价，近代史学界褒贬不一，好在其生平事迹俱在，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包公在人民群众中有口皆碑，长颂不衰，这是铁的事实。本人查阅了有关真实可靠的资料后，以史实为据，力求还原包公本来的面目。
　　兹我们从以下大伙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和领域入手，加以简要分析阐述。
　　包公的文才究竟怎么样？包公有“龙图阁大学士”之阶衔，民间相传为文曲星下凡（当时的镇西夏国大元帅狄青被认为是武曲星下凡）。其实，尽管包公不畏权贵，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政绩显赫，甚至断案如神，赢得了“包青天”的千古美名，但其文才并不突出，并未给后世留下多少值得称赞的秀文佳诗，最著名的一首算是题为《书端州郡斋壁》的五言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亦是他一生奉行的信条与精神写照！至于文才方面，包公比同时期的司马光、王安石等的大腕儿，可就差远了，文曲星的荣誉称号怎么也落不到他身上。
　　包公的官职有多高？现在，人们都习惯称包公为“包相爷”，其实他没当过宰相一级的官（相当于国家级正职），开封府尹，相当于如今首都北京市市长，按现在官职论是部级。有人称包公为“包龙图”，那是以为他曾任从三品的龙图阁直学士。其实，龙图阁只是宫中存放文献的众多馆阁之一，龙图阁直学士，是个无权的虚衔，最多等同于中央办公厅档案局局长，算个正厅级干部，而最后升任至枢密副使（相当于军委副主席，国家级副职）时便达到了人生仕途的顶峰，不久便卒于该任上。
　　包公就任开封府尹多长时间？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歌中有一句“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贬忠奸”，此外，许多小说和戏曲中的故事均发生在包公坐镇开封府期间，他在那里惩治贪官污吏，纠正冤案错案，为民作主，伸张正义……似乎包公的一生均在开封府执政活动。开封府，号称“天府”，俗称“东京开封府”，是北宋的首都。当时，全国共有四个京城和京府，其他三个是西京（洛阳）河南府、南京（商丘）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大名府。因为开封府的位置在皇宫和中央机构的最南边，所以又叫“南衙”。开封府是主管国都的衙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包公从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三月上任开封府尹，到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六月离任，在开封府共任职一年零三个月。“尹”是首都或陪都的最高行政长官。任期虽短，却是他一生中最负盛名的时期，在那里赢得了“包青天”“包龙图”“包特制”等几个响当当的美称。嘉佑三年六月，包公改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顺便提一句，包公的前任是曾公亮（公元999年———公元1078年），字明仲，号乐正，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进士及第，泉州晋江（福建泉州）人，而继包公之后担任开封府尹的是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
　　包公的面色是否墨黑如锅底？影视剧和戏台上的包公，面如黑炭，额头生一月牙。当然，一个人额头上生有那种很规范的一个肉性月牙怕是不可能的，不过，据可靠资料披露，在包公的面部接近眉梢处，确实有一块隐约如蚕豆大小的朱砂痣。那包公的肤色是否就黑如锅底呢？有关史料记载，真实的包公出生时既不是怪胎黑孩儿，长大后也不是“脸黑如锅底”，而是正常肤色，仍属黄色人种。古人与今人一样，即便有些微黑，也不至于墨黑。针对其，张华盛、傅腾霄所著的《包拯·附录》曰：“肖像满天下，论传叹失真。刚方不在貌，冠玉自惊人。”他离世后建立的包公祠里，其塑像都是“面目清秀，白脸长须”，历史遗存下来的画像，也莫不如此。据合肥《包公书院记》载：“今睹遗像，乃清秀古雅，殊无异于人”。由其可见，历史上真实的包公是个“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的标准美男子了。至于戏剧舞台上的包公黑脸，那是元、明以来脸谱化妆师的一项杰作，之所以这样刻画，只是表达了百姓对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清官的美好渴望，因为未曾净化加工的铁是黑的，影视戏曲中将包公面色饰为墨黑，就具有铁面无私之寓意。 　　包公是否有把能先斩后奏特权的“尚方宝剑”？“尚方”指的是秦汉时期管理和制造皇家刀剑兵器的官员“尚方令”。因为制造的武器只有皇帝才能用，所以从尚书令手里出去的武器，就是皇权的象征。“尚方宝剑”这个词出自汉代，这个时期出现了皇帝将御用尚方剑赐给臣下的事例，但这种行为无非是皇上的一种赏赐行为，并不赐予特殊权利。据史学家分析，至唐代，被皇帝授予“尚方剑”的官员都没有“专杀”（无须听皇帝的命令，可自由决断杀人）的权利。直到宋代，在军事上开始实现了尚方剑“如朕亲临，违法专杀”的权力，但此时的尚方宝剑专杀之权，大多用在军事领域，主要是解决大将在作战过程中“去朝廷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的问题，而在司法领域并不适用。何况在封建专制时代，皇权独大，绝对不允许出现什么“上斩昏君，下斩佞臣”的“尚方宝剑”。因此，历史上真实的包公是没有尚方宝剑的。戏剧影视中包公的那把“尚方宝剑”，只不过是民间对于他为社会除暴安良，为百姓沉冤昭雪而采取系列正义之举时，无任何势力牵绊阻拦的一种美好想象和寄托而已。
　　包公是否有御赐的三口铜铡？在影视或戏曲中，包公的三口铜铡令众多贪官污吏望而生畏，不寒而栗。这三口铜铡，据说是皇上所御赐，分别是龙头铡（专铡犯了死罪的皇亲国戚）、虎头铡（专铡犯了死罪的贪官污吏）、狗头铡（专铡犯了死罪的平民百姓）。令人拍手称快的是，随着包公一声令下，王朝马汉即可在公堂上开铡，就地将罪犯处决。其实，历朝历代中不会有当堂处决死刑犯的情况。生命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保障生命权是保障人权的基本内容。生命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所以历代统治者在重刑的前提下都倡导慎用死刑，做到慎杀，少杀，避免造成冤案、错案。死刑复核是每个朝代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宋朝更不例外。宋代的死刑案件由大理寺审判，审刑院，刑部进行复核，并由皇帝审核批准，方可执行。更可况，古代执行死刑的统一季节一般在秋季某日的午时三刻（现在的11时44分左右），到了唐代，死刑执行的时间定在十，十一月，十二月。唐代这一规定一直为后世采用，直至清末，故此有“秋后问斩”一说。包公作为执法官员，决不可能不执行国家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更无当堂处决犯人，先斩后奏的特权。此外，包公一生中既没铡过亲侄子，更没打过龙袍。
　　至于上述的三口铜铡，无论是在《宋史》关于包公的记载，还是在70年代初出土的包公去世后其学生张田为他写的墓志铭（《包孝肃公墓志铭》）以及其夫人、儿媳及孙子的墓志铭中均无记载。实际上，铡刀是在元代蒙古人入关时才出现的，且最初的用途就是铡草。后来元杂剧作品中的包公才开始与铡刀结缘。不过，明代的包公故事中没有铡刀出现，直到清末的《三俠五义》，铡刀才失而复得，且一下子变成了三大件。
　　包公的贴身侍卫是否是三侠五义？影视剧中的三侠五义，公孙策，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等一些包公身边的人物，皆出自清代道光年间民间艺人石玉昆所著的古典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中，均为虚构，正史中并无记载。这就好比保唐僧西天取经的三个徒弟一样，有绿叶的陪衬方显红花的美丽，实为增加包公的传奇色彩。谈到这里，有个重要人物不得不说，他就是具有“南侠”美称的展昭。展昭，字熊飞，据说常州武进人，北宋年间，是否真有过此人，已无详文正史可考，今人仅从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中得到一些碎片。展昭演变为今天家喻户晓的青天护卫形象，仍是在《三侠五义》中。展昭正式登场，是在明朝另一善本《包公案》及地方戏中，因此并非出自石玉昆的原创。明朝版本的展昭形象是传统的古代侠士，声名显赫，行踪神秘，并且从头至尾只与包公擦肩而过，并未入仕成为朝廷官员。
　　此外，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戏曲影视属艺术的范畴，为吸引观众，肯定得进行艺术化的处理。诸如“狸猫换太子”，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确有“仁宗认母”一事，亦有刘德妃（后来的刘太后），李宸妃，但此事发生在仁宗亲政之前，也就是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以前，和包公没任何关系，因为那会儿的他还是一个布衣百姓；再说“铡美案”。据考证，现实中的陈世美是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陈年谷的人，也叫陈熟美，其第二个妻子叫秦馨莲（秦香莲的原型），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六里坪秦家楼人氏，夫妻相敬如宾，白头到老，因多种原因，只是有人将此二人丑化了而已，根本没有戏曲中所编的那些情节。
　　不过，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状元中，并没有个叫陈世美的，而有据可查的唯一一个“驸马状元”是唐朝的郑颢，乃唐宣宗之女万寿公主之夫。包公戏中部分人物均能在历史上找到原型，大多故事情节也符合历史事实，但远远不如影视戏剧中那样精彩离奇了。
　　包公于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升任枢密副使，于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64岁时，因突发疾病殁于开封邸舍，卒于任上，次年葬于合肥公城乡公城里（今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
　　当然，包公作为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其有关的诸多真实情况，尚待史学家及有关专家们进一步的挖掘考证，本人以上所简述的部分，权当是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而已。总之，包公已成为中国历史上典型清官的杰出代表，流传千古而不衰，固然有其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然而，包公形象与包公精神，已成为了一种传统深厚的文化基因、道德标尺与价值内涵，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根脉中，在历史的天空中，宛如一盏高悬而光芒四射的明灯！